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

2010-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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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有了
基本信息·出版社：三联书店
·页码：248 页
·出版日期：2003年08月
·ISBN：7108018683
·条形码：9787108018687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Pages Per Sheet

内容简介 　　用“屈服”这一词作为书名，是想使历史叙述者站在道教的立场上。看一种宗教如何在古代中同强大的土流话语中被迫“调适”、“回应”以及“进入”。
　　思想史往往注意叙述不断出现的新知识、新思想和新信仰，却很少用“减法”人讨论渐渐消灭的那些知识、思想与信仰，包括被斥为野蛮、落后、荒唐、淫乱以后逐渐“过缘化”和“秘密地’的过科，其实，正是在这些渐渐减少和消失的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被过上这遮蔽起来的历史，也可以看到古代中国的世俗皇权和主流意以形态，如何在不经意中就可以迫使其他异端“屈服”。正是宗教史上的这种‘屈服”，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何过与世俗政权相对抗的本教权力，而中国集神灵、宇宙、伦理道德象征以及政治权力与军事权力于一身的“普遍皇权”也比的好要更为强人。
　　古代中国，皇权垄断了所有的合理性忖和合法性，使得凡是个符合主流的所有宗教信仰，都要蒙上“妖”、“淫”、“乱”这类名称，退出上层的、精英的思想世界，而一直存在于边缘的、世俗的、民间的宗教、文化与思想，甚至小说之中，从古代直至现在……
作者简介 　　葛兆光，原籍福建，生于上海，1984年年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今业研究生毕收。1992年至今，任清华人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中国的宗教史和思想史。主要著作有《禅宗与中国文化》（1986）、《道教与中国文化》（1987）、《汉字的魔方――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学札记》（1989）、《唐诗选注》（1994，1999）、《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9世纪》（1995）、《葛兆光自选集》（1997）以及《中间思想史》两卷本（1998、2001）等。
媒体推荐 后记
这本小书的写作前后大约是七年。这与我写两卷本《中国思想史》用的时间差不多，可是，最后成书，篇幅如此小，小得让我面对编辑的时候有些惭愧，毕竟原来许诺出版的时候，想拿出来的应当是一本有分量，包括内容和页数都有分量的书。
说一说这本书的写作缘起罢。1987年，我出版了《道教与中国文化》一书，这本书虽然没有像前一本《禅宗与中国文化》那么流行，但是在短短的几年中，它印行了三版，而且先是由韩国的沈揆昊教授翻译成韩文，后是由日本的坂出祥伸教授主持翻译成日文，分别在韩国和日本出版。同时，日本著名学者、京都大学的吉川忠大教授、北海道大学的中野美代子教授、筑波大学的松本肇教授都发表了书评，当然有赞扬也有批评。一些学术界的朋友可能对《禅宗与中国文化》那种写法会有非议，但对这本书却似乎大体还首肯。可是，我自己却相当清楚，正如我在《道教与中国文化》中写到的那样，这也是一本“花脸反串小旦”式的书，由于知识准备的欠缺，我在文献使用、叙述理路和价值判断上面，其实都还是有很多毛病的，随着年岁的增长和阅读的增多，所谓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感觉就越来越深，它促使我找机会来弥补这些缺陷，就像我在1995年出版《中国禅思想史》来修正我在《禅宗与中国文化》的偏颇与缺失一样，我也需要写一本关于道教的书来弥补《道教与中国文化》中的不足。
1994年的夏天，我放下写了半截的《中国禅思想史》，把半本书交给北京大学出版社，这就是后来的《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9世纪》，因为我已经在开始准备和撰写《中国思想史》。但是，在写思想史的时候，总要涉及儒道佛三家，所以我还是在不断地思考道教史的问题，并且在读书中不断随手写下一些札记，时间一长，这些札记渐渐有了连续性，也积累了一些问题和想法，但是一直没有时间把这些写成论文。我的一个习惯是，一段时间只能做一件事，一旦分心，可能是两头不成。幸好有了一个机会，1997年10月，我到香港浸会大学访问，在那里，由于离开种种琐碎的杂务，《思想史》的第一卷也已经杀青交出，总算有了一个短短的写作时间，于是，我写下了《张道陵军将吏兵考》的草稿。1998年，我再度到京都大学，在文学研究科——那时叫做文学部——担任客座教授，中间应老朋友王沉森的邀请，到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去访问，于是写了《黄书合气及其他》，并且在那里作了这一题目的演讲。回到京都，有一天正好遇上老朋友花园大学的衣川贤次教授，他向我索要一篇短文，给他们的一个同人刊物《山云海岳》，我就匆匆把当时我正在思考的道教问题写了出来，题目就是《屈服的历史》，后来它就成了我这本书的题目。而同一年的夏天，日本东方学会召开43回国际东方学者会议，由我在京都会议上发表主题演讲，于是我又写作了《妖道与妖术》的论文，希望把古代小
