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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人的谎言 [平装] | |||
迷人的谎言 [平装] |
《迷人的谎言》作者在每部电影中寻找乡愁,在故事发生的每个地方寻找故乡,因为人就是她的家园。这朝向故土的一趟趟的返回,也更像是一次次历险,有着新的发现、新的地平线,有关自由、理想、美与善、人性的尊严和伤痛。
小电影,大情怀。以小见大。以影观人。著名公共知识分子讲电影。所有文章都超越了技术层面的评析,论述的主题更加具有普遍性。
作者在每部电影中寻找乡愁,在故事发生的每个地方寻找故乡,因为人就是她的家园。这朝向故土的一趟趟的返回,也更像是一次次历险,有着新的发现、新的地平线,有关自由、理想、美与善、人性的尊严和伤痛。
——张铁志
崔卫平,江苏盐城人,人文学者、评论和随笔写作者。写作领域有:电影批评和文学批评、社会批评与政治批评,并从事当代东欧思想的译介。出版的著作有:《带伤的黎明》(1998)、《积极生活》(2003)、《正义之前》(2005)、《我们时代的叙事》(2008)、《思想与乡愁》(2010)等。
普通观众
倾听黑暗中的未来
理想主义者的毁灭
美与残酷互相转折
构成我们世界的其他原料
比波兰斯基白一点
伦理上的想象力
霍乱年代的艺术家
琐碎之恶
非人之恶与人性之恶
被剥夺者是危险的
被羞辱者是危险的
前希特勒时期社会心理
迷人的谎言
花儿都到哪里去了
我的葬礼哦
进山别让穿棉衣
朝向现实的纹理与纹路
十诫的革命
如何面对丛林社会
能接受,能受挫
新感情,新感性
异端的影像
镜头对准那些隐藏起来的
“你将以眉尖滴下的汗水换取温饱”
信心是最重要的
向陈凯歌推荐《国王的演讲》
阿普三部曲
主流电影不是主旋律电影
普通观众
我们家看电影有许多规矩。选好一部片子之后,中途不能反悔,不能撤掉这部电影重新换上另一部片子;聊天、吃瓜子、打电话,这些事情都不允许;上厕所要提前安排好。一切都像在电影院里发生的那样。理由是:电影是一个个镜头组合起来的,如果漏看了某些部分,就像一只链条中间掉了几小节,它无法正常运转。
这是我家先生定下的规矩。他是一位摄影师,最近在读康德。一度我的朋友晚上不给我打电话,打了电话我也不接,因为我在看片子呢;如今有了微博,在晚上我也很少上微博,在微博上沸反盈天的时刻,我在看片子呢。
为什么中途不能换片子?我尝试过反抗,然而换来的不是好看的新片子,而是有人沉下来的脸。比较起来,得不偿失。这就给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事先选好自己要看的片子,更加小心翼翼,更加考虑周详。至少,在选择看哪部片子方面,我还有些主动权。当然我仍然拥有一些消极的权利,那就是中途睡觉。偶尔,我会以睡了一觉又一觉,来反抗自己选错的那部片子。
选择看电影的情形,与选择听音乐很像。你需要找到与自己的心情相匹配的对象,找到与心情比较协调的颜色,好像那不是别人的故事,而是你自己的讲述。你需要在别人的片子中释放自己的能量、情感、理解力和想象力。不只是释放,而且能够打开你已有的视野,拓展眼光的界限和体验的界限。
什么样的东西更容易吸引我呢?简单地说,就是复杂的东西。更简单地说,就是晦涩的东西。再简单地说,就是看不懂的东西。女儿对我看片子有一个评价:她喜欢的东西,别人看不懂;别人喜欢的东西,她看不懂。她指的是《大话西游》,我真的看不懂,对其中的暗语一无所知。
女儿说的也是实情。为什么喜欢复杂电影以及复杂事物?原因在于感觉自己太渺小了。这个世界很宏伟很奇妙,它一定是根据某些复杂的原理制造出来的,而不是简单的原理。因此我们的头脑也要变得相应复杂一些。这就是我尤其喜欢《记忆碎片》及《盗梦空间》的原因。这两部电影涉及人的深沉意愿及愧疚,这些被称为“主观”的东西,其实有力地参与创造了眼前的世界,构成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为了写作那篇《构成我们世界的其他原料》,我分别观看这两部片子七次以上。写完交稿之后,觉得生命中有一部分美好的东西离开了。
那是一种不停地去发现的喜悦。发现和积累起新的人性知识。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已经够多,但是关于人本身的知识仍然十分贫乏。获取这门知识有一个难度在于,人性是流动和不确定的,人的心意是难以把握的,不同于在实验室里的研究对象。在很大程度上,讲故事是对于变化莫测的人性的猜测,是试图找出其中的某种逻辑解释。在故事的结构与人性的结构之间,有着一种想象性的平行关系。
