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中国的社会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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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中国的社会与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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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中国的社会与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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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页码：328 页
·出版日期：2009年02月
·ISBN：7509706319/9787509706312
·条形码：9787509706312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
·正文语种：中文
·丛书名：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
内容简介 社会史、文化史是近年来国际电学界的热门学科。《战时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是本计划的第三个专题。参加者有中国大陆的桑兵、高华、黄道炫、汪朝光、江沛、金以林及台湾的张建俅、洪秋芬，日本的土田哲夫、内田知行，伊香俊哉，美国的何福德、索非亚?李等，他们分别考察了战时中国的教育、社会动员、电影、民间交流、难民、保甲制度等多方面的问题。
作者简介 杨天石，江苏东台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生院教授、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清华大学兼职教授、浙江大学客座教授。长期研究中国文化史和中华民国史。独著有《杨天石近代史文存》（5卷本）、《杨天石文集》、《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海外访史录》、《从帝制走向共和》、《寻求历史的谜底——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人物》、《朱熹及其哲学》、《朱熹》、《泰州学派》、《黄遵宪》、《横生斜长集》等，合著有《中华民国史》第一编及第二编第五卷、《中国通史》第12册、《南社》、《南社史长编》等。
黄道炫 江西赣州人，副研究员。1986年江西9币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主修中共党史，1989年毕业。同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从事中共党史、中华民国史的研究。主要学术成果有《蒋家王朝1·民国兴衰》、《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研究》、《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军事策略考察——以广昌战役为中心》、《洗睑——1946～1948：捉村土改中干部整改》等。
目录 序一
序二
战时国民党教育政策的若干问题
革命大众主义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改革：抗战时期根据地的教育
战时乡建运动：失去的机会，命运，或先驱？
凝聚民族精神力量的尝试：新生活运动的一个侧面
中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对美“国民外交”
官营化·教育化·普及化——抗战时期后方电影的发展路径转向
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北平文教界的组织活动
沦陷时期的北京高校：可能与局限，1937～1945
抗日战争时代的中日民间交流活动——自由学园北京生活学校的思想与实践
华北“治运”时期诸群体心态考察：1941～1942
抗战初期上海难民问题的处理
云南战争记忆的变异
战时体制下台湾民众的日常生活和保甲运用（1937～1945）
……
序言 全球化并不是新生事物，但全球化的发展异常迅猛，很快便形成了国际市场的通用标准。像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制定了一套适用于所有国家的统一规则。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也逐渐形成了共同的研究标准。
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虽然日益密切，但文化不像经济和科学事物那样具有均质性。文化处于不断流变之中，但是人们的思维方式以及与他人联合、同外界打交道的方式等，均具有相当的延续性。文化的差异，不同种族、民族的认同依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
危险在于，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不同的文化与文明将会相互碰撞，导致文明之间的冲突。文明之间本不必冲突，但要消弭这些冲突，需要我们付出相当多的努力去寻求相互理解。我们必须加快这种理解，使之跟上世界市场全球化的步伐，以及像环境与资源利用问题上越来越强烈的相互依赖的需要。
文摘 不过，电影放映的普及化也带来了另外的问题。在一般情况下，电影是集体创作，与现代工业与科技文明有密切关系，因此需要很高的投入，从而需要通过放映收回投资，得到回报，以此维持并扩大其再生产。战前上海电影产业的发达，就是电影投资与回收形成良性循环的产物。而战时后方电影在农村乡间地区的放映，基本上属于不能得到收入的宣传行为。在战时高涨的爱国热情鼓舞下，不断有人呼吁“不要以营业性的心去估价影片，应以影片内容获取抗战宣传上的根本价值。为顾全抗战前途起见，应把着眼于营业上的心理，转移于广大群众的抗战意义上去，多作无条件的放映。”②但是，电影的拍摄以至放映本身都需要大量投入，在城市有偿放映大幅度减少，而农村无偿放映大量增加的情况下，电影制作方无力承担这样的责任，也不能吸引社会的投资。尽管也不断有人呼吁，为了“扩大电影宣传事业，请政府增加这部门的预算”。不过，政府的投入毕竟有限，尤其是到了抗战中后期，政府的财政经济越发困难，而通货膨胀程度则日渐高涨，电影生产因此而受到严重的制约就不难理解了。实际上，电影界自身也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感叹“以电影养电影”之矛盾和不易。“因为要增加收入弥补自己经济力之不足，营业政策不能放弃，因为要有效地达到宣传与教育的任务，宣传政策也要顾到。在这二者冲突的交叉中，不可得兼而又不得不兼的政策，自然免不了顾此失彼，在电影工作者的身上，何尝不感到这是矛盾，这是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