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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小品文鉴赏辞典(新文学运动的巨大浪潮) [精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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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小品文鉴赏辞典(新文学运动的巨大浪潮) [精装] | |
![古代小品文鉴赏辞典(新文学运动的巨大浪潮) [精装]](http://img.reader8.com/uploadfile/2012/0921/20120921043551833.jpg)
《古代小品文鉴赏辞典》是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
出版说明
凡例
序言
篇目表
正文
附录
作家小传
篇目笔画索引
“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们掀起了新文学运动的巨大浪潮。其中散文一体，虽说与小说、戏剧、诗歌并驾齐驱，实际上却有着格外突出的地位。几年以前，我在一篇题为《为散文呼吁》的小文中曾提出如下的看法：
当我们对现代文学史（或称为新文学史，即从1919年“五四”时期至1949年建国以前这30年的文学发展史）进行研讨时，就会发现一个看来特殊而实际却非常自然的现象，那就是：我们的现代散文的发展历程同现代诗歌、现代小说和现代戏剧并不完全一样。我们说，新文学运动的形成，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下，是从借助于外因，靠横向引进的方式开始的；经过一段时间，才逐渐成为具有我们自己民族特色的文学体系。这是由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的制约下，我们这个闭关锁国的中华民族意外地遭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经过一场突变，才逐渐转化为主动地接受新思潮的洗礼，更进而对我们固有的民族文化遗产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和继承。而现代文学的出现，正是在那一场突变中的产物。如诗歌，是由古近体格律诗一下子变成自由体新诗的；如戏剧，是由以歌唱为主，以念、做、舞、打等表演技巧为辅的综合性的传统戏曲一下子变成只说不唱的话剧的；如小说，是由以讲唱文艺为基础的长篇章回体和短篇话本体（另外还有一部分更古老的笔记、传奇体）一下子变成以西方风貌为主体的新型小说的。唯独散文，虽说也受到外因的推动或者说受横向引进的影响，但由于它植根于悠久而优秀的历史传统的基础之上，其作品的外在形貌和内在的精神实质，毕竟同其他三种文学体裁有较大的差异。而差异最明显的现象就是：我们的现代散文虽然同属于新文学运动的产物，是新型的作品，但它一上来就比较成熟，在它刚一崭露头角时便已是一位成年人，而不像其他三种体裁的作品，都有一个婴儿学语的幼稚的摹拟阶段。所以鲁迅说，在新文学领域中，散文的成就最高。事实也确是如此。“五四”以来的新型散文在最初阶段显然是超过了当时的诗歌、小说和戏剧的。