因此我又如此喜欢《暗夜骑士》和《老无所依》。与传统的西部片不同,《老无所依》中的恶人希格仿佛从原野上涌出,代表着这片原野最为深沉和盲目的黑暗意志,任何人奈何他不得。而《暗夜骑士》中的小丑,则离人性不远。他做出一副洞悉人性的样子,选择人性中的较低部分下手,搜集人性中的弱项,让他们低头。这在某种程度上与今天的以消费为核心的社会很吻合。人人手头都有一件不得不去做的事情,同时又认为这件事情,拖住了对于自己的评价。
知识就是去蔽。一个故事同样拥有一个知识的形式。它通过一系列的铺垫、中介和转折,释放出对于事物新的理解、新的角度。在那些熟视无睹的地方,发掘出新的真相和真理。2010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丹麦电影《更好的世界》,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事件,然而却同样令人感到震撼。它涉及一种恶,看起来是无心的,具有一种临时性和即兴的特点,以一种琐琐碎碎的方式,遍布和侵蚀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我将它称为“琐碎之恶”,其破坏性效果却是惊人的。
日本电影《告白》,同样也是面对这种无心的暴行,却没有往深处去挖,只是停留于事件本身,像一个新闻报道。对比之下,你就会发现,对于事情的一种理解,也许比事情本身更加重要。因为理解,是让人从一个房间走进另一个房间,是提供亮起来的空间和走廊,是对于现实本身的超越。在这个意义上,好的虚构故事,我指的是提供洞察力的那种,甚至比真实本身还要重要,让人从中学到更多的东西。
这本书里除了个别文章,都是将两部或是三部乃至更多的影片放在一起谈。没有比处理差异和谈论差异,更让人兴奋,以及更能够使某个话题得以丰满地展开。导演达伦?阿罗诺夫斯基在谈起《黑天鹅》的创作动机时,同时提到了拍摄于1951年的《彗星美人》,还提到了波兰裔导演波兰斯基的《冷血惊魂》(1965)和《怪房客》(1976)。将这些老电影同时找来对比参照,是一种莫大的享受。《怪房客》不只是一部惊悚片,其中还注入了波兰斯基对于人性的悲凉体验。
其中大部分文章写在2011年。我给自己定出的大致格式是—三部电影加一本书,让这些作品不是单个地出现在读者面前,而是一小丛一小撮地冒出,信息量尽可能要大。喜欢看电影的人也是喜欢读书的人,同时将有关书籍带到他们面前,进一步激发人们对于阅读的兴趣,也是有必要的。
然而因为种种原因,这个任务并没有在每篇文章中实现。书在其中往往只有一个模糊的影子,有心人才能够发现。较好地实现这个目标的是《前希特勒时期社会心理》,以同样的力度推荐了《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德国电影心理史》。而在谈论肯?洛奇的两部影片时(《理想主义的毁灭》一文中),也狠狠地推荐了我热爱的作家奥威尔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这是他后来思想转变,写作《1984》与《动物庄园》的前提。当我发现肯?洛奇的《土地与自由》与奥威尔这书在细节上有许多呼应时,欣喜不已。
为每篇文章所观看的电影,何止区区三部,有时候是七八部,甚至更多。由肯?洛奇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影片,激发出对于转型时期西班牙影片的兴趣。为此一口气看了十几部西班牙电影,那篇《倾听黑暗中的未来》中提到了五部,还故意放下了阿莫多瓦没有涉及。
假如你连续两周或者更长时间地观看一种外语比如西班牙语的影片,你会产生一种错觉,仿佛自己也知晓这种语言,直接听得懂影片中人们说话,那是因为如此熟悉这些人的思想感情,他们的神态和走路的姿势,即不通过言语也能够传达的那些。然而实际上你对那种语言仍旧一窍不通,它们只是一些在黑暗中嗡嗡作响的声音,像蜜蜂一样将你带到某些东西面前。这种感受非常奇特:一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语言,对你来说是陌生的,但是又非常亲切。
