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人生-3-一位老掉牙科学家的自传

程序人生-3-一位老科学家的自传

引言

 

声明：本文为转载，但是为了能让多一点人看到，所以改为原创，无其他想法，谢谢。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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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一部分程老师的文章，感受颇多，受益匪浅。身在中科院，更多了一些感触，所以，贴到这里跟大家share。

rill注：

程代展，1946年生，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冶金系焊接专业，1981年获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1985年获美国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自动化学会控制理论专业委员会主席。出版专著7部，发表学术论文209篇。1990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1999年获自动化学报最佳论文奖，2004年获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正文：

 

序

“舞台小天地，天地大舞台”，每个人都在这个大舞台上演着自己的戏，“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当我的这出戏即将谢幕的时候，回顾弥漫在人世岁月的种种，多少枉妄自大的抱负，多少抓耳挠腮的懊恼，多少羞与人言的隐秘，多少痛彻心肺的失落和多少刻骨铭心的悔恨。这一切宛如一曲动人心弦的歌，一场花间月下的梦。光阴荏苒，岁月流逝，不知为什么，总有一种冲动：欲将那渐行渐远，即将淡忘的梦——那戏里的种种情节一一留住……。

舞台上，中国戏剧中的“变脸”堪称世界一绝，当着你的面，拉着你的手，轻轻一晃脑袋，黑脸包公就成了白面书生，红脸关公……直至美眉佳人。脸谱之多，真让你瞪目结舌，片刻之间，扮尽世间百态。戏如人生，大舞台又何尝不是如此？中国人的一大特点就是变脸：对上级，对下级；对老师，对学生；对买家，对卖家：甚至对父母，对子女，对老婆，对情人……都会有不同的脸谱。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或者说，中国人中最俗不可耐的一个，我，戴着假面具在那个大舞台上表演了许多年。少小时候，还算单纯，假面具不多，大多与本人相近，而对好朋友还可以摘下面具，敞开心扉，讲讲真话。到后来，尤其是那不堪回首的文革十年，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假作真时真亦假”，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讲的那句话是真，那句话是假了。

舞台上，“变脸”的最后，表演者总要除去面具，将真面目示人。每到这一刻，自己总有一种释然的快感。戴着面具，我走过了少年、青年、中年……到如今，有大学生管我叫爷爷，上公交车有人让座，人生已是即将谢幕的时刻，我只希望，彻底除去这戴了许久的面具，做一次我自己，将真脸示人。就像《智取威虎山》中的小常宝，摘下帽子，摔开长辫，唱一句：“早也盼，晚也盼，……就盼着还我女儿身……”但我不能，常有人称赞我”哥们”多，但其实，有谁可以让我倾诉心中的实话，隐情，真心，我的冤枉，我的痛苦，我的不平，我的欲望和我的忏悔。正所谓：“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只有在这昏灯下，人静时，对着电脑，诉说一个小人物的平生，写下我的“怅悔录”。闭上眼睛，我佛仿置身于一个肃穆的教堂中，在十字架上耶稣的注视下，对着黑色幕布后面的神父，慢慢地诉说着自己的故事：“God, I am Sin...”我多么希望象卢梭那样，把自己剥个精光，奉上一个本来面目的我。

抬望眼，从兰天白云，碧海青山，湖光月色，到小径野花，蜂飞蝶舞，车马炊烟，这天地间万物何处不含情？惊回首，从耍赖顽童，青春遐想，事业追求，直至步履蹒跚，这人生旅途那一站不令人眷恋？我，一个没有出息的老头，当无可奈何地对着逝去的光阴回首往事的时候，只想说一句心中的冲动：我爱生活，也深深地爱着在生命的航程中和我同行过的朋友们。愿我的这支秃笔留住那逝去的韶光。如果我的故事对你们有所不敬或冒犯，我恳求你们的原谅——那不是我的本意。

 

 

第一章、闽江，我的母亲河

我的故乡在福州，就在闽江畔。年轻时，每次回家，火车沿着江岸走，我总是噙着泪水，痴痴地眺望窗外：那清澈的江流，遴遴的水波，点点的白帆，和那逶迤的鹅卵石河滩；伴着两岸萋萋的荒草，高踞的岩松，挺拔的竹林，绵延的崇岭，嶙峋的沟豁；其间是戴着斗笠的农夫，挑着萝筐的村姑，驻船撒网的渔夫，戏水的光腚顽童，还有打伞遮阳的踏春男女……啊，闽江，我那走遍天涯都忘不了的海市蜃楼般的梦幻家园，你唤醒我多少儿时的梦，启迪我多少对前辈年代的冥思？

1. 爷爷、奶奶

我奶奶家是一个小船主，按现在的说法，运输专业户吧。家里有三、四条帆船，就在闽江口上下，运货，也载人。船上人家，吃在船上，住在船上，跟着流水走天下。据母亲说，这些人在当时是被人看不起的，福州人称他们为“船下”。“船下”的女孩不缠脚，这大概是生存的需要吧：光着脚，既便于在水面干活，又容易在摇晃的甲板上保持平衡，行走自如。但那时，不缠脚的女孩子被人视为缺少教养，或出身卑微。想嫁到岸上也难，因此，“船下”的女孩多半世世代代生活在水面上。

我爷爷老家在农村，但到底是哪里，恐怕他自己也说不清。一年，家乡瘟疫流行，村里天天死人，尸体都没人收拾。爷爷一家，不几天就只剩下了他和母亲。母亲正准备带他逃离，不幸也染上了瘟疫，她知道自己难逃一死，将家里仅有的几吊钱塞到爷爷手里，连哄带推，把他赶出家门，让他赶快逃命。爷爷流着眼泪，三步两回头，踏上了逃荒之路。跋山涉水，沿途乞讨，他漫无目标地往前走，去寻找一块天地间能让他活下去的地方。在求生的欲望下跟着感觉走，就这样一路流浪到了福州。据说，到福州的时候才七、八岁。是打小工，还是沿街乞讨？不管怎么说，靠着乡下人顽强的生命力，爷爷总算活了下来，和城里的流浪猫、狗一起渡过了童年。

爷爷对这段历史纬莫如深，别人谁也不敢在他面前提起，只有奶奶，在奚落他的时候，流露出只言半语。我是爷爷的长孙，爷爷似乎想将家族的文化香火传承于我。小的时候，不记得多少次他对我讲，我们家的家谱是从三国时的程普修起的，是一个显赫的家族，期间有多少状元，多少举人，多少达官贵人等等。从小，我就对程普特别尊重，视为祖先。记得小学时，一次，因为争论程普和黄盖谁武功高强和一个同学打了起来……。母亲知道后对我说：“不要把爷爷的话当真，谁知道程普认不认你们这些子孙。”我愕然。在我的一再追问下，母亲才告诉我：一次，我爷爷和我奶奶吵架，奶奶骂爷爷“叫化子出身”。还说，他是花了一大笔钱才认了一个死人当父亲，将自己的名字加到人家的家谱上去的。

那次，我垂头丧气了许久，本以为自己是世家子弟，却原来是乞丐的传人。一下子仿佛身价大跌，少了许多吹牛的本钱。直到许久以后，也许正是因为自己是乞丐的子孙，再加上后来在“家庭出生”这类问题上受到的种种歧视，让我鄙视“高贵的血统”。中国有句古话：将相岂有种，男儿须自强！千百年来，这句话不知激励了多少贫寒子弟，让多少田舍郎走上了奋斗自强的道路！稍嫌不足的是，这里不敢提到帝王。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帝王是“天子”，“龙种”，谁要敢说：皇帝岂有种，老子要自强！他大概是要被杀头的。西方文化也许在这一点上比我们要彻底。英语中有一条谚语：“Everybeggar is descended from some king，and every king is descendedfrom some beggar。”（每一个乞丐都是国王的后代，而每一个国王都是乞丐的子孙。）

还是回来讲我爷爷的故事吧。台江现在是福州的一个区，它是闽江入海口冲击而成的三角洲。十二岁那年，在那里码头流浪的爷爷常到一家粮店打短工，挣口饭吃。后来，那家粮店老板看他干活卖力气，不偷懒，就收留他当了学徒。三年以后，爷爷当上了伙计。爷爷没有家，是住店伙计，白天干活，晚上看店，白吃白住，一个月能挣半吊零花钱。听爷爷说，他腿脚勤快，常帮账房先生买东西，端水，点烟。账房先生看他聪明伶利，也喜欢他，就教他认字，看账本。听爷爷说，他那时每天晚上认字，读书，看账本，就这样学会了读书识字，算数记账。对于这些事，爷爷不再三缄其口，偶而酒后茶余，就会跟我们提起。

现在，你准能猜到，爷爷和奶奶是怎麽联的姻。奶奶家的船总给爷爷干活的粮店送粮，那时的码头小，水浅，船到岸边要搭起很长的跳板，能干的爷爷，扛着麻包，稳稳地走在长长的跳板上。多少有些粗犷的船上女孩，孤独地坐在甲板上，观察着、思忖着，日子久了，难免搭上几句话，送上一杯水，就这样眉来眼去，日久生情，悄悄地相爱上了。

奶奶柳眉杏眼，长得很漂亮。她在浪花中长大，身材匀称，又未缠脚，手脚麻利，虽然称不上出水芙蓉，但却也别有一种风韵。这种风韵，一直保持到晚年。

爷爷和奶奶，当初都属于被社会轻视的一群，也算般配。但据说，当时奶奶的父母亲不同意，觉得爷爷太穷，一个流浪汉，没根没基，又一无所有。但奶奶又哭又闹，寻死觅活，最后，家里总算同意了。在那样的年代，能有这样的自由恋爱，也许应该说，他们比贾宝玉，林黛玉那样的豪门公子，大家闺秀还要幸福些吧？缺少教养的一群，也少了许多礼教的桎梏。总之，我的母亲河就这样撮合了一对儿女。

奶奶是独生女，结婚以后，娘家出钱，为小俩口盘下了一个临江的小店面。爷爷只熟悉粮食买卖，又有奶奶家帮衬进货，自然选择了开粮店。新开的小粮店很快就成了爷爷原来打工的那家粮店的竞争对手：虽说大粮店资金雄厚，老主顾多，但小粮店有奶奶家帮忙，进货又快又便宜，爷爷年轻又勤快，奶奶原是船上长大的姑娘，也是干活的一把好手。因此，夫妻店连小工都不用雇。大粮店虽然财大气粗，居然也无法将小店挤垮。小俩口就这样生活了下来。

爷爷最得意的就是他的小发家史。大粮店为了挤垮小粮店，就不断设法降价，抢顾客。小粮店几乎只有保本了，粮价却还是比大粮店高，于是，主顾越来越少，眼看着就要破产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个时刻，突然山迥路转，柳暗花明：大粮店为了降低成本，对伙计百般克扣。一个伙计在盛怒之下终于叛变了，一天，趁店里顾客正多的时候，他拿出几条湿麻袋，向大伙揭发说：店老板在米里掺水，并用湿麻袋捂着，以增加重量……

当时那里的民风十分纯朴，况且，顾客都是附近的邻居，乡里乡亲的，大家一传十，十传百，知道受骗，都十分气愤。从此，大店的生意一落千丈，最后，只好关门走人。爷爷和奶奶的生意一下子兴隆了起来，粮食品种增多了，经营范围也从粮食扩大到油盐酱醋和其他副食品。爷爷盖了一栋很不小的二层楼，楼下前厅是店，后厅是仓库，楼上住家。店里雇了一个账房先生和三、四个伙计，从此过上了衣食无忧的日子。

这段历史是爷爷一生中最辉煌的一页，他常常跟我们讲述这段往事。讲过之后，他总要加上一句他的结论：做人就两条，一是勤奋，二是本分。老天爷是睁着眼睛的，他不会让老实人吃亏，也不会让耍奸卖滑的人得逞。

你一定以为这是一个美好的爱情故事，男女主角自由相爱，经过艰苦奋斗，事业有成，生活安定……其实不然，爷爷和奶奶结婚不久就有了矛盾：奶奶总以为是自己娘家出钱使爷爷从小伙计一跃而当上老板，因此，把自己当作救世主，总想让爷爷百依百顺。奶奶天生丽质，难免招男人垂涎讨好，在店里进进出出，过往的顾客，多半会多看上几眼，多搭讪几句，为讨好她而多买点东西……奶奶虽然没有红杏出墙，但女人虚荣的天性和她缺少教育的质朴本能，都使她平添了许多骄傲和霸气。

而爷爷又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他大概没有程普的血统，然而，在他的血液里却有一份中国千百年来农家子弟的坚韧执着和不屈精神。他从童年时代就开始孤身奋斗，这使他过份相信自己，以为自己的成功都是靠自己的聪明和汗水得来的。这也许是另一个“傲慢与偏见”的故事吧？只是这个故事的结局不同：他们的大半辈子都是在没有爱情的婚姻中渡过的。

从我记事起，爷爷和奶奶就经常吵架。到了晚年，虽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却形同佰路，爷爷住楼下，奶奶住楼上，俩个人各过各的，连吃饭也不在一起。只有当子孙们回去的时候，才会坐到一起。记得我上高中时，爷爷去世了。那天晚上，奶奶坐在爷爷的棺材旁边，一手扶着棺材。良久，眼里滚出两行热泪……是对爷爷的怀念，还是对往事的忏悔？

2. 姥爷、姥姥

记得小的时候，有一次，和表哥一起到老姥爷家玩。老姥爷是姥爷的父亲，在福州话里，姥爷叫“外公”，老姥爷叫“外大公”。我从来没见过老姥姥，不知道是否该叫她“外大婆”。还是说老姥爷吧，他家在螺州，螺州是闽江边上的一个小镇。老姥爷家很大，只记得门前是一个大青石板铺的场子，那场子象个球场，秋收的时候是晒稻谷的地方。平常则供小孩玩耍，大人乘凉……场子的前面紧临闽江，有台阶可以走到水中。我们来去都是是乘船到门口上的岸。大门口有两只石狮，门上是一块“进士及第”的大匾。大青砖的围墙，红漆大门。进了门才发现房子好大，有前天井，中天井，后天进。周围是一圈房间。

隐隐约约听老姥爷家里人讲，我和表哥是“逃难”来的。回想起来，那正是福州快解放的时侯，当时据说谣言很多，城里乱，为了安全，家里人把我和表哥送到老姥爷的乡下老家去。表哥和我，都是家里男孩中的老大，那时的观点，也许更金贵些。我那时三岁多，表哥大我半岁。

老姥爷身着长衫马甲，很严厉，家里的人都怕他。每天早晨吃过早饭，就要描一张红字帖。上面的字，我大都不认识。老姥爷说，不认识没关系，但要描得象。描着描着，我倒也认了不少字。描完字帖，我和表兄还要扫地。每人扫一个厅。那时觉得厅真大，好像一辈子都扫不完似的。

只记得我和表哥同住一间房间，房子空荡荡的，令我害怕。房子的两边都是果园，一到晚上窗外黑漆漆的。特别是刮风下雨的时候，前面是江水的涛声，两边是风吹树叶的沙沙声，不时，还有村中传出的牲口叫声或不知名堂的怪声，让人毛骨怵然。我和表哥常常是拿被子蒙着头睡觉。

城里的孩子到乡下，只觉得处处新鲜。一个十来岁的男孩总带着我们玩。他是老姥爷家帮工的孩子，据说还是我们远房的小舅子，也不知八杆子能不能搭着。我们到河边捞小虾，到果园粘知了，什么都好玩。不过说实在的，那时候我们还小，多半是看人家玩，自己瞎高兴而已。

水果是吃不完的，就在我睡觉的床底下就有几个大筐：一筐广柑，一筐橘子，一筐龙眼，还有洋桃之类的东西。老姥爷说：“你们随便吃，就是不许糟蹋。”记得我和表哥一起玩种橘子，将橘子皮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在院子里种了起来。过几天想种龙眼，就将吃过的龙眼核种下去。后来，种上了瘾，又吃不了，就将整个龙眼埋进土里……这回可被老姥爷、逮着了，我和表哥都被罚站，对着墙壁，还不许哭。只记得当时站了好久，好想妈妈，好想家。

后来，村里开始乱起来了，经常有吵闹声。老姥爷家更是这样，只觉得大人们神色慌张，经常交头结耳地说点什么。过了不久，妈妈和大姨来接我们。船离开的时刻，老姥爷拄着拐棍到门口送我们。这些天，老姥爷似乎老了许多……听母亲说，村里在闹土改。

再见到老姥爷是在姥爷家里，他仿佛变了一个人，他穿着一件对开的棉袄，双目呆滞，头发掉光了，背也驼了。他摸摸我的头，一句话也没讲，只是点了点头。听母亲讲，他在村里的房子和地都被分了。我那里什么也不明白，只是想，那大房子有好多人住，该多热闹啊。不久，老姥爷就死在姥爷家里。我想，他在姥爷家的日子里一定忘不了那青砖灰瓦的大院，那大青石板的谷场，那歌起帆落的码头，还有那花红叶绿的果园……念叨着：“雕梁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他到死也无法理解那一场社会的大变革。

姥爷对我说过，他们家是耕读人家，所谓耕读，按姥爷的说法，就是读了书，考了功名，却不做官，回家种地。等我懂事了，我更相信，姥爷家祖上一定是丢了官才回家种地的。虽然姥爷从小念书，一生未事耕耘，但他仍忘不了耕读传家。我有一个舅舅叫“亦耕”，还有一个舅舅叫“依樵”，我母亲叫“一荆”，都富有农家风味。

姥爷是新学的受益者。福州一中是福州最早的一座洋学堂，据说是左宗棠办的。原来的大礼堂象个庙宇，中间有一块匾，是左宗棠题的“景行唯贤”。姥爷是福州一中最早的学生之一，后来，又在这儿教过书。福州一中是一所颇有名气的中学，“文化大革命”前连续八年高考总分福建省第一名，而福建省又是连续多年全国第一。福州一中与我们家关系源远流长，记得我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学校六十年校庆。姥爷送了一幅对联，挂在展厅中间，上面有从姥爷，到舅舅，姨姨，我父亲，再到我们家和二姨家兄弟姐妹，三代校友共十四，五人的名字。

姥姥是个小个子，加上缠得小小的三寸金莲，越发显得矮小了。据说她也是大家闺秀，与姥爷家算是门当户对。姥姥是非常传统的中国妇女，相夫教子，从不多管闲事。姥爷是个麻子，但身体强健。听母亲说，姥爷和姥姥感情很好，姥爷每天下班回家，就赶紧回来帮姥姥干家务活。他们住的是两层小楼，听母亲讲，每次姥姥要拖楼上的地板，都是姥爷将水一桶一桶提上去。一次，姥姥自己将水提上去拖地板，姥爷知道后大发了一通脾气。

姥爷很喜欢我们，他对我说过：祖父母有“公”、“婆”与“外公”、“外婆”之分（这是福州话里对“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的称呼），但孙子、孙女就没有“外孙子”、“外孙女”之说，言下之意，我们都是他的亲“孙子”、“孙女”。

姥爷教过数学，也常自称喜欢数学。但要说有多高水平，我也不信。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天去看他，他正玩九连环，就问我，九连环要上下倒环多少次才能脱开。他以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难题，还告诉我，听说这问题是华罗庚解决的。我回来后，没过多久就给他算出来了。其实，这是一个简单的一阶差分方程，当时，我虽然不知道什么差分方程，但把递推公式写出来后，凑也凑出答案来了。当我将任意n连环的一般公式告诉他时，他显得十分高兴。过两天，买了一支钢笔给我当奖品。我也着实飘飘然了一阵子，真以为解决了一个什么重要数学问题。

姥爷晚年，喜欢写诗。他写的那些诗，还请他懂书法的朋友题写，抄了好几本。我没听说他的诗在哪里发表过，大概其水平也不比我写的东西强多少，他也只是自得其乐吧。他还把许多诗刻在竹筒上，或送人，或自己把玩。他喜欢竹，也跟我解释过他喜欢的原因，无非是：“玉可碎而不可夺其辉，竹可焚而不可改其节“之类的套话。或许是受他影响，我也特别喜欢竹子，不过爱的是它脱俗的神态和清幽的氛围，又枝叶有序，不像松柏之类横生枝节，斜攀乱附。这是我一己的偏见。

他喜欢拉着我听他讲诗，我是左耳进、右耳出，只当耳边风。高中时代，是我最狂妄的时期，自视甚高，总觉得他那点墨水，岂能教我。几次以后，他看我兴趣淡淡，也就不再找我了。现在想来，真后悔，老人有更强的自尊心，更希望被人理解。况且，今日方知，成败荣辱，常常是命运使然，又岂是一个人自身所能决定的？

姥爷晚年的笔名叫“姜瓮老人”。他跟我讲过这个笔名的来历：他中学刚毕业，就到别处一个村子教私塾。一年，大年三十回家，路过另一个村子，村里一个财主办灯谜。头等奖是一担柴禾，谜面是“姜瓮”，猜一字。他想姜瓮是装姜的瓮，乃受辛之器，于是猜“辞”，果然猜中了。原来繁体的辞左边为“受”，右边为“辛”，现在的人，是万万猜不到了。那财主让他初五去取柴禾，初五那天，他换了一身短打扮就去了。财主问他：“挑夫呢？”他很自豪地说：“我就是。”他得意地对我说，这就叫“耕读传家”。

黔驴倘若不叫也不踢，恐怕老虎也难知其技。从姥爷的笔名看，他这一生大概也没有多少光辉业绩可炫耀。不过他入了洋学堂，后来又能教代数、几何、三角，可能也算他们那一代人中的娇娇者了。况且，姥爷一生，我行我素，潇洒自如，也够让人叹为观止的了。

3. 父亲

父亲小的时候很聪明。他上初中一年级时，是姥爷的学生，姥爷教他们数学课。他学得很不错，是姥爷的得意门生。据说有一次上课，他挑了姥爷的一个错。当时他把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使姥爷大为吃惊。从此，姥爷认定他将来会有出息，很喜欢他。姥爷常邀父亲和他的其他几个得意门生到家里玩，母亲也和他们一起聊天、吃饭，玩。因此，母亲知道父亲在学校的许多事。多少年以后，她还提到父亲在学校的外号：“门球”。

父亲上了两年初中，因为成绩好，就跳级到一所叫格致中学的教会学校念高中。上了两年，他又提前毕业了，那年，他才十六岁。他后来说，他很后悔。当时许多学生上学就是为了一纸文凭，他也如此，只要混得过去就想早毕业。因为跳了两次级，高中毕业时，他的基础，包括数学，已经不行了。他后来说，当时，爷爷的粮店生意不错，如果他上大学，家里是供得起的，可那时他对自己的深造已经没有多少信心了。况且当时，凭他的学历，已经不难找到工作。他进了福建盐务局。盐务局在宁德，是闽江沿岸的一个县城。

他没有忘记我母亲，于是托人向姥爷提亲。姥爷出了两道数学题，寄给父亲。几天以后，收到父亲的答案，看完之后，很满意，就答应了这门婚事。母亲对我说，后来父亲向她坦白，那两道题他一道都不会，是请朋友捉刀代笔，然后他照抄一遍寄给姥爷的。我想姥爷本来就喜欢父亲，所以情愿受骗也不肯深究。世上的许多聪明人，也都是因痴情而上当。然而，世事难测，倘若父亲当年被姥爷戳穿了西洋镜，这个世界上不就没有我了吗？

父亲是一个小科长。不过据说，当时的盐务局是个美差，收入不菲。父亲经常出差，出差可以提前领工资。母亲说父亲一发了工资，她就把它买成洋油（煤油），再用煤油换金条。听说，当时煤油只涨价不降价，而金条则成了硬通货，不会贬值了。

从几件事看，父亲当时的处境和经济状态都不错。第一件是，奶奶不知是不喜欢母亲，还是摆阔气，多次劝我父亲纳妾。父亲当时自然也是动过心，瞒着我母亲见过几位姑娘。后来因何未纳成，我是不得而知。只记得后来父母亲吵架，母亲每每提及此事。其愤愤不平的言词之后，似乎还有不为人知的故事。另一件是，我们家和另一家人分住一栋小楼。邻居家的男人临解放时是县长，五零年镇压反革命时被镇压了。记得，我们两家关系很好。他家有两个女儿，比我大。和我姐姐很要好。她们父亲死后，家也搬到了福州。开始还来过我们家几回，我们管她叫文姨。每回走后，母亲都会念叨。说文姨的男人傻、本来他只是县党部的小官，临解放，县长跑了，却把县长让给了他。他太太也得意了几天，对她孩子说：“你父亲是县太爷，我就是县太太了。”于是，我母亲和一帮常来往的少妇们就管她叫“双重壳太太”，因为本来大家就称她“太太”了。据说，文姨和她丈夫感情很深，她丈夫被枪毖时她滚法场喊冤……再有，母亲生我的时候，家里除了奶妈还有佣人。没有经济实力的支持，一个小职员是很难供养得起的。

还有一件事母亲跟我讲过多次，带着内疚。一次过节，母亲带着我大姐，要回娘家。父亲带她们到江边，好不容易是到一条渡船。摆渡的是母女俩，听说是去螺州，她们不肯去，说下午要起风。母亲归家心切，父亲看天气晴朗，就非要她们走。她们不肯开船，父亲举起文明棍就要砸人家的船。当时父亲带了一个跟班，他还叫跟班叫警察来抄船。母亲后来自责地说，那纯粹是仗势欺人。那母女俩万般无奈，最后不得不答应开船。船到半道果然起了大风，大雨倾盆，江面上只有这一叶孤舟，任凭风雨摇曳颠簸。那母女浑身湿透，在风雨飘摇中母亲撑竿，女儿摇橹，拼命挣扎。那母亲一边在起伏的船帮上左撑右挡，一边骂道：“今天我们母女的命算是被你们害了……”，“我死了变厉鬼也要找你男人算账……”。母亲说她当时不敢吭声，只是躺在船舱中，紧紧抱着我大姐，闭着眼睛不敢看外边的狂风恶浪，惟有口中不停地念叨：“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不知过了多少时候，突然听到那女人叫道：“到了，到了，还不快出来！”母亲说她睁眼一看，果然到了自家门口的码头。她好像是从鬼门关逃了出来，从钱包里掏出一叠钱，数也不数，就都塞给了那个女人。上了岸，抱起我大姐，一手提着箱子，飞也似的冲进家门……

父亲是不是国民党员，至今还是一个谜。为此，我们家兄弟姐妹都受累不浅。当年，“国民党员”虽然臭，但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历史问题。可当时讲对组织忠诚，如果是，而我们不对组织讲，填表时也不填，就算是隐瞒，问题就严重了。当时，因为有他的旧同事揭发他是，于是，组织上就认为他是。可他自己说，当时局里大多数职员都是国民党员，可他嫌麻烦、图安逸，是局里唯一带长而没有填过申请表的人。可有一样，当时国民党兴集体入党，他是不是也被集体过？他自己也说不清。因为文革中有清查共产党的“假党员”一说，二姐夫曾幽默地说：“台湾应成立一个专案组，查一下你父亲是不是国民党的假党员。”

作为家里的长子，父亲是疼我的。可在我的回忆中，真正让我记忆深刻的往事并不多。小时候，他教我读书，可是他常常把这作为惩罚我的手段，每当我淘气做错事的时候，他就叫我默写生字。每错一个字就挨一板子。可以说我的语文是挨板子学会的。印象最深刻的是让我背九九表。那是夏天，我们搬两张小凳，坐在福州一中的篱笆墙外。那是一个幽静的小巷。少有行人。父亲煽着扇子，让我背。从2开始，一段一段地背。我先背上几遍，自以为背下了，就背给他听。我背错一个，就得挨一扇子把。南方的竹扇子，你也许没见过，挨扇子把的滋味不是那么好受的。我一下午就背熟了九九表，但挨的扇子把大概也不少于九九八十一下。

中学时代，我常常觉得他既没有远见，又缺乏负责精神，还自私……

刚解放的时候，他带了不少国民党的银行债券从宁德回福州。听我母亲说，当时这些债券可以换人民币，可他舍不得，还想等国民党回来，终于把债券等成了废纸。据说，他一直收藏着这些债券，直到“文化大革命”。他虽然不属“地、富、反、坏、右”之列，但幻想变天却是真的。

后来不久，盐务局发来通知，旧职员可以复职，要他们回去工作。据他说，听说回去以后要去查私盐，有生命危险。于是他居然不去复职，终至失业。母亲的说法是当时福州谣言很多，说国民党很快就要反攻大陆，跟了共产党，以后就甭想有好日子过。我比较相信母亲的话，他一心想等国民党回来。这就是我说的没有远见，缺乏政治头脑。

父亲失业了，全家人从七口到后来的十口，坐吃山空。我记忆中刚回福州时，租了一处房子，家里有十来个大皮箱子。不久，家里就开始卖东西。先是卖毛线，卖毛料，皮衣，然后是金条，金银首饰，再后来是衣物，最后连箱子也一块卖了。东西少了，家也越搬越小。最后，只剩下两小间。

家道的快速中落，还归因于父亲朝思暮想的国民党。一九五三年的一天，台湾战机轰炸福州。那时经常有防空警报，我们甚至晚上上课，还经常蹲防空洞。可那天是动真的了，我们能听到飞机的轰呜声和高射炮的爆破声。当我们从防空洞出来的时候，己是傍晚，就只见整个天空都是红的火光……主要被炸的是台江区，据说目标是电厂和闽江大桥，但其实，着火的都是民房。晚上，见到逃出来的爷爷奶奶。叔叔的手臂被机枪打断了，据说是为了想回房间抢点财物出来。婶婶从火场将他背出，直接上了医院……爷爷的店铺和他多年的积攒，在这场大火中全部化为灰烬。后来，父亲尽全力为爷爷在废墟上重修了一座二层小楼。但没过多久，除二楼的部分住房外，都归了居民委员会。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楚。

父亲开始摆出一付不与当局合作的态势。坐吃山空的家让父亲终于向命运折腰了。他不得不到居委会登记失业，申请工作。在做了许久的义务工后，他被分到一家餐馆当主任。那时不兴自己找工作，他算是有一定历史问题，所以分配不到什么好工作。他从教会学校毕业，英文不错，中文根基也好，可餐馆对他来说则是“Asquare peg in a round hole”（圆孔方凿，格格不入）。

不管家里多么困难，母亲每顿饭总要单独给他做点好菜。他还抽烟喝酒，他喝酒高兴的时候，会夹一、两筷子下酒菜给我吃。母亲其实有许多次出去工作的机会，那可都是铁饭碗，可父亲说什么也不让她去。在他的观念里，女人天生就是侍侯男人的。

大姐、二姐其实学习都很好，而且都是班干部，可她们初中毕业都上了中专，就是因为家里穷，供不起。那时中专可以免学费，还给饭吃，中专毕业就可以工作。大姐上师范学校，后来是福州一所重点小学的校长。二姐上了当时很难考取的机电学校，后来分到物资部。退休前是一名局长。她们从社会的底层走出来，凭着自己的努力而得到了社会的承认。

我是家里的长子，初中毕业时，家中已一贫如洗，难以为继。不忍心看着母亲一人苦苦撑持，我和一个同学一起到一家餐馆打工。我当时想辍学去挣钱，为家里分担一点重担。母亲知道后，到餐馆把我拉回家。她含着泪对我说，如果我们不上学，家里就没有希望了。她多年的心血也白费了。她说，家里再苦，再难，也要让我上大学。从那以后，我再没有动摇过上学的念头，为了我的前途，也为了母亲的泪水。

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是家里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我是靠国家每月19.5元的最高助学金念完大学的。上学的时候，从被子，棉衣到制图仪器都是学校补助的。我不会忘记，是祖国人民养育了我。记得有一次，父亲在给我的信中夹了两元钱，他告诉我，这是他自己的零花钱……“可怜的父亲”我想“他那个月大概连烟也抽不上了。”拿着信，我的眼眶湿了。这也许是我最被父亲感动的一次。

父亲有一个藤条编的大箱子，这大概是父亲最后的私产。里边有几幅油纸卷着的字画，我想，大概都是不值钱的，否则，早就卖了换粮食。还有一付轴裱的对联：“暮鼓寂时书声朗；晨钟响处马蹄咽”。刚到福州，这付对联还挂在厅里，因此，印像较深。后来房子越搬越小，也就只好收到箱子里了。对联上有“颖生”的印，记得父亲说过，他是清代书法家。还有一些，大概是父亲的记念品罢：方圆各异的图章，一个烤兰釉的盐务局职员的徽章，大大小小的硬币。印象深的，还有一个水晶塔。它其实只是一个三棱锥，一个棱被切去不同深浅的横条。从背面看，就成了一个精致的塔。除此之外，就是线装书，“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应有尽有。每一套书都分拆成十来本，里边是蝇头小字。父亲不让别人动他的书，只有我特殊。我从小学五、六年级就开始偷看这些书。父亲其实也知道，只是装没看见。姐姐和弟弟都不敢动他的箱子，只有我，不知检抄过多少回。

家里唯一的摆设就是从宁德带回的一个瓷的大肚弥勒佛，有半米高，色彩鲜艳。弥勒佛背个大布袋，腆着大肚子，笑容可掬地盘腿而坐，身后有耗子把他的布袋咬破了。母亲对我说过，弥勒佛故意装着不知道，好让穷人吃上洒出的大米。弥勒佛的腿上嵌着一颗红色珠子，我好奇，用小刀生生给撬了起来。为此，还挨了一顿揍。

父亲没有别的兴趣，有空就看书写字。他字写得不错，但多半写完就烧了，从不留下。我想，也许是这个习惯救了他。文革抄家的时候，我们家只被抄走一些旧瓷器，和我弟弟的一张英文地图。听弟弟说，红卫兵还没来，父亲就和弟弟一起，将那箱字画、书、还有别的疑是四旧的东西一起，抬到院子烧的烧了，毁的毁了。那个弥勒佛，自然也免不了粉身碎骨。想来父亲烧字画、烧书时的心情，大概也和林黛玉临死时烧诗手帕差不多，已是万念俱灰。弟弟喜欢英语，他珍藏的英文地图后来被说成他准备叛逃的证据。那是一个荒唐的岁月，它加速了父亲的死亡。

父亲五十二岁就去世了，由于糖尿病，也由于家庭的贫困。那是一九六七年，我照说应是大学三年级了。可是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学校早就不上课了，此时正是武斗开始的时刻，学校大乱，多数学生都逃离了学校。我跟一位同学借钱买了一张火车票，同二姐一起赶回福州。可是见到的只是父亲的骨灰盒……

晚上守在父亲的骨灰盒旁，想起父亲同我的许多往事：父亲写字的时候，只有我敢走到他桌子旁。他喜欢写对联，还告诉我一点关于对联韵律的规则。我对对联的一知半解，就是从他那儿学来的。他还给我出过一个对子。上联是：“张长弓，骑奇马，单戈作战”，要我对下联。我对不出，他告诉我：“嫁家女，孕乃子，生男曰甥”。（未简化的“战”由“单”和“弋”合成）倒是对得工整。不知是他的杰作，还是看来的。

父亲写的字，偶尔被我看到的，有“人生失意，须尽醉，莫使金樽空对月”，“垂泪对妻儿”，他喜欢抄改古人的诗词，都很伤感，多半是在酒后涂鸦，认真不得。他只考过我一道数学题：“三角几何共八角，三角三角，几何几何？”其实，这是一个文言游戏。

解放的时候父亲才三十三、四岁。他的后半生非常孤独。他与时代格格不入，多少有点变态，没有朋友，在家则是一个独裁暴君。据母亲说，在宁德时，他有两个好朋友，一个是被枪毙的县长，还有一个，就是检举他是国民党员的那个人。那人因为思想进步，很快就当上了盐务局副局长。

母亲告诉我，在最后的一年多里，父亲病得很厉害。但为了家，为了每月30元的工资，他每天拖着肿胀的双腿去上班。一个不大的餐馆，他既是所谓的主任，又是收银员和会计。晚上，等顾客走光，结清账目，他才能回家。回家的时候，他总要扶着墙根，一步三晃地挪回家来……

那晚，抚着父亲的骨灰盒，望着遗像上父亲消瘦的面孔，想起父亲可怜的后半生，我的泪水模糊了双眼。不管怎么说，是父亲用他的努力和他最后的生命，让这个家得以延续，让我有机会上学。我开始同情父亲。像小说《飘》里的阿希礼，他不缺才干，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写得一手好字，但他没能跟上历史车轮的前进步伐，成了一个另类人物，一个时代的弃儿。

4. 母亲

常常听人家说，母爱是最伟大的。我不敢妄评母爱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但至少深信，母爱是最无私的。特别是传统的中国妇女，他们中的许多，从结婚的那一天开始，自我生命就结束了，余下的只是把整个身心投入家庭，献给丈夫，献给儿女。如果将这种无我的献身精神视为伟大，那我没有异议。

从我真正记事起，家里就很穷。父亲失业了很长时间，后来虽然有了工作，但工资却很低。母亲为了一家的生计，从早到晚地忙碌着，不知道什么是休息。她什么都干过，开始是办私塾，这也许是她的传家本领吧？可是不久，城里的私塾要取消。当时正缺教师，母亲可以转到公立学校当老师。当时家里没有经常性收入，正是坐吃山空的艰难时期。可父亲无论如何不答应。听母亲说，父亲对她说：“你如果要去，我就只有死。”我至今仍想不通为什么？难道就为了母亲可以一日三餐给他做饭吃？还是虚荣心使他受不了？

后来母亲去学会计。母亲其实很聪明，数学又有基础，结业的时候，她是班上第一名。可到临分配工作的时候，父亲又不干了，无论如何不让她去报到。最后，又只好作罢了。这以后，母亲就只能在家作一些兼职的工作。母亲什么都干：卖酱油，拆洗军装，糊纸盒，剥蚕豆……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全家人的吃穿住行都是母亲的责任，她任劳任怨，默默地承受着整个重负。

母亲生气的时候，也常和父亲吵架。但过后，只要是父亲只言片语的歉意，又能使她变得百依百顺。直到父亲去世后，一提起父亲，她还是那样一往情深。总会给我们念叨：父亲辛苦，父亲可怜，还有父亲当年当学生时聪明可爱的种种。她反复叮嘱我们，她死后一定要和父亲合葬。

恕我说一句当儿子不该说的话，母亲那一点不比父亲强？我真不明白，母亲究竟爱父亲什么？是那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观念作祟？还是由于少小相识，青梅竹马的缘故？母亲一直珍藏着一枚假金戒指，听说是她十来岁时父亲送给她的。也许是父亲早年无意间的感情投资，得到了终生的回报。也许当年在姥爷的影响下，母亲把父亲当作白马王子。而此后母亲终生都把父亲看作当年的白马王子。

关于父亲的外号“门球”，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母亲打趣父亲提到的。当时我想问个究竟，父亲生气了，不让讲。出于好奇，后来乘父亲不在场，我又几次问母亲，母亲还是不肯讲，说你父亲知道了会生气。直到今天，我还是不知道那神秘的“门球”后面究竟有什么故事？只是从他们的话头隐隐知道，这和另一个女孩有关。那是一次在英国Leicester大学旁的一块墓地里漫步，读着各种碑文，我突然想到：上帝为每一个生命都制造了一个生动的故事，只是名人的故事写在书上，而凡人的故事则埋在坟墓里。

从一九五八年开始，母亲做出口刺绣。她手巧，不久就当上了辅导员，教别人刺绣，还负责监督质量。我从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时候睡觉的，她对我们讲，她绣花绣到睁不开眼睛，拿不住针，就开始干粗活：做家务，洗衣服等。

一次，母亲刺绣的那个公司组织大家到西湖公园玩。母亲也去了，一直到下午才回来。回来以后父亲就骂她，她和父亲吵了起来，吵得很凶，她几天都不理父亲。可这以后，她再也没有参加类似的活动。不知为什么，她总是心甘情愿地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

母亲有一句口头语，是“作草无蕊（心）不发芽”。意思是做人要讲良心，要以德报德。情愿别人对不起你，也不要作对不起别人的事。母亲以其宽厚仁慈的心对待周围的一切人和事。母亲还有一句常挂在嘴边的话：“鸡屎落地还有三分气”，说人要是没有志气，连鸡屎都不如。

当我两、三岁的时候，母亲就用看图识字的卡片教我认字。后来，还教我背唐诗。也许是因为我是男孩子，又是长子，母亲不让我干家务活，她对我的最大要求就是好好念书。初中毕业的那一次，我跑到餐馆打工，准备不念书了。母亲硬是跑到餐馆把我拉回家。流着眼泪对我讲：“你这不是帮我，而是断了我的盼头，我辛辛苦苦为什么？”母亲将她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

记得那一年我上高中，第二天就是注册的最后一天了，可家里还没有筹到钱。那天，母亲出去了一天，直到天漆黑了，我和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在家，没有吃的，弟弟妹妹都哭了。直到很晚，母亲终于回来了。她一进门就冲着我说：“明天去交学费……”我哭了，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念好书……”据说，没落家庭的子弟最愤世疾俗，也最刻苦自强。曹雪芹如此，鲁迅，巴金也都如此。