所谓“悠久而优秀的历史传统”，即我国古典散文的传统，其中小品文是占很大比重的。特别是“五四”时期，散文中属于讽刺小品（即通常称作“杂文”的）和抒情小品的，又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这当然同新文学坛坫上的作家及其作品有密切关联。当时资格最老、执文坛牛耳的权威人物，应推鲁迅和周作人。鲁迅最初以写小说震撼文坛，但他成就最高的作品还是辛辣而犀利的杂文小品。周作人除在“五四”初期写过少量新诗外，主要是写各种内容的小品文，从而成为新文学作家中唯一以散文小品知名于海内外的人。大革命失败后，新文学阵营向左右两端分化。进入30年代，以周作人、林语堂为代表的一派作家乃大力提倡晚明小品，一时竟蔚然成风。连创造社的元老之一的郁达夫，太阳社的阿英，也都起而响应。此外还有施蛰存、刘大杰等，各有晚明小品的选本问世。当时周作人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把古代文学史上的作家分成载道、言志两派，而小品文的创作，他认为主要是言志派作家的产物。因此，周氏在推崇晚明小品的同时，对所谓载道派的作家（主要是唐宋八大家）及其作品基本上是持否定或批判态度的。最能体现周作人的这一观点的是沈启无所编选的两部散文小品，即《近代散文抄》和1937年以后北大的《大学国文》教材。这两部散文选集完全能反映出当时治古典小品文的人们所研究的主要领域和对象。在这里面，除了柳宗元和苏轼成为例外，唐宋八大家中其余的人及其追随者们几乎是见不到名字的。
二
我在上中学时就对周作人的散文小品很喜欢，因此对他的美学观点以及当时提倡小品文的风气和倾向也比较乐于接受。及年事稍长，对当时周门弟子俞平伯、冯文炳两位先生的文章就更加喜爱。到40年代，终于忝列俞、冯两位先生门墙，对小品文不仅产生兴趣，而且还花费了一定的时间去分析研究古典小品文的发展演变过程。这一段治学经历我曾对章川岛先生谈过，直至十年浩劫发生以前，每与川岛先生晤面，几乎总是以小品文为谈话中心的。
但我个人的研究结果却远远不同于周作人的观点。首先，我以为唐宋两次古文运动对我国古典散文的发展是有积极影响的，唐宋八大家的功绩不容轻易否定。这里又存在一个问题，如果说我国古典散文由唐宋两次古文运动的推进而取得决定性的优势，那为什么元明清三朝的正宗古文作者竟再没有超过唐宋八大家的呢？我们根据什么来说古典散文取得决定性的优势呢？答案是：古典散文的发展优势体现在自宋代开始以迄明清的小品文方面。这是从宋代古文运动的“祖师爷”欧阳修开始的。在欧阳修以前，尺牍、题跋、随笔、札记这类文章，是不为正统的文学家所注意的，也很少有人把这些文章看成文学作品。而欧阳修则不然，在他的全集中，“书”和“短简”是分别开来的，而《集古录跋尾》和《归田录》，前者不仅是金石考证，后者也不只是稗官笔记，而都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即其中有不少优美而隽永的小品文章。到苏轼、黄庭坚，这方面就更为突出。苏的《志林》、《仇池笔记》，黄的《宜州家乘》以及他们的尺牍、题跋，都足以厕于文学作品之林。到了南宋，范成大的《吴船录》，陆游的《入蜀记》，既是日记，又是游记，当然也都是优美而隽永的小品文。这一传统直接影响到明、清两代。公安三袁，竟陵的钟、谭，明清之际的王思任、张岱、刘侗、于奕正，直至清初的金圣叹、张潮、陆次云，清中叶的袁枚、郑燮，都足以说明我国古典散文正在长足发展。作为古文家，明代的归有光，清代的姚鼐，其尺牍也是单独归为一类，与其文集中其他文体平起平坐的。特别是尺牍和日记，如明代王穉登的《谋野集》，叶绍袁的《甲行日注》，萧士玮的《春浮园日记》等，都单独成为专集。而周亮工的《尺牍新钞》和张潮的《友声》，更以搜求朋友的书信为专著，并刻印成书。古典小品文这种由附庸地位上升为独立大国的现象，才是在唐宋两次古文运动影响下直接结成的丰硕果实。
其次，30年代之所以有不少人提倡晚明小品，不能仅仅视为政治上或文学上的右倾，看成创作和研究工作中的逃避现实。事实上，由于“五四”新文化包括新文学运动的浪潮的推动，即使在民族文化艺术遗产的研究领域中，也在逐步开拓、扩展和深入的。过去讲文学史，小说、戏曲是没有席位的；“五四”以后，小说、戏曲同诗文平起平坐了；诗歌领域中，则自词曲而民歌，也比辛亥革命以前扩展了不少。然则对于古典散文，从群经诸子而史传文学，而唐宋古文，而晚明小品，不也正是在开拓疆域，扩展视野和深入探索么？何况这些小品文中精华甚多，佳作如林，我们怎么能为了泼洗澡水而连孩子也一起泼掉呢！