这使得我有一段时期将不同语言的影片,当做了选片看片的主要标准。现在算算,这本书里涉及的语言有:西班牙语、韩语、德语、匈牙利语、丹麦语、日语、俄语、瑞典语、泰语、波兰语、法语、孟加拉语。除了英语,有12个小语种。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街道和公路、不同的服饰和手势、不同的历史和生活,其中包含了不同的智慧、不同的想象力,真是一些美妙的旅行。与拿着旅游图的实地旅行不一样,你是直接与人的内心打交道,与他们作深入交谈,在发现世界的同时,也进一步发现了自己。
今年十月,当我从报纸上第一次读到泰国大水的消息时,顿时心头一紧,觉得这件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后来想想,是因为看过泰国年轻导演阿比察邦的影片,熟悉他镜头里的那些人,觉得自己与这些朴素的人产生了某种特殊的联系,好像他们正是我的亲戚,眼下正是我的亲戚在那边遭了难。观看印度导演萨蒂亚吉特?雷伊的影片时,也发现印度知识分子在现代化的问题上,与中国知识分子有过十分接近的心路历程。从这位生于1921年的导演身上,我发现了某些与我们父辈相同的可贵追求。
如此,我的“乡愁”就变得非常“可疑”。我发现凡是在影像中“停留”过的地方,在两周或者三周之内持续与影像人物打过交道的地方,都变得与我本人有关。倾听那些普通人的交谈,知晓他们内心的痛苦和纠结,洞悉他们生活的秘密,尤其是他们处理问题的智慧,也与他们一道感受心灵的幸福和阳光,于是就与这些人有了一种亲密的联系,觉得那里也成了自己的某个出生地,成了自己所来的道路,成了自己历史的一部分。那里的人们和山水同样哺育了我,在某个特殊时期给了我空间和力量。
我将自己的上一本文集命名为《思想与乡愁》,其实里面有关乡愁的内容并不多。本来想通过这本书处理这个问题,结果发现,原来我的乡愁不止一个,而是有那么多,我把自己的依恋和向往留给了那么多的地方。现在我可以说,有关“乡愁”这个话题,我的特殊情况是,四海之内,处处都是我的乡愁。如果某条河流、某个山峦现在不是,那么她们将来也可能是。为了处理自己的这种困惑,我想写一篇关于希腊导演安哲罗普洛斯的“边境三部曲”,只是,当我发现那部重要的《尤利西斯的凝视》原来是用英语拍摄的,失望地放弃了这个计划。
人就是我的故乡。从人出发,就是从我的故乡出发。为了让故乡成为故乡,让乡愁成为乡愁,我不得不连续赶路,披星戴月,从一个陌生的地方、陌生的语言走向另一个他乡异国。
我喜欢的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将自己的文集命名为《普通读者》。她与她的祖先—英国18世纪著名学者塞缪尔?约翰逊,都认为“普通读者”比那些专家学者更值得肯定,因为他们读书没有功利目的,只是受本能驱使,为了让自己高兴,并不是为了传授知识或是开导别人。那么,我的这本电影随笔,也是作为一个普通观众的阅片经验,首先是为了自己看电影,令自己愉悦。假如电影不是拍给其他也拍电影的人看的,那么普通观众在电影这个行业中,也有一席之地。
2012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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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没有看到任何一场战争场面像肯?洛克的影片中这样散漫和非专业:这支民兵游击队第一次出击,想要夺取一个法西斯占领的村庄。参战的人们仿佛有些犹豫,有些迟疑不决,发射出去的子弹稀稀拉拉,好像总也瞄不准,让敌人在眼前晃来晃去。然而其中却透着一种心理上的张力。这让我马上想起奥威尔的单篇文章《西班牙内战的回顾》,讲他自己如何不愿意朝提着裤子的法西斯分子开枪,对方看上去只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孩子。影片中的游击队员差不多也是这种心理。(见奥威尔《政治与文学》,译林出版社2011年5月。)
参战对于双方都是一个悲剧。库根向战友大卫要子弹,大卫正在犹豫的当儿,敌人将库根射倒。库根与女朋友布兰卡一起上战场,布兰卡最初见到他时,库根正四处弹奏五弦琴。战斗结束时,民兵们将躲在教堂里的牧师抓住,揭露出正是牧师在高处用机枪扫射。这之前牧师还告发了五位无政府主义者,这些年轻人被右翼分子处死。牧师遭到同样下场,人们将教堂里的画像、器物、窗框投入大火之中付之一炬。