最困难的时候，家里饔飧不继。母亲为了让我们吃上饭，多次去卖血。她贫血，血压低，每次去之前就喝点酒，好骗过医生。一次抽血时，她晕倒在病房里。医生给她检查后说：“你需要别人给你输血，你怎么还敢给别人献血？”她被人从医院抬回家里，大姐陪她回来。进门，大姐就抱着我哭了。

我爱我的母亲，她用她宽广的胸怀，用她的血肉之躯，养育了她的七个子女，让他们长大成人。惭愧的是，无能的我，庸庸碌碌，至今也不知能用什么告慰母亲。

母亲能背许多古诗，她背起来很特别，用福州话，不是念而是唱。至今记忆深刻的有《木兰从军》、《长恨歌》，还有许多唐诗，如《慈母手中线》、《床前明月光》，至今，还记得那种怪调。

也许是家庭的影响吧，母亲读过许多书。每当明月当空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常常浮现这样一个清晰的画面：晚上，做完功课的我们，和母亲一起围坐在天井的一个大盆周围，借着月光剥蚕豆。一边剥一边听母亲讲故事。母亲讲的故事很多很多。她最喜欢木兰从军，讲着讲着还能唱上几句：“叽叽复叽叽，木兰当户织……”。还记得她讲过岳飞传，记忆深刻的是岳母刺字“精忠报国”；孟母教子，三迁其家；也讲“白蛇传”，“杨贵妃”；聊斋里的故事；还有二十四孝，“尝粪心忧”，“卧冰取鱼”，还有“萧何月下追韩信”。对了，她还特到愿意讲“韩信受胯下之侮”的故事，这个故事我们都听腻了，她讲上句，我们就能接上下句……就这样，一大盆蚕豆在不知不觉中就剥完了。那时，剥一斤蚕豆能挣几分钱。

也许是学过会计的缘故吧，母亲算账的速度比谁都快。小学时我得过口算比赛第一名，后来又学了数学。可是买东西算账，还总是算不过母亲。

我敢打赌，如果给母亲另一个环境，她也许会是个文学家，诗人或数学家。然而那家庭的桎梏，传统的信念，让她失去了自我生命的光彩。上帝呀，难道女性就应该牺牲自我，才算伟大？如果我是女人，一个中国女人，不得不按传统的道德生活。为丈夫，为儿女牺牲一切，从而获得道德家们赠予的“高尚”，“纯洁”之类的桂冠。我一定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放声痛哭；为失去的欢乐和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而哭泣；为早逝的爱和被爱的权利而哭泣；为自己的理想，抱负，事业和追求而哭泣！亲爱的母亲，您可曾哭过？

5. 庆云姐

我总说，我们家有七个兄弟姐妹，但如果打开户口本，那里还有一个成员，叫“程庆云”每当我想起她，心里总是沉甸甸的……

解放前，福建兴一种做法：有钱人买女孩当“义女”。义女，实际上就是卖身丫头。庆云就是义女。我有个哥哥，早年夭折。因此，我这个长子，就更被家族珍视。据说，当时买她就是为了照看我。

她大约比我大五、六岁。据母亲讲，她父母早逝，她是被哥哥嫂嫂卖掉的。母亲说，她哥哥是赌鬼，拿了钱，跟她道个别都没有，就往赌场跑。她当时皮包骨，满头虱子。进了门，母亲将她浑身衣服都烧了，推了光头……到我们家不久，她很快就胖了起来。

我从小上托儿所，都是她每天背我去。后来上幼儿园，也是她接送。解放前，母亲喜欢打麻将，花在麻将桌上的时间多。自从她来了以后，家里的家务大都由她承担。

解放以后，没有了“义女”，她在名份上就真正成了我们家一员。可是实际上，从父母到我们孩子，从没有把她当作我们兄弟姐妹的一员。我和弟弟妹妹们也没有按照家里的习惯叫她“三姐”，而是直呼其名。

当家庭经济发生巨变时，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她，家里的二等公民，自然比我们吃着更多的苦头。首先是吃，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吃不饱，而她常常是吃我们剩下的，可想而知，她怎么能吃饱。于是，她有个毛病，就是“偷吃”。不管生的、熟的，只要能吃，逮到就吃。不但偷吃自己家的饭菜，也偷吃邻居家的。为此，她不知挨了父亲多少打。现在的年轻人，大概想不出什么叫偷吃。可在那半饥半饱的日子里，那个孩子不偷吃？可是我们偷吃，父母亲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对她却成了十恶不赦的罪名。至于穿的，那就更甭提了。大姐二姐的旧衣服，她自己缝缝补补，就穿上了。

她其实很喜欢我，我上那儿她都跟着看我，处处呵护我，怕我吃亏。为此，她得罪了不少人，结果，最后倒霉的总是她。记得有一次在姥爷家玩，表兄欺负我，她气不过，将表兄推到一边，拉着我说：“咱们走，回去，别在这儿受外人气。”表兄恶人先告状，将她的话转告二姨，还说庆云打他。二姨气呼呼地对她说：“他们俩是表兄弟，怎么是外人？你是什么东西，算什么自己人？”说了还不算，还将这事告诉了母亲，说她打了表兄。为此，她又挨了父亲打，说她得罪了亲戚。我直对父亲说，她没打表兄，父亲根本不听我的。晚上，她躲在小屋里哭，我去了说：“都怪我不好，我不该跟表兄吵架。”她搂着我，哭得更厉害了。

她很晚才上学，开始比我高一年级，后来到了五年级，她连续留了两级，就再也不肯上学了。老师总说她上课打磕睡，不听课。那时母亲为了打工挣钱，家务事几乎都落到了她身上。她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起床做饭，晚上还要洗衣服，收拾房间。睡得晚，起得早，能不犯困吗？

那还是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她突然失踪了，过了好几天才回来。母亲告诉我，她被人贩子拐跑了……说得我好害怕。她回来后，我问她，她什么也不说，只是哭。多少年后，我和二姐在北京，提起此事，二姐才告诉我，她其实是从家里逃跑的。可她没有钱也没有吃的，沿街流浪，熬了几天，也找不到出路。我们家到处找她，后来有人看到她，告诉舅舅。舅舅找到她，她说要回老家。舅舅劝了她半天，说她哥哥是赌鬼，家里又没有别的亲人，回去后准得又被卖掉。她想来想去，实在走投无路，就又回来了。

她很喜欢唱歌，她跟我说过，她们家乡的人都爱唱歌，我想大概是唱山歌罢。她说过，她最乐意上的就是音乐课。她自己住一小屋，我常上小屋玩，她就唱歌给我听，还教我唱。记得她最常唱的一首歌是：“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当时不明白，现在想起来，这里包含着她对家乡深深的怀念。

她真的好可怜，每当想起她，我就感到一种难言的愧疚。

五八年大跃进，她找了一个机会，参加了一个水利施工队。施工队住在农民家里，她住的那一家，有一个小伙子，做木雕工艺。小伙子坐着的时候也很精神，可一站起来就发现，他其实是一个驼背。不知是小伙子的诚意感动了她，还是她在没有温情的世界里对爱的饥渴。他们很快就相爱了。家里开始不同意，嫌小伙子是残疾人，还是农村户口。父母亲还跑到小伙子家，说他们拐骗未成年女孩。父母去的时候她躲在楼上。后来吵起来了，她就跑了下来，跪在父母面前说：“爸爸妈妈，就算你们白养了我一场，我是跟定他了……”

父母亲后来总算答应了。结婚的时候很热闹，办了两次酒席，一次请男方客人，一次请女方客人。为什么请两次，我也不清楚，也许是离得太远，而两方的客人又谈不到一块？只记得吃酒那一天，她脸红红的，还特意跑到我面前对我说，别忘了她，有空去看她。也许在这个家里我是她唯一的留恋。

她是城市户口，生第一个女儿时，孩子本来可以落城市户口，可她丈夫和公公婆婆怕她带着女儿跑掉，硬是让她女儿落了农村户口。直到生第二个儿子，才让他上了城市户口。

她后来开了个杂货店，还做豆腐，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她的丈夫叫增土，虽然是一个残疾人，但也很能干，对她很好。她好象突然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周围的邻居全夸她聪明，能干，心眼好，人缘好。她总让我想起灰姑娘：在我们家的时候，谁都说她笨，说她馋。我们家其他七个兄弟姐妹关系都很好，再苦再难的时候也不争吃，不争穿，而且个个功课都好。就这些曾令许多邻居羡慕惊叹，另眼相看。可是由于偏见，我们都嫌她笨，跟我们不一样，又馋，还偷吃，给我们家丢脸。

七一年我结婚，她带着儿子回娘家，她送我一对绸的被面。可只住了一天，母亲就让她回去了。我当时很不过意，知道她想多住几天，农村更讲究回娘家。可当时客人多，住房紧，我也没办法，心想，以后再说吧。

从六四年上大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这次见面也是我反思的开始。回北京后，回想过去的种种，我第一次对二姐说：是我们家对不起她。二姐也有同感。我写信给大姐，说以后应该将她当作我们的亲姐妹，要求弟弟妹妹们都对她好。我真想亲口叫她一声“姐姐”，亲口把我的歉意对她讲一讲。可惜这一切都成了永恒的遗憾——七一年是我见她的最后一面。

八七年我在美国，突然听说她得了癌症，而且已到后期，我一时心头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全都涌了出来。我请大姐转给她一封信，一张支票，还有一张我的博士照片。照片的背面写着：“庆云姐：还记得你背我上学的时候吗？弟代展”。这是我第一次称她“姐”，我多么希望她能亲耳听到我叫她一声“姐姐”呀。可惜，命运没有给我这个机会，她一辈子都没有听到过她最疼爱的弟弟叫过她一声“姐姐”。

后来，听大姐讲，她接到我的信后，就赶紧将我给庆云的信送去。去的时候她己经处于周期性昏迷状态。大姐说，等她清醒的时候，她将我的信念给她听，然后将我的支票和照片给她看。据说，她看到我的照片时，露出了一丝多日不见的笑容。或许，她原谅了我，可她能原谅我们一家吗？

在她得知自己不久人世的时候，她曾让她儿子带她回宁德，去寻找她失落多年的哥哥。她儿子说，她对当年故乡的路还那么熟悉。对此，我虽然有点怀疑，但也许，农村有些地方，山水多年依旧，而她一定在梦中走过无数次。她虽然没有找到她哥哥，但却认了不少往日的亲戚。据说，他们后来还常去看她。

这些都是母亲告诉我的。母亲说她傻，说那些山里人是看她有点钱才攀上她这个亲戚的。她却傻里傻气地给人送了不了钱和物。我没有点破母亲。母亲一生精明，为什么就不明白，“故乡”是庆云，一个从小就被卖掉的女孩，一生的梦哪。

庆云下葬的时候，母亲没有去，是婶婶代表娘家去的。据说她丈夫增土几次哭晕过去……母亲是一个仁慈的人，可不知为什么，她对庆云很刻薄，偏见很深。我不敢对母亲讲“我们家对不起庆云”之类的话。也许母亲始终认为她是买来的，是奴才，是下等人。母亲一生都保持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傲气。她似乎觉得，和周围贫民窟的邻居们相比，她的血统要高贵一些。

庆云走的时候才四十五、六岁，我总相信，这与她旧日所受的苦难有关，也许，她是我们家记在上帝档案中的一宗夙债。愿上帝宽恕我们。多少年后，我们兄弟姐妹几个给父、母亲修坟。大姐问我有什么意见，我只提了一条：在墓碑上别忘了庆云的名字。

 

 

第二章、童年，我甜蜜的回忆

童年，是人生最神奇的一段时光。它让你从光腚、哭闹、满地爬的婴儿，变成一个翩翩少年、或者一个花季少女。所有的痛苦、羞辱、厌恶、憎恨，都会随着时间迅速淡忘，而所有的愉悦、喜好、亲情、习性，却多半会如铭似塑、伴随你终生。童年，让你经历了从动物到人的变迁。童年，充满了我甜蜜的回忆。

1. 学前，一个无知无忧的顽童

有人说，婴儿的第一声哭泣，便是一个童话的开场。对我来说，这个开始是幸运而甜蜜的。我，作为长子长孙，降生在程家。从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到父母亲，都把我当宝贝。那时，爷爷奶奶特别喜欢我，因此，我常被接到福州与他们同住。爷爷那临江的二层小楼，是我千百次梦中的场景。永远忘不了，小时侯光着屁股，和小伙伴们到江边去摸鱼虾的日子。忘不了用马尾松作套圈，在河岸码头石缝边钓螃蟹的惬意。

记忆中最高兴的是发大水，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想象。那时没有大堤，洪水是一点一点涨起来的。洪水快上岸的时候，家家都要买好多吃的。把好东西都搬到楼上，还要把房门，窗户全部打开。门板都要卸下来。不知忧愁的小孩子们这时都很兴奋。

记得洪水上岸的时候会有人敲锣，大喊：“水来了，水来了！”要是白天，我就会坐在楼梯上，看着洪水流进家来，一层一层的楼梯被淹没了。直到漂着木屑、纸片和其他垃圾的水淹到腿脖子，我才在奶奶和姑姑的催促下往上爬一层楼梯。慢慢地，水停了，我也久久地坐在那半截楼梯上。

再不能出去玩了，只能坐在临江的窗户前，眺望窗外。看天上倾盆大雨，看马路上波涛汹涌，看那雨中的风帆点点。雨一停，就有叫卖的小船。卖什么的都有，但最多的是小吃。有光饼、征东饼，虾酥、蛎饼、麦芽糖等等，应有尽有。光饼，征东饼是福州特产。据说原是戚继光行军时发明的干粮。要买东西的时候，一打招呼，他们就把船划到你窗前。我们把钱放在竹蓝里，慢慢地吊下去。他们把你要买的东西放在竹蓝里，再慢慢吊上来。那时，为了好玩，我总是不停地缠着爷爷奶奶买，害得他们总是陪我吃零食。而到吃饭的时候，任他们怎么哄，我却一口也吃不下了。

还有一件乐事，就是用纸叠小船，然后坐在楼梯上，将脚泡在水里，小心翼翼地把船放到水里。那水是流动的，所以小船会慢慢地飘走。当小船飘离我的视线的时候，我会闭上眼睛，默默地祈祷着我的心愿：愿小船飘到爸爸妈妈那儿，飘到姥爷姥姥那儿。还有哪儿，就不知道了。闽江，那时就是我的一切，我心中的整个世界。

洪水退去之前，叔叔、姑姑他们又都会赶来。房子、家具、地板，都要趁机好好洗刷一遍。因此，经过洪水的洗礼，到处都显得焕然一新。当时，福州在闽江三角洲的房子都是木头建筑，是不怕水浸的。因此，说来好笑，江边长大的孩子，却不知洪水是灾害。直到很晚很晚，才搞明白这一点。

上学以后，我们一直住在鼓楼区。母亲宁可自己花钱租房子，也不肯让我们住自己的房子——爷爷所在的台江区。那时台江区被视为城郊，没有好学校。我们在城里住的地方，一边是实验小学，一边是福州一中，这两所学校当时被认为是福州最好的小学和最好的中学。现在北京人讲究学区，其实，半个多世纪前母亲就知道挑选学区了。

我在实验小学上了两年幼儿园。那时候，家里经济已经开始困难了，但母亲在我上学这个问题上从来是不遗余力。她相信在幼儿园能学到更多东西。当时幼儿园也是要考试的。第一年入学考试，据说，我什么问题都答得很好，但最后，老师也许是看我穿戴像女孩，就问我：“你是男孩还是女孩？”我脸红了，答不上。因为我之前死了个哥哥，家里怕我长不大，故意让我从小女孩子打扮。我在家的小名就叫“阿妹”。中国的传统观念，相信女孩子命贱，容易活。因此，我小时真不知道自己是男孩还是女孩。

不过，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考上了。于是，就和表兄一起上了实验小学的幼儿园。幼儿园的往事，能记起来的不多。因为后来母亲提起过，至今还记得这样一件事：那年六一儿童节，演出打倒美帝纸老虎。我是主角，演老虎。可临到演出我生病了。那天，是母亲用毯子包着我，抱我到学校去的。我发着烧，坚持把节目演完了。演得不错，还得了奖，这让老师很感动。演出的照片，一直挂在幼儿园的墙上。后来想起来，母亲从来不肯放过一个让我出风头的机会。这对我影响很大，使我养成了争强好胜的性格，或者说，好出风头的恶习。

上完一年幼儿园，一部分同学就被挑去上一年级。我表兄只比我大几个月，他也被挑上了，而我却没有被挑上。母亲不服气，找学校评论，也没有结果。那时上小学是要考试的，于是母亲决定让我自己去考。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考试，是笔试。有一道填空题，考卷上画棵白菜，要填字。可是下边只有一个空格，我就犹豫起来了，不知该填“白”还是填“菜”，还是该把两个字都挤到一个格子里。那时，二姐也在实验小学上学，她就在窗外看着，以为我不会写，就把“菜”字写在扇子上给我看。监考的老师看见了，只是笑笑，也没说什么。

不知是年令太小，还是舞弊的原因，总之，我落榜了。于是，我只好老老实实，又念了一年幼儿园。那时的幼儿园，语文、算术都教，我学得不错，因为在上幼儿园之前，母亲就教我数数，还记住了不少认图识字卡片。等我上一年级的时候，比没上幼儿园的那些孩子们多学了许多。

2. SZ老师

终于上了小学一年级。班主任老师叫SZ，她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曾经多次被评为福建省和福州市的优秀教师。她既教语文又教算术。我从小有母亲教，后来又上过两年幼儿园，提前学了许多东西，因此，从一年级起，我的学习就特别轻松。那时的算术课，讲的少，练的多。只记得每堂课都要做题。记得SZ老师出完题，大家就开始做。谁先做完就举手，然后老师就批改。如果全对，你就可以去当小老师，检查其他同学的习题。每堂课都有四个同学去当小老师，每人两列，检查其他同学。不知这是不是SZ老师的发明，但这确实使每堂课都象一场竞赛。争强好胜的我，总是争分夺秒地卖力做。因此，几乎每堂课都是第一个举手。除了偶尔出错外，总是有份当小老师。后来，“好出风头”成了我终生难改的恶性，也许就是从小学的算术课开始的。

或许是因为从小喜欢读书，我小的时候表达能力比较强。写作文是自己的一大爱好。记得那时，进校门的道路两旁是玻璃展板。展览学生的优秀作文、毛笔字等。我的作文常常入选。一次，住在我们家对门的一位老师对我母亲说，SZ老师在办公室念我的作文。她拿过来一看，就发现了一个错别字，就打趣地对SZ老师说：“你也太喜欢你这个学生了，喜欢得连错别字都舍不得改了。”

SZ老师似乎并不掩饰她对我特殊的关爱。她处处关心我，给我许多指点和帮助，还借我书看。有一次我得了肾炎，她每天中午照顾我吃饭，吃完饭带我到图书馆睡觉。我中学出事受批判，一位从小学一同上中学的同学发言时还说：“SZ老师那么喜欢你，你对得起她吗？”几十年以后，碰到另一位白了头的小学同学，她似乎还略带不平地说：“那时SZ老师真是喜欢你。”

小学毕业后，我因为初一就犯了事，一直无颜去见老师。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我大串联回福州，去看过她一次。先到她家，听说她已经搬家了，就到学校找她。她在教室里同一些同学在谈什么，那时，福州的文革还没正式开始开。她一眼就看出我来，显得有点激动，对她的学生说：“这是你们的学长，现在在清华大学学习……”她正忙，约我第二天到她家。可风云突变，我第二天不得不踏上回京之路……再次见她，是零八年我回福州探亲。这次是约了十几位小学同学一起去。我那时已是六十来岁小老头，可她一见我，还当我是当年她的小学生。她一把抱住我，许久，不肯松手。我常常为自己这一生，辜负了老师们的错爱而自责。老师，您们能原谅我吗？

还回到我的小学吧。我们班有姐弟俩MM和FF，本来，我和FF是好朋友。但有一次不知为什么闹别扭。正好FF做值日擦黑板，我就故意往黑板上写字，他边擦，我边写，于是就吵了起来。后来，MM过来帮FF把我推开。我又哭又闹，找SZ老师告状，说他们俩合伙欺负我。我心里明白，老师喜欢我。SZ老师听我说完似乎很生气，就把他们俩叫去了。等问清了情况，她把我狠批了一顿。从那以后，我再不敢有恃无恐了。

有一次我的语文书不见了，找了两、三天都没找到。那天下课，看走廊上丢了一本书，检起来一看，正是语文书，但封皮上却写着同班一个同学的名字。我脑瓜一动，就把封皮扯了，再把第一页用颜色笔涂抹了一番，然后告诉老师，我的书找到了。第二天，那位同学告诉老师他的书丢了。SZ老师立刻叫我把我的书给那位同学看。他看了一眼，说不是他的。老师让他看里边，他终于认出那书是他的。那次，SZ老师把我狠狠地训了一顿。她告诉我做人要老实，造假，迟早是要露馅的。那晚，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家，吃过饭，早早就睡了。半夜里，被一阵说话声吵醒，只见SZ老师在坐在桌子旁和母亲谈话……

上小学时，我可能是最不用功也最淘气的一个学生。上课做小动作，自习课跑动。经常在操场疯跑，经常丢红领巾，考试也总是丢三拉四……那时每学期都排名次，我在班上学习成绩大概五至八名。因为喜欢打闹在学校出了名，有些老师很讨厌我，但SZ老师总是替我罩着。所有的同学，甚至其他班老师，都说她喜欢我，我自己也觉得如此。但我记忆最深刻的却是她对我的批评，在我的心里，我爱她，也怕她，这就是SZ老师。

有一次，SZ老师让几位算术学得比较差的学生星期天到她家个别辅导。好出风头的我自己也去了。开始，SZ老师让我在旁边听，可她刚把问题讲出来，我就把答案报出来了，搞得她哭笑不得。几次之后，她对我说：“你答得很好，我批准你提前毕业了。现在有个重要的事情要你去完成，这院子太脏了，你去把院子扫一扫。”在老师家扫院子，我也觉得挺美的，况且还是“提前毕业”。扫完院子，又帮她母亲洗菜……中午，和其他同学一起，在SZ老师家吃了一顿饭，真香。

那时，福建是前线，蒋介石的飞机经常来骚扰、轰炸。市区经常响警报，一响警报就要钻防空洞。特务也多。福州有一个小学叫模范小学，据说它原来不叫这名字，是因为一个学生协助抓着了一个特务而改的名。这让我们心里都痒痒的。有一天晚上，我和几个同学回家，看到一家二楼窗户，象是用手电筒之类的东西，不规则地往外发光。我们监视了半天，一致断定这是特务发信号。于是，立刻跑到SZ老师家，向她报告了这一情况。SZ老师表扬了我们几句，就让我们回家了。过了几天，我们早把这件事忘了。SZ老师突然把我们几个同学叫去，说公安机关己经查过了，那楼里不是特务。还说，公安局的叔叔们表扬我们警惕性高。我们几个当时都美滋滋的。现在想来，SZ老师讲的大概不是真的，她真会相信民居发出的手电筒光是特务发出的信号？但善意的谎言却保护了上进的童心。

我们的小队长叫YM，她是一个老师的女儿，长得很漂亮，圆圆的脸，两个小酒窝，齐眉短发，生性活泼，动不动就咯咯咯地笑起来，似乎每个老师都喜欢她，同学们也喜欢跟她玩。也许被当作一对金童玉女，她和我一直分在一个小队。有时她当小队长，我当小队副，有时反过来。这样一直到小学毕业。她唱歌跳舞都很好，还会玩，花样多。她也很顽皮，有时像个男孩子。记得有一次，老师让她和我写个少先队活动的什么总结材料。为了怕被老师发现，她和我一起从窗户爬出去玩。她是我小学时最好的小同伙之一，很多悄悄话，她都会跟我说。一次，她对我说：她妈妈不喜欢我，说我太顽皮，靠小聪明，不好好学习，让她少跟我一起玩。她的父亲据说是跟蒋介石跑台湾去了，后来又去了美国。多少年后，听SZ老师说，她和她母亲到美国找她父亲去了。后来又听SZ老师说，她已经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真的很伤心。她或许是我许多年以后最想见到的一位老同学。

那是四年级的一天，下午刚下课，YM跑来找我，神神秘秘地对我说：“听我妈跟人聊天时说SZ老师要调走了。”问我该怎么办。我一听就傻了，怔了片刻，俩人就开始商量对策，看怎么能把SZ老师留住。我们想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让全班同学知道这件事。于是，我们开始弄小纸片，写上：“SZ老师调走了。”然后，每一个同学的课桌抽屉放一张。做完这件事，还觉得不够。就想把全小队同学集中起来，晚上到SZ老师家去挽留她。其实，SZ老师对每个同学都很关心，大家都把她当母亲一样。晚上，我们约上全小队的同学，讲明情况，大家就一起到SZ老师家去了。到了她家，大家就整齐列队。然后的YM和我代表大家，保证以后努力学习，守纪律，不惹老师生气。最后是我指挥大家齐声喊了三遍：“SZ老师不要走！”看得出，老师深受感动。她噙着眼泪谢谢同学们，并当场保证不会丢下我们不管。第二天，全班沸沸扬扬，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后来，SZ老师来了。她在全班同学面前再次保证不走，这才把大家的燥动平息了下来。

四年级结束那一天，SZ老师把我和YM拉到一边对我们说，学校领导让她下学期担任教导主任，她就不再担任我们班的班主任了。不过，她还将担任我们班的算术老师，她还会继续关心我们。原来，SZ老师是这样“调走了”！

儿童作家(谢)冰心是福州人。我们六年级那一年，她回福州，市里为她组织了一个与少年儿童的联欢会。参加联欢的是两个小队，一个从实验小学选，另一个从模范小学选。大概与SZ老师有关吧，我们的小队被选上了。联欢会在福州西湖公园的后湖，那里是一个封闭的小区，是普通游客不能进入的地方。冰心阿姨请我们吃水果，然后，YM给冰心阿姨念我的一篇作文。她那天穿得真漂亮，又天生大方出众，她有朗诵天才，声音特别好听。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辅导员没让我自己念而让她帮我念的原因罢。那是我小学时写得最长的一篇作文，题目是：《我们学校的新气象》。我当时受一本书的影响，写一只小燕子飞进校园，从操场、课堂、小菜地一路看到、听到的，一直写到燕子和我们中队养的兔子的对话。最后结束是小燕子飞到我窗前，把这篇故事告诉了我。这也许超过了一篇小学作文，写了有十七、八页作文纸。

MY念完，冰心阿姨似乎挺满意，上前拉着她的手。她告诉冰心阿姨，是我写的。冰心阿姨走到我身边，摸着我的头说：“写得真好，我的小作家。”并问我可不可以把我的作文本送给她，我自然点头答应。其实，来之前SZ老师就跟大家说过，要将我的作文本送给冰心阿姨。联欢会的最后一个节目是大家一起看木偶戏。临走，冰心阿姨还特地过来和我握手道别，鼓励我好好学习。回来的车上，我悄悄对YM说：“谢谢你！”她笑笑，脸有点红。

那时候，真的很喜欢写作文，一心想着，长大了要当一个作家，编故事、写小说。也许是从那时起，我一生都保持着对文学的独钟和一种舞文弄墨的冲动。

3. FL老师

五年级的班主任老师是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FL老师。她来的不是时候，SZ老师从一年级把我们带到四年级，同学们多少有点把她当妈，对她感情都很深。FL老师就有点象后娘，同学们都喜欢对她横挑鼻子竖挑眼的。一开始，我也想给新老师一个好印像，可她是教音乐的，对于五音不全的我，这真是美发师进了和尚庙——无所施其技。而YM歌唱得特别好，因此，她经常得表扬。她看来也因此得意起来。以前，我鬼主意多，她凡事多听我的。自打来了FL老师，她似乎不再把我看在眼里。这让我“醋”心大起。一次，音乐课下课，那时都排队下课，我走在队头。当经过FL老师时，我冲着她的后背作怪脸，惹得许多同学大笑。FL老师发现了，就叫我回来。我故意把全队都带了回来。FL老师有点急了，她冲着大家嚷嚷：“谁让你们回来的？”等同学们都走了，她也平静下来了。她问我：“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这猛地唤起了我所有的怨气，我鼓起勇气，说：“是，你偏心眼，向着YM。”她怔住了，足足有两、三分钟，脸憋得红红的，欲言又止。最后，只说了一句：“你走吧！”现在想来，那时我们大约十岁、十一岁，她大概也就比我们大个七、八岁，也还是个大孩子。等我走了，她大概要哭鼻子了。那时，真难为她了。

过不久，我突然生病了，发烧。那时，家里穷，没上医院，母亲给我熬了点中药吃。那天晚上，FL来看我。她坐在我床边，摸摸我额头，又和我母亲谈了许久。迷糊中只听到她对母亲说我聪明，说一定要我好好念书，将来一定会有出息。我担心她会告我的状，没想她一句批评的话都没有……临走，她把自己钱包里的钱全掏出来，一起塞到了母亲手里。至今想起这些，还一阵阵的惭愧。当年的我，真是不懂事的顽童。

还有一幕愉快的记忆：一次，我们小队活动，野饮。就在学校后面的一片荒地。那时，我们野饮经常吃锅边糊，这是福州一种有名的小吃。把肉丁，牡蛎，青菜等煮半锅汤，然后，将磨好的米浆往锅边倒，等它成片了就铲到汤里。最后做出来，有点象北方的疙瘩汤。那天，正要搭灶做饭，却突然下起大雨。雨，一点停的迹象都没有。我们都坐在教室里，望着天发愁。这时，FL老师忽然进来了。她建议我们到她家去做饭。大家可高兴了，七手八脚把东西打起包来，就到FL老师家去了。FL老师家是一个二层小楼。那天，她大概把家里人都打发出去了，只剩她和我们一起做锅边糊。她们家调料多，她也比我们会弄，那天的锅边糊特别好吃。吃完饭，我们就在她家玩。下棋，打扑克。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大家都聚集到FL老师的房间里。她屋里有个钢琴，她给我们弹琴，后来，YM和几个同学一起附声唱了起来。不知为什么，那歌声似乎比音乐课上的歌声好听得多。

4. “偷桃子”的故事

小学终于毕业了，中考过后的那个夏天，好热。一天，几个同学聚到一起，有人建议去晋安河游泳，于是，几个男孩子说走就走了。晋安河在福州郊区，步行要走两三个小时。那时，水清沙滩好，大家都玩得很高兴。

下午游完泳往回走，一路又渴又累。路过一个小山村的时候，不知谁嚷了一声：“桃子”。大家抬头一看，可不是，满山的桃树，枝头挂满了熟透了的桃子。那桃子是那样的诱人，大家不约而同地往山上跑。到了山上，一班顽童就肆无忌惮开吃了。一边吃，一边还挑最大的往裤兜里揣。

这时，有一个人赶着一群羊上山。他慢慢地向我们这边走来，我一点都没在意。突然，他向我们冲了过来。我的同伴们立即四散跑开。只有我，完全没有反应过来，原地不动就束手就擒了。我被带到村里的一个小屋。没过一会儿，我的一个好朋友PC也被带了进来。PC是我们班的中队委。他经常跟校外的一些人一起玩，对社会上的许多事，他比我懂得多得多。对此，我很佩服他。由于母亲的管束，除了学校和家，我几乎一无所知。

有人拿来一声粗麻绳，说要把我们捆起，旁边几位村民，你一话，我一句，说要如何如何，吓得我直哆嗦。不久，村长来了。他开始问我们姓名，那个学校的。PC不等我回答，就抢着说：“他叫张三，我叫李四，我们是模范小学的。”我有点吃惊地盯着他，他给我使了个眼色，我就不吭声了。当然，“张三”，“李四”只是说着方便，当时他信口编的两个名字是什么，我早忘了。村长要我们把姓名、班级，学校等写下来。我把自己名字写成了“张二”。村长说，要我们每人赔一百块钱。“天哪”，我吓坏了，“我们家上哪里去找一百块钱。”我开始哭了。村长要我们俩人一个留下，一个回家找父母送钱来。PC开始求他们，说他们家没有这么多钱，还说他不认识我们家。我也不知自己该说什么，只是哭。

天渐渐地黑下来了，村长忽然问我们：“以后还敢不敢偷桃子了？”我们突然看到了一线生机，连声说：“再不敢了。”村长接着说：“那就饶你们这一次，你们走吧。”我们象被放生的野兔，也谢也忘了说一声，就窜出了那个小屋。一路上，PC直埋怨我窝襄，连编的名字也记不住，若不是村长糊涂，早露了马脚了。我心服口服地听他埋怨，并由衷地佩服他临危不惧的应变能力。

刚到村口，一堵墙后闪出四条身影。我心头一惊，回过神来，才发现是我的其他几个同伴，他们不知道我们的情况，不敢离去。这时，一场胜利大逃亡总算实现了。一路上，他们各自叙说自己的出色表现，只有我，一言不发，我既不会逃跑，又不会编故事，第一次发现自己如此无能，心里有一种难以言表的难堪和无奈。

多少年后，我在美国学英语，老师要我们写一段儿童时代的往事。我写了偷桃子的故事。文章的最后一句是：“This is the first time for me to feel that the world is not sobeautiful。” (“这是我第一次感到世界不那么美好！”)教师在班上念了我的作文，并一再问我：“Are you a writter?” (“你是个作家吗？”)

我永远忘不了那快活的童年，带着无知的纯朴、无惧的放肆和无边的遐想，还有那转眼即逝，却令我成年后常常追思而又难以寻觅的许多：淳朴无蔽的真挚情怀和冰晶玉洁的无瑕心灵。

 

第三章、中学，我的梦魇、我的追求

中学时代是含苞待放的年华，青春的活力在这里凝聚、燥动。像即将放出闸门的一只斗牛，又像喷薄欲出的一轮红日。那呼之欲出的健和美，情和爱，事业、追求、命运……，仿佛都在做最后的彩排——为了即将拉开帷幕的花团锦簇的青春年华。回忆学生时代，小学生活太幼雅，大学生活太烦恼，在那久远的记忆中，我对中学生活更留恋——那似懂非懂的朦胧，那捉摸不定变幻莫测的惬意和烦恼，还有那对未来人生的遐想……。我深深留恋着福州一中的六年。多少个晨曦初露的早晨，在操场边的榕树下一个人默默地背颂单词，朗读课文；多少个晚霞辉映的傍晚，在五四楼的阳台上与同学少年指点江山，臆测人生。

1. 一件不堪回首的往事

实验小学是福州最好的小学，福州一中是福州最好的中学，两个学校的大门都在东街，相隔不到五百米。因此，实验小学的学生考上福州一中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不记得我是怎样考上福州一中的，只知道我在福州一中的同班同学中有好几位是小学的同班同学。

不可思议的一幕是：刚进中学，命运就跟我开了一个大玩笑，使我的中学六年，甚至此后许久，都生活在那个阴影之下。这是一件难堪的往事，每想起它，就象牛虻见了杂耍班子一样，令我痛彻心肺。也许，命运之神在无聊之际，总要找个把人耍弄一番，不幸，十二岁那年，我被选作玩物。

小学时，我是一个深得老师喜欢的学生，习惯了表扬和夸奖，童年是在平静和顺畅中度过的。直到中学，还有老同学对小学老师对我的偏爱颇有怨词。可意想不到的是，刚进中学不久，一场不测的灾难突然降临到我的头上。

那天上午，课后在小操场开会。我从教室带了一支粉笔，在地上乱涂乱画，周围同学没在意我画了些什么，就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地下留下了些什么。开完会，大家都回家了。

下午到学校的时候，校门还没开。学校为了让学生午休，直到课前半小时才开门。我正跟一帮同学说说笑笑等开门，一位老师走出来，说有事要让我先进去。我也不知什么事，心里多少还有点为先进门的待遇得意。我被带到教务处，等着我的是两个警察，我大吃一惊。一个警察开始问话，另一个作记录。警察问我上午是不是在操场上写东西了，我想了想，回答：“是”。又问我写的是什么？我答不上。于是他让我想一想。我的脑子开始嗡嗡作响，象是一锅粥，什么也想不也起来了。为了帮助我恢复记忆，警察带我到现场。现场的一小块地方已经用三根竹杆和一辆破事围了起来，有警察在拍照，还有许多同学围观。看到我们走过来，闹哄哄的人群顿时肃静了下来。我看到自己上午写的字，头脑一下子炸开了。那是排成五列的五个词：“毛主席”，“中党”，“伟大”，“压迫”，“人民”。看过之后，那警察很快带我离开现场。我只听身后的人嘀嘀咕咕地说：“就是他干的”。

回到教务处，那位警察又问我：“那些字是不是你写的？”我根据本能的感觉说：“好象‘压迫’不是我写的。”警察倒也没有难为我，让我将那几个字重写一遍，接着，又让我在记录上签了字，就让我走了。

我蹒跚地走回教室，同学们立刻围了上来，大家向我怎么回事，我说：“‘压迫’好象不是我写的。”一个叫XL的女同学立刻跑到走廊里，对几个隔壁班的同学说：“‘压迫’两个字是坏人加上去的。” 班上的同学都很同情我，而其他班的同学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可是第二天情况大变，老师宣布：公安局笔迹鉴定结果证明，所有的字都是我写的。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有人揭发，我当时写的是“伟犬”，是在别人发现后才将上面的一点抹去的。于是，我写反动标语的罪名就被坐实了。所有的同学都开始躲避我，而且，又在远处用看动物园野兽的目光觊觎我。

那天晚上，居委会的老太太到我家，对我母亲说，我这是“现行反革命”，可能要严办。她走后，父亲气得用烧火的劈柴揍我，打得我满屋子乱窜。母亲把我拖到门外，要把我推进门前的小河里……。经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我的这个罪名的严重性，它很可能会断送了我一生的前程。父母亲恨我，大概未必是因为我思想反动，而是因为我断送了他们的期盼。

接下来的几天，班主任老师给我做思想工作，启发我认罪。他帮我挖思想根源。首先是国民党员的父亲的影响；其次，解放前后的生活变化，让我对新社会不满；第三，五七年我有一个姨父当了右派，而姨父原来在经济上接济我们家，我因此对反右不满。我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行和犯罪的思想根源，痛哭流涕，按老师的提示写检查。班主任老师似乎也松了一口气，建议学校对我从轻处理。

终于要处理了，那天，我被通知要戴红领巾。已经有好几天了，我不敢戴红领巾。开会了，班主任老师让我出来，站在讲台边，面向全体同学。会议开始了，大队长讲话。我是那么紧张，大队长前面的话一句也没听下去，只有最后几个字听清了，是“开除队籍”。接着，中队长上前，将我的红领巾解下，收走了。

接着是批判会，我开始哭泣，不停地哭。同学们的批判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只是哭。这几天，我哭得太多了，哭得那么伤心，那么绝望。真不知道，十二岁的躯体，怎么载得动这么多苦痛，十二岁的心灵，如何盛得下这么多泪水……。终于，我坚持不下去了，眼前一黑，扑通一声，倒了下去……

我发现自已坐在俄语教研室，我们的俄语教师，一位叫SQ的年轻女教师在一边。她递给我一杯热水，还说了几句宽慰的话。说什么我不大记得了，但总是劝我放下包袱，还会有前途之类的宽心话。这是那几天我从人间得到的唯一温暖。虽然，我从初二起就没有再见过她，但心里曾无数遍念过她的名字：XSQ。

离开俄语教研室，我低头向校门走去。偷偷一瞥，布告栏里有一张新布告：“查初一(四)班学生程代展……涂写反动标语……开除队籍。”

赶紧溜出校门，想起父亲的责骂和母亲绝望的眼神，又不敢回家。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向城南走去，鬼使神遣，走上了闽江大桥头。上了大桥才惊觉，潜意识里是要来了断自己的。可那桥实在太高了，下面的水也实在太急了。一个十二岁的生命，实在没有勇气面对这一切。泪流满面的我，不知在桥头徘徊踯躅了多久，也不记得后来是怎么回事，一个好心的阿姨把我送回了家……。我不知道以后的路会怎么样，只知道，今后我还要去面对父母，面对令我难堪的老师和同学。

从此，我开始了作为另类的孤独生活。在班上，许多同学用鄙夷的眼光看我，在操场上，谁也不肯跟我玩。我还得到一个痛彻心肺的绰号：“现行反革命”。每当我和一些同学发生矛盾或争执的时候，这个绰号就成了他们的杀手锏。一旦他们祭起这个法宝，我立即哑口无言。

最不堪忍受的一次是，我听一个同学将三国中的一个人物故事弄错了，忍不住说了几句。他很不屑地嘲笑我，于是起了争执。他叫来几个同学，在大操场把我剥了个光猪。还有人在一边叫着，“反革命、活该”。耻辱使我万分难堪，我猥琐地蜷屈在操场的一个堆旧木料的角落里，哭到天黑人尽……

