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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佛教思想论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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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佛教思想论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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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页码：458 页
·出版日期：1998年05月
·ISBN：7010026491
·条形码：9787010026497
·版本：3
·装帧：平装
·开本：32
·正文语种：中文
·丛书名：哲学史家文库
内容简介 书摘中的：“*”代表结构的“礻几”
媒体推荐 代序
佛教与中国思想文化——《中国佛教史》第一卷序（代序）
佛教的创始人是悉达多(Siddhartha)，族姓为乔达摩(Gautama)，中国古译为瞿昙，相传为净饭王太子，生于迦毗罗卫(Kapilavastu)，该地现在尼泊尔王国境内。他一生传教活动在印度北部，中部恒河流域一带。释迦牟尼(sakyamuni)是佛教徒对他的尊号。关于他的生卒年，根据文献史料的推断，约生于公元前565年，死于公元前480—490之间，略早于中国孔子(孔子的生卒年为公元前551—479年)。
佛教在印度开始传播时期，正是印度奴隶社会比较发达的时期。印度封建化的过程历时较长，大约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后6世纪，印度的封建经济才逐渐巩固下来。进入封建社会后，印度奴隶制残余曾延续了很长时期。早期佛教是为当时的印度奴隶主阶级服务的，后朝的佛教大乘则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
佛教开始传播于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一带，以后南到斯里兰卡、印度支那半岛，北到中亚细亚，随着中国与中亚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开始生根、发展，形成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经历了近二千年的漫长的岁月，它在中国封建社会各阶层中曾起过广泛影响。自从它传入中国那一天起，一直是适应当时封建地主阶级的需要来宣传解释其宗教学说的。不少中外学者认为中国的佛教背离了印度佛教原旨，使印度佛教走了样。这种看法不是没有一定的道理，但这种看法是不太妥当的。
思想意识是一定社会的产物，各种社会有它的成长和衰落的过程。印度佛教也有它生长和衰落的过程，总在不停顿地发展、变化着。印度的佛教，不但在一两千年间有很大的变化，即使拿释氏一生的宗教活动来说，据后人的研究，他早期传教和后期传教，其侧重点也不同。究
竟什么是佛教的原样?释氏逝后约百年左右时间，佛教徒中间对教义教规的理解已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形成上座部、大众部两大部派，随后，这两部派又不断发生分化，形成了十八部(或二十部)。接着又出现丁佛教大乘教派。大乘教派中先有龙树、提婆倡导的中观学派，后来又有无著、世亲倡导的唯识学派。大乘自称得到释氏的“了义”，而小乘许多学派并不服输，与大乘并存，各立门户，都继续流传。由此可见，在印度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标准的佛教样板。如果要把印度佛教的各种教派分化，兴衰变迁的道理讲清楚，就不能只在佛教内部去寻找佛
教变迁的原因，而应当从印度的社会历史中去寻找佛教兴衰变迁的原因。这属于另外的题目，不属于中国佛教史的范围。我们的任务是考察中国佛教的历史，揭示出它的发展变化的规律，从而有助于加深认识东汉以后中国的古代封建文化，更好地认识中国的哲学史、文学史以及整
个历史。
社会实践表明，一切事物都在发展变化，古人所信奉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只能表达取得政权的地主阶级的主观愿望。哲学和宗教看起来高入云霄，好象不食人间烟火，实际上它们仍然是一定的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反映，只是有时是直接的反映，有时是间接的反映，有时是曲折的反映罢了。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总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从而反映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哲学，宗教也相应地改变。我们应当通过考察佛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初传，滋长、兴盛、衰微的全部过程，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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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佛教与中国思想文化
中国佛教的特点
汉唐时期佛教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南朝晋宋间佛教“般若”、“涅檠”学说的政治作用
隋唐时期的佛教文化
唐代三教中的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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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书摘
从周公相传下来的典章制度为孔孟所继承，孔孟建立了儒家。儒家的理论成为后来维持封建宗法制的指导思想。董仲舒开始把儒家思想与阴阳家思想相结合，造成神学体系，天子是人又是神，为君权神授建立了理论基础。经历了东汉白虎观会议，形成书面记录，《白虎通》神学经学正式建立。神学经学以儒家标榜的“三纲”为骨干，“君臣”关系又是“三纲”中的核心。治天下、为人、处世，都要服从“君臣”大义。君臣关系成为一对永恒的原则。推衍到极端，甚至认为天地日月所以能按规律运行、不出差错，就在于它符合、体现了“三纲”的原则。
只要有封建制，就离不开儒家的说教来维持其统治秩序。南北朝时期，中国处于分裂状态，儒家定于一尊的独霸地位受到削弱，玄学思想一度上升，以后又有了佛教和道教，于是出现了四种思想体系，儒家、玄学、佛教、道教。这四种体系中，玄学势力不久即衰，南北朝时期只剩下三种思想体系，即儒、佛、道。只要有封建制度存在，必然离不开儒家的思想。儒家在南北朝时期，失去独尊地位(与汉代比)但朝廷离不了它，它是稳定封建等级制的址有效的思想工具，门阀士族地主阶级为了更好地巩固其政治特权，把儒家经典中的礼制，尤以与继承权有关的丧服制受到更大重视。甚至有一部分有名望的僧人，也研究起丧服经来。
道教作为一种中国本土的宗教，在汉末已形成一股强大势力。道教的传播得到两股社会力量的支持。道教讲长生、黄白术，宣传兴国广嗣之术，对上层贵族、宫廷有吸引力，为帝王、贵族所信奉。道教同时用符水治病，它的某些互助互救的制度，为下层劳苦群众所欢迎。这样，上下结合，东汉末年发展得很快。在民生困苦、政治黑暗的东汉末年，造成了道教滋生蔓延的条件。黄巾起义以道教组织为号召，动摇了汉王朝的统治，从此国家无力进行中央集权，陷于地方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
武则天复杂的宗教迷信心理，也表现在她当权后多次改变年号的举动上。从高宗显庆五年(660年)，帝患风眩，政归武氏开始，到长安四年(705年)止，四十五年间，共改元二十九次，平均一年多改元一次，有时一年改二次。年号命名，不外祈求神圣保佑，延年平安之类的祝愿词句，如天授、长寿、如意、延载、万岁、登封、万岁通天、神功、久视、大足、长安等。
这都说明武则天享有威陵天下的权势，同时又内心有所不足，祈求神佛保佑的软弱、怯懦的一面。政治权力并不能满足一个精神生活有欠缺的中国妇女的要求，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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