说、历史叙述和现实社会中的道教批判和道教的“屈服”连在一起，说明这种“权力”VS“知识”的历史，而这篇论文，正好可以充当《屈服史》的结论。
编辑推荐 用“屈服”这一词作为书名，是想使历史叙述者站在道教的立场上。看一种宗教如何在古代中同强大的土流话语中被迫“调适”、“回应”以及“进入”。
　　思想史往往注意叙述不断出现的新知识、新思想和新信仰，却很少用“减法”人讨论渐渐消灭的那些知识、思想与信仰，包括被斥为野蛮、落后、荒唐、淫乱以后逐渐“过缘化”和“秘密地’的过科，其实，正是在这些渐渐减少和消失的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被过上这遮蔽起来的历史，也可以看到古代中国的世俗皇权和主流意以形态，如何在不经意中就可以迫使其他异端“屈服”。正是宗教史上的这种‘屈服”，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何过与世俗政权相对抗的本教权力，而中国集神灵、宇宙、伦理道德象征以及政治权力与军事权力于一身的“普遍皇权”也比的好要更为强人。
　　古代中国，皇权垄断了所有的合理性忖和合法性，使得凡是个符合主流的所有宗教信仰，都要蒙上“妖”、“淫”、“乱”这类名称，退出上层的、精英的思想世界，而一直存在于边缘的、世俗的、民间的宗教、文化与思想，甚至小说之中，从古代直至现在……
目录
内编：屈服史
引言：
换一种思路看道教史
第一章：
从张道陵“军将吏兵之法”说起：
道教教团从二十四治到洞天福地
……
文摘书摘
这就有了从5世纪到7世纪所谓的“清整道教”。用主流社会和官方权力所认可的道德、伦理来批评宗教，这并不奇怪，权力对于各种知识的干预和调整始终存在，直到今天的中国也还是这样。对于政治权力来说，这是合理的，通常历史学家一直在按照习惯的观念，站在正统的立场，照本宣科地叙述这一历史。奇怪的是，在中古中国，被斥责的宗教自身却自觉自愿地与批评者协调，主动地修正自己的思想、知识和方法，去趋近主流意识形态和官方政治立场，到了盛唐时代，这种“知识”屈从于“权力”的历史，差不多已经走完了全程，官方的、主流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伦理，已经和宗教之间经过了“磨合”而有了某种默契，这一历史到盛唐演出了“终结篇”，道教整理斋醮仪式、唐玄宗遍注《道德》、《金刚》和《孝经》，佛教、道教和儒家三教论衡成了表演而失去真正的思想交锋，就是这一时代的标志，因此第五章就是《最终的屈服—— 天宝时期的道教》。
于是，我把这一过程看成是道教的“屈服史”，而在对这一屈服史的研究中，我致力于用“减法”来做思想史。这里我用了“屈服史”和“减法”两个不免杜撰的词语，也许，“屈服”（surrendering）和“减法”（subtraction )这两个词需要解释。过去思想史的叙述者总是注重一种思想或文化对（give to）另一种思想或文化的影响、压力，所以叙述立场—叙述者的立场—常常不由自主地从“征服者”或“胜利者”出发，忽略了主动的适应而注意了主动的施予，因此叙述思路就常常是从主动影响到被动接受，而很少关心在被动状态下主动调整以求适应者的复杂心情，我用“屈服”这一词作为书名，是想使历史叙述者站在道教的立场上，看一种宗教如何在古代中国强大的主流话语中被迫“调适”、“回应”以及“进入”。而“减法”是指历史过程中被理智和道德逐渐减省的思想和观念，过去的思想史太多地使用“加法”而很少使用“减法”，我所说的“加法”指的是思想史往往注意叙述不断出现的新知识、新思想和新信仰，却很少用“减法”去讨论渐渐消失的那些知识、思想与信仰，包括被斥为野蛮、落后、荒唐、淫乱以后逐渐“边缘化”和“秘密化”的过程，其实，正是在这些渐渐减少和消失的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被过去遮蔽起来的历史，也可以看到古代中国的世俗皇权和主流意识形态，如何在不经意中就可以迫使其他异端“屈服”。正是由于中国宗教史上的这种“屈服”，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与世俗政权相对抗的宗教权力，而中国集神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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