我顽强地挣扎着，忍受着一切，和生活的难堪、命运的不公抗争着。那时，经常默默念叨的是《说岳全传》中的一句话：“天公不平，神鬼有私”。多舛的命运，让我完全改变了性格：本来活泼开朗的自己，变得沉默寡言。本来喜欢凑热闹，现在总想躲开人群，孑然独处。像一只离了群而又不甘死去的野兽，我学会了咬牙忍耐，承受屈辱、孤独和一种莫名的恐惧。但同时，它也成就了我永不放弃的顽强性格和我行我素的独立精神。

2. 大跃进

我上中学的五八年，正是大跃进的一年。我入学不久，就出了事，出事不久，大炼钢铁之风就刮进了学校。学校开始停课，高年级的学生建小土群，将木炭，劈柴和废铁烂钢装进土炉子，然后用风箱往里鼓风。最后将融化的钢水从炉子下面流到模子里浇成钢锭。我们低年级的学生砸耐火土。耐火土不知是什么由材料合成的，是黑色粉未。加水后拿榔头砸，砸成泥状就可以作炉子内衬，模具等。

记得当时饭馆给学校送饭。有福州特有的咸粥，用肉末、瑕仁等煮的，那是免费的。还有干炒切面，一碗五分钱。我们这些学生可高兴了，又不上课，又有吃的。到了晚上，大家一起在教室里打地铺睡觉。大家嘻戏打闹，快活异常。还动员写大字报，我们低年级学生也不知写什么。教室里有笔、纸和墨水，于是，后睡觉的人给先睡觉的画花脸，画纸面具……。早晨醒来，一个个都成了包公、关羽、猪八戒，大家你追我打，热闹非常。

还有开神仙会，畅谈打破迷信，大搞发明创造。这大概也是所谓的科技大跃进的群众路线。我敢打赌，我们初一学生的想象力，比科学家还强多了。印象深刻的有：“弄个大镜子，把美国的阳光都反射到中国来，让美国的庄稼都死掉，中国则一年四季都能种水稻。”“发明一种高射炮，把大饼打到天上，饿的时候一张口，大饼就掉到嘴巴里。”班主任老师在一边一本正经地记着，不知他心里怎么想的？但那时，谁也不敢发表什么异议。

那时的浪费确实严重，把新自行车拆了，脚踏和链子接到风箱上鼓风，叫技术革新。树砍了，木头锯了，凳子也拆了。到处找铁器，铁锅、铁铲甚至铁栅栏，不管有用没用都拆下来炼钢。学校的小土群炼出来的钢锭象北方的发糕，坑坑洼洼，满是气泡，还嵌着一些枣子似的煤渣。

我们的一个任务，是将炼好的钢锭送到大礼堂称重。几位老师在那儿过磅、登记、入库。我们还有一项任务，就是把刚刚称过的钢锭偷出来再称一遍。过磅的老师似乎是故意睁一眼闭一眼，又一本正经地再称、再入库。反正，上级要的是数据，又不要发糕式的钢锭。那些发糕样的钢锭就堆在大礼堂的一角，一直躺到我高中毕业离开学校。这些钢锭最后如何处置就不得而知了。

除了炼钢铁就是种白薯。那时福州郊区有许多荒山坡，学校组织我们去开荒，种白薯。地开出来，插上白薯秧，再浇点水，就算种好了。记得中间还去锄过一两次草。很快就到了收获季节。收获的时候，我们推着独轮车去运。我们收了好多白薯，两个同学一辆车，就往学校推。路好远，车子越推越沉，到后来，真走不动了。和我同车的叫GJ。他胆子大，一怒之下，将白薯全都倒到路边，推着空车就回了学校。此后，我提心吊胆地过了好几天，见一直也没人过问，才放了心。

那时到处是钢铁元帅升帐，粮食元帅升帐的宣传画和雕塑，口号是要为1080吨钢而奋斗。后来，加上像我们学校生产的那种钢锭和伪造的数据，都不知达没达到目标。今天，当我国钢产量达到两亿吨，成为世界第一的时候，再回想当年愚蠢的拼命三郎的做法，真觉得既可悲又可笑。那时，在农村则是宣传亩产万斤粮。后来更发展成“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干脆吹牛就不封顶了。那时还有个口号，叫：“十五年赶上英国”。后来还嫌不过瘾，又改成“七年赶上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了。当权者的好大喜功，加上对科学的无知，不知造出了多少“天方夜谈”式的笑话，同时又白白耗费了多少民脂民膏，破坏了多少自然资源。

快到初一下期末考试的时候，已经是五九年，学校开始整顿教育。初一一年，我们断断续续，真没上过多少次课。一帮野了心的孩子，上课也没心思。特别是我，为了离群独处，经常逃课，逛大街，和胡同里的小孩混，还有就是到省立图书馆看小说，看杂志。我不记得初一上了多少天课，只记得我一年来从不记笔记，也从未交也一次习题。到期末，我找课本，才发现语文书找不到，而且，怎么也想不起大概什么时候不见的。

期末考试前，我们几个同学老到GJ家复习功课。GJ是初中一年级我最要好的朋友，是班上仅有的两三个不歧视我的同学之一。GJ母亲是老师，对我们很好，还盯着我们做功课。可她一上班，我们就造反了。GJ家有两棵芒果树，我们就上树摘芒果吃。生芒果涩，我都吃得上牙挨不到下牙，回家吃饭，饭菜都没法咬。期末考试考完，我知道自己考得很糟糕，成绩单都不敢去拿，心里想着家里经济困难，我在学校日子也难过，干脆下学期退学去打工算了。那天，成绩册寄回家，我还在外边，很晚才回来。晚饭桌上，父亲铁青着脸，两句话过后，将成绩单摔到我面前。我打开一看，语文、俄语两门不及格，其他的课程也都是勉强及格。父亲骂我，母亲却一言不发，最后，自己在一旁落泪。我最怕母亲掉眼泪，心想：“妈，你打我、骂我罢。”

第二天一早，我去找GJ。刚到门口，就听到他母亲在骂他，不敢敲门就回来了。后来才知道，学校整顿教学质量，我们班四十个同学，留级了十个，GJ是其中的一个。那时学校规定，三门课不及格就不许补考，直接留级。幸运的是：我只有两门红字，在朦朦胧胧中险渡了这一劫。

3. 体验饥饿

如果大跃进那个荒唐的闹剧能够继续下去，真不失为一大喜事。至少，“食堂”和“放开肚皮吃饱饭”是中国几千年未有的创举，它解决了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然而，当权势者将老百姓多年的辛勤积蓄通通玩光了之后，就只好面对饥荒了。

大约是初中三年级罢，我们的粮食定量开始减少了：32斤，30斤，28斤，27斤……每一次，政治老师都会告诉你，这是科学家计算的最科学的定量。随着定量减少，蔬菜越来越少，肉、鱼渐渐从市场消失了。最后，几乎每一个商店的货架全空了。饭馆倒是一直开着，但是要粮票。常常见到从农村来的讨饭的，称着盲流。开始，他们有些人到饭馆抢吃的。后来，饭馆门口都有把门的。

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些城市户口，定量的粮食是有保证的。只是没有蔬菜，没有鱼、肉，没有油，光靠那些大米，是吃不饱的。更何况，我们这些正当发育期的中学生，几乎每日每时都觉得饿。每顿饭似乎没扒几下就光了，走出食堂，肚子里还是空空的。再也没有往日的打打闹闹、活嘣乱跳，连体育课的内容也变成了晒太阳。很多人都水肿了，水肿的人，每人发一条鱼和半斤糠。用糠饨鱼，吃下去，似乎确实管用。如果谁家能设法搞点豆腐渣或小土豆，那就算有能耐的了。

到了六二年，政策开始放宽了，允许大家在房边、路旁种点白薯、蔬菜之类的东西。学校的操场既然没人运动，就被圈成一个个水池，养小球藻。还往里浇尿，上课都能闻到臊味。小球藻晒干后弄成粉，和在白面或杂粮里做成馍，其实很难吃，但能充饥。现在想起来，最讨厌的是那些政治老师们。那时他们说的是：小球藻营养丰富，现在全世界都在研究如果开发藻类食品。而我们中国是最先进的，已经进入了食用阶段。

后来，福州街头出现了农村来的小贩。最早他们卖的是桃胶，即桃树树干上往外流的一种胶，加上葱花，煮成汤，一碗一角钱。再后来，就有了高价食品，称为高级糖和高级饼。我们这些穷人当然买不起。不过，情况似乎在一点点好起来，老百姓每月配给的票多了起来：除了粮票、布票之外，还有了肉票、油票、点心票、糖票……。还有副食本，可以买蔬莱，酱，甚至鱼。当然都是按人头定量的。每到过年，每人还可以买半斤花生，三两瓜子。过年的“半斤花生、三两瓜子”多年不变，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记得七八年的一天，忽然发现花生可以随便买了。我咬咬牙，买了一斤。回到宿舍，自己一个人都给吃了，真香。这一顿，整整吃掉了以往两年的定量。

我知道，困难时期，中国农村饿死了三千多万人。后来看到一本书，书名叫《墓碑》，作者杨继绳，算起来，是我清华六字班学长。我是流着泪读完那上、下集两本书的。我有幸生在城市，用农民兄弟生产的粮食熬过了饥饿，用他们的死亡换来了我的生存……。我为这世道的不公愤慨，尽管我属于被倾斜天平眷顾的一方。

4. 同桌——放鸭子的女孩

她叫RY，个子不高，但很壮实。记忆清晰的是她那甜甜的圆脸，剪着短发，略显黑色的皮肤，粗声大气，看得出，她和城里的女孩不大一样。

初中的时候，老师总是安排男生和女生同桌，这样，可以少一些上课讲话，做小动作等。自从我出了事，原来和我同桌的女生跟老师说想换座位，而其他女生也不愿意坐我旁边。老师为难，我更是尴尬万分。这时，RY自告奋勇，说：“那就让我坐这儿吧。”就这样，她成了我的同桌。

那时，我很少主动跟别的同学讲话，因为班上同学大都不愿意理我，而她却是例外。她常常主动和我说话：借个橡皮，问个问题……，时间长了，我们也说点悄悄话：我敢把自己的一些委屈向她诉说，她也常讲一些农村有趣的事情。她的家在福州郊区，平常住校，只有周末才回家。她家养鸭子，同学们见过她撑船赶着一大群鸭子。后来，“鸭母”就成了她的绰号。有时周末回来，她会给我带一两枚漂亮羽毛做书笺。那时真觉得跟她在一起时光很愉快。

有一次，我的书掉到地下，隔壁排一个男孩故意用脚踩。我跟他理论，说他踩脏了我的书。他不由分说，将我的书撕去一页，说，这不就不脏了。RY走过去，将那位男孩的书皮也给撕了。那位男孩冲出来，跟她扭打起来，他揪她的头发，而她却在他的脸上挠了个大血印。

那男孩占不到便宜，就拿我出气。说我熊，还要女孩子保护。还说：“她是鸭母，你是鸭仔”。从此，“鸭仔”就成了我的外号。我们班学俄语，这个外号后来又演变成YTKA。它一直伴我走完中学六年。我一开始觉得这是种屈辱，后来，时间长了，也就坦然了。有时想到这个绰号与RY连在一起，心里反而有一丝甜甜的感觉。

RY的手很巧，找几根柳条，就能编出一顶帽子；拿片树叶也能做成哨子，吹出调子。有一次，她用包糖纸编了个鹿，我看见了，说好看，她就送给了我。她不肯下功夫念书，自从我们成了朋友，她总是把做一半的作业一推，朝我扮个鬼脸或歪着脑袋嫣然一笑，我就告诉她答案或帮她抄上。现在想起来很后悔：RY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她本来并不笨，如果她用功，准能考上。是我的越俎代庖害了她。

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学校开始正规教学了。而我，记着母亲的泪水，也铁了心要把书念下去，我开始用功了。从补考勉强上初二到成绩优秀，我大约花了一个月时间。初二时尤其对几何感兴趣。课上老师出的题目，我经常是老师写完题就举手。其实我并不知道怎么证，只是大体有个思路就举手，站起来以后，一边讲一边想。因为我个子小，一次，数学老师在我讲完证明后，感叹地对全班同学说：“我们的小同学，有智慧呀！”

初三的时候，老师让写一篇作文，内容是关于你的一位老师、同学或朋友，可以自己命题。我选了一个题目“同桌”。写作文的时候，我真动了感情，将她的调皮、开朗、心灵手巧以及仗义正直的种种，写得栩栩如生。结果老师将它当作范文在全年级各班宣读。老师写了许多好的评语，具体内容都已经忘了，只记得最后的一句话是：“同桌的友谊万岁！”老师念作文的时候，她脸红红的，低着头，什么也没说。只是过后送给我一枚大花蝴蝶标本。

初中考高中，我的数学是满分，这不难。而语文的作文题目就是“我的同学”。我把“同桌”几乎一字不差地抄了上去。我超水平发挥，中考成绩是全校第一名。这是我这个被开除了少先队队籍的坏学生还能留在这个全省最好的中学学习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上高中后就没再见过RY。我们甚至没有告过别。RY，那个撑着小船赶鸭，吹着树叶唱歌的女孩，那个为我挺身而出的小侠女——我当年的同桌，如今你在那里？

5. BY老师

到了高中，班上的同学换了一半。因为学习成绩好，经常被任课老师表扬，我的处境好多了。除了偶尔和个别初中老同学争吵外，我再听不到别人叫我“现行反革命”了。时间是万能的，它的流逝抚平了多少人们心灵上的创伤。

我认识BY老师是在高三学生的数学墙报前。我那时还是高一下学期学生，但因为参加数学兴趣小组，加上平时自己喜欢乱翻乱看，高中数学也学得差不多了。BY老师是数学教研组主任。BY老师看我在版报前抄题目，就过来问我是那一班的，叫什么名字。我报了自己的名字，BY老师说：“哦，听说过。”那时，我在学校已小有名气。

到了高二，BY老师成了我们班的数学老师。她对我的第一个指导是让我看一本《苏联中学数学题选》。那里有些题还是比较难的。至今记得的，比如，“证明两条角平分线相等的三角形是等腰三角形”，等等。那本书上的题，我挨道做过。做不出来的，就看解答。内容不懂的，就去看书。再不行，就去问BY老师。我找她，不管多忙，她都会停下手里的活，详细回答我的问题。看完这本书，我实际上把高中数学彻底学完了。再后来，她就让我做数学竞赛题，先做北京市历届竞赛题，记得大概是从五七年开始，一直到六二年，一年一本。BY老师经常地给我指导和帮助。

BY老师的数学课，每一堂布置作业都有星号题。星号题是不要求的，但也许是为了高考，班上大多数同学都会去做。那时的自习课讨论风气很甚，我的课桌前常常会围着几个同学，我通常总是班上最先做出星号题的一个。

一天，我告诉BY老师，北京的数学竞赛题我都做完了。她很满意，那天，她带我回到她家。她跟我讲了许多关于高等数学，关于数学史和数学家的故事，鼓励我好好学。临走，她从书架上取出一本兰皮书交给我，那是《上海市数学竞赛题》。不知为什么，这本书市面上没有出售。这本书上的一道题帮我在高考中得到成功。那道题是这样的：一个关于x，y的二次函数，x与y为满足一个线性关系的非负数，问函数的极大、极小值。由于等式约束，可以用不同的配方方法得到极大和极小。高考中第八道题是：正方形内切两圆，一个圆切于左、上两边，另一圆切于右、下两边，同时两圆相外切。问何时面积和最大，何时面积和最小？这道题如果写成代数式，和上面的那道题几乎一样。高考的两道附加题是这道题的继续。第九题是把第八道中的正方形换成长方形；第十题是把第八道中的正方形换成立方体，将圆换成球。高考数学，我得了119分，是福建省唯一完整解出附加题的。听北京同学说，也是全国最高分。

高二时，福建省举办了文革前最后一次高三数学竞赛，以后，由于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这种“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活动省里就不敢再办了。那时，BY老师极力推举我去，但最后由于政治原因没去成。这在后面“一道数学题与我”中有详细的叙述。

高三时有福州市数学竞赛，学校几次选拔赛，我都是第一。BY老师显然对我抱着很高的期望。不想，那次比赛成了我的滑铁卢。考试题看来特别容易，我很快做到最后一道题。但这道题却真正把我难住了。问题是这样的：两个人往桌子上摆同样大小的硬币。每人轮流往上摆。桌子是圆的或长方形的。证明有一种方法使先摆者取优。如果想到先摆者抢占对称中心，一切都解决了。但当时的我，想到数学归纳法。它耗尽了我所有的时间，依然无法写清楚。竞赛结果出来了，我只得了个优胜奖。对于这个结果，BY老师很不甘心。她对我说，她后来特地去查了一次卷子。

大学一年级的时候，BY老师来北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那时，福州一中毕业在清华上大学的有四五十人。BY老师却专门到我宿舍来。清华许多一中毕业的同学年级比我高，许多还是保密系的，也都到我的宿舍来见BY老师。在清华我是冶金系，算比较差的系。清华那时有五个保密系：“工物”、“工化”、“数力”、“自控”、“无线电”，那些保密系的同学，在我们面前多少有点神气和优越感。而这回，BY老师让我的虚荣心得到了一点满足，使我着实得意了一阵子。

六七年父亲去世，我回福州。那时正是文革高潮，BY老师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代表人物，自然是批斗的主要对象。那次回去，我找了我的一个好朋友SS，一起去看BY老师。我和SS是当年班上成绩最好的两个同学，这时都成了一中大批判的重头靶子。听SS讲，BY老师被剃了阴阳头，还进了劳改队。“剃阴阳头”是文革中一大发明，将被批判对象的头剃成半边光头，半边长发，暗示她们阴一面，阳一面。被剃阴阳头的多半是女的。我们悄悄地去BY老师家，到她家门口，看周围没人才敢去敲门。

BY老师见到我们显得很高兴。问我们的情况，我们都说还好。不管怎么说，我们当时都是大学生。整体地说，大学生当时是革命的动力，而不是革命的对象。问BY老师，她也只说身体还好，更多的情况一句不说。听说我是奔父丧回福州的，她知道我们家经济困难，立刻打开柜子，拿出一叠钱要塞给我。我死活没要，我知道，她那时每月只有20元生活费……。临别时，我们的眼眶都有点湿，依依不舍地道过别，我们又悄无声地溜出了大门。

一九八六年，BY老师与原福建省教育厅长YG来开全国政协会议。那时我刚从美国得了博士学位回来。她们不知从那儿知道了我的电话，打电话约我到她们下榻的京西宾馆。我们一起吃了一顿饭，谈到许多往事。BY老师还专门说到，因为我的政治问题，当年是陈校长请求YG厅长直接向清华推荐，才让我有机会上了大学。后来在《荆棘之路——陈君实教育实践文集》（朱鼎丰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一书中也记载了这件事。

我零八年回福州，BY老师住在省立医院，她当时病得不轻，长期住院，是肾炎，靠透析过日子。我去看她，她在病床上，紧紧拉着我的手。我在她床边，同她聊了半个多时辰，她始终不肯把我的手松开。同去的同学给我们照了几张相，BY老师显得很高兴的样子。临走的时候，BY老师的眼圈红了。我心头一热，赶紧走出病房，刚到门口，眼泪就滚了下来……

草寸春晖，我真不知怎样报答那么多关心爱护和保护过我的师长们。是这些园丁们的浇灌和呵护，才让我成人。惭愧的是，我拿不出什么象样的成果能作为对他们的回报，辜负了他们的期望。

6. SS

SS是我中学时代最好的朋友之一。高中时，我有几个好朋友，他们多半和我一样，家境贫寒，功课不错，对社会上的种种颇有微词。SS是个例外，他父亲是福州大学教授。也许是因为我们俩是班上功课最好的两个，因此成了朋友。SS阅历多，喜欢读书，口才又好，能言善辩。高中时，他是校学生会的宣传部长。他豁达、洒脱、风流倜傥，是学校的大名人。也许是艺高人胆大罢，他喜欢和一群人辩论。而且年轻气盛，口无遮拦，一副“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架势。他的一些名言，如，“不做孙中山就做袁世凯，不做毛泽东就做蒋介石”；“将来的原子能要以SS作单位”等奇谈怪论，后来都成了他文革中被批判的主要罪行。

一段很长的时间，我天天到他家上自习。他家独门独院，院内主体是一个二层的小楼，还有一个小平房是厨房和饭厅。他的寝室在一楼，二楼有一间他的书房。我们就在那么聊天，做功课。他的父母亲很少来过问我们的言谈学业，只有保姆有时会给我们送一点点心。功课对我们都不是什么负担，更多的时间是看闲书和做课外题。他是典型的好学生，无论数理化还是语文外语都是优秀。我则不然，只有数理化好，还有作文不错。但地理、历史、生物、政治之类的都不行，最恨的是外语。我上课不爱记笔记，每次期末考试都要借SS的笔记抄。他对我从来不留一手。我单科可能比他强，但总分永远赶不上他。他懂得多，又能说，我其实那时有点崇拜他。

他的爷爷是国民党的少将，他的寝室里挂着一柄剑，那是他爷爷用过的，大概是他们家传家宝吧？他给我看过，拔剑出鞘，仍然闪着藏青的寒光。他父亲是留学美国回国的，曾担任过福州一中校长，那时在福州大学当教授。他父亲学的是教育学，青年时想的是教育救国。后来听SS说，他后悔当时没学自然科学。那个时候教育学属文科，政治味道很浓，他父亲自然难得重用。文革时，他父亲关在牛栅里时曾自杀未遂。后来，终于熬过了文革。

高三时，一次学校数学竞赛，他考得不错。出了考场，他邀我到他家。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聊天。聊天的内容多半是考题和竞赛之类的事。那时，年级里的一些尖子学生都在同一个数学兴趣小组，彼此交流也多。聊起他们，他突然说，“这一届同学里，将来如果有人能在学术上能成名，那就只能是在你我之间。”我当时有点受宠若惊，他在学校是大名顶顶的尖子，而我还背着政治黑锅，处事十分低调，真觉得他高抬我了。

高考时，他报北大物理系，那时，在我们同学中这被认为是顶峰。我本想报清华数力系，但在初次预报之后，班主任老师告诉我，由于政审的原因，我不能报保密系，建议我报冶金系。后来，我考上了清华。那时发榜分两次，一榜是重点大学，二榜是普通大学。一榜下来，SS却意外地落榜了。我的另一个好朋友KM，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功课也很好，他也落榜了。我们都相信，这与政治原因有关。KM性格开朗，我邀他一起去看SS。到SS家，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KM来看我我能想到，你来看我我想不到。”看着他家那熟悉的院子，我有一种说不出的伤感。多少次在这里，我和他象亲兄弟一样畅谈海阔天空，幻想人生未来。他给过我太多的帮助，用今天的话说，是我的铁哥们。难道，命运会这样轻而易举地切断友情？

直到考上清华的福建同学集体赴校，第二榜还没出来。坦白说，那段时间，我一直沉浸在幸福的感觉和亲朋的祝福声中，似乎暂时忘了SS与KM他们。后来才知道，SS考上了福州大学，KM考上了北京建工学院。

SS为人豪爽，虽然在学习上我们是多少有点较劲的对手，但他从不保守。我一到考试就跟他借笔记本，他每次都很痛快，反而成了我优先使用，然后才归还他自己复习用。讨论问题也从无保留。他给过我许多帮助，包括我父亲去世时，我从北京回家。那时，我们家确实很困难。他见了我，不等我开口，就塞给我五十元钱。五十元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加之当时在处文革中，他父母都受冲击，自己还是学生。他的仗义，使我感动。直到许多年后，我从美国回来，以给他儿子礼物的名义，寄了一张200美元的支票给他。

文革后，他和我都上了研究生，以后又都上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学成后又都回国了。他回了他的母校，福州大学。我留在科学院。当命运让我们再次相逢的时候，他还是那么健谈。那次，他跟我谈到他看的一本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他引用了书中的话：“对真善美的追求，才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全部内容。而追求真的，是科学，追求美的，是艺术，追求善的，这就是宗教”。“艺术的意义不在于真而在于美。同样，宗教的意义也不在于真而在于善。”接着，他加上了自己的许多注释和发挥，似乎他也堕入了宗教的痴迷。这个观点对我的影响至深。我后来专门找来这本书看。故事的情节略显粗糙，但感人。它对人生和宗教的探讨，颇有见地，值得一读。

他思想活跃，见解深邃，和他的几次争论都让我受益匪浅。一次是关于“人穷志短”的争论。我相信一个人要有骨气，人虽穷不可志短。但他却认为“人穷志短”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观点，它反映了物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事后细想，我说的是世俗的豪言壮语，他却匠心独到，讲出了人生真缔。还有一次，我在信中提到，年纪大了，自己已无望，将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他回信说：“既然我们可以把希望寄托于孩子们身上，那么，孩子们为什么不可以把他们的希望寄托于他们的孩子们身上？中国人‘望子成龙’的思想就是这样耽误了一代又一代人。什么时侯将‘望子成龙’换作‘望己成龙’，中国就有希望了。”他的这个思想影响了我的后半生。

他和我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失去了锐气和光芒。美国作家布龙说过：“人生的悲剧不是他失败，而是他几乎要嬴了。”上帝似乎给了他和我比许多人更优越的天资，我们曾经跑在同伴们的前面。然而，这只能让我们输得更伤心。当然，年轻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少年才子比比皆是，而最终修成正果，能被“数”为“风流人物”的必竟是凤毛麟角……

7. KM和MC

我上高中的几年是福州一中的黄金时期，她连续八年高考总分福建第一，而福建也是连续几年全国高考总分第一。这也带来了一个副作用，学校中干部子弟很多。就我们班而言，有省委第一书记的女儿，有空军少将的儿子，还有大校、局长等干部的少爷、千金。班上还有一些教授，医生等家境很好的子弟。最后一批就是我们这些城市贫民的孩子。我们这些人里有KM，MC，JZ，MR。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班人能考上福州一中，凭的是他们硬碰硬的成绩。他们属于愤世疾俗的一群，聚到一起时，常常说一些出格的话。

KM是跟我关系最好的一个。他古文基础很好，大概是古典小说看多了，开口闭口就自称“老夫”，于是得了个外号“老匹夫”。高三时，一次老师让我们做古文断句练习，做完，让他念。他念完了，老师有点动情，用十分赞赏的口气说了两个字：“全对！”他毛笔字写得很好，我到他家，只见他房间里挂满了他自己写的条幅。他还喜欢拉二胡。他说话有点文诌诌的，好引经据典、咬口嚼字，学究气很重。其实，如果把他的外号改成“老夫子”，那就再合适不过了。

高二的时候，他申请入团。这在我们这一伙人里多少有点另类。他平时牢骚话比我们还多，大家此时都明白，这是为了高考。出于嫉妒，一有机会我总要挖苦他几句。这时，MC几个多半会在一边给我帮腔。他似乎有点无奈，只反复说一句话： “士各有志，不可相强。”

上大学以后，我们同在北京，来往最多。特别是文革开始后，孤单的我，经常去找他玩。我们无话不谈，成了形同弟兄的好朋友。他一心想当作家，文革中写过一本小说：“爱与恨”。不知为什么，他一直没给我看过，或许是为了政治上的谨慎罢，文革中写小说，搞不好就是杀身之祸。他写过一篇《程代展》，给我看过。把我写成了个“白专”的书呆子。记得他还说到，中学时有一次他和我下象棋，我输了，就不依不饶，非要再来一下。我不记得这件事了，但相信他说的是真事。我这人，“过五关、斩六将”的事忘不了，“走麦城”的事过后就忘。

大学的时候，他是他们学校乐队的小提琴手，拉得一手好琴，令我和周围许多人羡慕。文革中清华武斗最凶的时侯，我住在二姐单位的一间单人宿舍里。一天，我到他学校玩，晚上和他一起挤在一个单人床上聊天。我说起生活的无聊，他突然兴起，说要教我拉小提琴，这让我喜出望外。可是没有琴，怎么办呢？他突然记起，几天前他串联到天津，在一个旧货店看见一把琴，才要18元。他试了一下，挺不错的。他提议，要不我们去看看。我有点犹豫，车票还要不少钱，去了也不知能不能买上。突然，他一拍脑袋，说：“有了，我们可以步行串联。”那时，正是全国红卫兵步行串联的高潮。我一听立刻同意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背个小书包就出发了。开始，我们走得很快。一路上边说边笑，嘻嘻哈哈，也就忘了累。可走着走着就累起来了。快到中午的时候，两条腿越来越沉，步子也越来越慢了。我有点泄气了，真不相信，我们能走到天津。前面的路边有个餐馆，旁边还停了几辆卡车。KM建议我们去吃点东西。吃饭的时候，他突然灵机一动，说：“你等着，我去看看。”过一会儿，他兴高彩烈地回来了，对我说：“一个司机答应带我们走。”几分钟后，我们已站在卡车厢上，扶着杆杠上路了。两边是绿油油的庄稼，迎面是习习凉风，真美。卡车一直把我们带到天津市。下了车，我们在大街上游荡了半天。找到一个中学，KM说，学校里看似空无一人，晚上可以在这儿睡觉。天渐渐黑了，海河里有不少人游泳，我们也乘机洗了个澡。然后，溜进旁边的一所一中学，找一教室，关上门，搬几张凳子，就睡下了。

刚睡下不久，突然门外人声糟杂，一片混乱，有人边敲门边嚷：“出来！出来！”我们赶紧穿衣开门。门外一群人，个个拿着大棒，问我们是何许人？吓得我目瞪口呆，半天出不来声。还是KM机警，赶紧说：“我们是北京来的红卫兵。”我接茬说：“我是清华井岗山兵团的。”凭学生证，他们相信了我们。还向我们告了一通他们的反对派。因祸得福，我们被请到办公室睡大沙发。

第二天，我们还真买到了那把小提琴。我们俩都很高兴。目的达到，再无心“步行串联”了。我们买了回京的火车票，就上附近的一个小公园玩去了。KM技痒，站在草坪中央就拉起了小提琴。拉肖邦的小夜曲，拉“二泉映月”、“白毛女”……拉得真好，周围围了好多人。我本来觉得他学究气十足。可这回天津历险记让我完全改变了看法。其实，我才真是个学究式的呆子，我坎坷多磨的经历，我孜孜以求的专注，都令我对社会陌生、对生活畏缩，成了校园圈养的动物。而他在人世间游刃有余，比自己机灵多了。

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他很高兴。给我写了一封信，其中引了海涅一句话：“严冬掠去的一切，新春将归还我们！”他后来考了两年研究生，都没考上。他有才华，有毅力，文笔很好。他的失败，大概是因为他一直在文、理两科之间动摇。他明明喜欢文学，而且古文底子极佳，但考大学却报了理工。文革中我偷偷学英语，学数学，而他一心写小说，还特别关心政治，文革后又报考科大。马克思说过，自己的最大优点是：目标始终如一。他却与此相违。他最后还是从了政，在福建省委当处长，还是省委机关刊物《八闽纵横》的主编。听同学们说，经常上电视，成了我们班官职最高的一个。我虽然上了研究生，但文革掠去的是我从二十岁到三十岁的十年，我最好的青春年华。粉碎四人帮后的“科学的春天”虽然给了我重返书斋的机会，但它还得了我失去的青春岁月吗？

MC是我的另一个好朋友，他是一个工人的孩子，坦率，耿直。高中几年，我一直是数学课代表，而他一直是语文课代表。课代表多半是成绩好，政治表现差的一群。记得中学快毕业的时候，我们几个在一起畅想未来，大话说尽。临了，他冒出一句话，让我记了一辈子。他说：“我们是一群知鸿鹄之志的燕雀。”当年学“史记”中的“陈涉世家”时，记得陈胜说：“苟富贵，勿相忘。”遭庸者笑，愤而说出：“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自此，我以为天下只有有志的鸿鹄和无志的燕雀，于是常以鸿鹄自诩。殊不知还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一伙，有“知鸿鹄之志的燕雀。”而不幸的是被MC言中了：今天的我相信，自己正是属于这一群。

他主办班级的黑板报。一次，他写了一篇短文，题为《水银柱》，讲一些人看风使舵，投机取巧，象水银柱，随着气候而变化。几乎同时，我在自选作文中写了一篇《昂首挺胸的人》，文中批判干部子弟盛气凌人，富家子弟虚掷光阴，说：“这些人自以为出身高贵，走路昂首挺胸，眼睛长到头顶上，殊不知出生如花絮，随风飘落，落于何方，命运而已，有什么可骄傲的？……人生的路，还要靠自已奋斗……”等等。当时的语文老师是一位来实习的师院学生，不知是不了解情况还是有同感，他将我的作文当范文，在班上读了。这两桩加在一起，成了当时班上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团支部和一些干部子弟要组织批判，但后来被学校压了下来。最后是通过支部书记找谈话和我们做检查而过关。

JZ和MR也是我们这一群里的积极分子，JZ是班委，MR是俄语科代表，他们的功课都不错。高考时，根据班主任老师的建议，他们的第一志愿都报的清华。但最后，他们却都没考上大学。听说，他们的家庭都有政治问题。64年已是文革那场暴风雨的前夕。阶级斗争的弦己经绷得很紧了。

MC考上了北京工学院（现在叫北京理工大学）。文革中，KM、MC和我三人经常在一起，用现在的话说：叫“愤青”，还策划过不知是针对四人帮还是针对当权者的影子政治小集团。我们在文革中的故事容后再述。

8. 同窗的郡主

她叫JF，是省委第一书记的女儿。她母亲是福建省教育厅长YG。她小学三年级时转到实验小学，从此和我同班，直到高中毕业。“郡主”的说法是那位实习语文老师带来的。一次他跟其他同学聊天，听说到JF的身份，忽然变换姿势，正襟危坐，显出一副肃然起敬的样子，说：“那她可是郡主啊。”从此，“郡主”成为我们私下戏语时对她的称呼。

小学的时候，她在班上并不活跃，在生活上也没有任何一点表现特殊。我对她印象不深，也不知道她的特殊身份。只记得她功课还不错，小学毕业就保送进了福州一中念初中。

初中，我出事挨批的时候，记得她发言时很激动。她说：“SZ老师那么喜欢你，对你如何，如何。你现在做这样的事，你对得起SZ老师吗？”她的批判似乎有点可笑，可作为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她动了真情。而这也恰恰打中了我的要害，我哭得更厉害了。

到了高中二、三年级，她已经长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她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也是班上干部子弟中成绩最好的一个。她不但眉清目秀，身材匀称悠长，而且有一副好嗓子。每回班上教歌，总是她。也许是自己足够出色，就不必求助于家庭。她很少架子，平易近人。我们这些“愤青”，虽然处处与那些干部子弟不对付，但对她却比较服气。

那时，每堂数学课，老师都会留一两道附加题，给有余力的同学做。但多数同学都会努力去做。自习课时，大家经常互相讨论。因此，只要班上有一两个同学做出来，就都会了。我多半是首先做出来的一个。她是几位常到我座位前跟我讨论的同学之一。当我做出来给她解释的时候，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得意和快感。隐隐觉得，她眼中有一丝飘忽不定的，略带羡慕的神色。

高三时，大家都开始为高考操心。一位和我关系很好的数学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DZ，你要争取入团啊。”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终于交了一份入团申请书，成为班上最后一名申请人。那天课后，她作为支部书记找我谈话。教室里很静，她不停地讲一些大道理。我左耳进，右耳出，深知我根本入不了团，只是走一个过场。后来，她突然话锋一转，说她一直很佩服我。数学、物理好，那也罢了，因为是男生的特长，可为什么作文也能写那么好？问我是怎么学的。我抬起头，她避开了我的目光，突然露出一丝大姑娘的羞涩……

几天以后，她又来找我，问我写作文有什么诀窍。其实，我觉得写东西并不定则，只是跟着思路走。之后，她跟我借作文本。我把自己的几本作文送给了她。作为交换，也要了她的两本。她的那两本作文，不知为什么，我一直留了许久。直到文革，才不知去向。

快毕业的时候，阶级斗争的风声已经很紧。一次，听一位团员讲，她在支部会上提到我的作文《昂首挺胸的人》，说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还说要注意和像我这样的学生在政治上划清界线，等等。第二天上自习，她走到我课桌前。我拎起书包，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教室。

八五年我从美国回来，见到来京开全国人大会的BY老师和她的母亲，原福建省教育厅长YG。BY老师提到当年YG推荐我上大学的事，我谢谢她。她说，她早就知道我，JF那时在家常提到我……

在我的记忆里，她聪明、正派，长得又漂亮，是一个十分完美的形象。她后来的路却坎坷多歧。她原本十分单纯，正统。我想，是那场文化大革命扭曲了她。她没有见过社会肮脏的一面，一定比我们更难承受那些荒唐的抄家、批斗和指鹿为马的大批判。

零八年从福州回来，给JF写了封信。她给我回了个电话，约好有机会再见。不久，有老同学来，我们聚会了一次。相别四十四年，真是“相见不相识了”。那天，DJ请我们吃烤鸭。吃完烤鸭，又上上岛咔啡聊了许久。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但好象只有这次，才真正敞开心怀，痛痛快快地聊了一次。

9. 高考，我惊动了教育部长

紧张的高考就要到了，高考被认为是“自古华山一条道”。这对于当时的学生，特别是对工业落后，就业机会少的福建学生更是如此。现在再回头看，当时的同班同学，上不上大学确是两重天。面临高考，我十分茫然。甚至想报一个普通大学或大专，这样，可以保证将来的一份工作。一位数学老师对我说：“你要考清华、北大。如果清华、北大不敢要你，别的学校就更不敢要你了。”他是一个归国华侨，对我很欣赏，在班上夸过我：“我们的小同学，有智慧呀！”听了他的建议，我报了清华。事实证明，他的看法有远见。

那时，福建对高考抓得很紧。福州一中尤其如此。高三上学期课程就全结束了，许多课程早已进入复习阶段。记得那年寒假，我们补课一直到大年三十。回家的路上，路灯早就亮了。寒假总共放了三天，大年初四，我们又上课了。

我们的物理老师是副校长，我们都叫他LI校长，是福建当时仅有的两位一级教师之一，另一个是BY老师，是我的数学老师。LI校长从不记学生的名字，只记座位。那时，我是1号，SS是37号，还有一个物理科代表TD，是4号。我们几位最常被提问，号码也就记住了。我的座位靠窗户，有时上课，我会开小差看窗外。他看见了，就会提问我：“1号同学，请回答。”我突然被提问，呆呆地站起，一头雾水，不知他提的问题是什么。他是不会再讲一遍的。我呆站了一会儿，他就会不紧不慢地说：“坐下，两分。”（那时是5分制，两分就是零分。）

初四那天，正好是他的课。他看4号座位空着，就说：“4号同学怎么没来？哈！哈！大概高考没问题了吧？”那时的老师，真是出于一种责任感，加班加点上课，从不让我们交一分钱。

临考时，学校放假，只有高三学生可以进校，所有的教室都对我们开放。记得那时我住校，我母亲给我送了一点荸荠。在校门口不能进来，其他同学也找不到我，只好让他们转交给我。其他家长也这样。临考的那几天，真不知道干什么好。正好九评（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发表。那里，反修是重点。政治老师给我们划了重点段落，天天背那个，结果也没用上。

高考的头一天晚上，宿舍里早早熄了灯，一片肃静。平常最爱聊天的同学也不说话了，平常最爱开夜车的同学也不打手电筒了。过了好一阵子，才开始有人翻身。于是，有人咳嗽，有人叹气……才知道大家都睡不着。下半夜，有人开始打呼噜，我就更睡不着了。后来，干脆睁着眼，盯着天花板，等天亮。第二天晚上，也是下半夜才睡了一会儿。第三天晚上，实在太困了，才好一点。从那时起，考试前睡不着觉成了我的习惯，直到念完博士学位。

那时是夏天，天气热，没有空调，为了给我们创造一个好条件，学校在考场里摆了好多冰盆。食堂的菜也特别好，可大家都吃不下。听说有的同学第一天没考有好就不想考了，老师马上去做工作。高考的紧张程度与封建社会的科举大概也不相上下。而母校和老师们为了我们真的是费尽了心血。

考完试，我有点沮丧。除了数学，其他各科都不满意。特别是我最拿手的作文。这一年的作文别出心裁，给了一段新闻《干菜的故事》，然后要写读后感。我一看这出乎意外的题目就慌了神，一点没规划就匆匆下笔。事后，我曾想出许多种文体形式来写它，但这些构想通通没用了。高考成绩，我语文和政治都只有76分，把总分拉下许多。

我常常把高考作文和那次数学竞赛的摆硬币问题看作自己在考场上的两次重大失败。我觉得自己逻辑推理能力强，按步就搬地做事还可以。但灵活性却很差，缺少随机应变的能力。也许大一时一次微积分考题也是一个例子：求Sin(x)/x的台劳展开。其实将Sin(x)展式一除x就得了。我却还是一阶一阶求导取极限。这样做极其复杂，而且还只能得到前几个系数。从小学到大学，学校数学考试我从来没有过不会做的，这可能是唯一的特例。

