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林林总总光怪陆离的电视节目中，最能够打动我的是《劳动榜样》里那些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为社会创造着财富的劳动者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依靠自己的勤劳和汗水创造着我们这个社会里真实的财富，然而他们所得到的报酬与那些所作所为并不能直接创造社会财富的老总们、白领们、经济学家们、主持人们相比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比如那位令人肃然起敬的能听着摩托车运行的声音就能够判断车子故障的摩托车维修调试老高级技工，月工资1300元加上高级技工补贴每月总共2100元，比起我们国家里那160多万个月平均收入3万元的“贵族”们要低上十几倍，但是他因为爱国，爱自己的企业，爱自己的工友们，与自己的工友们患难与共，与我们的国家企业唇齿相依，毅然拒绝了外国企业许诺每月工资一万的聘请。象这样的老工人对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贡献，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精神上的鼓舞也许是成千上万个月收入三万元那样的“贵族”们所不能够比拟的。这些老工人、这些劳动者才是支撑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坚实的基础。可以设想，这个社会如果少了那160万个不一定创造社会财富却拿着高薪的“贵族”，相比起如果少了这些勤勤恳恳地创造着社会财富的劳动者们来，哪一种缺少会对我们产生巨大的影响?
解放后，我们国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经过数十年的宣传教育，“劳动者光荣，不劳而获可耻”已经是我们社会里妇孺皆知的道理。党中央和人民政府通过数年之久全国范围的调查研究，确定了毛主席《论十大关系》中所描绘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蓝图，带领全国人民走上集体化国营化的道路，集中了全国人民的力量，集中了全国的资源和财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好了准备。三个“五年计划”的指定和实施，使得我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充满了对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信心，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一个火红的年代。
然而，我们的社会中有少数人开始不满，社会主义建设乐章中开始出现了杂音。这是我到农村插队以后开始了解到的。当时中学刚毕业，到农村后只想着努力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农村广阔天地中好好锻炼，于是干活不遗余力，不知道休息，全大队风传我们两个知青一天能干一般农民十个人的活。干部和大多数群众是表扬我们的，可我们也发觉一部分人对我们的劳动态度不以为然，有人甚至当面冷嘲热讽，说知青干活努力是为了出名后早日离开农村这艰苦的地方。
这现象使我们很诧异，不知道我们有什么地方做错了?于是我有意识地诚恳地找这些人交流，发现这少数人自视甚高，觉得自己比别人精明，这世界上是众人皆醉而他独醒，他们点拨我，因为平均分配制度问题，象我这样努力劳动是没有意思的，他们向我指出村子里几个体弱多病的五保户也每天参加劳动，一天下来工分拿得和我一样多，我那么努力图什么?言下之意显然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因此别人要说我是为了早日离开农村了。
于是我仔细观察那几位参加劳动的五保户，他们虽然能力不够，但是在劳动时是尽力的，并没有偷懒。而这几位点拨我的人都是健康而又精明的，但就是他们出工不出力，比方说锄地时干活很麻利，可是一看到自己比别人干得快了，他们就会停下来拄着锄头聊天，等到大家跟上了再动手。
当时的分配制度确实是各尽所能平均分配，平均分配的原因我想主要还是因为资源贫乏，我所在的生产队最差的年景每十个工分只能摊到人民币三分钱，记得有一年我出勤二百八十五天，可是年终分红时除去实物分配，我只分得九元人民币，只够我回上海单程的火车票一张。因此，当时如果要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话，一年下来，强劳力虽然能够分配得比平均分配多一些，可是剩下来的那些五保户以及老弱病残者的家庭下一年连生活都会有困难。那时谁来管他们?又拿什么来关心他们呢?总不见得再叫他们步行到大城市里去沿街乞讨吧?难道真的要把他们从这个社会里淘汰掉吗?
我反省我自己为什么干活要尽力，因为我并没有在乎我取得的报酬多少，我觉得我和身边的人们生活得一样好，贫富相同祸福与共，我觉得没有什么不满足的，因为集体目前面临着困难。我相信只要我们全队人大伙如果能够各尽所能，齐心协力地劳动建设，在党和政府的计划引导下，日子会慢慢好起来，等到生产队有了积累，生活资料有了富余，到那个时候我们队差不多就可以实现按劳分配了。
然而那些“聪明人”的想法就是和我们想的不一样，他们认为如果他们眼下做得比别人好了就必须待遇比别人好，生活应该比别人过得好，否则就是吃亏，为别人出力是他们最不愿意干的。因此这些人出工而不愿出力，不但自己不愿出力，还要劝阻出工尽力的我。他们的行为甚至还影响了一批比较爱计较的人，这些人们都变得“聪明”起来，一起窝工怠工。于是生产队的发展就这样被拖得极其缓慢，没有起色。
日后我终于明白了，其实这就是所谓的“大锅饭”理论，在平均分配的劳动制度下干多干少一个样。但是当时集体的资源只有那么多，达不到改成按劳分配制度的条件。而这少数既不愿意比别人干得多，又希望自己的生活比别人好，又不愿意与大家一起祸福与共共同努力一起通过踏实劳动创造集体的富裕，他们想过比周围的人更好的生活的欲望如果当时的劳动分配制度不改革就得不到实现，才会有这“大锅饭”的说法提出。说实话，这些人个人观念特别强，而社会观念却很弱，在社会资源极其有限的条件下，他们宁愿自己富足，但别人是否会因他们的富足而贫困在他们看来是无所谓的。这种思想实在有点象达尔文的进化论。
改革开放后开始批判“大锅饭”理论，其实是迎合那些人不愿意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而要和其他人拉开生活差距的想法，反而批判了我们这些人希望大家团结一心各尽所能共同富裕的想法是拉住了生产力发展的后腿，成为绊脚石。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说法则更是支持了这少数人拉开社会的贫富差距。二十多年来这些人基本上是开了无轨电车，在建设中并没有把社会主义放在首位，甚至还引起了社会分配制度的混乱和不公。比如在退休制度改革中把公务员及事业单位职员的退休待遇人为地与其他单位行业的退休人员拉开距离等等。
现在人们面对劳动就业的态度，首先是要寻找报酬高的劳动，报酬低的劳动大家看不起;大学毕业生们选择就业时对于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岗位趋之若骛;农村的人蜂拥到城市里找报酬高的工作，而家乡的兴衰已经放在次要地位，甚至有人在城市里赚了钱后就乐不思蜀，不再回自己的家乡。长此以往，贫困地区的农村日渐荒芜而无人问津，那里的劳动已经快变成创造不了社会价值的劳动，不被社会所承认的劳动了。
“劳动”这个词现在该如何解释?自从“科技也是生产力”以后，劳动这个词的范畴好象也有变化了，就象改革开放前的“投机”现在变成了“投资”那样。
引人注意的是，与我们国家相比，现在许多欧洲国家倒更象是在搞社会主义了，他们的货币已经统一，一些去他们国家的签证可以在许多欧洲国家通行无阻，就业的人的纯收入竟然与吃社会救济的人的收入相差不多，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比较和谐的社会。
另外，日本的国民的社会意识看起来也比我国的许多公民甚至那些年收入数十万数百万的人强得多，你看我孙子市的居民们对待处理日常垃圾的态度，不是已经将社会这个观念摆在首要的位置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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