基于上述看法，我自始至今有两个观点与当时一般治晚明小品文的专家学者们不同，也可以说，同周作人的基本观点存在着分歧。其一：晚明小品是流不是源。研究古典小品文，当然可以从晚明入手，因为那标帜着小品文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达到了一个高峰。但这个高峰不是平地拔起，更不是天外飞来，而是在前代小品文的基础上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因此要研究我国古典小品文的发展轨迹，必须从晚明向上考溯。关于这一点，周氏到晚年已有所修正，他连《论语》中的一些短而精的语录认为也有小品文的意味了。实际上就在三四十年代，刘大杰、沈启无等人似乎也都对此有所觉察，只是没有旗帜鲜明地提出来。抗战胜利后，我读到朱光潜先生的《谈文学》（开明书店印行），他在一篇论文中郑重提出，自先秦两汉时代即已存在着比较典型的、既有美学价值也有认识价值的“正宗”小品文（手头无书，但申大意）。我对这一看法深表同意。其二，我一直坚持，即使是唐宋八大家及其追随者，也并非整天板起面孔说教，他们的文集中同样存在着够典型、算得上“正宗”的小品文。诚然，八大家中如曾巩、王安石，其传世的文章属于“正宗”小品文的确实不多；而苏轼原是晚明小品作家的不祧之祖，那是谁也不会否认的。而唐之韩、柳，宋之欧阳修，如果从他们的全集中认真爬梳拣择，完全可以给他们每个人出一本小品选集。
三
要分析鉴赏古典小品文，必须先把什么是小品文弄清楚。苏轼说他自己写文章“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得不止”，即写文章一定要从肺腑中自然流露，一如天真无邪的赤子，而不宜矫揉造作，更不能无中生有。到明代，李贽更提倡“童心”，袁宏道则提出“韵”、“趣”两个标准。“韵”，古人或指神韵，或指韵味，而照我的体会，即文章要有作家自己突出的个性与风格；“趣”则指幽默感和可读性。及清人袁枚论诗，上承“三袁”而拈出“性灵”之说，这“性灵”二字，实际也正是历代上乘小品文所必须具备的“核心”。当年俞平伯先生在北大讲古典诗词，认为一种作品是“作”出来的，另一种则是“写”出来的。用来考察小品文，则这种文章基本上应属于“写”出来的。不过我的看法是，有些好文章同样也需要精心刻意去“作”，才能产生出来。至于信手拈来的文章，也不见得篇篇都好，其中正不乏率意之作或油腔滑调的下乘作品。这并不能一概而论。因此，我对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骈体文，并不排斥在小品范畴之外。这部《古代小品文鉴赏辞典》也选录了若干骈体文，我以为是有道理的。
我们一提到小品文，首先想到的是抒情小品。既然写小品文要发自“童心”，要有韵有趣，要体现作家的“性灵”，当然它主要的作用是抒情。不过小品文并不排斥记景、叙事，甚至发议论、讲道理的内容，只要在所记、所叙、所论、所讲的内容里面蕴藏着、流露着、甚至洋溢着一个作家自己的真实感情，不论是悠悠不尽之情还是热烈奔放之情，是激昂慷慨之情还是抑郁苦闷之情，都应当说是符合小品文的标准和要求的。它们都具有小品文所应和所能体现的美学特征。这里附带提一句，在30年代以后的若干年中，有的人不但不承认杂文是小品，甚至连文学作品也不是（到50年代也还有人这样主张）。而我个人则始终认为杂文应当是小品文中的一个重要品种。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自全国解放以来已逐渐趋向一致，眼下已很少有人把杂文拒于小品范畴之外了。
然而我们不能忽略的是，既称为小品文，它必须短小精练、言简意赅。相对地说，篇幅不宜太长。乐毅《报燕惠王书》和司马迁《报任安书》，不能不说是肺腑之言和性灵之作。但由于它们的篇幅长，就不能算作小品文。有的文章虽短，而且具有真知灼见，如柳宗元的《读论语》。可是作者在篇中毕竟过多地诉诸理性而不是感情的自然流露，当然也不能居于小品之列。以过去的选本而论，施蛰存先生的《晚明二十家小品》对入选文章的篇幅控制较严，太长的便不选了；而阿英先生的《晚明小品文库》所选的文章，有的便嫌过长。当然，文学作品毕竟不是数学分式，很难给它们划范围、立规矩、定框框；如果规定得过于死板严格，则反而不科学了。
四