高考后的等待是很煎熬人的。几个同学聚在一起话说未来，都有点神经兮兮的。时而兴起，一时间气使颐指，说不尽满腔的期待；时而愁至，转眼间变为哀声叹气，道不完满腹的恐惧。到了传说放榜的那一天，我早早出了门，和几个同学一起去看电影《搜索长统靴》，是讲二战的一个翻译片。看完电影出来，有同学说，听说放榜推迟了。于是坦然地回家吃饭。那天，大姐在家。我一进门她就对我说：“没有你的录取通知。”我不经意地说：“知道了，放榜推迟了。”弟弟在一旁，忍不住对我说：“你考上清华了。”我不敢相信，只见母亲笑盈盈地拿出录取通知书。我一把抢过，一看是真，当时的第一个冲动就是去找同学。

我拿着通知书就跑到KM家，当时我很相信他也得到通知了，但却没有。我只好收起自己的欢欣，安慰他说，他的录取通知书大概正在路上。第二天又去了KM家。KM告诉我，他们已经从学校知道了所有一榜录取的名单。我不知怎么安慰他。又想到SS，就建议一起去看他……

接下来的几天十分繁忙，拜访亲戚，准备行装。到学校，就和上了榜的同学一起，商量赴校的种种。就是见了HM，SS以及ZJ，ML等同学，也似乎不知说什么好。看来，人和人只有同命运，才能共呼吸。惺惺相惜也罢，同病相怜也罢，都不过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临走前，JS校长找了我。这也是六年来我第一次走进校长办公室。坐在校长对面的沙发上，多少有点忐忑不安。校长告诉我，他曾和清华来招生的负责人一起开会。将我的试卷摊在桌子上讨论。学校为我作了担保，然后是清华招生负责人向校党委汇报。得到党委同意后才确定招我的。他还说，我字写得不好，以后有空要练练字。我当时很感动，心里明白，象我这样的学生能有今天，全靠了惜才的校长。我含着泪水说：“校长放心，我一定好好念，一定。”

我们校长姓CH，他是一个传奇人物。他解放前厦门大学毕业，又是老革命。他对福州一中、对教育事业倾注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他有执着的追求和自己的一套教学理念。正因如此，刚直不阿的他，几起几伏。他52年就当了福州一中副校长，56年当校长，59年因“右倾”、“白专”被打倒，62年平反，又回福州一中当校长。文化大革命他被“永远开除出党”，79年，在领导和一中老师的恳请下，他第三次回福州一中当校长。他不为做官，而是把一中作为他的事业，他实现自己教育理念的实验田。

CH校长是我的大恩人，是他，一手把我送进大学的，这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之路。

高三时，学校为了转变我的思想，曾专门让一个老师给我做思想工作。我也老老实实将自己最可怕的思想都做了汇报和自我批评。包括挨批后受气，就想象《海底两万里》里的尼罗船长一样，造个潜水艇或飞机，向欺负我的人复仇。相信这些材料，应当都还在我的挡案里。只是有生之年，不知是否有机会看到这些。文革中有人揭发，学校的这些努力，都是CH校长安排的，目的是在为我上大学铺路。

毕业以后，我自愧无颜见江东父老，很少回福州。零八年回去给父母扫墓，和DJ等在北京的同学约好，一起回去。并一同去看了老校长。他当着大家的面对我说：“有些事现在可以告诉你了。当年高考，我同清华来招生的同志谈过，可他们不敢要你。我只好去找YG厅长，详细汇报了你的情况。过两天，厅长打电话来，说已经解决了。是她跟叶飞（福建省委第一书记）汇报了这件事，叶飞用专线跟当时的教育部长兼清华校长蒋南翔谈了此事，蒋南翔同意收我了。我——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学生，一个属于社会最下层的穷孩子，与校长、厅长、省委第一书记、教育部长，非亲非故。却在他们的联手助推下“走后门”进了清华。我不会忘记，他们都是共产党的官员，是我的恩人。

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却是百分之百的真事。CH校长还健在，我的几个亲耳听CH校长讲这事的同学可以做证，YG厅长和叶飞书记的子女也可以证明这个传奇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真是个幸运儿：这个概率为零的事件，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第四章、清华园，我的“天子堂”

在中国，“大学生”是父母的骄傲，同龄人的羡慕，社会的佼佼者，人们心目中的天之骄子。大学时代是人生最光辉夺目的璀璨光阴，最激情四射的豆蔻年华。大学时代演绎的故事，总是那样沁人心脾，催人泪下……然而，我却不幸生错了时间。我的大学，我在清华园的岁月，是那样地折磨人。

1. 别了，我的中学时代

第二天就要走了，头天晚上，我心绪不定，茫无目的地走出了家门。顺着那条熟悉的路，我又鬼使神差地走向学校。校园围墙外的三牧坊，是略显肃穆的一条古老的巷子，迎面的牌匾上，是楷书的“三牧坊”三字，字写得遒劲饱满，只记得是一位前清进士的手笔。过了牌坊，操场边的一排百年大榕树，用树冠搭起了一片华盖。月光，将纷繁的枝叶投射在碎石地上，像是一帧长长的水墨画。这小路，在假期的晚间显得更幽更静了。抚着校门的铁栏杆，想起多少次等待开门的情景。进了校门，慢慢踱过那条两旁是玻璃展板的过道。我驻足呆呆地望着展板，眼眶一热：这里贴过我的许多作文，贴过我几次获奖的红榜，也贴过我被开除队藉的处分布告。从大礼堂踱到大操场，我们曾多少次在这里奔跑、打斗、吵闹、戏耍。也曾有跑不动的艰难岁月，齐刷刷地坐在大礼堂后的石阶上晒太阳。又回到五四楼和紧挨着它的小操场——我初一上课的地方，泪水突然夺眶而出：这里曾经是我马失前蹄的落凤坡……翻过天桥，路经音乐室就到了生活区。左边一个小门通女生宿舍，那里是神秘的殿堂，只见女生们进进出出，却从未靠近过。男生宿舍是我居住过的地方，别了，这里的一切：走廊、房间、我每天爬上爬下的双层木床，还有那挂满衣物的水房。对着的是食堂，难忘我们每天拿着饭盆等开门的情景，还有排队领饭，分莱……。旁边半周是澡堂、厨房、后院。多少次，出操哨响，熄灯铃后，我们在这附近钻进钻出，跟管作息的生活老师捉迷藏……

别了，福州一中，这里的每一棵树，每一条路，每一栋楼房，甚至每一个可以藏身的犄角旮旯，都留下了我摸过、爬过、走过、跳过的痕迹。别了，我的母校，你让我蒙羞，也给我荣誉，你将我扭曲，也哺育我成长，你是我永难割舍的生命的一部分。

第二天就是集体赴校的日子。母亲和大姐把我送到福州火车站。母亲落泪了，无语。大姐对我说：“不要辜负了全家的期盼……”车站上是依依不舍的家长，车厢里是豪情满怀的准大学生。多少临行的嘱咐，多少惜别的泪水……一声长笛过后，车子终于开动了，我所在的车厢有大半节是清华新生，小半节是北大新生。有人领着我们和北大学生互相拉歌，相邻的车厢也是歌声不断。满车的欢笑，满车的激情，满车的青春气息，满车的火样年华。

我扒着窗口，噙着泪水，一边凝视着渐渐远去的故乡，一边动情地唱着：“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再见了亲爱的故乡，胜利的星会照耀着我们……”

2. 初到清华

接新生的大客车把我们从火车站直接拉到清华园。车子开过两旁都是麦田的水泥道，迎新的老同学说：前面就是清华园。破旧的南校门让我大吃一惊：这就是我梦中的清华大学？车子进了南门，只见路两侧略显荒凉的土地上稀稀拉拉地分布着几栋平房，全然没有最高学府的派头。心里似乎有点失望。直到过了二校门，才有了生气。

二校门是玲珑凿就的玉石牌坊，崇峨古朴。上有清秀俊逸的楷书“清华园”三字。过了二校门，在青芜的草坪前是新生接待站。上方支着红布横幅，上面写着：“美丽的清华园，工程师的摇蓝！”稍远处还有一横幅，上面是：”欢迎你，未来的工程师！”对未好美好的憧憬让我的心重新燃烧了起来。高班同学的热情让我似乎找到了依托。同来的一中同学就要分手了，大家约好第二天见面，就各奔各系去了。办好各种手续，就到了自己的宿舍。先来的同学带我去三院的小百货店买饭碗、牙杯等杂物，然后跟他们到食堂吃饭。一切都那么陌生，又都那么新鲜。带着忐忑的心情，我怯生生地，跟着高班和先来的同学，亦步亦趋，打发了大学的生活的第一天。

第二天，一中的几个老同学又见面了，大家决定去颐和园玩。跟昨天不一样，人人的胸前都多了一面白底红字的“清华大学”的校徽。无论走在路上或者在公共汽车里，这几面校徽都会引来周围许多羡慕的目光。我们更是精神焕发，步履轻盈，直觉得自己真是天之骄子。

第一次游览颐和园，我的心被深深地震憾了。那雕梁画栋的十里长廊，那彩虹般飞渡的十七孔桥，那碧波荡漾的昆明湖。无不让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湖面一隅荷花盛开，对岸是垂柳依依，真是“荷翻露珠似倾杯，柳垂成行如栏杆”。踏进龙蟠螭护，威严肃穆的皇宫大殿，真有登上天子堂之感。攀上塔楼层叠的万寿山，一路只见磨石镌字、石磴穿云。登顶之后，鸟瞰昆明湖，眺望远处的香山，似有凌云驾雾之感……凛然分水而出的石舫，上面是玲珑剔透的二层塔楼，宛若天上的琼楼玉宇。我立于高翘的舟头，望着前方的长天绿水，不禁心旷神贻，飘飘然之间，吟起李白的诗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觉得命运就要在这里起飞，挂云帆济沧海，此其时也！

系里开始分班，也就是分专业。冶金系有四个专业：金相，焊接，锻压，铸造。金相被认为是最好的。分专业时先是报志愿，我报了金相，却被分到焊接。宣布之前，辅导员专门找我谈了一次。强调要服从需要，还说了许多焊接的重要。虽然我对焊接专业不满，却感到系里对我的重视。因为其他分到焊接专业的同学，并没有人单给他们做解释。况且，金相也不是我的兴趣，因此，对焊接也就释然了。文革中，高考的材料散落，我们都找回了自己的报考书。当时考生密级分三等：绝密、机密、一般。我的报考书“招生委员会审查意见”一栏填的是“录取一般专业”，另外还有：“不能报考，第拾壹条、第拾贰条、第拾捌条……”。金相专业属机密专业，这才是我上焊接专业的真正原因。当时清华还是六年制，我们六四年入学，七零年毕业，所以叫焊零班。

分班不久，辅导员告诉我，要我去党委办公室一趟。我提着一颗倒悬的心前去了。到了党办，见有两个老师，他们显然是在等我。我去了，他们给我让座倒茶，让我受宠若惊。他们告诉我，他们就是去福建招生的两位老师。问了我入学后的一些情况和想法后告诉我，他们当时先是与中学校长讨论后，又打长途电话请示党委，党委讨论同意后才决定招我的。他们让我放心，说：“之所以招你，是因为党是信任你的。”我当时心里一热，眼泪就掉了下来……临走，他们给了我一个条子，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JL和JQ，还有电话号码。告诉我有事随时都可以找他们。后来，我虽然没去找过他们，却一直珍藏着这个字条。直到文化大革命，他们俩挨批斗时才知道，他们俩都是党办副主任。

那时清华流传一种说法，农村或贫困家庭出生的穷学生考上清华，都觉的自己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步登天了。而我也就这样，爬出了社会的底层，登上了清华这个“天子堂”，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

3. 清华园，我的天堂

清华园的美，不在于水木清华的堤栏亭榭，也不在于教学区西式的轩楼阔堂，而在于它沉甸甸的而又耐人寻味的文化积蕴和撞击。水木清华是一带典雅的中式建筑群，留下多少民族的传承和古朴的格调。大礼堂、清华学堂、科学馆……都是美式建筑。用庚子赔款建成的楼馆，深深地烙着西方文明的印记。清华园，你既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铭记着多少民族的不堪。

走近荷花池，谁会不想起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背几句罢：“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碧绿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

刚上大学，曾模仿朱文写过一篇《荷塘晓色》，能记得的不多，仅有几句大意：“刚露出半张脸的太阳，透过薄薄的云雾，将晨曦洒向一池绿叶，露珠在“舞女的裙”上滚动、变色，像一串串珍珠在争妍斗艳。淡淡的晨光下，浅浅的白雾在不安地浮动。宛若美人的荷花，不管是红、是白、含苞、待展、怒放，都伸长了脖子，谄媚地向东方探去。沉睡了一夜的鱼儿，仿佛也在向初升的红日争宠，不时地跃出水面，银光闪闪……岸边，每隔五、十步光景，就有一个晨读的学生，一阵清风飘过，带来朗朗书声——俱是异国音调……闻亭旁的石阶上，坐着一位漂亮少女，短发蛾眉，面如傅粉，唇若施脂，天然一段风韵……她手捧着一本书，心无旁骛地读着。短袖的白衬衫，露着两截雪白的手臂，黑长裙下，是长长的小腿，短花袜，塑料凉鞋……晨光被繁密的枝叶滤过，漏在她的白衬衫上，像一幅用淡墨涂抹出的花鸟画。我忍不住放下书，向她多瞟了两眼。她是那样地文静，那样地专注……我的眼神在不经意间却与另一边投来的目光对了眼，两人都不好意思地低了头。姑娘，你可知道，你在读书，却有几双眼睛在读你……”

过了圆顶的大礼堂，就是图书馆。图书馆的正面是一梯形石壁，石壁虚掩着入馆的两边石阶。登上石阶，两侧是花岗石的墙壁、立柱，中间安着厚厚的铜门。图书馆的两翼向前伸出三十度角，仿佛要拥抱那几株馆前的柏树。整个两层楼的图书馆显得端庄肃穆。图书馆正门前的草坪上是从圆明园移来的半截斜着折断的石柱，圆柱和下面正方基底是一体凿成。它和用庚子赔款盖起的图书馆是那样的不协调：不知这是针锋麦芒，还是尽释前嫌？

正门的两边是两个大阅览室。阅览室里是一排排沉重的楠木桌子，周围是一圈的椅子。这里，只要是开馆时间，几乎总是座无虚席。永远是那样的宁静、安谧，没有喝水，没有聊天，更没有谈情说爱。大家好像都在珍惜这来自不易的座位，都在埋头做着自己的功课。偶尔有人走动，蹑手蹑脚；间或是几声讨论，也都是压低了嗓门。每次到图书馆，我都有一种朝圣般的感觉。在这里学习效率特别高，似乎是心智受到神的启迪。这里是科学的圣殿，是知识的宝库，每一个来这里的学子，都和我一样虔诚。

文化大革命前，我在清华园享受了一年零八个月天堂般的生活。从食堂里的粉条红烧肉，油炸黄鱼，到大礼堂每周一场的电影，对一个从蓬门荜户走出来的我，真好象是进了皇宫天国。夏天游泳，冬天滑冰，每天都盼着下午四点半，运动员进行曲一响，同学们齐刷刷地走出图书馆、教室，奔向操场、球场、乒乓球馆、游泳池或滑冰场。只有体育馆，这个时间是给校代表队们的。那一年半，我学会了游泳、滑冰、打排球、骑自行车……文革前的清华，是绝对的体育“大国”。每次高校运动会，男子团体、女子团体和团体总分这最重的三面金牌，都是清华大学的囊中之物。特别是男子总分，总是远远地超过第二名。

再没有考不完的试和做不完的习题，也没有班主任和家长的督促，我和许多刚入大学的中学生一样，开始了放松甚或放荡的生活——享受着没有压力的快活青春。课程比中学轻了许多，多出的时间除了玩，就只有看小说。图书馆里只有一个一楼的小门里的出纳台可以借小说，那是我去得最多的地方。那时上了大学就是国家干部，不必为将来的出路担心。听高班同学说，数学对焊接专业没什么用，于是，除了老师布置的微积分的习题，其他题一道没做过，参考书就更不用说了。也想看看焊接专业的书，可是每回，书上那些莫名其妙的曲线和参数就让我心烦意乱。既看不懂，又有一种恐惧：心想，今生可就得天天跟它们打交道了。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不知我是否会一直混完大学的六年。

冶金系是收容出身不好的学生的重点系，而焊接专业又被认为是系里第一个（所谓比较好的）非保密专业，因此，这个专业多少有点特殊：出身不好的学生特别多。就拿我们焊零班来说罢，所谓红五类的比例我不清楚，但我们班有五位女生，其中三位出身资本家，一位著名右派，只有一位工人。那个年代，出身不好的学生要考上清华十分困难，这使我们班人材济济。我们下一届（焊零零）也如此。两班文革前都是四好班，文革中都异常活跃，臭名远扬。

JH是班上和我较合得来的一个，他的父亲是留美回国的，在一所重点大学当副校长。也许和出身有关系，他为人豪爽，说话痛快，不绕弯子。他聪明，功课也好，只是对上焊接专业耿耿于怀。他的专业思想比我们谁都厉害，说我们是“焊洋铁壶专业的”就是他的发明。因为文化大革命，我们班大部分同学后来都改行了，可他，据说为了调回老家，答应回焊接专业。后来他被派到美国留学，学的还是焊接。他大概是我们班坚守焊接专业的一个代表人物——上帝，就是愿意和不甘听从命运摆布的人开玩笑。

文革刚开始，他非要拉我同他一起去看立体电影。他说，以后可能再也看不出了。我们上西单大剧院看了“魔术师的奇遇”，这故事既滑稽又惊险，那枪好像就是对你开的，还有那鱼钓，眼看就直奔你来了……。后来，果然被他言中，我以后再也没见过立体电影。他为人慷慨大方，一次，我打球把他托我买电子元件的几十元钱弄丢了。我很发愁，一时还不上。他知道了，跟我摆摆手，说：算了。以后，我还就真的没有还他这钱。

生活委员SN是一个女生，她父亲是清华有名的大右派。她个头比较大，我们也把她当作老大姐。她是北京人，很热情，乐于助人。生活上的许多事，她很照顾我们。我虽然高三住校，但家离学校也就一、二十来分钟的路，在学校，最多也就洗洗内衣、内裤，其他家务活都不会。她带着几个女生，帮过许多像我这样的男生洗被子、做被子。过年的时候，她教我们南方来的同学包饺子。她很大方，她家有一辆小自行车，成了我们班的公车。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同学，都是用那辆车学会骑自行车的。她们家还有一架120的照像机，也差不多充了公，谁出去玩都跟她借。我自己今天留下的大学时代的许多照片都是那部相机照的。毕业两年后，我分到数学教研组，有幸得到她父亲许多指导。那时，常去她家，只是她分配在外地，我一次都没在她家见过她。

4. 先进典型之路

大一上期开学不久，就是学习目的教育。我谈了自己成名成家的思想，成了典型。辅导员一次一次地找我谈心，从党的事业谈到人民的培养，还有我每月十九块五的最高助学金。慢慢地，我真心地被感动了。作为典型，我批判了自己的成名成家思想。级主任和辅导员又多次表扬我。中学六年，我一直是受批评的落后生，到大学突然变了，我一下子成了受表扬的典型。我的思想真的斗起来了，我努力接受共产主义的理想，尽量想着按着辅导员和政治老师们讲的去办。学校组织计算尺比赛，有些从农村来的同学没用过算尺，我全心辅导他们，自己一点不准备。后来，我得了第四名，奖了本日记本。我在扉页上写下：“愿我象雷锋那样生活。”每当中学时代的理想、追求浮上心头的时候，我就强迫自己去想为革命牺牲的先烈，批判自己的个人主义。我把学校的重视，辅导员的关心都归结为党对我的信任，就像后娘生的孩子突然又得到了母爱，那感受真的是加信的温馨。我从孤独、消极、愤世嫉俗到努力向上，靠拢组织，积极争取入团，自己都觉得，我真的在脱胎换骨。

一次，和老同学KM一起去玩，在北海公园的长椅上我们促膝谈心。中学时代，我们是无所不谈的好朋友。那次，当谈到学校的事时，我兴奋地把我的新想法告诉他。我甚至对他说：“我现在觉得，学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做一个共产主义事业的合格接班人。”他瞪着大眼睛看我，那种惊讶和不满的眼神，我好长时间都没忘了。不知是想进一步说服他，还是想放松一下紧张气氛。我对他说，我给你唱一个清华校歌罢。当时，我真的很喜欢那首歌，觉得唱起来有一种自豪感。那歌词是：“永远跟着党，高举红旗永远向前进。永远跟着党，把党的话儿永远记心上。世界上有谁比我们更幸福，指引着我们是亲爱的党。世界上有谁比我们更幸福，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没等我唱完，KM突然起身，大声地对我说：“象墓地里送葬的歌。”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几年以后，文革中，我又成了“愤青”，成了社会潮流的反对派。一次，KM向我提起那次谈话，多少有点质疑我的真诚。我无言以对，只觉得脸上讪讪的。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信念坚定的人，但是，God is my witness，我那时候讲的，也是出自内心。

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我的总成绩是第一。特别是那年物理很难考，许多人都没考好，我们班学习委员都没及格，而我得了98分，是年级里很突出的最高分。第二学期，我当选为学习委员。

我的入团问题还没解决，思想汇报中我提出自己的专业思想。我对焊接真的没兴趣。那学期我们班的辅导员是一个农村来的高班学生，憨厚而朴实。他一次又一次地找我谈心。还特地带我去实验室看点焊机，亚弧焊机。讲焊接的重要性。当然，更多的是讲党的事业和祖国的需要，讲怎么做革命事业中的一颗永不生锈的镙丝钉。但我总忘不了中学时做过的那么多数学和物理竞赛题，得到的多次数学奖，物理奖。从心底里对焊接感不起兴趣。辅导员苦口婆心讲了不知多少次，而我竟是榆木脑袋，油盐不进。那天，辅导员真急了，讲了一句：“你专业思想老不解决，还怎么入团啊？”这句话让我开了窍，我再不闹专业情绪了。

我很快地入了团，而且讲用自己是如何解决专业思想的。我还买了一张招贴画，贴在床头。画里是一个女焊工，在高塔上焊支架，电火花四溅，划破了夜空。下面题着“为江山添绵绣，与日月争光辉”。大二开始，我们去当了一个月兵。我成了典型，经常做重点发言。后来到校办厂金工劳动，我又是典型，连带班师傅都对我特别关照。中国的典型，大都是培养的，我知道自已被选上了。现在反省当时的言行，我不能说，自己所作所为没有迎合和投机钻营的成份，因为我突然发现，似乎有人给我放下一副登天的梯子，让我往上爬。但同时，我可以发誓，自己的确是努力地用正统思想去批判和替代过去的想法。那年，我们班被评为四好班，我是五好战士。校刊《新清华》介绍我们班，我的事迹占了近一半。

我的功课仍然在班上保持着第一，我是因材施教的对象，物理老师让我不必上课，自已学《分析力学》。但我实际上已经完全失去了中学时对数理化的那种激情。工科的微积分对我是那样的简单。数学对我失去了魅力，多学一点都会觉得是成名成家思想作祟，是不安心焊接专业的表现。我其实成了班上最不用功的一个。一次，复习考试期间因为在楼道里打闹还被同学告到辅导员处。我一天到晚不知该干点什么，学习成了一种应付。同时，在辅导员的谆谆善诱下，我似乎对政治感兴趣了。下连队当兵，我是先进典型，学校金工劳动，我也是生动活泼的学习典型。我参加系学生会工作，我申请入党，我千方百计，最后托大姐买到第四卷毛选。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两位入党介绍人正同我一起准备材料，我知道我马上就要入党了。

清华文革前，有一批很优秀的双肩挑干部，无论行政，还是业务都很强，但我不敢恭维他们的政治信仰。一个典型就是一个叫HQ的团委副书记，真是一个才子。文革开始，他也在批斗之列。不久，他编写了《刘少奇反对毛泽东思想一百例》，《邓小平反对毛泽东思想一百例》，又得到四人帮的青睐，红遍全国。四人帮倒了，他钻研计算机语言，不久就编出BASIC，FORTRAN等编程的基本教材，又一次名扬全国。胡总书记也是辅导员出身，当年必定也是才华出众。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说：蒋南翔的做法是，先选业务尖子，再披上红色外衣。其实，年轻人在政治信仰方面可塑性很强，特别是在政治取向与物质利益一致的时候。我从中学时被人称为“反动学生”，到当班干部，入团，系学生会干部，文革前成了入党积极分子，只走过了一年半时间。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相信自已也会走上“双肩挑干部”的路。

5. 梦断文革

大二下学期，政治空气越来越紧张。与中学不同，这时，我似乎己站到了无产阶级这一边。六六年六月二号上午，我没去上课而在宿舍写批判吴晗的文章。那时，功课对我很轻松。而学校提倡生动活泼的学习方法，充许会了的同学不去上课，所以我因政治活动等缺课己是常事。这时，学校广播站突然播放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陆平、彭佩云在北大四清中究竟干了些什么？”（陆平是当时北大党委书记，彭佩云是北京市委派到北大的四清工作组组长。）清华园一下子就沸腾了起来。

我饭都没吃，就随人流到北大去了。北大挤满了人，在东大饭厅旁的三边区临时搭了个台，聂元梓的追随者们纷纷上台，慷慨激昂地批判陆平、彭佩云的罪行，控诉他们对自己的迫害。整个北大，从操场到宿舍区，教学区全都挤满了人。许多地方，人们围成一堆，听聂元梓的新、老支持者们的演讲。但也有人批驳，虽然不同的声音很弱。我一处听完又到另一处听，总想从纷乱如麻的思绪中捋出一点头绪，但却不能。直到天黑，又饿又累，才想起回家。

回到清华园，校内已经到处是大字报，批判清华党委的大字报有很多，但反对和批驳他们的大字报也不少。我虽然对北大，对教育路线想不清，但却把清华党委当作自己的再生父母。我忘不了刚到清华，党委办公室那两个老师对我说的：“党是信任你的。”忘不了无数次辅导员对我讲的：“党把你当作亲生儿子，不是庶出，更不是‘后娘养的’。”我当时觉得无论如何也要支持那个从地狱中将自己带上天堂的清华党委。

在宿舍楼前，我看到一张署名为“焊零班”的批判党委的大字报，立刻回宿舍，写了一份小字报，题为“无私者最无畏”，说大字报不能代表焊零班。他们如果没有私心，就应当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小字报就贴在楼道拐角。

小字报立即引起了一场风波，同班同学开始激烈争论。这时，辅导员来了，她叫JJ，只比我们高两届。她坚定地支持了我。在她的鼓励下，当晚，我写了一篇长长的大字报，为党委歌功颂德。从此，我成了铁杆保皇派，而清华对党委的造反、保皇两派也开始了拉锯式的争斗。应当说，当年的造反派们是比较聪明的，他们根据形势和报纸社论，作出自己的判断。而保皇派们还是沿袭旧秩序，按党委安排和辅导员的指示行事。就我自己而言，我保清华党委是真心实意的。

到了六月九月晚，校广播站播出欢迎工作组进校的通知。造反派们兴高采烈，校党委终于靠边站了。我茫然而不知所措，到系团总支办公室找到JJ。级主任和她都在，两个人都是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JJ若有所思，呆了半晌，犹犹豫豫地说了一句：“相信工作组能把问题弄清楚。”

我发现那里的气氛完全变了，有点象电影中国民党兵团覆灭前的指挥部。从那里出来，我无所适从。拿了一本毛选四卷，跑到一教的一个空教室。一个人在教室里，信手翻看着毛选，似乎想从中找答案。不觉间，一颗颗泪水滴到毛主席肖像上。心头刚刚愈合的伤口，似乎又被撕开了。

我一年零八个月的真正的大学生活就这样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中，有许多次，我一个人跑进空旷旷的教室，一个人坐在那里，对着课桌发呆，望着黑板落泪。我的清华梦，我少年时代的理想、抱负，都随着聂元梓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广播终结了。虽然我们还继续在清华呆着，却成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一代只造反不念书的大学生：在学校里从批斗校长、老师，到两派武斗，再到天天上教室斗私批修；上街游行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下工厂、农村接受再教育……直到差不多熬够了六年才毕业。毕业后，许多人称我们是“一年零八个月的大学生”。

六年前，我怀着一颗拳拳的赤子之心，怀着对知识的渴求，对事业的期盼，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踏进了清华园。六年中，我像中学一样，从热到冷，又一次被淬了火。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带着对生活的失望，对未来的恐惧，和对现实世界的敢怒而不敢言，我就这样万般无奈地告别了大学生活。

 

 

第五章、淡淡情愁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宋，范仲淹）

这或许称不上爱情，只是一种青春的倾慕和燥动。但毕竟，她是我第一次对彼说出“我爱你”的女性。而且，那几十年挥之不去的一缕情愁，一直留在我的心头。

她叫QS，来自上海，是一个资本家的女儿。从大学毕业以后，我再没见过她。这也许也是一件幸事：在我的记忆中她仍然是那个沉稳、寡言、含蓄的姑娘。她梳着短发，头发是别样自然地卷曲着。眼睛大大的，盯着你的时候那眼神仿佛在说话，喜怒俱在不言中。脸蛋圆圆的，眉清目秀，五官端正。说起话来，总带着上海人特有的“诺”、“诺”……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总希望见到她，喜欢跟她一起聊天、散步。也许是出身的缘故罢，她话不多，总喜欢默默地走着，静静地听着，一副小鸟依人的神态。她功课也很出色，理科好，外语也学得好，是提高班的，远在我之上。但她性格内敛，不爱出风头。她说起话来不紧不慢，聊天时喜欢扯远、漫无边际，就是不爱谈自己的事，更绝口不谈自己家的事。高兴时一笑，带出两朵浅浅的酒窝。举手投足之间，似乎总带着一股大家闺秀的气质。

那是一个周日的下午，我独自一人在制图实验室画图。她推门进来了。她站在我的画桌旁，默默地看着我打底稿，加深。间或问上一两句。我开始在加过深的地方擦去底线。不知是因为马虎，还是她的在场让我有点手足无措，我一下擦黑了一片。她瞪了我一眼，接着拿过我的橡皮和擦线板，小心翼翼地帮我擦起来。然后，掏出自己的手绢，轻轻揩去画面上的橡皮屑。过一会儿，她说：“我该走了”，就象来时一样，一阵轻风似地离去了。直到我画完收拾东西，才发现她将那条绣着波纹花边的花手绢落在画板上了。我犹豫了一下，就将手绢装进了自己的书包里。

六六年春节，班上开晚会。会上，我和同宿舍同学演了一段话剧，是红岩的一幕。我演成岗，在毛背心外面套了一件其他同学的白衬衫。我注意到，她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眼里噙着泪水。会后，我们一起散步到荷花池。记得这是她说话最多的一次，她说，她真的很感动。喜欢我的表演，不管是形象，还是台词。她轻轻把那首自白又朗颂了一遍：“……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她说，她喜欢有男子汉气质的人，宁为玉碎，不作瓦全。还念起李清照的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在她每次诺诺地在班上检讨自己家庭出身的不良影响时，我总觉得她是一个逆来顺受的人。这是我第一次发现，在她几近纤弱的外表后面，有一种刚毅，一种不屈，一种叛逆精神。

我们坐在荷花池畔的长凳上，明月照着如镜的冰面上。夜是这样的静谧，微风徐来，带着一丝寒意。我突然来了灵感，狡黠地问了一句：“这儿象不象莫斯科郊外的夜晚？”她的脸上露出一丝羞赧，轻轻地把头靠到了我的肩膀上。我闻到了她身上那股淡淡的清香，仿佛感觉到她微微的悸动和加剧的心跳，我紧张得手足无措。空气仿佛凝固住了，我一动也不敢动。就这样半依半偎，静静地享受着无言的交流……

就在文革爆发的前夕，我们还在一起长谈过。谈到列宁和克鲁普斯卡雅，马克思和燕妮……她说，她更喜欢居里夫妇……我明显地感到，她虽然不象我那样锋芒毕露，但其实也很执着，有着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我当时想，她象一部深奥的小说，但总有一天，我会读懂她心底的内蕴。

是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让两条生命的轨线分道扬镳了。从六月二日到六月九日，我和她已分属两个阵营，她成了一个造反派，而且，象我保皇一样铁杆。几次见面，我们都力图说服对方。我发现，过去那个温顺如小妹的QS不见了，变成了一个倔强得难以理喻的论敌。我感到男子汉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失去了自制力，几次对她大吼大叫，而后不欢而散。

工作组进校后，我知道自己是站错了队。党委靠边站了，保党委的大字报一夜之间就消声匿迹了。级主任和辅导员也被同年级的同学揪出来批斗。我一方面为他们感到愤愤不平，觉得他（她）们的人格受到污辱；另一方面为自己感到一种恐怖，仿佛一个落水者失去了救生圈，完全没有了依托。

不出所料，厄运很快地就向我袭来了。校教务处以革命群众的名义贴出一张重磅炸弹《且看蒋南翔黑帮的修正主义招生路线》。其中有两个典型例子，一个是蒋介石的侄女（她后来成为中国培养的第一位女博士），另一个例子是“六四年福建省反动考生C某，曾涂写反动标语，因考分高，数学最高分119分，被蒋南翔一伙拉进清华……”接着，系里同学的大字报贴在了我宿舍门口……

我仿佛自己又一次被别人剥了光猪，把自己最难堪的一切都暴露在众人面前。仿佛过去的八年是一场梦，梦醒了又回到八年前，还是那个无助的小男孩，还是那顶“反动标语”的帽子，周围还是那一种鄙视的目光。我最怕的还是见到QS，不敢想象那种难堪。

她发现我极力回避她，就托同宿舍的WF给我带了一封信。那封信对当时的我真象是一道救命符，我一个人跑到荒岛，又回到那个长凳处，才匆匆地把信打开。那是密密麻麻的五页信纸。一开始就谈到我的焦燥和她无法和我平静交流思想的痛苦。接着是对蒋南翔和学校党委的分析。她说我一开始就错了，只强调北大和清华的不同。却没有看到，他们执行的是同一条路线，而文化革命所要反对的，是那条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因此，任何学校都不可能幸免。她还说：“我了解你，知道你是个重感情的人。但千万不要用感情代替理智，被感情将自己绑到一条正在沉没的破船上。”信的最近说：“DZ，来找我吧，让我们心平气和地好好谈谈。”

在后来的日子里，这封信被我读过许多遍。她仔细分析了我们从入学开始的每一件事，经她一分析，似乎每一件都是在执行修正主义路线。这于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但我不能不佩服，她对整个形势的分析是合理的。当时，我其实完全地失去了理智，我全然无法思考她那洋洋洒洒五大篇。只有她的信，那隽秀的小字，以及信中的关切之情，还有那熟悉的签字QS，能给我一点安慰。我一直珍藏着这封信，直到出国留学回来，才发现它和另一封信一起被人扔掉了。

经过几天的犹豫，我终于下了决心，托WF给她带了个条子，约她出来一谈。那时候，我对谁是谁非已不感兴趣，只是对自己的前途感到一阵绝望，我心里只想告诉她一句话：“我们之间的一切都己结束，我不想也不会连累她。”其实，那只是一种朦胧的爱慕，事情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总是瞬息万变，神秘莫测。不知为什么，造反派中一些人又把矛头指向了工作组。我们班原来的团支部书记JF——她出身工人，是我记忆中班上唯一敢穿花裙子的姑娘，一个很有个性的女孩——成了全校著名的造反派。而QS是她的坚定支持者。我被眼前的事实弄糊涂了，完全不能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王光美带领的工作组还不能代表共产党？况且，王光美几次声明：“是少奇同志派我来的。”我当时甚至怀疑是她身上资本家家庭的血统才让她对现存的一切一再造反。

她和她们一伙很快就被工作组打成了反革命——也许没那么叫，但至少是个反动小集团吧。也许是怕连累我吧，还是她自己也被眼前的一切弄糊涂了：不知何为对，何为错，她又请WF给我带了一封短信，说她觉得现在见面可能引起误解和不便，让我自己决定要不要去找她。我当时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天天恍恍然不知所之，真不想让她见到自己的那副德行。于是决定不去找她，心想：“来日方长，以后再说罢。”我为这个决定一辈子都在后悔。其实当时，谁都需要对方的支持和安慰，需要沟通。后来，我没有机会问她，那天晚上她是不是一直盼着我去找她。但我敢用生命打赌，一定是这样的。她不找我，我也不找她，其实，我们都把对方放弃了。回想起来，这才是两条生命轨迹的分歧点——我们的下一次谈话己经是两年多以后。此时，物是人非，我已永远地失去了她……

很快，工作组就垮台了，她又一次胜利了。造反派现在开始掌权了。班上成立了三个战斗小组，一个叫《叛逆者》，还有一个后成立的，叫《学游泳》，它们都属井岗山兵团。《叛逆者》就是她和我们班最早造反的那一拨，它是井岗山兵团中响当当的一个，在全国都颇有名气。《学游泳》中的人多半是当初跟我一起保党委的一伙。现在成了跟随《叛逆者》的井岗山兵团外围组织。只有两个出身好的同学，一个是原来系学生会副主席，一个是团支委，他们参加了井岗山兵团的对立派四一四兵团。由于历史问题，谁也不要我。我曾低声下气地去求过《学游泳》的负责人，想参加他们的战斗组。他对我说要研究研究，但始终没有得到答复。我又一次回到了十二岁时的孤独。好在他们既要干揪斗走资派的反修防修的大事，又要和“国民党”——对立派四一四作斗争，就没有工夫收拾我这个“反动学生”了。

清华大学当时闻名全国的造反派头头是蒯大富，《叛逆者》们从一开始就是他的亲密战友，蒯大富有中央背景，在工作组整他时没有屈服。而我们班的造反派们在工作组的压力下大都曾低头认罪过，大概除了JF之外。后来蒯大富成立了井岗山红卫兵，再后来扩大为井岗山兵团。造反派里出身不好的，如QS，虽然从一开头就造反，也只可以当兵岗山兵团战士，只有出身好的才能当井岗山红卫兵。《学游泳》只是井岗山兵团的外围战斗组，成员也不能算兵团战士。

四一四是最早同蒯大富一起造反的一些红卫兵，但由于观点不同，从井岗山兵团分裂出来，成为对立派的红卫兵组织。毛主席说过：“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因此，全国的两派群众组织都把对立派称为国民党，虽然，双方都在为捍卫毛主席而拼命——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的荒唐。

难堪的处境和仅余的一点男子汉的自尊心让我远离了她。有一次狭路相逢，她似乎想说点什么，我扭头就走。不久，大串联开始了。《叛逆者》南征北战，大名传遍了大江南北。接着是步行串联，《叛逆者》们一走就是大半年。红卫兵们大显身手的时候，只有我孑然一身，成了形影相伴的逍遥派。

我知道，我和她已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我又一次成了时代的弃儿。我从工作组进校那一天开始就对文革疑心重重，此时已经相信社会不可能这样荒唐下去，总有一天，一切都会翻过来。我在心里对QS说：“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出水才看两腿泥，我们走着瞧吧。”我开始偷偷地学英语，从字母开始。我完全不会念，只是按数理化中英文字母的发音和俄语的拼音法去念单词。我还开始看业务书，拿着《理论物理》，跑到圆明园，躲在假山的石丛中看。这里很安静，没人打搅。

那本康帕涅茨著，弋革译的《理论物理学》，一直跟着我到现在。记得中学时见过一道苏联中学物理竞赛题：一个斜面的三角形木块置于光滑平面上，顶端放一小木块，所有质量，尺寸都知道。设无摩擦，问放手后，小木块何时到达斜面底端？中学时，连看解答都不甚明白。那天，看到该书中的拉格朗日方程，想起那道题，用广义坐标一下子就解出来了。那天中午，跑到五道口餐厅要了一杯啤酒，就炒饼……从书本中，我多少找回了一点自我。

后来发现外文书店有卖“Quotations from Chairman Mao”（毛主席语录）。我就买了一本，将中文语录放在桌子上，将英文语录放在抽屉里，偷偷地对着看。一次，不小心被一位造反派红卫兵发现了，第二天，大字报就贴在了宿舍门口，接着，英文语录也被隔壁班的几个造反派抄走了。

《叛逆者》串联回来，听其他同学说，她和YL好上了。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头嗡的一下，仿佛要炸开了。我立刻跑到他们战斗组去，想找她问个究竟。屋子里只有他们俩在一起，一副十分亲蜜的样子。我顿时什么都明白了。看见我，她站起来，叫了一声。我一扭头就跑了。

老团和老四两个造反派组织越来越对立，终于爆发了大规模武斗。武斗开始后，许多同学纷纷离校，她回了上海，而我也离开学校，住到二姐单位的一间单身宿舍。

我开始读书，英语、数学、物理，当然还有小说，只要能找到的。我甚至还跟KM学小提琴。我努力将她的影子从自己的记忆中抹去，可怎么也办不到。大学生活的种种总是不时地浮现在脑海里。忘不了，我们一起上自习，讨论数学题时的情景；忘不了，她默默地站在制图桌旁为我擦线条的一幕；忘不了，算尺比赛前一起切磋的心得；忘不了那明月夜，那荷花池畔的长凳；忘不了，那高谈阔论而又充满关切的信，忘不了那别样卷曲的短发，那圆圆的脸庞，那明眸皓齿，那份娴静，那种矜持，那一丝天禀神赋的聪俊才华，那一片无语难弃的高雅气质……