那种情况已经不能用通常的理性和常识来解释,空气像被点燃了一般。每个人都需要站队,一边选择立场,一边将对方当做妖魔鬼怪。奥威尔说,在那种情况下你没有选择。人们因为思想观念不同,甚至是因为打交道的人不同,而不由自主地卷进不同的派别和不同的战场。柔弱的西班牙抒情诗人洛尔迦,仅仅因为有一些左倾朋友,就在自己的家乡遭到右翼长枪党人的杀害。与左翼一样,“长枪党”同样诉诸底层,他们的口号为“祖国、西班牙、信仰”,其典型的服饰是蓝衬衫,表明自己是底层劳动者。
大卫和他的朋友们占领这个小村庄之后,就是否将地主的土地分掉的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村民中多数人发言主张立即分掉,因为地主们都支持佛朗哥。有人希望在没收地主的房子、土地和财产之后,立即走集体化的道路。也有人认为可以分土地,但是分完之后由个人耕种,既有利于耕作,也有利于支持战争。双方争执不下,有人请教外来的国际游击队员。
这场争论非常重要,是日后风云变幻的起点,争论的焦点埋下了同一阵线内部政治倾轧的根源。脖子上缠着红丝巾的国际人士的发言,代表了正在上升并很快变得更为主流的观点:“战争第一,革命第二。”即眼下首要的任务是赢得战争,战争胜利才是一切,因此,马上革地主的命,不利于赢得国际支持,那样做没有人愿意将武器卖给西班牙。但是村民们反驳道:“你是首先考虑满足外国资本家、银行家的利益吗?这里有两百万没有土地的农民,除了痛苦的生活他们绝对毫无希望。思想应当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村民的观点,其实正是“PUOM”这个党派以及无政府主义党派的观点。
在奥威尔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对这种分歧有着更为详尽的描绘。单从观点上来说,奥威尔是同意共产党人的,这个估计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因而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对于许多来西班牙参战的西方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原先得到的信息为——这是一场民主与专制的斗争,他们前来是为了保卫民主而非支持革命。
苏联介入之后,原本表现平平的西班牙共产党,在政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影片中,共产党的政府军想要收编这支来自五湖四海的抵抗部队,让他们穿上统一的制服,接受统一领导,像那支国际纵队一样。经过大家讨论表决,这个提案被否决了。
与奥威尔略微不同,电影中的大卫携带的是英国共产党的介绍信,他是其中的一名党员。在外出疗伤时,他一度穿上国际纵队的制服,卷进一场针对无政府主义者(原本同一阵营)的巷战。一位提着菜篮子的西班牙老妈妈向对立的两边大喊:“这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奥威尔的书中也提到巷战时站在街道上提菜篮子的妇女。)在酒吧里,大卫目睹国际纵队成员对前线民兵的嘲笑,运用那种无聊的人身攻击,他再也按捺不住了,冲上去与对方厮打起来。他最终回到了原先的游击队。
他与战友们重新回到反法西斯的战壕。在新的战斗中,却发现原先说好的援军并没有到来,队伍陷入险境之中,许多人受伤,身边的战友倒下,人们开始咒骂这是一个阴谋。在他们付出重大牺牲之后从阵地撤回,才看到政府军的卡车装上荷枪实弹的士兵疾驶奔来——不是来援助的,而是来解散这支队伍的。点到名的人被逮捕,没有点到名的人被遣送回家。在这之前首先需要交出武器。人们愤怒、争吵,但是这无济于事。戴上十字救护标志的布兰卡被来自政府军的子弹射中。人们用《马赛曲》为她送行,上一次战友的葬礼中他们唱的是《国际歌》。
影片结尾,是为这位反法西斯老战士举行葬礼,他的孙女读了几行诗,它们也是爷爷始终珍藏的:“加入战斗吧/在那里男子汉不会失败/即使他死去/他的行为令他永生。”作者为英国诗人威廉?莫里斯(1834—1896),为英国社会主义运动早期发起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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