最后还想简单地谈一下古典小品文的真伪问题。从鉴赏角度看，只要文章写得好，其真与伪并非主要的。《文选》中选了一篇李陵《答苏武书》，苏轼早就指出是“齐梁间小儿”所拟作，但这篇《答苏武书》并不失为好文章。古代小品文中也存在着与此类似的问题。清初的一个古文选本《古文小品咀华》中，就有王嫱《报元帝书》、汉光武帝《与严子陵书》等短札。王嫱的信显为伪托；就是刘秀的这篇短札，尽管文章写得很好，却既不见于正史，又不见于类书，严可均《全汉文》也未收入，显然亦为赝鼎。更为普遍流传的是所谓刘禹锡的《陋室铭》，在《刘梦得文集》、《外集》中均未收，亦不见于唐人著录，是否刘禹锡的作品很值得怀疑。不过作为小品文，又不能不入选。本书所收的每篇文章都要求注明出处，这是很科学的。倘所选文字有来历不明者，其伪托的可能性就比较大。读者自不妨欣赏其文笔，涵泳其文义，但在引用时就须谨慎从事，以免以伪乱真。
版权页：
作者首先从感叹时光如流入手，叙说自己与曹操的年齿，然后顺势很快进入正题，说到自己的朋友盛孝章的危急处境，饱含着希望曹操援救之意。这样写来，情辞恳切，亲切自然，便于雄才大略的曹操能够接受。为了进一步打动曹操，作者又从两个层次着笔。一个层次是，称引《春秋传》中齐桓公未能成功援救邢国，而引以为耻的历史故事，作为历史的借鉴；点出孔子《论语》中论说朋友交道的言论（孔融是孔子的二十世孙，故言“吾祖”），作为理论的支撑；还举出本朝桓帝时的侍御史朱穆有感世风浇薄，写了《崇厚论》、《绝交论》来矫正和批评社会，作为现实的例子。这些集中到一点，就是希望曹操弘扬交友之道。至此，道理和事实已经讲清，作者也就直接提出：“公诚能驰一介之使，加咫尺之书，则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说得诚诚恳恳而又坚定不移，一片恳切之心溢于言表。再一个层次是，举出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典故，即战国时燕昭王重用贤者郭隗，因此接连不断地引来了魏国的乐毅、赵国的剧辛、齐国的邹衍这些很有本事的人，燕国人才济济，很快就帮助昭王振兴了燕国（事见《战国策·燕策一》）。这是希望曹操像燕昭王那样多为国家罗致人才，而要罗致人才，请先救盛孝章，以此作为人才奔赴的榜样。这是从正面说。接着作者还从反面说：“向使郭隗倒悬（处境危急）而王不解，临溺而王不拯，则士亦将高翔远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以此来激励曹操。这样反复申说，把救人的道理讲得很深透，促使曹操立即采取了行动，来援救盛孝章。
据记载，孔融是一个恃才傲物、刚毅坦诚的人，但是这封书信却写得如此委婉，处处小心。何以如此呢？因为孔融深知曹操具有雄才大略，很难接受别人的意见，而且当时又大权在握，威重不可以随便说话。于是，为了救人，作者也就不能不谨慎从事，揣摩曹操的心理，在行文上多加斟酌。比如文章一开始说到年龄，“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为始满，融又过二。”孔融本来比曹操大两岁，按理应是兄长，而这样说，就显得谦逊有礼。孔融知道曹操在当时采取的用人政策是“唯才是举”，他写的《短歌行》中也说：“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现了对于人才的渴求。所以接下来在书信的主要部分，作者也就针对曹操的心理，从弘扬友道、罗致人才两个大的方面来立论，处处说到曹操的心坎上。甚至最后还说：“凡所称引，自公所知，而复有云者，欲公崇笃斯义也。”表明自己的引经据典不是在于炫耀和卖弄知识，而是在于援救朋友，推荐人才。从整个书信来看，态度磊磊落落，不卑不亢，掌握得很有分寸，表现了他的个性。孔融是“建安七子”之一，不过他和其他人不一样，和曹操作对的时候居多，经常嘲讽曹操的专权之举，后来终于触怒曹操而被杀，这是历史的悲剧，也是他本人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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