我终于忍不住了，要为挽回那段情缘作最后的努力。我给她写了封信，旧事重提，诉说了许多对往事的留恋和对她的思念。还告诉她，我已经念完清华作为第二外语的两本英语教材。她很快回了一封信，信中讲述了自己的一些近况，很平淡，避而不谈我提到的往事。最后说，希望我把二外教材寄给她。她和我一样，一直学的是俄语。我凭着自己的努力，文革中从字母开始，偷偷地学。到文革结束时，已有一定水平。到考研究生时，我选英语，得了80分，分在第十四班。当时科学院研究生院外语按成绩分十七个班，班号越高程度也越高。我没有上过一天英语课，外语又是我的弱项，英语成绩让我更对自己有了信心——这是后话。

收到她的信，虽然略感不足，但兴奋还是占了上风。我写了第二封信，信中第一次直接说到：“我爱你”。我兴冲冲地去了邮局，将信和教材一起寄回。从那一天起，我就一直盼着回信，可这回，左等右等也等不来。这似乎伤了我的自尊心，我又给她发了一封信，只说，我只希望你给我一句真心话。这回，回信很快就来了。她告诉我，她己经爱上了YL。她还让我给YL带个什么口信，现在记不清了。她大概是要我放心，她不会将此事告诉YL。

工宣队进校后，武斗结束了，所有的学生都被通知返校。她约我谈一次，时间是周日下午，地点是二教的一个教室。按照她说的号码，我找到了那间制图教室，猛地记起，那个周日的下午，正是在这里，我制图，她帮我擦过线条。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那和煦的太阳还是那样将大把的辉光从大窗户洒进教室的地板。周围还是那样的静。触景生情，不知是痛心还是难堪。

一反过去的情景，这次，她谈了许多，而我却十分消沉和自悲。她关切地问我的情况和我对未来的打算。可我总觉得，她是以一种胜利者对阶下囚的那种居高临下的恣态在和我讲话，再没有以前那种亲切、平等，甚至咨询、讨教的口气了。她的话听起来刺耳，觉得有点虚伪，就连过去觉得悦耳的“诺”、“诺”，也似乎带着讽刺的色彩。我实在忍不住了，就打断她的话，说：“对不起，我不需要你的怜悯，我相信自己知道怎么走我人生的路。”说着，我站起身走了，教室的门在我身后“砰”地一声关上了。

其实，我当时非常自悲，完全没有自信我可以跟YL或什么其他人竞争。表面的坚强或愤怒实际上在掩盖自已的无能和虚弱。我心底里是盼望着她会义无反顾地选择我。但经过了文化革命中的这么多沉浮、折冲和变迁，还有那两年完全不同的经历，这样的期盼实在太过份了。

工宣队进校后，又开始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我又被要求做重点发言，批判成名成家思想。我甚至批判了自已文革中偷偷看外语和专业书等事。我垂头丧气地离开会场，不经意间发现QS跟在我身后，默默地走着。她突然说：“DZ，你将来一定会成为JL那样的人物。不要放弃！”（JL是我们系主任，一个留苏的教授。）我回过头，看到那一双熟悉的眸子，充满了旧日的期盼和诚恳。她嫣然一笑，就走开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被她的话所感动。她说的话，正好是刚才大会所大批特批的。她对我讲了真话。凭我对她的了解，我从一开始就不相信她会真信文革中的那一套宣传。但她对大形势看得很准，这使她，一个资本家的女儿，如此顺利地渡过了文革这一劫难。而我却几乎彻底被它从精神上摧毁了。她的“不要放弃”后来经常响在我的耳边，总想着有一天重逢的时候，我会告诉她：“我的一生，虽然没有什么大的成就，但对理想的追求却从来未曾放弃过。”

毕业分配前夕，她突然来找我，手里拿着填好的分配表。她要看我的表，我不愿意。最后拗不过她，就和她交换了表。我看到她在“朋友”那一栏里还是空白。那时，我和TY已明确了关系。她看到我的表上有TY。她没说什么，拿回自己的表默默地走了。我突然想到，如果不是TY，或许我的人生会是另一个样子。造物主，你为什么要这样地捉弄人？

几十年了，那倩影、声韵、明眸、卷发……始终没能从脑海中移去；那一缕淡淡的情愁，始终无法释怀。突然想起山海关上的那副对联：“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潮起潮落，云卷云舒，平淡无奇，恒古不变。世间万物，也许只有平淡，方能久远。

 

 

第六章、文革中的大学生活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旷古未有的浩劫，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即使在世界史上亦绝无仅有，‘文革’给国家和民族所造成的灾难之深重，恐怕是没有笔墨可以形容；它的疯狂，它的恐怖，它的激进，它的盲目，它的愚蠢，它的滑稽，亦只是亲身经历过这场洗礼的人才能有深刻的感受。”——师东兵：《文化大革命记实》

1. 从工作组到大串联

工作组进校后，原校党委就靠边站了。清华工作组实际上是王光美指挥的。王光美刚到清华，就到食堂服务，给学生打饭，同学生们一起吃饭。尽管有作秀的成份，但作为国家主席夫人，那种平民意识还是很感人的。文革中见过几次王光美，其实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但不知为什么，有一种说不出的好感，觉得她稳重、端庄、平易近人。只听过一次江青在北大的讲话，就觉得她装腔作势、盛气凌人。

公开批判刘少奇后，清华红卫兵以其女儿发生车祸的谎言将王光美骗到清华园。批斗王光美时，整个清华园人山人海，主楼前更是水泄不通。我好不容易挤到会场，当时从心底对批斗和押解她的那些红卫兵感到恶心。有理说理，何必用旗袍和乒乓球做的大项链之类的东西污辱人？他们要王光美回答，四清中是怎样反对毛主席的？文革中，刘少奇如何指使她镇压革命师生的？诸如此类。但凡王有半句申辩，就换来阵阵口号和喊打声，身后的红卫兵就把她的头往下按。我当时心里想，毛主席不是说“要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吗？你们这样侮辱人，明明要人回答又不让人讲话，太可耻了。真不明白，我的那些同学——最高学府里文质彬彬的大学生们——怎么一夜间，穿上一身旧军装，扎上一条宽皮带，就都成了威虎山上座山雕一伙似的？——这些是后话。

工作组被批判后，先是由干部子弟组成的清华大学红卫兵掌权。清华大学红卫兵领军人物中有刘少奇的女儿刘涛，贺龙的儿子贺鹏飞，乔冠华的儿子乔宗准等。他们真没干什么好事。记忆中做的一件大事就是砸了二校门，然后让黑帮分子（原清华干部）和学术权威（著名教授）们背炸开的石块，红卫兵们在旁边用皮带把他们抽得头破血流。二校门是清华大学的标志性建筑，是作为皇家园陵的清华园的象征，它就这样在疯狂与血色中消失了。现在的二校门是文革后重建的赝品，每看到它，就让我回忆起那个血淋淋的场面。那些人物像川剧中的“变脸”，转瞬间就从举止优雅的清华学子变成凶神恶煞的狱卒衙役；从为人师表的师长教授变成任人羞辱的阶下囚徒。

不久，清华大学红卫兵和造反派组成的井岗山红卫兵开始混战，学校一时间出现了权力真空，各派势力，纷纷乱世称王，你方唱罢我登场。校党委垮台后，清华大学红卫兵成为工作组扶植起来的掌权者。后来，随着其头头们的父亲的垮台，清华大学红卫兵不久就日暮途穷了。由四人帮撑腰的井岗山红卫兵对校办、广播台等武力夺权，逐渐一统了清华园。不久，清华井岗山中有一些人由于观点不同，从井岗山分裂出来，成立了四一四（俗称老四）。总的说，老四的观点比较偏右，清华中下层干部与老清华大学红卫兵参加四一四的比较多。应该说，清华井岗山（俗称老团）是更正统的造反派。

不久就开始了大串联。当时我的一个表姐在清华，是六字班（毕业班）学生。一次见面，她说起几个福建同学要到福州串联。我那时在学校十分孤单，日子难过，而且我从上大学起，就没回过家，听说串联不要车票，就请她帮我说情，让他们带我走。表姐的同学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那时红卫兵运动才刚开始，表姐的同学从学校开个证明，我就跟他们走了。到上海，我们住进一家中学。那时，首都红卫兵香的很。同行的多半是北京的保皇派，但到外面则改弦更张，成了造反派。我们跟他们大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谈“打倒走资派”，谈“红卫兵”。当时师生都把我们当钦差大臣。形势发展的很快，上海也出现了红卫兵，还戴着红袖标。我们也赶紧去买了点红布，扎了几个袖标。那时的红卫兵，还没有严格组织，大都是自称的。后来的红卫兵才有了严格组织，袖标上有毛字体的黄色“红卫兵”三个字，还要加盖组织公章。

在上海呆了两天，就回福州了。我们可能是最早一批到福建的首都红卫兵，省里很重视，要给我安排在省委宾馆住。我们都不同意，就住到福州大学。第二天中午，我悄悄地溜回家。父母亲都不在家，只见到大弟弟。他在学校因为我的牵连，成了黑五类的狗仔子。他见了我，很吃惊，也不敢跟我多说话，就把我领到父亲工作的餐馆。父亲比我离家时衰老多了。不知是因为最近外调的人太多，还是他眼神不济。他的第一句话竟是：“同志，您贵姓？”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赶紧说：“爸爸，我是DZ，我是大串联回来的。”父亲似乎没回过神来，木纳的脸上没有一丝高兴的表现，只是问我在学校出事没有？然后，就催我赶紧回去。没敢多停留，我就回了驻地。没想到，这是我和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既没有重逢的愉悦，也没有离别的嘘唏。

福州大学很快就分成了势同水火的两大派，造反派支持我们，而保皇派则要找我们辩论。当天晚上在福建体育馆开辩论会，我们被请上主席台。当大会主持人介绍我们的时候，问我们要不要说几句。不知为什么，我一时冲动，上前说了几句如：“我们来是向福建革命师生学习的”之类的话。我立刻就被人认出来了。第二天，福州流言四起，说原福州一中的那个反动学生又回来造反了。后来才知道，从福州一中到省教育厅，早就贴满了有关我的大字报。我们领队，也是我表姐的同学，得知消息后，吃惊地对我说：“没想到你就是那个反动学生，你可把我们害惨了。你现在千万别出门。”

那天，我真的好害怕，像是被通缉的罪犯，栖身人家，就怕主人把我交出去。一个人龟缩在宿舍，六神无主，寸步也不敢迈出房门，连饭也是他们帮打的。到了晚上，领队弄到一张串联车票，让我跟他走。我低着头，亦步亦趋地紧跟在他后头。他一直把我送到火车站，看我上了车他才离去。那时真觉得，是领队救了我一命。上了车，我坐在座位上，心里还是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眼巴巴地望着窗外，就盼着车子赶快发动，好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这个两年来曾让我日夜梦萦魂绕的故乡。两天之后，我又回了北京，像一个漏网的囚徒，悄悄地溜回了清华园。我的第一次大串联就这样结束了。

2. 逍遥派

掌了权的造反派们开始投身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他们跟着四人帮的指挥棒，在文革初期打倒“三家村”（吴晗、邓拓、廖沫沙）及“彭、罗、陆、杨”之后，先是打倒“刘、邓、陶”，后来是“王、关、戚”，王、关、戚本是文革开始时最出名的造反派，不知为什么，造反派们这么快就狗咬狗了起来。再后来是“杨、余、付”。总之，过一阵就揪出几个批判对象。老干部就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走资派”，造反起家的就叫“文化革命的小爬虫”。一天到晚，但见“城头变幻大王旗”。除了按着四人帮的意旨造反打杀，红卫兵们还要和对立派斗智斗勇，进行“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忙得不亦乐乎。

多数学生很快厌倦了这种无休止的批斗，学校出现了逍遥派。逍遥派无所事事，每天以打扑克为业。混迹于逍遥派中，让我暂时忘记了孤独。每天的日子大致是这样打发的：晚上吃晚饭时多要一个馒头，这是夜宵。然后回宿舍就开战。有主力，有参谋。不知为什么，只打“拱猪”，不玩别的。我们班有“四大金刚”，是打得最好的四个。我是替补水平，多数时间只能当参谋。一般从六点玩到十二点。十二点左右饿了，就开始用电炉烤馒头吃。许多宿舍都如此，所以楼道的保险丝这个时间经常瘪了。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保险丝一瘪，许多人会跑到宿舍门口嚷嚷：“谁用电灶了？”这种贼喊捉贼的把戏玩多了，大家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不过既然保险丝瘪了，黑咕隆咚什么也干不了，还不如到门口来放放风，松口气。于是，灯一灭，骂声四起：“谁他妈的用电灶了？”“哪个王八蛋用电灶了？”越骂嗓门越高，越骂调子越新鲜。这种借题发挥，是一种无聊的发泄，一声无奈的呐喊。黑暗中此起彼伏的叫骂声成为当时清华学生宿舍仲夏夜的一曲令人心悸的悲歌。

总有人用保险丝或细铜丝把电闸修好。于是，又接着烤馒头。吃完夜宵，下半时的“拱猪”之战又开始了。一直战到东方吐白，大家困倦难耐，才肯上床睡觉。第二天，日中而起，又重复着同样的一幕……在那荒唐的岁月，哪怕像我看英文《毛主席语录》都是大逆不道、十恶不赦。只有打牌被造反派们所容忍——他们虽然造反，但其实心底仍在意学业，不甘被他人超越。逍遥派们抽大烟似地打牌，不过是在麻醉自己。许多人通常是中午起来后，吃过午饭，到大字报区转一转，看看“国家大事”和两派战局，回来交流一点新闻，聊聊天，于是，又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了。多少次，我独自在空无二人的教室里垂泪，为了那白白虚度的又一天。

3. 武斗见闻

那还是文革初期，一天晚上，班上的造反派突然到宿舍来，说是有革命行动——要去砸“联动”。混乱中我跟几个同学一起下了楼。楼下有三、四辆大客车，大家乱哄哄地就上了车。我们都被拉到八一中学的一个楼前，据说是联动据点。楼道的门已经被桌椅堵死了。开始，一些人还想把门打开。弄了一会儿，不见效，只见里边的人还在搬桌椅。一个头头下令：“砸！”于是，有人抬来石头，还有大木桩子，一起往门上砸。门碎了，直面毫无恻隐之心的入侵者，里边的一些中学生也蛮悍不驯，他们用长竹杆，木棍拼命往外捅。外面人多，竹杆、木棍多被抢了过来。抵抗的人撤退了。桌椅被慢慢搬开。进攻的大学生们进了楼才发现，楼道也已被堵死了。于是，又开始了双方一层又一层的争夺：开道和挡路，进攻和防守……

终于冲到了楼顶平台。于是，最后的搏斗开始了。挥舞着竹杆、木棒的中学生很快被同样挥舞着竹杆、木棒的人数占优的大学生征服了。一个个被扭着臂膀押进一间教室。我自然没有资格进那个教室，只是远远地，见一个个审完的俘虏被推搡出教室，大多难免被拳打脚踢及临门一脚，包括年纪尚幼的弱小女孩子。最后有几个被带上车押回清华，据说是联动头头。

对这场荒诞不经的“战斗”，我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旁观者。当时我对联动毫无所知，心里充满对弱者的同情。当车子载着凯旋的兵团战士和三个战俘离去的时候，我没上车。我返身上楼，看到几个女孩在哭泣，我过去对她们说：“我同情你们，可这到底是为什么？”一个头头模样的男孩提着木棒过来，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清华学生，他举起棒子，恨恨地对我说：“你再不滚，我就砸烂你的狗头。”我只好悻悻地走开了。

下一次见到武斗，是清华的两派，双方各有几十人，列成方阵，都用了长矛——打磨尖的钢管。就在五号楼和东区浴室旁的一片开阔地。那是清华第一次武斗，只见双方你进我退，你退我进，双方指挥得当，队伍进退有秩、章法不乱，大有古战场遗风。有人受伤，很快就被同伴扶下或抬下战场——多半不过皮肉擦伤。紧挨着战场的是一条高出一米有余的校园大路，我和许多同学不分派别，都站在马路上观战，那刺激、心悸、诡谲、震颤，远远超过了任何武侠片。似乎又回到了蒙昧时代——难怪当代罗马人喜欢看奴隶角斗。这次古兵器之战揭开了清华武斗的序幕。

双方已经不能在清华和平共处了。老四是少数派，只好龟缩到几个据点。他们占领了主楼、科学馆、八号楼和东区浴室。旷日持久的清华武斗开始了。许多同学回家了。少数团派或中间派的同学还可以留在学校里。老四的同学不回家就只能进据点。老四从食堂将大量粮食和其他物资弄进据点。开始，他们还能在长矛队的掩护下出来活动。后来，老团加强了包围，并且，对八号楼断电、断水。为解决饮水问题，八号楼的老四在楼内挖了个水井。老团则趁夜爬进楼，在水井里放了泻药……

武斗在升级，长矛开始往人的要害处扎。开始有伤亡了。不久，八号楼终于守不住了，八号楼的老四决定往科学馆撤退。撤退途中，老团第一次使用了手枪。一个武斗中受重伤的老四被担架抬着，老团一开枪，抬担架的吓坏了，放下担架赶紧跑。而担架上的重伤员居然也自己跑了起来，他跑进了科学馆，两天后就死了。听人说过：求生的欲望造就了许多人生的奇迹。这位重伤员在垂死之际还能跑过近百米，他创造了人生的奇迹，但却还是不能挽救自己的生命。

科学馆与主楼之间只能靠旗语联系，老四想出一招，挖一条联接主楼和科学馆的地道。地道就要挖通的时候，老四们忍不住为自己的成功而心悦神驰，他们在地道里大唱凯歌，不幸因此而被老团察觉，于是他们用炸药将地道炸塌了。武斗中，工科学生的潜力都被发挥出来了：自己造燃烧瓶，枪支、炸药，土坦克，甚至试验了火箭。

不久，清华爆发了最大的武斗——五三零大武斗。战斗从凌晨一点打响，老团向东区浴室进攻。下面的门都被堵得死死的，老团进不去。于是，老团用长竹杆搭天梯，直接往楼顶攻。楼上的老四拼死用长矛捅，老团的人很难爬上去。有人从被推倒的天梯掉下，摔死了。直到天亮，还是攻不下。

四一四从主楼出兵支援。长矛队跟在土坦克后面。老团人多，在东区司令的带领下进行阻击。东区司令是原高校重剑冠军，身手不凡。据说，他的长矛比别人都短，但谁也近不了他身。每次武斗，他的长矛都要带血，而他却从未受过伤。那天，他带队断后，面对土坦克向后跃退。不幸后面有个土坑，他被绊倒。早就恨透了他的老四人一拥而上，几管长矛同时刺到他身上。当老团将人抢回，送到医院，已不治。后来，他母亲和妹妹被当作烈士家属接到清华，倍受恩宠。工宣队进校后，他母亲又被以挑动武斗的罪名被揪出。

一直到当天下午，老团还是攻不下东区浴室。老团终于打红了眼，女司令下令：“放火”。浴室的火一直烧到顶层。为活命，守军终于投降了。此后，武斗继续升级，为了掌握清华的统治权，老团似乎已破釜沉舟，要不择手段消灭老四。

当时北京的许多高校都在武斗，而且，规模逐步升级，死人见增。武斗大概是亘古以来最荒诞无稽的奇闻怪事。从十字军东征到共产主义运动，千百年来，人们为不同的追求而浴血，为不同的信仰而献身。而这次两派都高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而去你死我活地兵戎相向。为“捍卫毛泽东思想”去杀死或被“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人杀死。红卫兵们是那样地痴迷，那样地虔诚，仿佛被那位半人半神的妖魔施了咒语。

当然，天子脚下，岂能容忍这班红卫兵胡来。况且这时，红卫兵己完成了自己打倒“走资派”的历史使命。红卫兵的闹剧该收场了。于是，毛主席派工、军宣队进驻各高校。派去清华的工宣队以宣传毛泽东思想之名进驻清华园，岌岌可危的四一四就像见到了救命恩人，而眼看胜利在望的团派，岂能让煮熟的鸭子飞走？蒯大富和他的井岗山红卫兵拒绝工宣队进校，他们甚至向工人师傅开枪，打死了几个人，这加速了他退出历史舞台的脚步。

我看过关于美国南北战争的一篇文章，当南军司令李（Lee）将军向北军司令格兰特（Grant）投降时，作为仪式，他把自己的佩剑交给格兰特。格兰特拒绝接受他的剑，挽着他的手说：“让我们共建和平吧！”而且，翻开美国历史，李将军一直得到很高的评价。我看了很感动。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你死我活”、“胜王败寇”。如果当初国民党战败时，毛泽东对蒋介石说一句：“让我们共建和平吧？”还会有今天的台湾问题吗？老团和老四也是如此，为什么一定要拼个你死我活呢？全国那么多对立派，当时没一个真正形成大联合的。这难道跟传统文化没关系吗？不要告诉我，国共两党的斗争是坚持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斗争。其实，这不是理由，美国南北战争也是坚持奴隶制和废奴制的斗争。

4. JF和XZ

我们班有五个女生，JF是唯一红五类出身的同学。她来自沈阳，比从上海、北京、天津来的其他四位都洋气。夏天，只有她敢穿花裙子。她功课中上，为人开朗，有主意，但没有坏心眼，是一个比较容易相处的女孩子。文化革命前，她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由于出身和不错的人缘，她周围有一班朋友。

我们班第一张大字报就是她带头写的。也许是由于辅导员支持我，她感到压力，那天晚上，当我在写保蒋南翔的大字报时她来了。她站在旁边看我写，还问我需不需要帮忙。看得出，她心情矛盾。但这第一夜过后，她造反的立场就一天比一天坚定起来。她本来跟我关系也不错，但此后她渐渐成了造反派的大人物，而我日益“堕落”，成了无人搭理的小丑，我跟她也就形同路人了。

XZ原来是我们班团支部委员，后来成了JF的亲密战友。文革前，他功课一般，当时给我的印象并不深刻。一开始，他造反并不如XZ坚定，记得工作组打压他们时，他沉痛地检讨自己，并慷慨激昂地揭发JF如何蒙蔽他们到新市委告状。不过后来，他与JF一起，成为我们班造反派的杰出人物，是井岗山兵团的几个核心人物中的两个。我们班造反派成份好的不多，这也许给了他机会。

他行事比较温和，不象JF那样激进。因此，比较能被对立派所接受。据说，这是他后来在兵团地位窜升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后来与JF结婚，毕业后分到长春一汽。干得很好，毕业后我再没见过他。一九九零年，我们班毕业二十年团聚。JF来了，他没来，据说是太忙了，他那时已是金杯汽车公司掌实权的副总裁。我相信，机会和环境是造就人材的重要因素。文革中，他成为能与对方沟通的唯一团派干将，他的沟通能力和领导才干是文化大革命中培养起来的。

JF的思想十分激进，她嫌井岗山兵团还不够革命，于是成立了井岗山前哨广播台，成为井岗山兵团中最激进的一拨。五三零大武斗，她是总指挥。最后，放火的命令就是她下的。基本上可以说，我是一个文革的旁观者。关于她的种种，我多半是听人讲的。但他们大串联回来的时候，我曾亲眼目睹了这样的一幕：她在跟他们战斗组的人讲点什么。讲的是什么，我早忘了。但她两次大声嚷着说：“老娘他妈的……”却让我大吃一惊。我知道“老娘”是江青用语，而“他妈的”则是文革中最流行的国骂。但把它们结合在一起，从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大学生口里吐出来，真让我不敢置信。我觉得她完全变了，再不是我记忆中那个当年穿着花裙子，带着甜甜的腔调，面目清秀而又温文尔雅的女孩子。工军宣队进校后，给两派头头办学习班。她在学习班上的一句话，后来传遍全国：“受不完的蒙蔽，站不完的队；写不完的检查，请不完的罪。”这个顺口溜，形象地道出了他们那一群人的经历。她其实也是个才女。

一九九零年见面的时候，她曾提到，她写了一本书，名字叫《穿过时空的两颗子弹》，写文化革命中的故事。“两颗子弹”自然是指她和XZ。当时，我无缘拜读她的大作。2011年，我收到她的一本书《潮起潮落》，书分三部，第一部是：“啊！那两颗穿过岁月的子弹”；第二部是：“希望的田野”；第三部是：“回归”。是他们人生的回忆录。对清华文革以及文革中的弄潮儿们——蒯大富及其干将们——的后续故事，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一读。我是从头到尾细细读了一遍，这让我多少懂了一点造反派们的心路，他们也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这是后话。

那年见面，我问她现在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她说：“让历史来回答吧。”我深信，文革是中国，甚至人类历史上最丑恶的一段：黑白居然可以那样地被颠倒，人性居然可以那样地被扭曲。然而，她至今不能释怀，因为，她曾经如此专注，如此投入地将自已青春最美好的一段献给了它，否定它无异于否定自已。那次聚会，我曾请所有班上回京的同学到我家吃饭，席间，她和几个同学猜起了拳。我再次大吃一惊，发现我们之间的距离己经如此之遥远。

文化大革命给我们这一代人打下了深深的铬印，许多人的生活轨线被彻底地改变了。其中包括：JF，XZ，还有QS，我……

5. 一次流产的步行串联

文革中，KM，MC和我，中学时代的三个好朋友又走到了一起。我们对时局有相当一致的看法，在一起的时候，真的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中学时代的愤世嫉俗，现在变成了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我们当时不仅有观点，而且，大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书生意气，总想着如何才能以我们的一己之力去改变社会现状。那些离经叛道的想法和议论，在当时如果揭发出来，足够称为“反革命小集团”了。

我们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了解民情，收集文革的阴暗面。那时正提倡步行串联，三个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只是人太少了一点，KM提出他弟弟也可以参加，我也想起我弟弟，于是我们决定先南下，到福州组织队伍。当时坐火车凭学生证，免费。我们很快就回到了福州。到了福州，我们又想到SS，于是一起去找他。那天，我们谈了很多，从个人理想的破灭，到社会的混乱和武斗，还有他父亲的自杀未逐。我们的结论都是一样的，“这个社会出问题了！”

吸收了SS，还有KM和我的弟弟，于是我们的步行串联队伍有了一定规模。那时，各地都有步行串联连络站，为步行串联提供支持。我们几个都到连络站，凭学生证借了一笔款和一定数量的全国粮票。准备工作很快就完成了。为了练兵和表示我们的决心，我们决定队伍拉练上鼓山，鼓山是福州的著名风景区，我们一路边看风景边蹓跶，完成了一次轻松的预演。在鼓山顶上我们还照了一张集体照，照片上的题字是：“长征前夕登鼓山”，这是我想出来的。

出发的前一天，KM的女朋友从北京来电话，说北京传达周总理讲话，提出要“复课闹革命”。这消息完全动摇了我们的决心。接下来的一两天，“返校闹革命”、“复课闹革命”的口号在广播和报纸上传播开了。我一想到能再回到教室，能继续念书，什么“以天下为己任”，什么“调查民情”，通通都被抛到九宵云外去了。KM和MC比我也好不了多少。大家一商量，就把借的钱，粮票退了，换成返京的火车票，回到各自的学校。回校后，我日夜盼望复课的一天，可惜复课的梦始终没有实现。虽然这以后，“复课闹革命”的口号又被几度提起，但复课却总是遥遥无期，直到我们被处理出校。

当时，我们曾对现状心怀不满，也曾慷慨激昂地在私下陈词议论，抨击时政，甚至还一度组织过什么小集团。但实际上，我们什么也没干。我们最终选择了忍耐。其实，文革中许多人和我们一样，早就不信四人帮那一套了。然而，他们选择了和我们一样的忍耐。那时的所谓“红色恐怖”比解放前的白色恐怖更甚万倍：不小心打破一个主席塑像，或撕破主席画像，都是现行反革命；一句话被告发，就可能置你于万劫不复的死地。那时有一种说法：“一个人讲真心话，两个人讲知心话，三个人讲假话，四个人讲官话。”我们有异议，已经属于大胆的了。

记得在美国留学时，一次在国际学生中心和几个外国同学聊起中国文化大革命。一个伊朗学生曾问我们：“文化革命那么多年，你们怎么不反抗？”他说：“霍梅尼上台，杀了我们多少人，但我们没有屈服，把他的总理都给刺杀了。”我听了很惭愧。我有时在想，如果中国发生当时伊拉克那种情况，会有人体炸弹吗？我不想宣扬恐怖主义，但中国人有多少肯为信仰不惜舍身的？当年有杨靖宇、方志敏、江竹筠……可后来呢？在文革这个几亿人都被卷入的荒唐岁月里，恐怕只有遇罗克，张自新等屈指可数的几个。连我最崇拜的邓小平，不也做了“永不翻案”的保证吗？六四中唯一让我折服的是那位tank man。卫国战争，前苏联几乎没有俄奸，但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出了多少汉奸？罗素说过：“中国人的忍耐世界第一，他们甚至可以忍耐死亡。”“好死不如赖活”，这是多么可悲的民族逻辑啊！

6. 难熬的学习班

工军宣队进校后，武斗结束了。同学们都被召回学校，开始了典型的文革式的大学生活。“早请示，晚汇报”，这是每天不可或缺的节目。早请示就是一早到食堂，列好队，大家手举红宝书，一边按固定频率齐刷刷地左右摇摆，一边口中齐声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然后想想，按毛主席教导，今天该干什么。晚饭前的晚汇报完全重复这个过程，然后想，今天干的每一件事是不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的。

吃过早饭就到教室办学习班，学习班由工、军宣队员主持，大家学毛选，斗私批修。工、军宣队员一般文化较低，有些甚至就是我们同学当年的初、高中同学，因学习差，考不上高中或大学而当了工人。他们说话漏洞百出，常让人忍俊不住。但大多数工、军宣队员，特别是一些老师傅，心眼好，不整人。不象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往死里整。

天天学毛选，或者学毛主席最新指示，然后结合自己思想谈学习体会，挖私心杂念。到最后，除一两个积极分子每天老生常谈地重复几句说了多少遍的体会，或鹦鹉学舌地模仿几句报纸广播的说词，大家都几乎无话可说，默默地熬时间。有时工宣队不在，就有人把楼道的钟拨到下班时间，于是大伙儿一哄而散。有人在大字报栏贴了副对联，上联是：“天天无聊天天聊”，下联是：“日日难过日日过”，横批是：“大学生活”。

一旦有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就敲锣打鼓地游行。最极端的时候，可以从清华园游到天安门广场。但天安门广场实在太远了，后来改为在校园附近游行。大家都不停地高呼口号，做出一副欢天喜地的样子。似乎谁对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最激动，口号喊得最卖力气，谁就最革命。谁要是无动于衷，谁就不革命。而如果有谁敢说三道四，或表示异议，那可就成了货实价实的反革命。

这样的学习班办了几个月，实在办不下去了。就开始下厂劳动，各系的同学多半到他们工宣队师傅所在工厂劳动。我们到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对比无聊的学校生活，这里的生活要充实许多。只有住的条件比较差，一个大工棚，里边是一条通铺，住上一个班的二十多人。

我们有五个人分到食堂，除了劳动，还参加他们的阶级斗争。食堂的阶级斗争表现主要是多吃多占。一个掌勺的老师傅是批判重点，他的罪行是：1、有时从食堂买熟肉，卖肉的师傅跟他熟，就多给他称点。2、加夜班时，有时将猪下水等煮了，由几个师傅分吃了。这些罪行，现在看来真可笑。我们当时在食堂，一边批多吃多占，一边恨不得师傅打菜多给我们一点。

食堂里有几个年轻师傅，都是二十岁上下，比我们小，他们中许多是因文革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食堂工作突击性强，有许多时间没活干。于是，大家就一齐聊天，他们喜欢听我们讲大学生活，一个女孩子，每回总瞪着大眼听我们讲，听完总重复一句话：“大学生，真神！”有几个女孩子，很喜欢跟我们闹。她们是工人，泼辣、大方，不象学校的女生。有一次我被两个女孩紧紧抱住，生生地把我的毛主席纪念章给抢走了。有一个男孩子，是学大厨的学徒工，跟我关系不错。我到过他们家，和他一起洗了一个通宵的照片。我明显地感到，他们没有我们那么多思考，那么多烦恼。和他们在一起，觉得很愉快，他们大多开朗、直爽，有他们自己的世界，自己的幸福，或许，知识真的是烦恼的源泉。

一九柒零年春节，所有的同学都走了，不是回家就是回清华。我没有钱买票回福州，也不想回清华，想一个人静一静。那天，只有我一个人留在工棚里。晚上，食堂里只有凉馒头和五分钱一份的剩莱。我吃完饭，回到工棚，一个人躺在床上。那夜，死一般的沉寂，关了灯，周围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我躺在床上，大睁着眼睛，四周的黑，仿佛是倾倒的群山向我压过来，一种无助的恐惧袭向心头：我觉得我的未来就象这周围的静夜，一片漆黑，看不到一缕光……

过了春节，忽然有了好消息：为了进行教育革命的试点，北大和清华的最后两届学生要提前一起毕业，为工农兵学员入学腾地方。那时，清华准备建汽车厂，很需要焊接专业的人。因此，我们班要留校八个人。为了安定，学校当时规定：两派的骨干不能留校。我们班造反派头头太多，因此，可供选择的人很少。那时，许多同学对学校生活极端厌倦，死活不肯留校。我们班有个同学，分配留校不同意，竟致绝食，躺在床上两天不吃、不喝、不起床。我虽然有历史问题，但在军工宣队掌权期间安分、老实，而他们大概也实在找不出别人了，于是，我作为那位同学的替补留了校。

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宗教式的狂热让整个中国都失去了理智。红卫兵们从造反、批斗到你死我活的长矛匕首，刀枪相见。两派都喊着同样的口号，都为了捍卫同一个人而拼得你死我活。再后来，被利用过的红卫兵又都被赶到工厂、农村。而我们——还算幸运的一群——终于毕业了，成了被称为“处理品”的“八个月”和“一年零八个月”的大学生们。对于历史，这几年也许是白马过隙的一瞬间，但对于人生，我们最宝贵的大学时光，我们最美好的青春韶华，就这样地被四人帮们的权欲、野心、诡诈、欺瞒给葬送了。

 

 

第七章、鲤鱼洲记实

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是“四人帮”所谓的“六厂二校”典型中的二校，是四人帮爪牙迟群、谢静宜两人抓的点。就是在他们的策划下，当时两校分别在江西鲤鱼洲建了两个相邻的农场，那里是号称五七干校的劳改农场，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古拉格群岛。

1. 初到农场

留校以后，我们就分在汽车厂。那无聊的抡大锤、焊钢板，加上天天下班后的“斗私批修”检讨会，周末则是“为毛主席争气”而加班的“争气班”，令我窒息。这时，学校开始动员到农场。当时己经知道农场有血吸虫，而且，两三年了第一批去的都还没回来，所以虽有少数积极分子报名，更多的是工宣队定了名单，找谈话。我们组有个同学被找上了，他向工宣队表示，因为自己准备结婚等原因，希望下批再去。看他那沮丧的样子，加之对当时百无聊赖的生活厌烦，不安份的我自告奋勇，顶替他去了农场。

去的这一批，主要是留校不久的学生，称为新工人。那天，告别了欢送的人群，车队将我们送到火车站，一路无话，顺利到达江西南昌。下了火车，就有农场的几辆大卡车来接我们。我们一伙年轻人，每人扛着装着被褥的行李包，提着装脸盆牙具的网兜，叽叽喳喳地上了车。卡车沿着长长的鄱阳湖大堤走，眼前是绿水万顷，鱼鳞般的波纹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闪光。低飞的水鸟不时地贴着水面掠过，沉浮的跃鱼，溅起阵阵浪花，仿佛是在向水鸟挑战，比拼着生命的活力。在绿草如茵的湖岸上，牛背上的牧童，跟在悠闲自得的羊群后……，一派江南水乡的诗情画意。

我突然为那些千方百计找借口不来农场的人惋惜：这里的生活当然不如都市方便，但那日复一日在汽车厂轮大锤又有什么意思？还不如就像电影“舞台姐妹”中唱的：“年年难唱年年唱，处处无家处处家，只要江流水不尽，跟着流水走天下。”让生命在运动中体验千姿百态的大千世界，谱写有声有色的人生历程，何等潇洒，几多浪漫。

从南昌到清华农场，汽车大约要走两个小时。大卡车走着走着，开始颠簸起来，路变得坑坑洼洼，岸上也渐渐荒凉起来了。除了河滩、杂草，只有一两处孤零零、东倒西歪的茅草房……终于到了，我们的农场——我们将在此安营扎寨的新的世界。放下行李，我们就吃饭，中午饭有一份猪肉，一份空心莱，基米饭随便打。大家打了饭，就蹲在地上吃了起来。这里没有石头，要找个高出地面的地方坐下是很困难的。但这似乎没有影响我们的情绪。这批刚毕业不久而又留校的大学生，走出了校门，象一群刚刚飞出竹笼的鸟，突然来到了这广阔的山水天地之间，带着兴奋和不安。吃过饭就宣布编队——那时都是军队编制。于是，大家就分开了，扛着行李，跟看各连来带人的连队干部，住进各自的连队宿舍。

住的是茅草房，房子隔成一溜的四间。每间有一个从前墙到后墙的大通铺，占了房间的一半。剩下的半边是通道，没有桌子椅子，更没有别的家具。我们一个排有三个班，就住这排茅草房。每班一间。女生少，三个班的女生共住第四间。茅草房的框架是竹子搭的。用稻草绳将稻草编成帘子，再用稻草绳将帘子固定在竹架子上，房子就盖成了。我们班住在靠西边顶头的一间，三面都开窗。窗子是用木板条钉的框，上面蒙着透明塑料布。框子用草绳吊在一个横杆上，要打开窗户，用棍一支就行了。

打开行李，每人的褥子都得叠上一条边。否则，通铺就睡不下我们十来口人。还有一件事，每人都得在自己床位上空安一块塑料布，塑料布向前倾。后来才体会到它的重要性：下雨的时候，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全靠这塑料布，将雨水导到屋里床前的那条通道上。这是后话。当时，坐了一宿火车的我们，都困了，铺好床，倒头便睡。一觉起来，排长领着我们参观农场。农场最宏伟的建筑有两处，一处是团部，是一栋二层的小砖楼。另一处是抽水站，是一个水泥建筑，有点像古城楼，下面是隔断鄱阳湖与水渠及农场几百亩水稻田的大闸门。

晚上是基米饭，南瓜汤。终于尝到了农场的真正伙食。原来中午是迎接新战友，加餐。管够的基米饭，加上一碗素菜汤，就是农场的标准伙食。基米和莱都是是农场自己种的。农场吃包伙，伙食是12.5元/月，比我们当学生时的还便宜。晚饭后开会，会前唱歌。那首歌后来我们唱过千百次，可当时却是听老五七战士——我们的老师们唱的。那时，这些农场又称五七干校，是根据毛主席五七指示：“知识分子要接受工农兵再教育”而建的。为的是让知识分子到这里劳动改造，接受再教育，到干校的知识分子或干部称为五七战士。那首歌至今听来仍让我心潮起伏，它伴随着我的那一段艰辛的历程：

“前进，前进，前进！我们迎着朝阳，向着东方，大踏步地前进在五七指示的大道上。第一次住进茅草房，第一次吃上自已种的粮。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紧跟毛主席，永远干革命。鄱阳湖畔红旗飘扬，教育革命战鼓响，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练一颗红心献给党。”

然后是团长讲话。当时是军事编制，整个清华农场是一个团。团长是军代表。连长多半是学校原来的中、下层干部，但每个连都有一个军代表。军代表才是掌实权的。团长讲的大道理，都是文化大革命中耳熟能详的陈词滥调。但是，当时他讲的有一点让我震动：他一再强调走五七道路是一辈子，不是一阵子。要扎根农场，干一辈子革命。我有点傻眼了，在清华园动员时讲得清清楚楚，是有来有往、定期轮换，怎么一到这儿这儿就变了？这么说，今生今世我就在这儿种地了？再看看周围同来的伙伴，个个都一脸茫然，大家面面相觑，可谁也不敢吭气。

晚上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不知是窗外的风声，还是哪位同伴的呼噜声，搅得我心烦意乱。本以为到农场一年半载，增加一点人生经历，又可摆脱当时的某些感情纠葛，为自己编织一段带有浪漫色彩的人生。谁料到如今却“半路出家”当了农夫，要一辈子扎根农场，锄草、种地、春播秋收、老死荒原，天呐……

我就这样当上了光荣的五七战士，开始了农场生活。

2. 装卸排

我们这批“新工人”都是刚毕业留校的年轻人。因为搞教育革命试点，北大、清华最后两届文革前入学的大学生为给工农兵学员让地方，比其他高校提前毕业半年，并且留校一大批。

当时，大家都不愿意当老师，怕成了臭老九，于是，迟群等人想出一个新名词，称这批人“新工人”。这是北大、清华特有的专用名词。

老教师年纪大，又在这儿折腾了两、三年，多半已身心交瘁，体弱不济。于是我们成了农场的生力军。我们成立了一个装卸排，除了排长是一个工人，副排长是一个党员教师外，其他三十来人全是新工人。我们主要负责农场的装卸和部分基建，也是团部的机动部队。也许是当时新工人中没有一个党员的缘故吧，需要两个党员来领导。

我们的排长姓Qi，他比我们先到农场，是一个很实际的人。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不知是环境的压力，还是大气候的感染，人们似乎只学会了在会上“献忠心，表决心”，在会下“斗私心，练红心”。谁敢跟领导讲条件，争权益？可他是工人，又是党员，比我们多几分胆。他对我们很平等，从不说我们是他的教育对象。他当排长，其实我们占了许多光，该休息的时候，他会去争取休息。外出干活的伙食补助、劳保，全是他帮我们争取来的。

干活的时候，他不像我们那麽傻卖力气。太累的时候，他会托故不出工。对此我们当时多少有点牢骚。但现在想来，其实是我们自己蠢。不知是胆小，虚伪，还是为了表白自己？现在想来，当时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自然包括我自己，在可怜和可悲之外，还有点发贱。

付排长姓Du，是比我们早几年毕业的年轻教师。在我的心目中，他几乎是个品德完美的人；他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只要是重活，累活，他总是抢着干。别人休息的时候，他总是忙前顾后，收拾整理。他从不发牢骚。他家在北京，几次探亲的机会都让给别人。后来有人说他是四人帮的小爬虫，也有人说他是受了四人帮的蒙蔽。其中的是非曲直，谁也说不清。我想，他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但不管怎么说，在他的人品中，有一种金子般的东西。

排里仅有三个姑娘，正好一班一个。她们为单调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大家都是刚毕业留校的同学。清华女学生本来就很少，留校的更少，而留校到农场的，也就剩下三个了。

一个姑娘叫XP，娇小而稳重，是一个可爱的“小不点”。她对人永远那麽友好，说话甜甜的，嘴巴一咧，永远给人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与她形成强烈对比的是YN，人如其名，她大有造反派的脾气，据说，文革初期她造反，还打过她“走资派”父亲的一个耳光。一次，他向公宣队连长请假，一口气讲了五个“他妈的”，一时传为新闻。她和我们班一个同学谈恋爱，给他三天时间作决定，三天后他还没给她答复。她就跑到男生宿舍，对着他喊：“你到底想好没有？……”后来，他们终于成了恩爱的一对。她有少见的泼辣，但爽直无邪，也是个心地善良的姑娘。还有我们班的LJ，是一个聪明、能干而且漂亮的上海姑娘。她留给我的印象深刻。我不喜欢上海男孩，只觉得他们太精明，不好打交道。况且，男子汉总应该胸襟开阔，不拘小节，像多数东北或山东汉子那样。可我总觉得上海姑娘可爱，她们似乎多一点沉稳，多一点阅历，也多一点傲气，有一种说不出的特殊内涵。她的故事，我想还是等后面再细说吧！

男同学中印象最深的是MS，他胖忽忽的，虎背熊腰，说起话来粗声大气。他性格爽朗，直来直去。干起活来，一个顶俩。他性格幽默，当大家都筋疲力尽，东倒西歪，或垂头丧气的时候，他猛不丁会冒出一些笑话，惹得你捧腹不止。他好像一根上满了发条，从来没有安静的时间。人家休息时恨不得躺地上一动不动，他还总愿意跟这人缠缠，跟那人闹闹，看似有着释放不完的能量。他的身上似乎少了一点知识分子的酸气，多了一点江湖好汉的粗旷气质。

我们的班长姓Men，是比我们低一届的同学，小矮个，是个农村来的同学。他很会干农活，又不偷懒。我们捆茅草房门窗，用的草绳全是他搓的。班里修筐，磨镰刀，全是他的活。他人很朴实，但不是很有心眼。有一次在南昌联络站吃饭，那米饭有点夹生，他把半碗饭倒了，还和食堂师傅吵了一架，说米饭“拉嗓子”。后来被师傅告到农场，说臭老九（知识分子）说白米饭拉嗓子，还浪费粮食。好在他是贫农出身，又是小知识分子，挨了两句批评也就拉倒了。他和我关系不错，干活时挺照顾我。

DR是隔壁班的班长，特别精明。他说话办事，总是不急不慢、有条不紊。我们班长算计不过他，经常吃亏。他们班主要是动农系的毕业生，有个同学叫SS，他不太爱讲话，他们班的同学说他上学时功课很好。后来，他果然当上了院士。

这就是我们排，我的战友们。

3. 团长

他姓XI，听说是部队上的团参谋长。团长和像我们这样的小兵离得很远。平时，除了他在台上颐指气使，眉飞色舞的训话，我们小兵在台下屏气静气，洗耳恭听的接受再教育，并没有太多交往。虽然交往不多。可有两件事，使我对他产生了厌恶之感。

一次，他骑团部的摩托车出去兜风，车子陷进一个泥坑。他一个电话，团部派车把他接了回来。我和两个同学被派去推车。我们步行了一个小时，才找到出事地点。几个人费了好大力气，弄了一身泥泞，才把车拖了出来。一路上推着沉重的车子往回走，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气恼：我们又不是随从或仆人，我们只不过是多读了几年书的“知识分子”，凭什么他兜风还要我们推车？等车子推回团部，已是更深人静，我心存余怨地往团部二楼瞥了一眼，他的房间早已熄灯了。

还有一次，我们在团部旁边修桥。修桥是苦活，要先将大块大块不规矩的红石叠到合适的地方，然后和水泥砌缝，再在上面铺上水泥板抹平……。鲤鱼洲的盛夏，天气炎热无比。我们一个个只穿一条短裤衩，肩上披一块“老表布”——太阳太毒，不披块布，皮肤很快就会会晒起泡来。我们在烈日下，挪着二三百斤的大石块。还要用铁锹搅拌水泥，飞扬的水泥粘在汗水淋淋的身上，淹得又痒又疼，那罪，真不是人受的。

而他此时，正在团部的院子里，站在楼道的阴凉处，正对着我们，拿着玉米粒，悠然自得地喂鸽子。他将一颗颗玉米粒子放在手心，将手掌伸手，于是，一只只鸽子在犹犹豫豫之后，会壮胆飞到他手心，将玉米叼走。整整一个下午，我们修桥铺路，他喂鸽子乘凉。我们汗流夹背地抬红石，扛水泥板，运沙子，和水泥，在他的眼皮底下进进出出。他熟视无睹，形同无物。在他的眼里，我们俨然只是一群他管辖下的劳改犯。

这件事让我愤愤不平了许久，后来才慢慢想清楚了：农场是我们接受再教育的地方，我们并非是在建设家园的主人，而是在改造世界观的臭老九。我们的劳动到底有多少价值？据校领导说，农场生产的粮食，价值只够我们这些人回京探亲的路费。农场建设的投资和我们的工资，都是国家给的。实际上，我们干得越多，国家经济损失越大。党和国家为了让我们改造世界观，“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这一想也就明白了，不需要接受再教育的团长们，当然不应当和我们一起，浪费如此珍贵的改造世界观的宝贵资源了。

4. 鄱阳湖上的漂泊

农场有两条船，一条是两层的机动客船，一条是驳船。驳船没有动力，要靠机动船拖着走。我们是装卸排，经常随船出动，运砖、运红石、运沙子、运粮食，还有许多生活必须品。

运砖、运红石的时候，船要在湖中走两三个小时。这时，我们这些装卸工就没有事干。那时，下棋、打扑克都是严禁的，至于看文艺书籍或业务书，那更是接受“封资修”之毒害，是十恶不赦的。唯一可干的就是聊天。可我们这批经过多年天天读，办学习班，斗私批修的“老战士”，早把可聊的故事都侃光了。况且，那时聊天也要提心吊胆，生怕说漏了嘴，犯了忌讳，再有人打小报告，秋后一算账，麻烦可就大了。于是，最多的时候是望着湖水发呆，愁怅、茫然、失落，伴着一丝绝望，真不知命运会将我们带向何方。

天气热的时候，还有一件事可干，就是洗澡。从湖中提起一桶桶水，从头上浇下来，再让火辣辣的太阳照在身上，那份凉爽、开怀和惬意，难以言传，又决非未曾亲历者所能感悟。如果没有女生一起出船，还可以学学当地老表，脱得一丝不挂，光着屁股在甲板上冲洗。那种心中怯怯却又佯装的粗旷，那种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忘情，那种动物本能的性展示欲，神秘、刺激、豪放不羁。

船到地方，大家一起装船。留一两个人在泊船尾巴做饭。跟湖岸边老表买的鱼虾，既便宜、又新鲜。如果有女生一起出船，做饭就成了她们的差事。她们多半能做出更可口的饭菜。干完活，冲个澡，围在一起，一边吃、一边聊天，再开开玩笑，真有点乐不思蜀之感。忘了清华园，忘了北京，也忘了学生时代的种种梦想和追求。

鄱阳湖不总是风平浪静的。一次在湖边沙滩装红石，装到一半，船老大突然说要起风，于是，赶紧起锚往回返。这时，正风和日丽，睛空万里，如果不是因为船老大是当地有经验的贫下中农，谁也不会相信。船刚走了不一会儿，天就开始变了，不知从那里冒出来的黑云，一下子就把太阳遮住了，平地刮起的狂风挟着暴雨，将一阵阵巨浪向船推涌而来，两层的客船象婴儿的摇床一样左右摇晃。我们的人都在客船上，只有两个准备做饭的女生留在驳船上。后来，听她们说，看我们的船几次倾斜得很厉害，眼看就要翻了，又奇迹般地摆了回来。

突然，船老大叫道：“不好，舵失灵了。”于是，叫我们赶快穿救生衣。穿上黄色的救生衣，我坐在船舱里，两手死死地抓住船舷。船猛烈地摇晃着，每次倾斜，湖水都会悠地涌上甲板。失去控制的船，任凭狂风暴雨推搡漂泊。船老大还是习惯地紧紧握着舵盘，脸色苍白。几个水手拼命地用盆往外泼水。我无助地盯着湖面的波涛，它们仿佛是千军万马，一浪接着一浪地向我们猛扑过来。我头脑里一片空白，似乎脑子停止了转动，连害怕也没有，只觉得恶心想吐。事后想来，原来人要死的时候，不那麽复杂，既没有对死的恐惧，生的渴望，也没有对往事的眷恋，对亲人的嘱托，至少当时的我是如此。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忽然船身一震。船老大高叫，抛锚，抛锚！几个水手，手忙脚乱地急忙把锚抛下去。锚被拖了几十米，终于抓住了土地。原来，天可怜见，将我们的船刮到一处沙滩，船搁浅了。船老大看似喜出望外，他兴奋地拿出一瓶酒，和几个水手喝了起来。

我们也和驳船上做饭的两个女生会合了。大家围坐在一起吃晚饭。不知为什麽，听船老大他们兴高采烈的说笑，我们却都没了往日的热闹，谁也不肯打破沉默，大家都象有满腔心事的样子。或许因为船老大和水手们成了征服死亡的英雄，而在他们与暴风雨拼搏的时候，我们却是一群无能为力，任凭风雨摆布的羔羊。

第二天，居然是雨过天晴，风和日丽。我们一早起锚，顺利返航了。半道上，看湖面漂过几堆木板，中间夹着两具尸体。船老大不让停船，只是往水里洒了一杯酒。

运沙子要到远处，在湖上过夜。第一次运沙子，记忆犹新。客船将驳船拉到地方，就到别处去了。而我们就在驳船上过夜。

晚上，当明月升起的时候，湖面上的浮光掠影，象穿着银灰色睡衣的少女，静静地卧着。微微起伏的波涛，仿佛是她梦中的呼吸和轻轻的蠕动。月的倒影，在水中飘忽不定。远处是一片水上人家的的昏暗灯光和船廓的幽淡景色，宛如一幅名家笔下的水彩画。

我们十几条汉子，睡在船舱里，盖上毡布，一吹灯，里边就成了物理学中的绝对黑体了。别说伸手，就是把手贴到眼前，也看不到五指。昏昏睡去的时候与死无别。

凌晨，舱里依然一片漆黑，却听见远处传来清脆的歌声。歌声由远而近，然后又随着竹竿击水的声音远去。被歌声唤醒，我独自钻出毡布，跑到船尾静坐，对着光风霁月，凄戚闲愁。

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的晨曦，天上稀稀疏疏的星星仍不肯离去。远处，还有隐隐约约的一排渔船和船上尚未熄灭的灯火。不久，又是一阵歌声传来。随着歌声，一只船飞快地向这边驶来，船头是一个持竹竿撑船的汉子，船尾是一个年轻的女子，带着花头巾，一身紧束的民族服装衬着青春健美的体态，她一面摇橹，一面昂首高歌，声音有如铃声般清脆。随后又有几只船，船上的女子，也唱和般地一起高歌。歌声回响在晨雾中的江面——那歌词一定很美。可惜我听不懂。

半天，太阳终于从湖面上跳起来，在鱼鳞般的水面上荡漾。阳光，象是向湖面洒了一个金色的大网。

啊，千姿百态的鄱阳湖，你那抑扬宛转的晨曦轻歌，烟波浩渺的月光湖色，是我对那段生活唯一的美好记忆。你那风云突变的无常天道，风驰电掣的惊涛骇浪，又让我几度从睡梦中惊醒？

5. 五七路上

假如不写这一段，也许你会将鲤鱼洲当作桃花源，那就看看我们怎样艰难跋涉在那条接受再教育的五七路上吧。

装卸排是最自由的，因为许多时间花在车船旅途上，真正干活时间也短。然而，干起活来，却是最拼命的。一百五六十斤的稻米，二百斤的盐糖，一个人甭想挪动。只有两个人将它放在你的背上，你才能硬挺着支起它来。我相信，脊椎只有在直立状态的强度极限下，才能勉强达到这个值。然后，一步一颤地走过那长长的跳板。装卸水泥时，也常常一次两袋地扛。只觉得大家都很卖力气，都在拼命。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好象是为了释放无处发泻的青春活力，又好象是被心底一种说不出的恐惧和压力所驱使。谁也不想落后，也许是怕改造不好不让回去的缘故罢？有时想不通国外那些邪教徒的愚昧和疯狂，但其实，我们何尝不曾有过类似的心态和经历？

红石是鲤鱼洲的主要建筑材料。鲤鱼洲本是一片荒滩，没有石头，没有沙子，除了那无尽的泥泞和杂草，似乎什么也没有。有一个红石连专门在附近山上采红石，这是这一带独有的一种红色的花岗岩，大概是含铁多，故呈红色。采下的红石大致是长方形，但不十分规则，大小也难划一，大致一块有二三百斤吧。

往卡车上装红石，两个人是搬不上去的，要第三个人帮忙，帮忙的人叫“捎伙”。两个壮汉先把石头悠起来，一边喊着号子，“一，二，三”，第三个人帮着使劲往上一推，石头就被抛上车子了。这种工作要求高度的协调。知识分子也许只有这个时候才那麽齐心协力，配合默契。

夏天双抢，是农场最忙的时候。这时，我们也得加入了农业连队。晚上，地头四角的探照灯通明，我们在灯光下插秧，直到深夜两点。收工的时候精疲力尽，到井边压点水，将胳膊大腿上的泥一冲，立即回宿舍。往床上趴，不到数秒钟就会鼾声如雷。仿佛刚趴下，起床的大喇叭就又响了。一看是凌晨四点。于是，又无可奈何地挣扎着爬起来，吃点馒头，稀粥，就又下地了。

插秧很累，干上半天，一直弯着的腰似乎就要断了。最舒服的是，从这头到那头，插完一垄，到田头往地里一躺，拼命地撑一个懒腰。那种舒服劲儿，决不是躺在席梦思上的人所能想象得出的。

插完秧不久就要除草，当地人称为“挠"，就是用手将杂草压到泥里。不知为什么叫挠，也许象是给大田挠痒痒吧？烈日下，水田里蒸发上来的水气和浑身冒着的汗气，让你真如置身在蒸笼里，闷热难熬。到傍晚，太阳下去了，刚凉快一点，蚊子又上班了。浑身上下只有一条极短的裤衩，加上背上的老表布，被蚊子咬得没着没落，两手是泥，拍也没法拍，只有像猪狗似的扭腰缩肩，乱抖一阵子。

夏天，草也长，稻也长，等稻长高了，就没法挠草了，因此，要挠得快。田多，似乎每天都完不成定额。为了赶进度，只好拼命往前跑。于是，隔壁班的MS编了个顺口溜，是仿照毛主席的十六字令“山”改的词：“挠，手脚着地往前刨，水一浑，就算挠好了！”原本也是三段，跟毛的“山”一样，只是想不起另外两段怎么说的了。

农业连吃得很差，顿顿基米饭，加上一个素莱汤，难得有荤菜。双抢时上工早，食堂在九、十点钟时会往地头送糖花卷，用麻酱和糖做的馅。他们一到就工间休息，大家每人两个。这时又饿又累，坐在田梗上吃花卷，好香、真美，至今想起还会流口水。那时，我们全都盼着回装卸排，盼着出船，向老表买鱼，买肉，自己做莱好好吃一顿。

夏天的鲤鱼洲，其热无比。周围一棵树也没有。我们的茅草房一到夏天就成了凉亭，四面墙上的草帘都给揭了去。可还是热，于是，许多人把床板搬到屋前土场里去睡。但要支上蚊帐，这里的蚊子厉害得很。

一天晚上，不知怎么搞的，一条蛇钻进一个同学的蚊帐。等他一手摸到蛇，吓得尖叫着滚下了床。大伙全被惊醒了，只见那蛇还悠然地盘在床上。半天，才在大伙的敲打声中慢吞吞地滑下床，游入草丛中去了。关于当时的生活，我曾写过一首诗。现在记起来的，就这么一句：“日里群蝇舞三餐，夜来蚊蛇伴我眠”。

记得一次感冒发烧，就被分配去工具间，给一个跛脚老师傅当助手，修补竹筐。比起大田的辛苦，这儿真是天堂了。此后几天一直在想，这辈子要能总干补筐这样的活，力所能及，该多好啊。

农业连的老师们都是我们的老师，他们终年要下大田劳作，比我们辛苦得多。日复一日，鲤鱼洲超强的劳动，摧毁着这批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让那些承载着智慧灵魂的躯体迅速地走向衰竭。老子在道德经中说：“绝学无忧”。又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统治阶级大概都不喜欢知识分子，没有了学问，没有了知识分子，统治者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6. “美国观察家”

“美国观察家”，简称“观察家”，是在农场给我印象最深的人物之一。相信到过清华农场的人谁也忘不了他。可他的真实姓名我不知道，许多人都不知道，似乎谁也不在乎他原本是谁。听人说，他在美国得的硕士学位回国的，说他文化革命前经常是西服革履，一付绅士派头。也许是受的西方教育的缘故吧，他与文化大革命格格不入。据说，到江西农场后他拒绝下水田，只在田梗上看着，于是就被称为美国观察家。成了典型的不肯接受再教育的臭老九。农场组织了大大小小的各种批斗会，终于把他批得精神失常了。

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变成一个怪物，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弯腰曲背，一双无神的眼睛，呆滞木讷。

他先是大小便不能自理。将屎尿拉在床上。睡通铺的同屋无法忍受他的气味。于是，他被赶出房间。冬天的鲤鱼洲冰天雪地，在五连茅草屋外的犄角旯旮里有一堆稻草，那就是他的住所，他吃饭和睡觉的地方。

后来，他更糊涂了，将大小便撒到自己饭盒里。于是，他到食堂打饭，食堂的师傅——也是教师——就让他将饭盒放在地上，然后，将饭菜从高处倒下，以免玷污了菜勺。

他还是不肯下地，于是，每天上班，有人拿着铁锹，用锹把顶他后背，逼他走。他若不肯走，那锹把可不是好惹的，是戳是打都够受的。到了地头，他依旧不下水田，自然还是武力解决问题——将他推下水田就是了。至于嘴啃地还是倒栽葱，那就无人问津了。不过，凭良心说，我从未见过军代表推他打他。啊，可悲的中国知识分子，我们受害，但我们也帮着害人者害人。

他的妻子是北医三院的医生。据说，当时清华党委想让她去做他的工作。她到江西农场探过一次亲，实在无法和他接近，呆了两三天就走了。回去后，就和他划清了界限——离婚了。我曾经想象过，他们在文革前准是恩爱的一对。我不知道，他的妻子是否太无情了。但是，即使她牺牲自己，留下陪他，她能改变他的命运吗？

有些疯子，发疯时打人行凶，让人害怕，谁也不敢惹他们。可他，疯了还是那样老实，那样逆来顺受。不知医学上有没有“中国知识分子型的疯子”这一说？即使吃过洋面包，也一样，是染缸太黑，还是本性难移？

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解冻了。他有几个美国同学到北京指名要见他。于是，他被送到南昌，剃头洗澡，更衣打扮了一番，然后送回北京。他的那些同学，即使见到了一个疯子，又能说什麽呢？他衣冠楚楚，受到良好的待遇。谁会知道，他已不会诉说，也不敢诉说的那种种外人无法想象的虐待。

回北京没多久，他就死了，自然是正常的“生老病死”。

7. 笔杆子

农场里除了干活，就是大批判。记得刚到农场，我的一篇批判稿从班组批判会推荐到排，又从排到连，从连到团，最后在农场广播。我也就随之成了连队的通讯员。文革中，大家通常称这些通讯员为“笔杆子”，因此，在农场的一年多我一直充当笔杆子。

当笔杆子有几个好处。首先，你被认为是积极分子，这几乎是我上大学以后习惯了的角色。其次，常常可以不干活，在家里写文章。农场活累，写文章自然是美差。再者，对于自幼喜欢动笔的我，这是一种乐趣。我对广播报纸比较留心，对文革中有新意的遣词造句敏感，因此，能紧跟形势，灵活应用官方语言。其实当时并不提倡创新，报纸广播批什么，我就依样画葫芦，再加上一点文字修饰和激情，就成了自己的批判文章。从文革一开始，我就学会了写官样文章，渐渐烙上了双重人格，好像写文章时我就不是自已，无论多么违心的话都可以讲。说实在的，那时一天到晚大批判，写文章最容易表现自己，得到领导的好感。当时自已唯恐表现不好回不了城，因此，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魔鬼。

写点时髦的批判文章倒没什么，因为靶子是素不相识的“刘邓陶”，“王关戚”，“杨余付”，等等，还有一些子虚乌有的人和物。但是，到后来，批判五一六，批判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等等，批判的对象就是自已周围的老师或者同学，白天一起扛大包、装沙石，晚上却要指着他（她）的鼻子骂，情何以堪。可当时已经失了本性，只当作是领导指示，是应命之作，官样文章。回想起来，当时许多挖空心思的猥言亵语，罗集编造的种种“莫须有”罪名，今日若复述，真会羞杀自己。假如有机会，真想向当初被自己舞文弄墨所伤害过的老师同学叩头下跪，乞求宽恕。

还有一类是报导文章，这是我最喜欢的。记得有一次鄱阳湖周围下暴雨。整个鲤鱼洲农场都可能被淹。这时，全体农场战士都上阵抗洪，在农场四周筑堤。我们夜以继日，几天几夜几乎没合眼。那时真象打仗，大家都有一种誓死保卫家园的劲头。前面的一道堤垮了，就退守第二道防线……

我一面和大伙一块铲土筑堤，一面负责报导。负责宣传的团干部不时把我叫下来，于是，我顶着塑料布，打着电筒就开写。我笔头很快，不一会儿，大喇叭就广播我的报导。一篇报道会反复播上许多遍，有些句子至今还能朗朗上口：“连日来，大雨滂沱，洪水威胁着我们的家园……”、“铁肩挑起捍卫五七道路的重担，双手筑成反修防修的长堤”、“让狂雨暴雨为五七战士洗礼，让电闪雷呜为再教育之路立碑”。这些极带感情色彩的口号，当时似乎还挺激动人心的。后来这些话都出现在农场的总结报告中。

那时，我们排归后勤部管。后勤部的头叫SW。他是工农调干生出身的原清华后勤处长，后来是三结合干部。他是一个非常纯朴厚道的人，为人和气，说话带着极浓的山西口音。他几次到我们排聊天时说，鲤鱼洲的生活体裁太丰富了，将来一定会有人将它写出来。也许，写书的就是我，而胖忽忽的MS，则必定是书中的一位人物。我当时虽不敢写，但心里想：“总有一天，我会把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写出来的。”但文革一过，考研、出国……再也没有回头细想鲤鱼洲。几十年过去，许多事情淡忘。况且，时过景迁，当初的笔杆子，如今早已摇不灵耍不动了。

8. 清查“五一六”

“五一六”堪称是中国近代史中最莫明其妙的无头案之一了。它以“无中生有”开始，以“稀里糊涂”结束。至今谁也说不清它是什么组织，谁是头？有那些主要成员？目的是什么？然而，有一样是清楚的：受牵连的人不下数十万，许多人为此命丧黄泉。

农场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也很激烈，最初被揪出的五一六分子并不多，然后就是隔离审讯和交代。这些人供出的“上级”、“下级”和“组织”，使战果迅速扩大。

印象深的是一个同学——新工人，他到底是什么罪名已经记不起来了，似乎参加过武斗。说他是五一六骨干，是批斗重点。他被批得受不了了，就想死。爬到电塔，坐到高压线上。结果，电线断了，他的屁股烧焦了，但人摔在水田里，没死。于是，他又添了“以死要挟，对抗运动”的罪名。批判升级了，他被隔离，严密监视。真不知他跟谁有组织关系，而严密监视又是要防止他什么样的新罪行。只是严密监视也没能防止他“以死相威胁”的反革命行动：那天，两个监视他的人跟在他后面去吃饭，看到路上飞驶而来的运红石的卡车，他一头撞了上去。我听到尖叫声跑到现场，只见他耳朵，嘴巴，鼻孔一起往外冒血，血带着气泡，像沸腾了似的往外涌。那情景真可怕，我赶紧走开了。我有恐血的毛病，中午吃不下饭，至今还忘不了那恐怖的一幕。下午听说，送到南昌医院，人已经死了。

从此以后，对五一六分子的监视就更严密了。我们排有一个批判对象，他到底犯了什么五一六罪行，现在是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当时光针对他，就写了好些批判稿，开会时面对面地批斗……我是笔杆子，不但许多稿是我写的，而且经常还要亲自上阵去，对着他的面念。不知他至今还恨我不？

为了监视五一六分子，我们轮流值夜班。值班的人，每人可以领半斤挂面、一个鸡蛋。在当时，只有重病号才能享受如此待遇，因此，值班算得上一件美差。那时，值班的两三个人，总是找来许多柴草，围在一堆烤火聊天。到了半夜，就开始做面条吃，因为无聊，总是变着花样细细地做，然后慢慢地吃。再看那酣睡中的五一六分子，真觉得荒唐。咳，我们的青春年华，有多少就是这样在无聊中打发走的？

突然来了一个通知，不批五一六了，这当然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运动就这样无疾而终了。在那荒唐年代的荒唐运动中，我是一个荒唐的阿斗。虽然只是个跟着别人指挥棍后面转的小卒子，但毕竟曾是冲在前面的积极分子。每想起这些，我就为自己感到恶心，我的灵魂深深地为此忏悔，真想对那些我批判过的人说一声“对不起”。

9. 我们班的女孩

她叫LJ，其实比我们低一届，由于文革，文革前入学的最后两届毕业生是一起毕业的。她不是属于特别漂亮的一种，但极其聪明而讨人喜欢，她头脑清楚，文笔又好，属于有内涵，让人印象深刻的那种女孩。到农场的时候已名花有主，她的男朋友是我们班的一个同学，叫HH。她和HH都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都能歌善舞。再加上能说会写，她其实是军宣队的红人。在系里很吃得开。只是也许由于出身，她主动要求到农场锻炼。有人说，她是为了政治前途，为了入党，也可能罢，我那时不也拼命表现自己吗？她后来官拜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这是后话。

她在连队负责宣传，一次在板报上写了篇文章，叫《夸柱子》。我在大学的时候是小矮个，胖墩墩的，又好动，得了个外号叫“活泼的圆柱体”，简称“柱子”。到了农场，同学叫我“柱子”，老师们叫我“小柱子”。她的文章写什么，我记不起来了，大致是劳动和大批判中的一些事。也许是文章的题目比较亲切，这似乎拉近了我同她的距离。

我看书多，还喜欢发表一些与众不同的观点。她喜欢和我聊天，我们之间似乎有一种默契，当时甚至可以谈一些文革中被认为是“异类”的话，用一些阴阳怪气的隐喻，然后，会心一笑。只有我知道，她远非象表现出来的那么“革命”。一次在田间劳动，休息时聊天，她告诉我，她在校专案组时，从党办看到我的材料。说：“当时就想知道你是谁，真是个人物。”听口气，显然她是夸我，是褒意的。但如果被别人听到，想抓辫子，却无从说起。文化大革命让我们学会了“听话听音”。

还有一次，收工了，她对我说，想和我聊一聊。她告诉我，她要休探亲假，准备带HH到上海见她父母亲。她问我：“你觉得HH这人怎么样？”HH告诉我们，他与LJ已到了谈及婚嫁的时候了，而且，他们俩经常出双入对，已是人所共知的情侣。我自然不会找没趣，就挑HH的几个优点说了。她没再问什么，静静地又坐了一会儿，就默默地分手了。HH是我们班的文体委员，是个美男子，能歌善舞，又是校击剑队的，他显然是许多女孩的白马公子。他家在北京，好像家里也是搞文艺的。其实，我当时觉得，他们俩虽然都很优秀，但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种人，将来保不准会有矛盾。多少年过去了，听说他们有过矛盾，但也许时间让大家都适应了对方。

她性格开朗，能歌善舞，有她在，我们班的气氛能活跃不少。一天，突然听说她要调到四连当文书。当时，文书大概是我们这些人能当的最高的“官”了。那天晚上，她到我们宿舍来，证实了传闻。大家都有点恋恋不舍。我坐在一个角落里，沉默不安，有点失落感。后来，有人提议让她再给大伙唱支歌。她大概发现我有点失态，突然冲我来了，说：“小柱子如果唱一支‘小常宝’，我就跳支舞。”这把我从角落推到前台，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其实五音不全，对京剧更是一窍不通，但当时人人都对样板戏耳熟能详，我偶尔乱哼，被她听见，她私下曾戏称我‘小常宝’，今天又当众将我的军。当时的人比较保守，要女孩子单独跳支舞是一个罕事。在大家的起哄下，我真的唱了。她在一边帮腔，其实是她带着我唱完那一段的。她真的开始跳舞了，自己一边唱，一边跳。那歌，不是文革时的歌，那舞，也不是文革时的舞。我是外行，只是觉得美。是人？还是舞？真的很美。

她走了，我也失去了一个敢谈点真心话的朋友。

10. 远离知识的日子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征就是愚民政策。孔子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对于老百姓，只能让他们跟着（统治者的）指挥走，不能让他们懂得事理。）。再看看老子的《道德经》，“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圣人的治理办法，是使老百姓心灵空虚，肚皮填饱，意志消弱，筋骨强壮，使老百姓永远无知无欲，使个别聪明人也不敢妄动。）还有“绝圣弃智，民利百倍”（抛弃聪明和智慧，则老百姓可以得到百倍的好处。）“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让人民回到结绳记事的状况。）

文化革命只是将这种愚民思想发挥到极至。在农场，每个人都只能有五本书：毛选四卷和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其他书，包括专业书籍都是禁书。说是要把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成一个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一切好事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一切坏事都是反对毛泽东思想。

说起来让今天的年轻人难以置信。七三年辽宁一个考生叫张铁生，不学无术，高考交白卷。

只因写了一封对当时高考不满的信，就被当作“反潮流英雄”上了辽宁农业大学。有一次一只驴结肠，他掏驴屁股，驴放了一个屁，也被全国上下宣传成“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装卸排有一片菜地，一次，要做一个浇水的壶。壶咀是一个圆锥，要在圆柱形的壶身上开个口安上去。因为圆柱比圆锥大许多，我对两个负责做壶的同学说，应该开一个椭圆形的口。他们楞是不信。还嘲笑我说，这口上下怎么可能一样大。我没有办法说服他们，中午，就拉他们一起去找连里的一个数学老师。我问他：“你说，一个圆锥被一个平面所截，截口是不是一个椭圆？”不知是在文革中被整怕了，还是真忘了，那位老师就是不回答。那两个同学是自动化系的，本来在我面前就有点傲气，这回更是冷潮热讽。

那天晚上，我在被窝里打着电棒，证明了圆锥与平面斜切后得到一个椭圆。我知道这是一个经典的结果。但如果把平面换成一个柱面呢？我问自己。于是，接着算。最后，把截面立体方程和它的平面展开式都算了出来。第二天，我把公式交给他们，让他们按平面展开方程下料即可。一位同学接过稿纸，一看是一堆数学式子，他似乎大吃了一惊，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盯着我，仿佛看见了一个怪物。他把草稿就递给另一个同学。他们俩嘀咕了几句，就将我的草稿团搓成一团，扔了出去。我开始几乎无法抑制自已的愤怒，但很快，愤怒就消失了，变成一半恐惧加上一半无可奈何的悲伤。不知他们是为了表示革命，还是已经真正对科学知识感到厌倦和麻木。

这是在鲤鱼洲仅有的一次。我又见到了数学，重新和它握了一次手，言了一次欢。而我周围所有的人，似乎都已经将它遗弃，象对待洪水猛兽或是毒瘤般地厌恶它。

11. 两只麋鹿

一天，卸完红石，我们一班装卸工们斜依在堤边休息。在聊着天，突然发现前面不远处有一只小鹿。小伙子们被单调、枯燥生活消磨怠尽的憨顽闲情似乎被这只小鹿给激活了，交换了几下眼神，小伙子们呼啦一下从两边包抄了过去。或许是小麇鹿太小了，它既不机警，又不灵巧。等发现自己身处险境时，它惊惶失措，一头撞进两个小伙子四支手张成的肉网中。

这一天成了装卸排的喜庆日子，大家都忙了起来：小鹿被像小狗似的用一根细绳拴住。有人去摘嫩草，有人从工地找来铁丝编笼子，还有人用米饭熬稀粥……。终于一切都就序了，小鹿住进了它的新家，它活泼可爱，吃草，更爱喝稀粥。

过两天，有人发现有只大麋鹿不时到小鹿的笼子周围转悠。“是它母亲”——许多人不约而同地这么想。不知是恣性顽劣，还是恶意促狭，装卸排的“恶少”们，打定主意要让它们母子相聚。这一天，母鹿又来探子了，埋伏在四周的小子们悄悄收缩着包围圈。住处的茅草屋前是一片开阔地，草很浅。等母鹿发现有人靠近，就急忙后撤，可发现后面也有人，就又掉头。两、三次前冲后折之后，包围圈就越来越小了，它终于还是走投无路落了网。由于血吸虫，鲤鱼洲本是人迹罕到之地。这里的的麋鹿，大概因为少了天敌，所以颇显愚笨。

这对母子终于在一个重新编过的大笼子里相聚了。可母亲与儿子截然不同，无论怎么逗它，它就是一棵草不吃，一口水不喝，在笼子里不安地转圈子，左冲右突。第二天，它就趴下了，你不捅它，它就不挪窝。可怜的小麋鹿，在它身旁转着圈子，不停地舔它身上的毛。那份亲情，真让人心酸。到了第三天，眼看着不行了，大伙就把它抱了出来，放在笼子外的草地上，希望它能自己跑开。是不想离开自己的孩子，还是再也无力回归自己的世界？第四天，它就死在了笼子边。

那天下班，我找了一把铁锹，拖着死鹿，向草丛深处走去。心里混杂着痛苦和愧疚，我漫无目的地拖着它，向着农场外的荒野，趔趔趄趄地走着。我在心底里对自己说，再远一点，再远一点，仿佛只要离尘世远一点，就有干净，有自由，有属于它们自己的世界。

找到一处草丛覆盖的小丘，我开始挖坑。鲤鱼洲的麋鹿，其实个头很小，但我还是挖了一个很深的坑，似乎是怕它被野狗刨出。将它放进坑里，我再回填土，然后堆了一个小坟包。坐在这个坟包边上，我久久不肯离去，心里想，世界上只有我，知道这儿埋了一条生命，还有它因母爱而死的故事。记得鲁迅曾责问过：“造物主，你为什么要把生命造得太烂，毁得太随？”望着暮色中灰蓝的天、深绿的草和眼前的黄土小坟，独自思忖半晌。周围空旷旷的，一阵凉风吹过，带着阴气，让我心头一颤。突然想起林黛玉的两句葬花诗：“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顿觉心动悲恸，不禁潸然泪下……

12. 血吸虫与大溃退

鲤鱼洲是鄱阳湖的一个港湾，原来是一片荒原。由于血吸虫严重，当地老表都不敢到这儿来。据说，当初迟群等人选址时，已经知道这种情况。建场一年后，血吸虫病开始严重起来。一些早来的教师出现了腹肿、肝大等症状。农场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流过水闸的水进行高压杀虫，下地前在手脚抹药等，但效果有限。

我们到农场以后，情况继续恶化，到后来，南昌医院住满了北大、清华的五七战士。农场进行了一次普查，结果发现，80%的人受感染。无奈之下，农场也办起了医院，收容血吸虫病人，就地治疗。我们连有一条黑狗，我们刚去时它特别可爱，每天下班，它远远看见我们回来，就会高兴地摇看尾巴跑过来跟你亲热。逗狗玩成了无聊生活中的一大乐趣。半年以后，它变得懒洋洋的，不爱动，整天趴着晒太阳。再后来，肚子越来越鼓。终于有一天，它再也爬不起来了。

血吸虫的肆虐，令人心浮动，农场变得一片恐怖。情况终于反馈到北京。于是，当时的党委副书记、中央委员谢静宜来到农场视察，并召开座谈会，听听我们的反映。会前，团部的宣传部长将我们连的文书和我叫去，要求我们在座谈会上多谈正面意见，谈对五七道路的理解和自己的成长和收获。

那天的座谈会很激烈，谢先大谈党委对农场五七战士的关心，要大家大胆反映情况，不要有顾虑。于是，一些来农场的工人先开炮，对农场的许多做法，对血吸虫，对北京家中的困难，谈了许多。来农场的工人多半是骨干，除连，排长外就是机械连的，机械连一般不下大田，条件比教师们所在的农业连好多了。他们一带头，一些胆大的教师也开口了。座谈会成了诉苦会，谢和农场的领导脸色越来越难看。

宣传部长直朝我们几位“骨干分子”使眼色，其实，对血吸虫和农场的种种，我们也有同感，又怕犯众怒，各连的文书和笔杆子们，你看我，我看你，谁都不肯开口。宣传部长实在憋不住了，就开始点名：“某某某，你来说说。”于是，“正确”的声音就出来了。该我的时候，我犹犹豫豫地发了言，讲自己的收获体会，讲农场领导为防治血吸虫所采取的措施，讲坚持走五七道路的决心……总之，是唱赞歌。发完言，我看到工人师傅的愤怒和一些老教师眼中鄙夷的目光，我低下了头，不敢看大家，脸上一阵发烧。会后，宣传部长专门把我介绍给谢，说：“他叫‘小柱子’，文章写得很好。”谢拉着我的手，还亲切地叫了一声“小柱子”。

每当我想起这件往事，就深受良心的鞭挞。其实，从初一出事开始，我就重蹈了父亲的覆辙——与社会格格不入。但我吸取了父亲的教训，带上假面具生活。我明明心里赞成工人师傅们的意见，却还要另说一套，明明很想离开农场，却还要表示要走一辈子五七路。明明心里恨透了迟群、谢静宜这伙人，却去为他们抬轿子，吹喇叭……

从南昌到北京，不断传来死于血吸虫的消息。同时，血吸虫更让许多人失去了劳动力，农场能干活的人越来越少。农场终于要撤退了，许多人分批返校，留在农场的人越来越少。农场各连队食堂都是知识分子当家管账，他们谨小慎微，不敢乱花钱。于是各连食堂都有不少家底。要撤退了，各连纷纷杀猪。这年又正赶上鄱阳湖大旱，副业连乘机捞了许多鱼。食堂的伙食好得上了天，每人半碗红烧肉、两条炸黄鱼，青菜和蒸的鱼都敞开供应。我们这些年青人，顿顿都吃得动弹不得。

终于，大多数人都走了。只有少数骨干，留下来收拾残局，然后转战到京郊开创新农场。我终于尝到了自已种下的苦果：为了早日“改造”好，可以早回去，我千方百计，咬牙苦干，努力表现自己。到头来，变成了留守和新农场的骨干。这也许就是上帝的惩罚吧，One must drink as one brews。（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喝。）

13. 后记

当我们告别鲤鱼洲的时候，这里已经是一片绿洲。宽敞的石子路直通南昌；水电站，灌渠将千亩良田编织成一个井然有序的大网，几处砖石结构的楼房尉为壮观。每个连队都有猪圈，鸡栏，莱园子，一派生机勃勃的农家景象。走的时候，据说全部移交给了南昌县政府。

—年后，一些人思乡心切，又回到了那块梦寐萦绕的地方。那片我们曾经付出过多少汗水，经历过多少辛酸苦涩的土地，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满目疮痍：茅草房早已倒塌，楼房被扒，石头、砖头都被拆走，连铺路的小石子都被挖起运走了。当年的水稻田又变成了荒草地，灌渠成了臭水沟，整个农场又成了荒无人烟，野兔出没的地方。只有杂草间一撮撮不甘死去的再生稻，启示着当年水清稻香的景色。

他们哭了，是为了毁灭的农场，还是为了逝去的青春岁月？那每一片稻田，每一条水渠，每一块红石，每一处茅草房，都浸染着我们的汗水和血泪，也记载着权势者及其爪牙的骄横和愚昧。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它是疯狂时代的见证。它曾经是一片荒草地，在成千中国最高学府的“臭老九”们的艰辛耕耘下出现了一个神话般的世界。然而，那鸡鸣犬吠，人声喧哗的清晨，那牛耕马跑，人行车驰的白天，那马达轰鸣，灯火如昼的夜晚，那堤外白帆点点，堤内炊烟袅袅的一片生机，转眼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沧桑变幻有如神话中的城堡，来无影去无踪。只有荒草丛中留下的残垣断壁，弃沟废道，还在见证着那段荒诞的岁月。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湖岸边，云遮月暗，荧火烁烁，清风凄凄，水汩草动。该是那些屈死的鬼魂喧嚣游荡的时刻了吧？他们有多少悱恻哀婉的不幸要诉说，有多少撕心裂肺的冤屈要控告……

 

 

第八章、从新工人到教师

从莘莘学子到工友农夫再到“亦师亦徒”的教师，在那畸形的年代，我们这伙人走过了一条奇特的路。老教师们帮我们成长，也让我们读懂了过去心目中神圣的“老师”。工农兵学员不过是比我们小三、五岁的青年人，由于文革，他们进了工厂、下了农村或当了兵。当我们在清华园萍水相逢的时候，相互间有倾慕、投契，也有猜疑、嫉妒。这些，演绎了一段铭心刻骨的故事。

1. 新农场

新农场在北京郊区顺义县。这里原来是劳改农场。我们住的是一处单层砖房，房子特大，又高，只是在高不可及的地方有一排小窗户，窗户上嵌着一根根铁条。门是大铁门，很沉。不知这里原来是劳改犯住的地方，还是堆集杂物库房。现在，这里摆着一排排整齐的上下铺，这就是我们的新家。在这里，我深深地感受着拥挤、压抑、沉闷而又无奈。

刚到农场的时候是深秋，北方已经过了收获季节，田野里光秃秃的，北风刮起的时候，飞沙走石，树梢上未落的残叶吱喽喽的发响，将那些寒鸦宿鸟都惊飞起来。走在土道上，有一种荒凉凄清的感觉。偶尔下雨，一阵寒意，更觉得没着没落的，真应了那句诗：“秋风秋雨愁杀人”。新农场刚开张，又要入冬了，没什么活好干的，就开始修一条从公路到农场的石子路。学校党委的领导们正忙着他们的“教育革命”，招新生，办工厂，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而我们从“江西鲤鱼洲”那样的大手笔溃退而来的这一小撮人和这个不起眼的小农场，似乎成了被教育革命遗忘的角落，处于无政府状态。

接着是北方的冬闲，令人百无聊赖。特别是那大雪纷飞的日子，我们躲在屋子里，围着一个大火炉，看着火炉上吱吱地冒着热气的水壶，沏上一杯浓茶，海阔天空地神侃，似乎那个喧嚣的世界，那场腥风血雨的文革，那个尔虞我诈的人世间都不存在了。只有这一小块世外桃园，和窗外白皑皑的雪封大地，伴着这真实而又虚幻的人生。

不知是为打发时光，还是为寻找一份精神寄托，我又开始看英语，这次是半公开地。周围是农场的老友，况且，大家都已厌倦了那极左的一套。农场里有一个英语教授，姓Z，很和气。每次有什么问题，我就等无人时去问他。他似乎为有人赏识他的学问而感到一丝慰籍，总是尽可能详细给我解释。我们心照不宣，只要有人来就住口。

Z教授和他太太感情很好。他的太太五官端正，性格开朗，说起话来泼泼撒撒，人缘很好。听知晓内情的老教师说，Z教授原是地主家的大少爷，而他太太是他们家丫鬟。他那时正在上大学，放假回家，看上了这个小丫鬟……有了那种关系后，正赶上中国大陆解放，那丫鬟回到她自己家。她父亲知道这事后，气得要告他。她要死要活地拦着。最后，她父亲让了一步，托人给Z教授带口信：如果不娶他女儿就饶不了他。不知是情非得已还是真心相爱，他娶了她……

每次见到他们，我就不禁想起《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和卡秋莎。我想，如果托尔斯泰把Z教授和他太太的故事写出来，一定是一部反版的《复活》。鲁迅说：“贾府里的焦大是不会爱林妹妹的”，我不相信。我想，男女间的情爱是人的天性，是上帝赋予人类的一种最美好的情感，它超越了阶级、社会地位、种族和凡此种种的一切。

虽说这里原是劳改农场，但毕竟是天子脚下有人住过的地方，一切都比鲤鱼洲强多了。我们到这儿不久，修屋补桥，开路挖沟，不干农活，专门改善生活环境——建设我们不知要住到几时的家园。到开春，一切都已上了正轨。坚守在农场的我和战友们正要准备翻土播种的时候，突然山回路转，柳暗花明：农场来了一批新战士，替换这些留守的老战士。终于，我回到了一年多来梦魂萦绕的清华园。

2. 培训班

由于一届届工农兵学员的入学，基础课的老师严重不足，因此，要抽调一部分新工人去补充。留校的新工人，在这一年多时间里，纷纷回各自的教研室，也慢慢对教学工作熟悉了。因此，我们刚从农场撤回到的这些人，成了上基础课的主力。那时，数学被认为是最脱离实际的，我听说要上基础课，就想上物理教研组，觉得总比数学好一点，况且，我也很喜欢物理。于是，就去找LJ。她由鲤鱼洲直接回清华，此时已是学校办公室的小官了。她没忘旧交情，答应帮忙。可第二天对我说：“不行，数学教研组点名要你。”

我就这样被分到了数学教研组。数学教研组一共分来了十二个人，组成一个培训班。负责培训的是Z老师。报到的那天上午，先是支部书记讲教育革命的意义，接着教研室主任介绍了教研究的情况，最后是Z老师宣布培训计划。第一步是花三天时间将清华大学《微积分》预篇习题做完。预篇实际上是中学内容的复习。我花了一个小时，不到中午就做完了。对我来说，不假思索，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写字上。还有几个同学也不慢，Z老师的计划被完全打乱了。

Z老师是一个十分和气的长者，他可以和我们这群年轻人一起打排球、打乒乓球、聊大天，对我们很是照顾。不过，他确实低估了我们的水平和多年以后重新投入学习的热情。清华大学《微积分》几天就复习完了。只好改用菲赫金哥尔茨的《数学分析原理》，做吉米多维奇《数学分析习题集》。那时，我已结婚。一次，回家探亲回来，看他布置的习题里有一道打信号的题，是：“如果一个序列趋于某极限，证明前n项平均作成的序列也趋于同一极限。”我正要做，Z老师对我说：“这道题就不要做了，BQ都没做出来。”BQ是我们中唯一的原数力系数学专业的学生。这有点伤了我的自尊心，课间休息时，大家去打排球，我留在教室里。等他们回来，我已经把证明交给了他。

文革前清华有许多数学教师是本校工科学生留校，以后又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无心钻研业务，许多优秀人材，却得不到提高。我们刚去，就听说大跃进年代，数学教研组曾提出要“打倒柯家店”。不要epsilon-delta。反击右倾翻案风后，我们也被组织学习《马克思数学手稿》，还有人建议，用它当微积分教材。这些用政治冲击自然科学的奇谈怪论，现在是听不到了。Z老师人很好，但指导我们却明显的力不从心。我当时年轻气盛，总觉得自己数学底子比他还好。据说，文革前蒋南翔因为政治原因，要把清华搞成一个“不漏气的发动机”，不但基础课，而且连政治课的老师也要自己培养，这条近亲繁殖路线大大影响了基础课的水平。

复习多元函数时，有同学不知从那里找了一道题：在一个锐角三角形内找一个点，使它到三个顶点的距离和最小。我不假思索地说：“我会做。”只见Z老师在一旁怀疑地摇摇头。其实我中学时看过一本小册子，叫《数学问题中的力学方法》吧？书中有解答：在三角形三顶点安三个定滑轮。找三个相同的砝码，分别系上线。再把三根线头系到一起（结点为O），然后让三个砝码分别跨过三个定滑轮。平衡时，O的位置就是最优解。道理很简单，平衡时势能最小。所以砝码位置最低，留在三角形平面上的线段总和就最小。再根据力平衡，O对每条边的张角都应该是120o，这就是答案。Z老师很不情愿地接受了我的这个非正规解法，然后告诉我们，这是一道有名的难题，菲赫金哥尔茨的《微积分学教程》一书中有解答。我后来去找过那个解析解法，的确非常麻烦。

这班里有一个原数力系提高班的，叫WM，还有一个原工物系提高班的，加上我，数学都好，还有几个同学也都不错，我们都想多学一点。有两三个比较吃力，但我们一起哄，他们也不太好出声。于是，教研室主任栾汝苏教授亲自出马，给我们上《线性代数》，用的是北大教材。培训完《线性代数》接着讲《抽象代数》。文革前分来的一批所谓老培训班的年轻教师都很羡慕我们，有的老师也抽空和我们一起上课。栾教授是教研组唯一的正教授，西南联大出身，和杨振宁同过学，上过华罗庚的课。他是一个饱学而勤奋的人，他有一个笔记本，把我们习题中好的解法都记下来。MW和我后来都考上了科学院研究生院，临行前跟他辞行，他让我们看了他记的我们俩的一些习题解答，他的敬业精神一直留在我心头。

上课之余，他同我们讲一点西南联大的逸事。说那时老师出数学考题，学生都做不完，做得最好的为100分。然后以它做标准给其他人评分。一次，杨振宁做得太好了，按老办法，很多人会不及格。后来老师想了个办法：开平方乘十，他还是100分，而其他同学36分就及格了。还说钟开莱年轻时很狂，有一次证了一个定理，很得意，到教研室说：“谁能证出来我请他下馆子。”华罗庚看不过，说：“拿来。”第二天就把证明拿出来了，只用了半页纸。

培训班生活中最有趣的就是打排球，我们正好十二个人，两位女生，分成两拨，对抗赛。最高潮的时候，上午休息一场，下午休息一场，打得不亦乐乎。年轻人贪玩，Z老师又是好好先生，所以常常玩到忘乎所以，尽兴方止。有个同学，还因打球姿势，得了绰号，叫“小跳”。后来，教研室其他老师实在看不过去了，提了意见才有所收敛。

班上学得最好的两个同学，一个是我，一个是WM，他原来是数力系的因材施教生。WM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他多才多艺，除了功课好，还弹得一手好琵琶，是校民乐队主力。他做什么事都特别整洁清楚。他的床铺特别干净整齐，琵琶翻盖在床上。只要有人碰了他的东西，他一定会发现。他写的一手漂亮的中文字，无论钢笔、毛笔。他的笔记和讲稿都象印刷的一样。他其实人很好，才华横溢，可惜但凡才子多有怪僻，当时我们班上许多人都对他有看法，觉得他不合群，有点别扭，又有点脂粉味。

我们培训班有一个女生，叫小Xia。性格活泼，人也漂亮。WM当时还是单身，对小Xia有意，举止言谈多有暗示。小Xia却有点装聋作哑，不“Yes”不“No”的。后来，WM终于放下架子，把话挑明了。小Xia也就认真了。她和我们几个早就只配作壁上观的“已婚男子”关系都不错，就半闲聊半认真地征求我们意见。回想起来，其实他俩满般配的。可我们几个当时年轻不谙事，又对WM有偏见，或许还有点吃醋，就你一言我一语，尽说拆台的话，生生把此事搅黄了。现在想起，真觉得对不起WM。

后来，WM找了他的一个学生，又年轻又漂亮。他回国后在香港浸会大学当教授，现已退休。小Xia上了研究生班，听说她找了一个同班同学，后来一起上了美国。可知天下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虽然他们都有了各自的美好归宿，但我常想，倘若当时不是我们几个使促狭撺掇，他们俩的人生路也许会迥然不同。人生也许就是个随机过程，是由上帝掷骰子来决定的。个人的一生只是一次性的不可重复的样本。这也许正是生命的魅力所在。可是，在命运的面前，我们是多么地脆弱而无力啊！

我们培训的这段时间，是所谓邓小平右倾翻案前期，政治气氛相对宽松，允许的业务学习比较多。我文革中偷偷学过《线性代数》和《复变函数》等，因此，在培训班很出风头。73年初，学校开始试行从留校新工人中招收研究生，我报了名，而且，数学教研组也推荐我了。LJ悄悄告诉我，学校的名单上有我。我当时真的很高兴。不过，最后我却被小Xia代替了。据说是谢静宜审查发现名单上没女生。而小Xia是唯一报名的女生，于是，我就落榜了。

小Xia同我关系不错，她事后也知道了这个过程，还特地跑来对我说了声“对不起”。我只能报以违心的一笑。当时我很想上研究生，自然心里对她有点羡慕嫉妒恨。可当时如果我上了，就是化工系的催化专业。对此，我并不喜欢。而文革后，清华大学研究生班恢复上课，老研究生一律不让重新报考，这样，我就不能考科学院数学所了。倘如是，我人生的路又会怎样？似乎又是一个塞翁失马。

我们前后培训了八个月，培训班结业时要复习、考试，过了关才能上教学一线。但因为工作需要，WM和我都免试提前毕业了。他上了科研组，我去教提高班。那时，我很想上科研组，但也许是因为WM没报研究生，教研组觉得他可靠，留得住吧，更愿意培养他。可惜文革结束后，他和我一起上了科学院研究生院，后来都到美国攻博，这是后话。

3. 提高班

一九七三年邓小平复职，开始了全方位的整顿。为了抓质量和解决工农兵学员程度不齐的问题，清华大学成立了一个数学提高班，学生来自五个要求数学最多的系，也就是文革前最吃香的五个保密系。负责提高班的老师叫BC，他是文革前北大数学系毕业的。我被分去给他当助力。BC基本功很好，讲课很清楚，我跟了他一个月学到不少东西。一个月后，他因为两地生活调走了。教研组一时抽不出老师，就让我自己先顶一下。对于好出风头的我来说，这不啻是天赐良机。我全力以赴，使出浑身解数，认真备课，讲课，改作业。我那时年轻，单身一人在北京，所以跟学生关系也好。我天生好为人师，自信讲课比较清楚。很快，我的课得到了学生好评，口碑很好。有同学甚至跟到教务处去，反映我课讲得好，要一些他们不满意的老师向我学。于是，教研组就放心让我一个人将提高班继续教下去。初为人师，得到这样的器重和评价，让我确实飘飘然了。因为全校就这么一个提高班，居然由一位最年轻的老师教，学生们道听途说，加上自己的猜测，传说我是清华高考第一名。其实我只是数学第一名，可我怎么解释也没用。

提高班的学生大都比较优秀，而且肯学。我在微积分之外，还给他们补充一些数学分析的知识。这些材料我多半用手刻油印。习题除基本练习外，从吉米多维奇习题集选一两道附加题。这个方法是我从中学老师那里学来的。他们肯学，我也卖力气，经常加班加点给他们上习题课，答疑。班上有几个学生学得特别好，有个女孩子，叫什么名字忘了，部队来的，总穿着一身军装，她很用功，常来问问题，学得很不错。还有一个叫SZ，是钱三强的儿子。提高班多半是文革前高二、高三的学生。他最小，是文革前的初中生。文革中，他自学了许多东西。四人帮倒台后，我考上数学所，他考上物理所，成了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同学。在研究生院碰面，他还管我叫老师。我说：“现在是同学了，别再叫老师。”

提高班的课代表是个女孩，人长得一般，但很聪明。因为这个班的学生来自五个系，联系事情，发通知，收作业都比较麻烦，而我又常常喜欢加点辅导课，印点课外题等等，这就更麻烦她了。她干得很认真，从无怨言。那时，我一个人住在明斋，她经常到我宿舍来。有时是问问题，有时是工作的事，也有时瞎聊天。我有点喜欢她，不过是老师喜欢好学生的那种。她似乎有点憨顽，举止随心，素性爽侠。一个周末的下午，她到我宿舍。我说，我想去一趟五道口，她说，她也想去，问我能不能带她。于是，我骑车带她走了。她开始轻轻扶着我的腰，后来，突然抱住了我，把脸贴在我的背上。我透过衬衫感觉到了她的体温，我不知所措，机械地蹬着车，心慌意乱地把她带到了五道口。我们一起逛了一通商场，我买了点小东西就回来了。回到路上，她刚上车就紧紧抱住了我，我强装镇静，木木然将车蹬回了清华。好在天色已晚，我灵机一动，直接把她送回宿舍。那天晚上，有点后怕，想来想去，觉得必须有个了断。第二次见面的时候，谈完正事，我故作轻描淡写地对她说：“你也许不知道，我已经结过婚了，只是两地生活……”她的两腮倏地变红了，面带羞赧地说：“老师，我只是喜欢跟你在一起……”

那时，我享受提高班，享受上课，改作业，答疑，享受在讲台上接受台下少男少女渴求而羡慕的眼神……到了提高班的第二学期，临近期未，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已经到了期末复习阶段，考试题我都准备好了，突然学校通知，提高班立即解散，所有的同学都回原班。我很伤心，当学生的不等考完试就结束课程了，当老师的不能教完课就走人了，甚至连和同学说一声“再见”的机会都没有。回教研组后就开始批判邓小平右倾翻案，提高班是批判的一个重点。这时侯我才明白，为什么会让我去教提高班。老教师们不是不能，而是不敢，他们早就被批怕了，谁还愿意去接这烫手山竽？好在当权者们的目标是批邓，而教研室领导更抱着应付态度，我做了两次检讨，把责任都推给邓小平、教育部长周荣鑫、清华大学刘冰等人，也就混过关了。

4. 工物系数学组

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后，基础课的教师们被分到各系，跟着系里的师生们边上课，边搞教育革命。我被分到工程物理系。工程物理系是搞原子能的，考大学的时候，我同这种“绝密”专业无缘，绝对不敢问津，不知为什么现在居然不计这些了。

那时的口号是：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于是，形成了一个有趣的逻辑：上课时老师教学生，下了课就变成学生教老师，我们都成了“亦师亦徒“的老师。但总的来说，学生的求知欲高，对老师还是比较尊敬的，这和文革初期迥然不同。

我们工物组有四位数学教师，虽然分别带四个班，但算一个教学小组。组长姓Lin，是个女老师，也是我上大学时的习题课老师，另一个老师姓Bo，上海人，很机灵。他和Lin都是文革前老培训班出来的，属清华牌，还有一位是从数学所调来的钟家庆老师，当时不知道他是大牌。我们从初中数学教起，这对刚从提高班下来的我，落差实在太大了。

钟家庆是个书呆子，教平面几何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怎么证三角形三个内角和为180o。过一顶点作一外角再作一条对边平行线，再用平行线内错角及同位角相等即得。可他说这等于没证，因为“内错角相等”（等价于“同位角相等”）没有证过。他从平行公理出发，证了两页纸，然后自己刻蜡版油印出来，发给学生。我都费了好大劲才看懂了他的证明，不相信有学生会有兴趣。

Bo是上海人，人很聪明，但很喜欢卖弄小聪明。他是老清华，钟是新调来的，所以，他似乎跟钟有点较劲。他考过钟几个问题。记得有一次是“百鸡百元，问公鸡、母鸡、小鸡各多少？”这连我都觉得太小儿科了。另一次是“台球如何击球，才能使它碰到三条边后击中另一个球？”钟不假思索地说出：“外翻三次就是了。”这让我想半天才弄明白。这样的例子还有几次，一次，钟有点儿不耐烦了，说：“这类问题考不倒我。”我平生自以为也算聪明，钟是我从心底佩服的一个比我聪明的人。

Bo也考过我一个问题：“一对小兔，一年后长成大兔，一对大兔，一年后生一对小兔。从一对小兔开始，N年后有多少兔子？”（后来才知道，这是Fabonacci数）我费了一个晚上，苦苦思索，终于把把它算了出来。而且发现，一般差分方程都可以按常微分方程特征函数的方法给出一般解。当时很得意，现在想，这肯定是熟知的结果。

Lin老师其实比我大不了几岁，但也许因为带过我们的课，或者因为是组长，她有长者风度。我喜欢自作主张，常常给她添麻烦。一次期末考试，我给我们班学生油印了五页的复习题及解答。结果，其他班同学知道了，也想要。因为四个班是统一出题。老师问明了情况，她没有批评我，而是从字纸蒌里找出我手刻的钢版纸，又给其他三个班的学生也印了人手一份。

工物系是数学要求高的系，来的数学老师也算好的。大家虽然性格不同，但相处还是很融恰的。不久后开门办学，各专业对口下厂，数学组也就解体了。后来才知道，钟家庆是大师级人物。文革一结束，他就被华罗庚要回数学所了。

5. 开门办学

不久，教育革命又掀开了一个新篇章——开门办学。包头二零二厂是生产铀棒的，铀棒是反应堆的燃料，我跟五字班、六字班两届工农兵学员去那儿实习过。与文革前不同，工农兵学员以入学年限编班号。这里有几个主要车间。首先是冶炼车间，将氧化铀矿石和金属镁一起放进冶炼炉，点火后发生氧化还原反应，生成铀锭。其次是锻造车间，将铀锭锻造并拉升成长长的铀棒。下一步是机加工车间，将铀棒截成大约十五公分长的一段段，并加工成表面光滑的短棒。然后是包装车间，将棒装进一个个预先准备好的铝筒，并密封。最后一道工序是检测，保证密封不漏气。最后出厂的铀棒，形状如易拉罐，只是细些。

在这个工厂上班，由于放射性，上、下班都要换衣服。下班时，先在里间脱下工作服，然后在洗澡间冲洗，洗完再到外间换衣服。上班时间短，冶炼车间一天也就三、四个小时，其他车间也就六个小时。在这儿劳动有放射性补助，食堂的伙食也好。我不在乎放射性，因此，乐于带学生去实习。实习期间，厂里的工程师们会给学生讲课，我也跟着了解了一些相关知识。

铀棒生产的一个关键技术是密封，它要保证铀棒与铝壳之间没有空气，否则进了反应堆，温度一高，空气膨胀，就会胀破铝壳，让放射性物质泄出。防止空气的方法是让铀和铝之间生成铀铝合金。作为反修和爱国主义教育，我们听到关于这一技术的一个故事。二零二厂当时的总工程师是J总，他和他太太都是留苏学生，他们是这个故事的主角。

当初建厂后，这一技术一直不过关，苏联专家说要用硫作催化剂，可什么样的硫化物都试过了，就是不行。当时J总他们正在苏联铀棒厂实习，大使馆希望他们了解这一技术。但苏方防得很严，不让他们进入关键车间。而且，上、下班换衣服前要光着身子通过检查关卡。眼看实习就要结束了，他们急了，最后想了一个办法，偷了一个成品铀棒，由J总太太塞进阴道带了出来。然后，送大使馆，用专机运回。问题马上就解决了。原来，催化剂是磷不是硫。

二零二厂图书馆有一个图书馆，图书馆有一些外文杂志，外面是看不到的，于是，这里成了我消磨时间的地方。一次，在“Science”上看到这样一个数学故事。（这个故事也许带有性别歧视，但原文如此。）一个阿拉伯酋长有五个老婆，如有贵宾，他会让你挑一个老婆为你服务。挑法是这样的：他让五个老婆依次走过你的窗口，你看上那个就说“Yes”。怎样挑到最好的？这个问题让我痛苦了许多时间，至今也不知有否闭式解。我给了一个数值解法：设五个老婆的漂亮程度分别为一到五。然后，将所有的策略数字化：如1XXXX表示第一个就要，00XXX表头两个都不要，01XXX表示头一个不要，第二个如比第一个大就要，否则不要，02XXX表示第一个不要，第二个要。类此可将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的全部可能策略写出。然后设五个数12345随机排列，于是很容易算出每种策略的期望值，期望值最大的就是最好策略。用计算机我不仅算出n=5的最优策略，还可以算出n=6，7的最优策略。但对一般的n，我始终不知怎么解。

包头应属于塞外吧？这里气候确实不好，风沙很大。特别是沙尘暴来的时候，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四、五米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我仍然很留恋它。也许是天高皇帝远罢，这里民风纯朴，大家更多地是在搞生产，搞科研，在过自己的日子。在这里，我远离了清华那令人窒息的政治空气，过上一段悠闲自在的塞外生活。

我刚分到系里，就跟五字班学生一起开门办学。因为班上有原来提高班的学生，大家都知道我教过提高班，再加上关于我的不实传言，学生们从一开始就很佩服我。北京重型机械厂是我们真正开门办学的地方。我们承接了电镀车间天车自动线的设计任务。我们一个开门办学组，有五位老师和一个班的学生。我是数学教师，一位老教师是力学教师，还有一位机械设计的教师，领队的是一位专业课老师，是教研室主任。还有一位新调来的女教师，叫YY，她丈夫是系里的骨干教师，她是土建系七字班毕业的，比我高三届。

YY是一个大美人，虽然刚生过一对双胞胎男孩，但仍然是一副“天生丽质难自弃”的样子。因为开门办学，老师们常在一起，她和我年龄接近，比较谈得来，有时也一起发点牢骚。她虽然调到清华基础课，却没有教研组，于是成了“打杂的”。她开始跟机械制图老师辅导工程画。一次，拿了一张三相图的题目来考我。我想，她一定花了不少时间才做出来的。我不假思索就画出来了，让她呆呆地瞪了半天白眼。

后来，她又跟我辅导高等数学。有一次，我给学生发复习题，其中有一道打星号的题是：“半球形的碗里放一根筷子，球半径与筷子长已知，无摩擦，求筷子位置。”她没做出来，就来找我。我没在，她在我宿舍门口留了个条，要我到她家找她。到她家，她和她先生都在，她冲着我第一句话就是：“你这是考学生还是考老师？”我愕然，半天才明白是指那道题。我赶紧道歉，然后拿出纸笔做简单说明。她先生也加入我们，显然是他也没做出来。我跟他们说，我先用力平衡做的。但很奇怪这跟微积分有什么关系。后来想清楚了，平衡位置筷子重力位置最低，所以，一求导取极值就出来了。这题出自《吉米多维奇习题集》，我加了个提示，就给学生了。”她的先生显然是先听懂了，直点头，而她却还在旁边气鼓鼓的。她其实是个好人，心口如一，也是当时我最敢谈点出格的话的一个同事。我们的关系很好，但她似乎有点怕我，我好出风头，又率性天真，口无遮拦，有时在学生面前让她很难堪，现在想起来很后悔。

开门办学的目标是设计天车自动线，结合自动线，我讲点高等数学，力学老师讲点物理和力学，主要是机械设计老师讲制图与机械设计。那时，我们借住在附近中学的两间教室，男生一间、女生一间。在地下打通铺，老师学生都住一起。很快，我和同学们的关系远远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老师。首先，我当时单身在北京，又年轻，平常和同学们打球，聊天。我不仅喜欢上课，数学课讲得好，而且，他们当时上的所有课程，除了我的数学，物理学、材料力学、制图和机械设计，甚至英语，我都能辅导，这让他们很是佩服。其实，他们不知道，为了适应他们的程度，那些课程不知被掺水稀释了多少？

上了一段课，就开始搞设计。要设计电镀车间天车的传动装置，还要求用先进的行星齿轮技术。没有系统学过画法几何和机械制图，学生们感到难以下手，只有一个机械设计老师，忙得抓了瞎。我不仅学过这些课程，而且，学得很好。空间想象能力是我的强项，三维图和投影图，我都能画得很好。刚毕业时到汽车厂，我们几个同学做驾驶室设计。当时也是我画总装图。其他同学从我的总图拆零件图。现在，因为只有我能帮上忙，机械设计老师就把画总装图的任务交给了我。他给学生突击上课，我用十来天时间就把总装图画出来了。有了总装图，同学们就可以从总装图中分拆，画出用于加工的零件图了。

在学生们眼里，我简直就是无所不能的超人。学生党支部主动提出要发展我入党，当时入党不是件容易的事，特别是作为臭老九的教师。文革中党员是一块金招牌。我文革前申请入党，心里是虔诚的，真心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不是没有私心杂念，但总是力图用正统的思想去克服它。这时，在学生们的鼓动下我再一次写了入党申请书，但这时的动机是个人主义的，或者说，出于功利主义或投机心理。当时总想：入了党，历史上的污点就可以被抵消了，以后的前途也就不受影响了。至于共产主义理想，坦白说，当时想都没想。

学生党支部很快讨论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但过了半年，系总支都没批准。支部书记不解，就找系总支书记去问。总支书记对他说：“他自己知道。”支部书记来问我，我只好如实地将中学的事告诉了他。我终于明白了，无论我多努力，历史的污点是抹不掉的。有趣的是，当四人帮垮台，迟群、谢静宜等被抓，清华党委瘫痪而又未改组的短短几天里，总支突然批准了我的入党申请。几天之后，总支就垮了。我就这样成了预备党员，这是历史的误会，还是四人帮一伙的一个阴谋？

我一直和学生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只起过一次冲突。六字班数学课结束的时候，四人帮已经倒了。那一年期末考试，一位女学生得了不及格。她平常学得还算可以，得了不及格很不服气。她跑来找我，要我为她改成绩。我又看了一遍卷子，没同意。她突然失态了，骂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迫害工农兵学员”。这些，都是文革中的标准用语。我说：“你找四人帮去告我吧！”她语塞，痛哭，其他几个女生把她劝走了。后来，他们班长告诉我，考试时许多学生都是互相抄的，只有她是认认真真独立完成的，所以她觉得委屈，又不肯说出真相，怕得罪别人……我很后悔，当时为什么要坚持？

工农兵学员就整体而言确实水平很低，但这不是他们之过。其实，他们对知识的渴望，对知识分子的祟拜，甚至超过了我们这些文革前入学的老大学生。他们和我们都是被文革耽搁了的一代，只是他们比我们更惨。当然，和那些上山下乡又没能上大学的大多数同龄人相比，他们又幸运多了。历史啊，你为什么如此地不公？记得冰心年轻时曾说过：“我何不幸生于今日之中国，又何不幸生于中国之今日。”同样，我们这一代，生活在文革中之中国，时间、地点都错了。

6. LH

六字班里有两个学生很优秀，一个是男生，叫QL，一个是女生，叫LH。LH有一张瓜子脸，杏眼，樱桃小口，白白净净的，讨人喜欢。她个子不高，也瘦，一副小巧玲珑的身姿。也许是因为干部家庭出身的缘故罢，她行事多少有点任性。她异常用功，在班上成绩很突出。她常来问问题，跟你讲话的时候，清澈的双眸目不转睛地盯着你，仔细聆听，象一个课堂上的小学生。我很快发现，她的眼中有一种异样的热烈的光，让你心动。

一次，班上同学到体育场看比赛。她是班干部，要了一张多余的票就来找我了。我很犹豫，但拗不过她的软磨硬泡，又不肯伤她的心，就同她一起去了。她毫不在意同学们猜嫉的目光，不停地和我聊着点什么，还是那种炽热的眼神，还是那无拘无束的开朗，却让我显得有点心猿意马，不知所措。

她比我小四、五岁，但作为学生，她总是以一种晚辈的口气和我说话，一种钦佩和尊敬的神色。除了数学问题，她还常常问到学习方法，为人处世，探讨人生的路。我很矛盾，坦白说，她是个讨人喜欢的女孩子，和她在一起很愉快。但我也知道，周围有人己开始议论。我告诫自已：“我是老师，决不可越雷池一步。”我开始有意回避她。但她还是那样热情，坦率，毫无顾忌。

QL不但学习好，还是班上的体育委员，运动也好，是一个很精神的小伙子。我也很喜欢这个学生。

一天，LH跑来找我，拿着QL给她的一封信。信中向她倾诉了爱慕之情。她问我该怎么办？我对她说，我对QL印象不错，其实他们俩挺般配。可是第二天，又跑来了。她郑重地对我说，她给QL回了封信，告诉他自己现在希望集中精力学习，暂时不想考虑那个问题。我愕然，不知该说什么。

不久，TY调到北京，我也考上了中科院的研究生。临走那天晚上，我找她谈了一次。对她说，如果她愿意，我会将她当小妹对待。她一声不吭，带着一丝沮丧，怆然默视着远处。坐了很久。似乎有点怨愤地盯了我一眼，说她该走了，推起她那辆22寸的淡兰色小车，趔趔趄趄地走了。

那年春节，她离校前交给我一封长信，说：“老师，你是我崇拜的偶象，我从你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信里还提到许多关于人生的看法和问题。我不知该对她说点什么，所以没有回信，但一直珍藏着这封信，和QS的那封信，夹在我珍爱的影集里。后来，两封信的命运相同。

第二年，她准备提前毕业考研究生。她是工农兵学员，受过的正规数学训练少，于是她又来找我，让我给她辅导。我觉得义不容辞，辅导她复习微积分、线性代数和常微分方程。她还是那样专注地聆行，认真地思考，不懂就问。她进步很快。她告诉我，她一天只睡四、五个钟头。

QL也在准备考研，也常来找我。我看他们俩满合适的，就问起她跟QL的事，我极力想促成此事。研究生考试结束时，她同意了我的建议。我强充红娘，给QL写了封信，说了我对他俩的看法，希望他多关心LH。万万没想到，由于LH拒绝过他，他对她有很深的成见，而我的介入更加深了误会。

第二天晚上，LH来找我。还没开口，眼圈就红了。她对我说，他没看完信就把信撕了，还说了许多令她难堪的话。她趴在我的肩膀上哭着，袒露了心迹：“我根本不爱他……是为了你才去找他的……”我抚挲着她的头发，不知该如何安慰她。几滴眼泪落到了她的秀发上。

那天晚上，我陪了她许久，以至回家受到反复盘问。一气之下，跑到操场去看星星。扪心自问，我极力劝她同QL好，主要不是为她，而是为了避免可能的是非。她其实是一个少见的好姑娘，不能说有多漂亮，但善解人意。而她的志气、抱负和她的毅力，都不让须眉。我想：“倘若不是有了老婆孩子，我一定要娶她。”夜已深，周围很静，透过浮云的月色将树影投向凄清的操场，若明若暗，似有似无，仿佛在书写我理不清的怅惘和无奈。

不久，我出国攻博去了。八三年回国探亲时，知道她跟和我同时上清华的一位一中女同学YL成了清华研究生院的同学。她向我介绍了她的男朋友，一位土建系的研究生。我很高兴，为LH和她的男朋友还有YL照了许多彩色照片。彩照在当时还很珍贵。

八五年当我学成回国的时候，没有见到LH。听TY说，她上德国念博士学位去了，她先生也到德国陪读。我默默地为她祝福。

和工农兵学员相处的日子，因为我讲课讲得好，又没有架子，和他们打成一片。用当时的话说，成了“一个战壕的战友”。再加上那些不实的传言，使我在学生中威信大增。当时，还有过两、三个女孩，或以为我是单身，或不以此为意，把我误当成她们心中的白马王子。她们努力接近我，甚至大胆向我表示过爱慕之情。当然，LH是最让我难以释怀的一位。反躬自问，她们喜欢我，我也喜欢她们。我和她们有过花间月下的信步闲聊，但仅此而已，我为她们的大胆、纯真所感动，但没有心动。事后想来，道是无情却有情。恰如徐志摩诗中所叙：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第九章、男大当婚

人们都说爱情和婚姻是文学艺术永恒的主题。但爱情和婚姻究竟是什么关系？许多人相信，婚姻是爱情的产物。但也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有一则笑话：一个小伙子对姑娘说：“我爱你，我愿意为你下地狱。”后来，他们终于成了一家人。婚后，小伙子对生活的种种不胜厌烦，就对姑娘说：“我现在是真的下了地狱。”也许，真正美好的爱情是不结果的，就是结果，也是苦果。不信请看，“罗密欧与朱丽叶”、“茶花女”（那里，小仲马写的是自己）、“梁山泊与祝英台”，这些伟大的爱情，那一个不是无果而终？就拿红楼梦来说罢，有真情的大概只有“贾宝玉和林黛玉”、“尤三姐和柳湘莲”、“司棋和她表哥”，有哪一对修成了正果？

就是有了果，也是苦不堪言，象“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和刘兰芝，陆游与唐婉，“长恨歌”中的唐明皇与杨贵妃之类的。反之，婚姻则多半并无爱情。这有“安娜·卡列琳娜”、“出走的娜拉”、“骆驼祥子”、“贾宝玉和薛宝钗”等为证。还有“水浒传”中的宋江和阎婆惜、潘金莲和武大郎，甚至矮脚虎王英和扈三娘等，都是如此。王英是扈三娘手下败将，身材矮小又好色。扈三娘只是战败投降，逼于宋江威慑，才答应嫁给王英的，谈得上什么爱情？看水浒，我经常为扈三娘鸣不平，她本有甜美婚约，却不得不下嫁给好色的矮脚虎。

“飘”是千古名著，我相信它可以与“红楼梦”媲美。斯佳丽既漂亮又能干，是绝代的佳人和女强人。她终生痴迷着艾希礼，却始终不能得到他的回报。她一生结了许多次婚，为了堵气，为了解决一次次的生活危机，但没有一次是为了爱情。当她最后意识到真正爱她的是白瑞德时，白瑞得已离她而去。有人说，“飘”是横亘古今的爱情巨著。但它究竟揭示了什么呢？网上有个女孩评论说：“很多女人会爱白瑞德，但无法跟他生活，很多男人会喜欢斯佳丽，但也无法和她生活。”我十分欣尝这段评论。是的，嫁给白瑞德，就得容忍他和妓女的勾搭，娶了斯佳丽，你受得了她的朝秦暮楚吗？但我还想歪批一句：“飘”想揭示的是：“爱情和婚姻是无法统一的”。神颠魂倒、海誓山盟的热恋情怀与长相厮守、柴米油盐的居家渡日其实是格格不入的。因此，我要对真正热恋中的男女说：“愿天下有情人莫成眷属”。而对走上婚姻殿堂的情侣，我给他们的祝福是：“祝你们白头偕老，忘却爱情”。

从我这个大俗人的眼光看，“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更多的是需要，一是生理的需求，这是上帝的杰作；二是社会的需求，繁衍子孙，维持社会。男人找女人，多半是为满足自己的虚荣和欲望，因此，长得漂亮，举止温柔至关重要。姑娘高学位会使小伙子感到自卑，中国古代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也许就是由此而生的罢。女人找男人，更多的是找依靠。“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因此，金钱、地位，以及与此相关的学位、名气，都成了男人的资本。“门当户对”就是一种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婚姻运行模式。谈恋爱是青春激情的发泻。及至婚嫁，就忘了那动人的爱情故事吧，婚姻就是搭伙过日子。闲话少说，还是回到自己的正传吧。

1. 谈恋爱

失去了朦笼的初恋，我就踏上了婚嫁之路。造物主有时就是这样地弄人。68年的一天，当我正为QS的上海回信痛苦万分的时候，KM来电话，说他跟MJ（他的女朋友）刚从东北回来，请我去玩。那天，不知为什么，KM很是兴致高亢，畅谈到他在本溪的见闻。本溪是MJ的故乡，这次，他见了未来的丈人、丈母娘。也许是东床入定才让他这么高兴吧？KM话锋一转，突然提到他在本溪见到MJ的一个同学，是沈阳医学院的学生。说她特别有见地，对文学、对历史，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MJ也在一边有一句没一句地搭腔。我至今也不知他们是有意唱和，还是偶尔言及。当时，我说得很少，也没太往心里去。其实，文革经年，私下发牢骚的人有增无已，只是未见扼腕振臂者而已。我在他们学校呆了一晚上。第二天，KM送我上车站，临上车，突然问我，想不想认识一下MJ的这个同学，她叫TY。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就说，我想想吧。

当时，学校武斗未止。感情上的失恋，学业上的荒废，和对未来的恐惧，让我处于绝望的边缘。或许为了填补那空虚的心灵吧，看过她的照片后，我就告诉KM，我愿意认识她。于是，我的照片也被寄给了对方。没有任何罗曼蒂克，我们就开始通信了，现在也想不起来，那些信都写些什么。只记得大家都很谨慎，并无多少刻骨铭心的激情动感之言。KM和MJ一直是扮演着红娘的角色，他们开始说服TY来京相见。几个月后，当TY同意来京的时候，军工宣队已进校。她来那天，我们正在郊区农村参加三夏麦收。二姐给我发了个电报，说她生病，我用这电报请了假，就回了北京。

她头天来，是KM他们接的她，一起到二姐家。开始她准备住到KM和MJ学校，他们也帮她找好地方。但他们学校在东郊，很不方便。二姐那时刚结婚，有两间房，又没孩子，二姐执意留她，MJ也劝她，她就同意住下了。

怀着一颗忐忑的心跑到二姐家。初次见面，似乎大家都有点难为情。眼前的她，穿着一件短袖的小花衬衫，灰条长裤，典型的学生打扮。只是脚下的皮鞋和腕上的手表，让我觉得她比我周围的同学洋气了一点——那时，我们班女生没有戴表的。她留着短发，虽然香腮带赤，看我的眼神里却有一丝难以捉摸的狡灼。我第一眼的印像，虽然谈不上漂亮，但也是一身的青春气息，伴着一缕矜持。

二姐和二姐夫都到厨房做饭去了，大房间里只剩我和她相对而坐。第一次同初次谋面的女孩谈恋爱，真的很煎熬人。我心慌意乱，手足无措，头脑里一片浆糊，不知如何启唇。忽然言不由衷地冒出一句不仑不类的话：“……你放心，在这里我不会欺负你的。什么时候想走，你就走……”。是被这句话激怒了，还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她立刻起身抬腿，施施然走进暂时属于她的小屋，不大不小的怦地一声，把门关上了。我愣在这屋，心头一惊，想：“怎么怎么快，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等二姐摆好一桌饭菜，招呼吃饭的时候，她又出来了。跟二姐他们聊起天来，她大方而自然，有问有答，只是不大理会我。我只能在一旁讪讪地插上一句半句的。心里实在很不爽。吃过饭，屋里又剩我们俩个。似乎憋着几分委屈，我反倒坦然了许多，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起来。和佰生的异性谈恋爱，心里总有几分不自在，说起话来，就像中学时上台演小品，总要努力想台词。

第二天一起上了北海公园，有了前一天的经验，我自觉似乎少了许多拘谨。她似乎游兴很高，把公园逛了个遍，才在一处树荫下的长凳子坐下。我问她，对我有什么印象。她不假思索地说：“第一次看照片，觉得怎么那么小，象个中学生。”看我有点不自在，似乎想安慰我，补充了一句：“从信里看，文笔很不错，你喜欢写东西吧？”我想了一下，说：“书上抄的。”

谈起大串联，她眉飞色舞，说从东南到西南，她逛遍大半个中国。正准备到新疆，就开始复课闹革命了。她问我，我说：“除了回福州，那儿也没去过。”她很不解，我曾说过自己是逍遥派，那么，呆在学校干什么？我犹豫了一下，决定实话实说，就把我中学写反动标语的事一五一十告诉了她。那时候，正值学校清理阶级队伍，有人又对我旧事重提。当时是：事莫大于历史问题。我知道，它不但会直接影响到我的毕业分配，而且，对今后的人生之路也不啻是颗定时炸弹。我觉得自已应当有起码的坦诚，如果我们走到一起，这件事很可能会让她将来受牵连，在这以婚姻为目标的谈恋爱中，隐瞒其实是一种欺骗。不知是被我光明磊落的态度所感动，还是有她自己的准则，她只是沉默了片刻，没再追问，一副淡然处之的样子。这令我感到一丝意外，但似乎也让我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后来她告诉我，其实她当时心里也很震惊，但觉得我挺单纯，一脸憨态，可怜兮兮。她不肯让我失望，所以故作镇静。更何况，她那时还没想要嫁给我，又何必杞人忧天呢？。

慢慢地话就多了，我开始海阔天空地东拉西扯，她也说了许多她们学校的事，但言谈中绝无你恩我爱之词，我们的恋爱就在这种充斥着审慎和保留的氛围下开始了。文革中的大学生，谈恋爱很普遍：单身男女，无所事事，对现实的失落和对未来的茫然，让他（她）们头脑空虚，于是只好到爱情中去寻找精神寄托。青春异性总能让少男少女们趋之若鹜，但不知道其间有多少是真爱使然？萧伯纳说过：“初恋只不过是那么一点傻气，再加上强烈的好奇心。”

过了两天，KM和MJ来聚，我们四人一起上颐和园玩。那天，风和日丽晴空万里，我们租了一条小船，在昆明湖上漂浮了许久。小舟飘荡在波光潋滟中，两个女孩挤在一头，都是短衫花裙，飘发赧颜，她们俩人窃语喃喃，笑声不断，喧泻着青春的逸致。KM和我，轮流划船，照相，上岸买吃的……极尽巴结奉承之能事。轮到我得闲安坐船头，敛神放眼，远处是森然苍蔚的一抹青山，近处是浩渺粼粼的一圈湖色，身旁是亲如手足的知己好友，对面是青春无拘的妩媚女生，真觉得快活如神仙。当下的文革清队，日后的工作归宿，凡此种种的一切烦恼，都被抛到九宵云外去了。

下船上岸，我们一边欣赏山水园林，一边取景照相。临了，MJ问我们，能给你们照张合影吗？我没吭声，大家都看着TY。她红了脸，犹豫了片刻，终于在他们的鼓励和我期盼的眼神下点了头。就这样，颐和园留下了我们的第一张合影。那是令人难忘的一天，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也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一周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她说该回去了。我也没多挽留，因为下乡的同学们都回校了。临走，我将自己装的一个收音机送给她，她看样子很高兴。在火车站，我忍不住轻轻拥抱了她一下，她没有反对。这是我们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也许，它标志着我们已经成了男女朋友。走的车票是她自己买的票。那时，我真的很穷。全靠二姐，才把这几天的开销打发过去的。回想起来，二姐对促成我们的婚事起了很大作用。她来之前，二姐曾叮嘱我：“别太认真，就算练练兵吧。”可我见她的头天晚上，二姐送我下楼，就问我感觉怎么样？我想起她那副不冷不热的样子，就说：“我不知道，没什么感觉。”二姐说，她觉得不错，举止大方，像见过世面的女孩子。还说，说话声音很好听。也许是受她影响，我就一步一步陷入其中。

第二次见面是过年，那时，我们正在下厂劳动。象工人们一样，春节只有三天假。我用母亲生病的假电报到工宣队队长那里请假，他居然同意了。只是笑着对军代表说：“春节马上就到了，又到了父、母亲生病的时候了。”春节请假人很多，工宣队还是通情达理的，对这些学生只是睁一眼闭一眼。那时我们这些学生在工厂接受再教育，实际上是帮忙不多，添乱不少，工人师傅并不欢迎。我回到学校，就去学校办公室盖半价火车票的章。那时学校行政管理很混乱，我说我家在本溪，办公室的人就给填了本溪，盖了章。我就用它买了半价车票。回来后，不知什么时候，学生证被一位同寝室的同学发现，他在印章旁边写了一段话：“原来母亲是这样生病的。”——这是后话。

本来约好她在学校等我一起上她家，可当我好不容易找到沈阳医学院时，她同宿舍的同学却告诉我，她已经回本溪了。我一时楞住了，想了想就问她：“YT走时有没有留什么口信？”“没有呀！”她说。悻悻地离开了宿舍，我直觉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难道是她变了主意？我满腹狐疑地下了楼，坐在操场边的长椅上发呆。年关，校园空荡荡的，我的脑子也是空荡荡的。“是往前走还是回北京？”我问自己。面临的是两难的抉择。自尊心和对前程的畏难让我选择回京；好奇心和责怨之情又劝我往前冲。犹豫了一阵子，后者稍占上峰，还是决定往本溪走。是追求爱情吗？天晓得。

到本溪下了火车，肩背手提，一路打探，终于摸到她们家。一敲门，开门的正是她。她倒是很热情，把我让进屋，张罗着让我安顿下来。我看她见我来的高兴样，才把一路的狐疑抛到了脑后。晚上，我问她，为什么说好了却不等我？她笑而不语。直到婚后，她才对我说，其实，初次见面，她对我并不满意，觉得我像个小孩，嘴边没毛，太不成熟，怎敢托付终生？那次，她是故意买了提前的车票，要考验一下我的处事能力。我若不去，这段情缘也就画上句号了。看来，我坐在沈医长椅上时的一念之差，决定了她和我各自可能迥异的两种生命轨迹。早知这样，也许我那“一念”会变得很长。其实，在人生路上，风风雨雨、是是非非，谁能说得清？年纪大了，方知“听其自然、随遇而安”或许是最省心的不变良策。

她父亲是当年解放战争时随军北上的干部，文革前是本溪市民政局长，文革中虽挨批斗，那时己经三结合当了平山区区长。她家的屋子在当时的我看来是很豪华的。一个二层的小楼，是日伪时代的建筑。楼下住两家，楼上住两家。每家有三间卧室，一间大厅，还有一个澡堂兼储存室，一个洗手间，一个厨房，全部是木地板。她们家她是老大，下有弟妹。

先见过她的母亲，她母亲好象第一眼就喜欢上了我，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她母亲来自农村，是四二年就入党的老党员。她们老家是山东老解放区，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她担任过妇女主任、村支书，是支前模范。她没多少文化，是一个十分纯扑而善良的女人。她在本钢供应科工作，是多年的支部书记。她工作努力，多次得奖。而几次加工资，她都把机会让给别人，理由就一句话：“我们家老头比我工资高，家里钱够花。”退休时，她算离休干部，但比同龄人工资低了许多。

晚上，她父亲下班回来，她母亲抢着向她父亲介绍我。她父亲看我一眼，问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话，就不说什么了。看得出，这个家，她父亲是独裁者。她们家兄弟姐妹多。他们给我腾了一间房间，她弟弟只好住在厅里。那天晚上，他父亲到隔壁串门，邻居陈叔和她爸是老战友，好得就象一家人。我回自己房间，她和弟妹们在大厅里。虽然听不清他们在讲什么，但能听出，他们在议论我，还夹杂着打趣她……很晚了，她突然敲门进了我的房间，略带腼腆地对我说，陈叔的儿子告诉她，她爸爸说我：这小伙子看样子还不错。看得出，她很高兴，因我过了她父亲这一关。

她告诉我，她对她父亲说，我家庭出身是城市平民。所以她父亲没意见。让我说话小心，千万不要说自己有政治问题。否则，她父亲断然不会同意的。她还告诉我，她妹妹有个男朋友，石油学院毕业的。但因为其父是国民党，她父亲死活不同意，说：“我们家不能有国民党的亲戚。”她们感情很好，她妹妹至今仍痛苦不堪。那时，她父亲刚恢复工作不久，对政治问题心有余悸。看来，我只有伙同她这个“内奸”，编造出身、隐瞒历史，才有可能混进这个“红色家庭”了。

对面的邻居陈叔，也是刚解放不久的干部。他在解放战争中负过伤，左手没有一根手指头。他爱人张姨也是老党员，在市委工作。她是解放前的高中生，当时在部队干部中，算文化高的了。听他们说，陈叔是个硬汉子，文革中批他是走资派，他死不承认。被造反派打得半死。当时，他们全家被赶出家门，房子被一位军代表占了。军代表是个少校，是军分区司令的秘书。陈叔是部队干部，历史清白，又是残废军人，是最早被解放的一批干部。他被解放后，坚决要求搬回来住，给他分配多大的新房子都不要。而那位军代表有司令撑腰，也不肯退让，搞得市革委会很为难，两边得罪不起。后来，还是陈叔、张姨关系多，路子硬，愣是把那位少校秘书给赶了出去。零九年，我带TY开车回本溪。那二层老楼早拆了，长辈老人，只有张姨还健在，我们去看她，她很高兴，一直和我们聊到半夜。

那时，我们家很穷。我到她们家，提着一个网兜，背着一个母亲用兰布给我做的书包，顾影自怜，真觉得十分寒酸。在她们家住着，我真有点不堪。当时觉得无论是出身还是家境，我和她都是门不当户不对。自尊心折磨着我，我不想高攀，当时真想离去。但她和她们全家都没有一点嫌弃我的表示，特别是她母亲，是那样真心诚意，这才让我待了下去。

第二天，她陪我去逛公园。本溪公园本来就不大，加上北方的冬天，真没多少逛头。记得还去了动物园，但见到了什么，却没有印象了。还去了一个什么洞，很深。丢进一块石头，半天才听到落水声。又回到公园，已是傍晚，我们依偎着坐在长凳上。覆着雪的小路上是两排整齐的脚印，几乎没有过往的游客，四周显得空旷寂廖。微风吹过，伴着偶尔从树梢上落下的雪团的啪啪声，营就了一个异样静谧的二人世界。她突然用双手扳过我的脸，望着我的眼睛对我说：“代展，我爱你！”我突然感到一种莫明的激动，情不自禁地紧紧抱住她，深深地吻了她一下——这是我生平的第一次。她是在我生命最低潮的时候走进了我的生活。她给了我爱情。也给了我自信和生活的勇气。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梦幻中的那种爱，但我没有理由不感激她。只是在心里，我常常禁不住将她与QS相比，QS确实更漂亮，而且才华出众，气质过人。不过也许，在人们的心目中，凡是得不到的，总是更珍贵。

雪地里的那两排脚印是那样清晰，渐行渐远，伸向看不见的远方。那是前人踏出来的。周围是茫茫雪原。起身离去时，我想：“看来我们只能跟着前人的脚印走下去了！”

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她家看到的她的十几本日纪。她告诉我，因为文化大革命，不敢放在学校才带回家的。每本日记的头一页，都是一样的话：“用我这支笔，记下我走过的路。”我看到的，是从大学开始的生活。包括学习，在停尸房的实习和解剖死人，班级活动，还有她入不了团的报怨。最多的是读书笔记，她看的小说太多了，特别是外国小说，《战争与和平》、《红与黑》、《复活》……几十年后，当我有条件买这些书来看时，她总是嘲笑我：“这是我多少年前读的书。”她写的评论，在当时看，确实够得上反动。印象深刻的是，她读了《战争与和平》，说：“西方的民主，包括沙皇俄国，都远远超过中国。沙皇可以同平民一起参加舞会，还可以说出，‘要按法律办事，我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的话。这与慈禧太后：‘我的话就是家法’，有多大区别啊……”还说：“中国至今仍然是人治，不是法治……”这比这句话真正流行，早了许多年。提到文革前的大批判，她对批判《舞台姐妹》、《早春二月》等极为不满。她认为《早春二月》是国产片里艺术性最高的一部。她还写道：“《舞台姐妹》有什么错？难道走错了路的姐妹就不该解放？”文革开始，她是造反派，但很快就成了反对派。对当时的社会大动荡、武斗，她更充满了厌恶。日记中还有像：“我真不明白，江青究竟想干什么？”这样的高度危险的议论。她的政治观点和她的出身格格不入，难怪她直到大学都入不了共青团——那时大学生不是团员的很少。

还有一些有趣的情节，例如，两派恶斗的策划，如何打入对方战斗组刺探军情。还有，一个同学受批判，下来后，她偷偷塞给她一些钱，并掩护她逃出校园去串联……有点象惊险小说。再有就是少女的秘密，写她的初恋情人，她的思念和怨愤，猜疑和蛮横……可惜此人不是我，这让我难免嫉妒。

她的日记锁在自己的抽屉里，她告诉我，我是除她外唯一看到她日记的人。她的日记，丰富而深刻。我后来看到文革后出的一本“红色少女日记”，是个中学生写的文革日记。和她的日记相比，相差太远了。不幸的是，我们走后，她日记的事就曝光了。她父亲令她妹妹，一把火全给烧了，这让我遗憾了很长时间。当岁月的沙漏消逝怠尽的时候，也许，你会发现，你最闪光的思想，是当年懵懵懂懂时写下的无忌童言。

过完年回京前，她母亲为我置备了一套行头：一个当时最流行的军用绿帆布书包，一个崭新的旅行袋，里边塞满了吃的东西，还给我一个军用水壶。我来时是一副流浪汉的样子，可走的时候却完全变了一副模样——像一个文革中的时髦青年。那时正是文革中，东北供应还很困难。可在她家，她总不时给我塞点好吃的，还不让她儿子看见。人与人之间，常常会有一种说不清的喜恶，也许这就是所谓缘份罢。她母亲从一见面就很喜欢我，我感受到一份新的母爱。

由于教育革命的需要，北大和清华的最后一批在校学生提前分配。她和我同一届，我告诉她我们要提前分配的事，并让她等我消息。她来电话对我说，她希望我分到辽宁，沈阳、鞍山、抚顺都好。又说，不要回本溪，离家太近。当时许多人找军代表谈分配的要求，我有自知之明，不敢提什么要求，只有听天由命。她后来告诉我，她那几天天天到邮局等信，等电话——那时长途电话要到邮局打、邮局接——常常是含着泪，失望地离开邮局的。后来，我留校了。她得到消息，不喜不悲的，只是说：“北京，我肯定不可能分配到那里。”那时，她已经在考虑未来的生活。而我，似乎还在做少年梦。跟当时多数同学的想法不一样，我对留校暗暗高兴，觉得没有离开文化和科学的中心。我那时已经深信当时的社会出了问题。心里在期盼着雨过天晴的一天。

留校后我分配在清华汽车厂。不久，她来了一次北京，这是我们第三次聚会，是她第一次在我的同学面前亮相。当时清华大学留了八百人，号称八百子弟兵。一起留校的几个同学很帮忙，在我们宿舍楼一层存杂物的房间为她清出一张床，一张桌子。那时，我还很腼腆。和她一起出去，遇见熟悉的老师、同学，常躲着走。老同学喜欢拿我开心，我只会脸红耳热，低头语塞。她却比我坦然大方，很快就跟几个汽车厂的女生混熟了。同龄人总是容易走到一起，我们同学似乎很快接纳了她。

虽说那时她还是学生，而我已经工作了，每月工资46元，但我每月要寄钱回家，平常花钱随便，用今天的话说，属月光族。我们一起出去玩，是AB制——她花钱多，我花钱少。记得有一次，她到我宿舍，我没在。她翻开我的被子，只见被里打满了补丁。她哭了。之后，她对我说：“我知道你们家穷，可没想到会这么穷。”她说的是真心话，可我总觉得她伤了我的自尊心。心里想：“你要看不上我，我也不勉强。”但没说出口。

林副主席一号命令过后，北京的许多高校都迁到外地，KM和MJ他们迁到武汉去了。这次她来，似乎比上次少了许多乐趣。而且，我已经上班了，没有多少时间陪她。只有晚上，我们在校园里闲逛。她喜欢牵着我的手，靠在我的肩膀上。我真的很不习惯，一有人来，就把她推开。这次我们聊了许多，家庭、人生、过去、未来。特别是对当时的文化大革命，我们找到了表达自己反感、厌恶的发泄对象，信任和共鸣让我们的心靠近了。我们还谈及了婚嫁，可她还没有毕业，不确定性太大了。她说，她肯定不会分到北京，要作两地生活的打算。她还说，两地生活也很好，很多人都是这样过的。还半开玩笑地说：“这可是知识分子的特权。”这时，常常是她滔滔自语，而我洗耳恭听。现在的年轻人，或许想不出什么是两地生活。那时的工作都是分配的。没有自已找工作这一说。况且，“不服从分配”是一辈子的罪名，谁敢以身试法。因此，大学毕业，工作分配在两地的配偶，就只能享受一年十二天的探亲假。

她走那天，我去火车站送她。临分手，我的眼眶湿了，她也哭了，我第一次有一种难分难舍的感觉。送走她以后，我没回学校，直接到五道口餐厅，要了两瓶啤酒，两份小菜。喝光酒，心头的烦恼似乎还未平熄，又要了一瓶……当我微醉离店时，要求退瓶——一个啤酒瓶可以退一毛钱——店里的服务员说：“今天晚了，你可以带走，明天再来退。”我一怒之下，仗着酒劲，拿起几个空瓶，走到门口，将瓶子猛地向门口石阶摔去。咣当几声巨响，将周围的路人都吓呆了。等餐厅的人出来，我已扬长而去，留下的是门前的满地碎玻璃渣。虽然事隔多年，至今仍然忘不了当年的荒唐。回想年轻的时候，大概荒唐与活力是同意词：一个不干荒唐事的年轻人，能是条血性汉子吗？

这以后的几天，我常常一个人到工字厅前散步，到荷花池畔发呆。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结婚，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我觉得我和她之间有一种隔阂。有时觉得心有不甘，她了解我吗？由于专业的原因，我无法表现自已，她也无法了解我的学术水平和能力。那么，除了清华大学学生这块金字招牌外，她还看上我什么了呢？在和她交往中，她对我唯一的称赞是早期的一句“文笔不错”。就连这句，此后也没再提过。我从小虚荣心极强。自信聪明过人。而在她那里，我的自尊和虚荣得不到满足。而贫困和卑微的家庭出身，又让我感到自卑。似乎在她接受了我之后，我却犹豫了。其实，在婚后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我总觉得，她是高高在上地傲视着我。

正好这时，学校动员去鲤鱼洲农场，我选择了逃避。我主动要求，代替另一个同学，上了农场。上农场的决定，我既没有和她商量，也没有预先跟她打招呼。到农场后，我给她写了封长信，说明目前的情况，还告诉她，可能要一辈子扎根农村，走五七道路。最后的建议：“涛，我们分手罢。”当然，这封信有试探的成份，但也不完全。我虽然珍惜和她的这段感情，但也心存疑惑。本性自负的我，总不想乞求什么。如果这次她同意分手，我也会义无反顾。她很快回信了，十分坚定。说她既然选择了我，就不会因为我的处境而改变初衷。说我到那儿，她就跟我上那儿。在信中她最后说：“代展，让我们共同面对未来的艰辛吧！”这封信让我很感动，况且，在鲤鱼洲艰辛的环境下，人更需要一种精神的支持和寄托。但于，我是也就“别无选择”了。

半年后，她分配到辽宁省兴城县医院。那时全国都在宣传毛主席六二六指示，要砸烂城市老爷卫生部，将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他们同学许多分到公社医院，能分到县医院就算不错了。

2. 结婚

一年以后，鲤鱼洲农场撤回北京。返京前我们约好：到福州结婚。我先到福州，第二天到火车站接她。一年多不见，看到她，我的心都要迸出来了。她穿着一件绿格长袖衫，半挽着袖口，浅灰色的长裤，白色皮凉鞋。她拎着一只红色旅行袋从火车上下来，粉面秀发，明眸顾盼，一副聪俊灵秀、楚楚可人的青春形象，真的很动人。和我的怦然心动大相庭径，她见了我，还是一副孤傲淡定的架势。我不敢造次，老老实实接过她的行李，跟她一起乘公交车回家。刚到家，还没等我夸她，她就开始抱怨：“我一下火车，看你穿双黑色翻毛皮鞋，真蠢，这么大热的天。”除了很小的时候，我再没有穿过皮鞋，这次为结婚，特地从南昌买了双皮鞋。结果换来一通嘲笑，犹如凉水浇头，心里真的很不爽。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一起出去买了一双布鞋。

那时，我们家的经济情况非常困难。我们和KM是邻居，我的新房是借了他们家的一间房。她来了，就住那儿。母亲对我说，晚上你也住那儿罢。那天晚上，她从包里拿出一块手表，是上海牌全钢防震的，这在当时是最好的一种，告诉我这是她经过上海时给我买的。感动之余，我脸上讪讪的——我没有什么可送她的礼物。晚上，我们聊了许多一年来各自的经历和思念。临了，她赶我走。我说：“我妈说让我就住这儿。”她说什么也不干。婚前，她一直严守着一条线：不让我的行为过份。在这方面，她很保守。我只好出来，和弟弟挤一张小床。如此直到我们去登记的那天。

那天去登记，办事人员问：“你们是怎么认识的？”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就回答了：“马路上碰上的。”可能为了保护女性吧，那人又问她：“你对他了解吗？”她想了想，说：“读懂了一部分。”那其实是我很感动的一次，我觉得她很幽默，反应敏捷。可不知为什么，每次总是不等我夸她，她就开始训我了。出来以后，她问我今晚有什么安排？因为婚宴定在几天以后，那天什么安排也没有。她一听十分不满，要我马上去安排。后来，她去买了酒和一些熟食，母亲做了两个莱，又把大姐从学校叫回来，一家人一起热闹了一番。等到婚宴的那一天，她却高烧卧床，粒米不进。幸亏她的坚持，才有了这晚简单的家宴，而这就成了她记忆中的婚礼了。

这晚，我终于得到批准住进她房间。临睡前，她突然问我，你还有多少钱。我好难堪。我们那时每月工资46元，我给母亲寄10元。我又不会过日子，这次回来，除自己花了点钱外，剩下的150元都给母亲操办婚事了。我真不知怎么启齿，告诉她我已一文不名。我真觉得无地自容，上床后自顾自地躺着，不一会就睡着了。她把我推醒了，摸着我的脸，说：“代展，这是我们的新婚之夜。”我似乎又被她的温柔感化了，我们开始相拥，并有了第一次。那一年，我25岁，她27岁。

大概是水土不服吧，她突然生病了，发高烧近四十度，很吓人。赶紧上医院，医院不让住院。问医生，为什么发这么高烧不让住院？医生也不知道，说是上级规定。后来才知道，正赶上林彪九一三事件，福州军区有韩先楚，情况更形紧张。办婚宴那天，她还躺在床上发高烧。按福州的传统，亲戚们是一定要见新娘的，我只好掺着她到大厅。她两腿打颤，给大家鞠了个躬，勉强说了一句：“请大家多吃一点。”就回去了。本该一个一个亲戚见过，还要给长辈敬酒，这些繁文缛节只好一概都免了。挑礼的亲戚抱怨，迷信的亲戚议论，我一时乱了分寸，既心系她的病，也狐疑这不详的开始。

她得的是肾炎，来得猛也去得快。打针吃药，一周以后就好了。她的假期还没完，我们就一起回了北京。刚到北京，二姐就打电话来，让我们去吃饭。饭桌上，她悄悄告诉我们：林彪出逃，在外蒙温都尔汗草原摔死了。我高兴得差点蹦了起来，举起眼前的啤酒大叫：“干杯！”接着，自己一口气就把它喝光了。回到清华园，就告诉了几个好朋友。那几天，只见许多人在悄悄耳语，会心微笑，大家都象过节似的高兴。

不久后，批林批孔就开始了。孔子也真倒楣，死后几千年还受株连，不过，当权者的联想能力也够让人佩服的。开始，许多人都冲着文革中种种极左做法开火。不久，传递毛的指示：林彪是极右不是极左。又有他给江青的一封信为证，说明他早看穿了林彪。此信将江青变成了反林彪的英雄。天那，是谁将林彪抬上了付副统帅的宝座？又有谁会忘记，文革正是从“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在军队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始的。历史在这里变成了任人雕刻的大理石，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人们以为林彪的死能为文革划上一个句号，可惜大家都失望了，中华民族的劫难尚未到头——这是后话。

在北京住了几天，她就回兴城了。送走她后，回到我们住过的空房子，我的心中有一种莫明的愁怅，混杂着思念和怨愤。是的，我爱她，她有主意，会过日子。我们一起花的钱，几乎都是她攒下的。可是，这个婚姻却让我生活在她的阴影下：什么事都是她拿主意，她说了算。她似乎不需要我对她的任何赞美或表扬，总是一副居高临下的神情。她总指责我这不对，那不对。和她在一起，我变得一点亮光都没有，我好象只是靠着她的恩典生活着。我也曾被几个女孩喜欢过，甚至崇拜过，可她喜欢我吗？我有那一点让她喜欢呢？她似乎只是在怜悯我。我的自尊心正在被撕裂。

从鲤鱼洲回来后，我们少数骨干到了京郊新农场。在那儿过了一冬，就回清华了。不久，我分到了数学教研组。我们都基本安定下来，开始了两地生活。我虽然家境贫困，却不会节俭过日子。当学生时，一个月4元的零花钱有时一天就花了，以致牙膏没了都没钱买。结了婚还是如此，46元的工资，寄给母亲10元，除了吃饭、零花，就剩不下什么钱了。她很会过日子，对我也好。我回北京不久，她就给寄了160元钱，让我买车，我认了一辆永久自行车。我一下子从穷书生进入了有表有车阶层，这在当时是很令人羡慕的。她其实自己也很节约，但对我却很宽容。——多少年后，当我的工资足以维持小康生活的时候，我给自已订了个原则：不管她怎么花钱，那怕拿钱打水漂，我也决不干涉。算是对当年的补偿吧。

第一年春节，我去兴城探亲。火车晚点，半夜才到兴城。看见她在站台上，穿一件新棉袄，脸冻得通红。我问她冷不冷，她说：“心是热的”。我顿时也感到一阵温暖，忘情地吻了她一下。她挽着我的手，一起走回县医院。她和一位一起从沈阳医学院分来的同学同住在县医院的一间公共宿舍。我来了，她同学只好到别处挤去。

这是我第一次到兴城。兴城是一座历史名城，城墙完好，墙楼上的楼阁青瓦飞檐，画栋雕窗，结构奇特，有一种传神风韵。许多电影都在这儿拍的。县城很旧，很多建筑物都很古老，带着强烈的历史文化的忿围。这儿不象北京，天高皇帝远，自由市场很发达。我们多数时候在食堂吃饭，但有时，也用煤油炉做点菜吃。兴城靠海，海产品很多。特别是蛏子，很大，合上时像一截竹杠，和南方的不一样。必须打开、切细了再炒。她做的蛏子炒鸡蛋，味道特别好。兴城有个农研所，培育的苹果特别好吃。她托人买了许多，她上班，我就在家吃，我一辈子从没吃过那么多苹果。

县医院的大夫、护士们听说我是清华大学的老师，都来看我。我长相显小，他们都说我象学生，背后管我叫“小女婿”。在那儿住了十几天，大家都对我很好。每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真是渡假了。常常到海边，坐在沙滩上，放眼一望无际的大海心旷神怡。这次探亲，她似乎少了一点颐使气指，这使我觉得亲近了许多。常话道：久别胜新婚。未曾磨合的新婚，有许多担忧和犹豫，而久别之后，却只有对对方的想念和渴望。我在想，如果没有孩子，也许两地生活是很浪漫的，忽然发现，结婚是多余的，甚至是愚蠢的。人们本可以潇潇洒洒地生活，轻轻松松地相爱，却为何要背上婚姻、家庭这样的枷锁呢？

3. 初为人父

她来信告诉我，她怀孕了。我似乎又一次思想落后于现实：既为要当父亲而兴奋，又忧心忡忡，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不知是发现了我的冷淡，还是体谅我的困境，她似乎下决心独自承担一切。几个月过去，只要我不问，她来信也不谈孩子的情况。那时，我在数学教研组培训班上课，也舍不得请假，一忙，都没怎么把这事放在心上。几个月后，她告诉我，她跟她母亲商量好了，准备回本溪分娩。她那时一定对我很失望，没有告诉我预产期，连她什么时候回的本溪，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像我这样不负责任的男人有多少？我后来反思过，觉得对不起她。然而，命运不接受怅悔，它不会再让你踏入同一条溪流，令你救赎无门。

一天下午，教研室正开会，办公室的人送来一张电报：孩子病危，速回。当时有点愕然，但准备第二天请假回去。晚上，她弟弟来了个长途电话，说：孩子病危，赶快回来。我跟同事借了一百多元钱，就直奔火车站。当晚没有到本溪的票，就买了到沈阳的票。第二天一早到沈阳，在车站买了到本溪的票，还有两个钟头，感到有点饿，就到站台边小店买面包。我交完钱，正拿面包，突然觉得不对劲，赶紧摸钱包，果然没了。我大叫，有小偷！周围的人都开始摸自己的钱包。而我的钱包则早已无影无踪……

到了本溪，家里没人，只好去敲邻居陈叔的门。陈叔的儿子带我上医院，一路上告诉我：生的是男孩，还在抢救，但病情还算稳定。到了医院，一眼看到躺在病床上的她，脸色苍白。她看见我，露出一丝企盼的微笑，似乎在说：“我正等着你呢。”我仿佛第一次感到她也需要我。儿子在保温箱里，说刚生下来，就得了新生儿肺炎，起因可能是呛着了羊水。她们住在本钢总医院，她妹妹在这儿当护长。这医院是日伪时期建起的，历史悠久。负责她的那位老大夫说：“这医院以前遇到过三例这种病，只活了一例。”还说：“不出血就好办。”可第二天，他就出血了……此后的五天五夜，我一直在医院里陪伴她。这时的她，似乎少了一点蛮横和专断，多了一点对我的依赖，开始变成温柔并有点善解人意了。大概一个女人有了孩子，就不会再有那么多颐使气指的锐气了。

孩子奇迹般地被救活了，我们回到她家。那时的东北，供应特别困难，她父亲托人，给她买了鸡、鸡蛋、猪蹄等。她坐月子全靠她们家。我回北京的火车票，是她掏钱买的。临走，她问我：“你的钱包真丢了？弟妹们都不信。”我真觉得羞辱，反问她：“你也不信？”她盯着我，看了半天，说：“我信。”那神情，让我觉得，她对我很失望。我想，如果她说不信，我可能就此和她分手。我们家再穷，我也不会做这种事。虽说穷，但我从来没有把钱看得太重。母亲从小教育我，做人要有志气。可不管怎么说，人穷志短。她生孩子，我确实没有尽到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在回北京的车上，我真的很沮丧。我责备自己，我怎么会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废物。从结婚以来，我对她，对这个家，究竟做了些什么？最后居然还把钱包丢了。我真想对她说：“我不是那种想吃软饭的男人。”我有自尊心，有责任感，也肯吃苦，可我没法证明自己。那时，我正教提高班，在当时学生的心目中，我简直像他们的英雄。可是在她面前，在生活面前，我是那样地软弱无力。吃饭要钱，穿衣要钱，生孩子要钱，可我就是这样无能，弄不到钱。我第一次对婚姻后悔了，我觉得我不该结婚，至少不该在无力支撑一个家庭时结婚。我也觉得我不该娶她，让自己处在一个受恩赐的可怜虫的地位。我开始相信，婚姻的基础不是爱情，而是物质，是柴米油盐，衣食住行。

一年后到兴城探亲，他已经能摇摇晃晃地走上几步，还能奶声奶气地叫“妈”、“爸”。孩子给了我们无穷的欢乐和期盼。有了孩子，不能住集体宿舍。医院照顾她，让她在医院托儿所旁边的小屋临时住下。她上班，就把孩子送到对面，让阿姨帮看。她那时真是很不容易。我去探亲，她的同事们对我讲述她的艰难，数落我说：“你没洗一天尿布就白捡了一个儿子。”

和中国的一代又一代家长一样，我也盼子成龙。他还不会说话的时候，我就抱着他问：“你将来会不会得诺贝尔奖啊？”和许多中国家长一样偏执。我总相信，我的儿子将来一定是个天才。我所有未实现的梦想，都会在他身上实现。我心里暗暗告诫自已：我一定要想办法给他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

孩子一岁多了，医院托儿所不能再住下去了。她在医院附近的农民家租了一间平房。这里的条件差多了，平房的窗户没有玻璃。只是一层透明的塑料布。地是泥巴地。冬天我去，屋里的墙边全是冰渣。屋子一点不保暖，全靠烧炕。记得当年说东北抗日联军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上凉”，那时晚上睡觉可是“火烤背上烫，被薄胸前凉”。一到早晨，冻得我完全起不来。她总是先下炕将屋子烧热了我才起来。想当时她们家明窗净几，洗澡供热水，冬天暖气热得只能穿衬衫，真不敢想象，她怎能在这种环境中坚持下去？又想起了我的母亲，中国女性面对艰辛生活的勇气和毅力，那份承担、那种无畏，大概算得上世界第一吧？

她开始恳求我设法将她调到北京，我突然发现，这个家已经成了我的包袱。这念头一闪过，我也自责：我太自私了。可是，我真的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难题，又不知如何逃避。想来想去，孩子是最大的问题，于是，我去信建议她把孩子送人。她没有回答，显然，她感到我把她母子当成了包袱。下一次见面时，她对我说：“你把我调到北京，我们就离婚。”她一直都是一个特别有主见、自我意志坚定的人。当时，她似乎对我也已十分失望。如果换位思考，谁都会对我失望。当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不能不为自己的自私和不负责任而内疚。从一开始，我想要的只是为空虚的心灵寻得一点安慰，而不是家。而此后的发展，我却无法控制。尼采说过：“一个人应该控制自己的情感，因为如果听任情感的摆布，不久他就会连自己也驾驭不了自己。”

4. 调动

调动工作在当时，甚至是文革结束后的几年里，都是一场艰巨的挑战。进北京就更难了，特别是对我这个不善开口求人的人，简直就是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提高班夭折后，我就被分到工物系，跟学生开门办学。二百号是清华的核反应堆基地。我们常到那里实行。听说二百号要进医生，我跑到人事科，在门口站了半天，居然不敢敲门。不知为什么，那时好像这是一件不光彩的事，难以启齿。好不容易硬着头皮进去了。咳咳巴巴地把情况说了。那人事科长冷冷地看了我一眼，不屑地说，你写个情况吧。于是，高兴得不得了，回来写了个情况交上去。此后，虽然心里是一份强烈的期盼，可连去问一下的勇气都没有。现在想起来，当时，真是要多窝囊有多高囊。不久听说，就有人调进来了，我的申请也就成了蓝桥之梦了。

突然听说，廊房要人，廊房在北京和天津之间，比兴城好多了。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她。她回信很坚决，廊房不去。调动动一次不容易，一定要进北京。面对两地生活的无奈、调动的无望和她一个人带孩子的艰难，我实在走投无路了，就给兴城中学写了封信，希望调到那儿。兴城没有大学，要去只能上中学。他们很快就回信了，欢迎我去，并要求立即调我的挡案。虽然正当文革，兴城中学的领导看来还真有点头脑。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她回信坚决反对，还把我臭骂了一顿。在很多问题上，她不但有主见，而且十分固执。

真可谓天无绝人之路，正当我万般无奈之时，一个学生告诉我，他哥哥在北京塑料公司，听说公司要进一个医生。我立刻写了份她的简历，让这学生带我去见他哥哥。大概还带了几块钱的点心之类的。他哥哥很帮忙，说跟人事科王科长很熟，可以转交。过了几天，没有动静，我坐不住了，又去找他哥。他哥无意中说出王科长家在××小区住。我决定厚着脸皮去找王科长。

那天，还是买了些点心，就直奔××小区去了。进了小区，碰到一个人，就问他王科长住在哪儿。他突然厉声问道：“你是什么人？找他做什么。”我赶紧说，我是清华老师，是陈××（我学生他哥）的朋友。他的神情这才放松了，说：“跟我走罢。”这次我可算相信了，再小概率的事件，即使零概率，都可能实现——原来这人就是王科长。到了他家，我把能想到的好话都说尽了，求他帮忙。说到困难处，眼圈都红了，真就差下跪了。他好象被我的诚恳感动了，答应帮忙，并要我让清华出一份证明。对我，这似乎是在夜半三更突然发现东方出现了一缕曙光。

过几天，拿了清华的证明，我又上了一趟他家，还是带了几块钱的点心。王科长这次很痛快，答应帮忙。回来的时候，不知是紧张，还是兴奋，心猿意马，骑着车子一路狂奔。正所谓乐极生悲，不知走了多长时间，突然发现走到一片水田之间。天渐渐黑了，又突然下起雨来，泥泞之下，我摔进稻田。从泥水里爬出来，我推着车子，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真有哭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之感。只好推着车子，朝有亮光处走去……那晚，直到半夜，才上身水下身泥地回到清华园。

王科长是个从农村当兵出来的复员军人，他是个善良正直的好人。他帮了这么大的忙，从没开口向我求过什么，而我连一顿饭都没请过他。回想起来，真觉得欠了人家一份情。TY调到北京后，我们去看过他一两回。可后来上了研究生一忙，就把人家忘了，断了联系，真有点过河拆桥的味道。难怪有人说，仗义常自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

关于调动的事因为没把握，一直没敢告诉她。一天，她打电话来，说是县医院告诉她，北京来函调挡了，我这才把详情告诉她。又过了不久，县医院就收到调令了。正赶上七八年春节，我最后一次探亲，到兴城带着她母子回本溪过年。过完年就回兴城打点行李赴京。我多少有点得意：这大概是我为她、为这个家做的第一个贡献。她没有对我说一声感激或表扬的话，但能感觉到，她的一举一动，都在表达一种善意的回馈，一种温馨的体贴。她在兴城的全部家当就是炕头的一个大木箱子。这次走，县医院的木匠，用木板又给她钉了个简易箱子。她的房东用手扶拖拉机将我们一家三口连同行李一起拉到火车站。

离开县医院时，我忍不住留恋地一再回头，她的眼眶也湿了。别了，兴城——我们“八年抗战”的地方。那肃穆的城楼，喧嚣的市井，海滩上拍岸的惊涛，和那屹立在激浪中的菊花岛，让我一生一世永难忘怀。后来，我几次开车去寻旧地，可兴城县已变为兴城市，县医院已彻底改建，旧城区几无旧迹可寻，旧面孔也一个不见，只有那巍峨的城楼依旧，让我勾起对那段岁月的回忆。这里是我的又一故乡，是我的生命航船一度久久停泊，妻儿多年流落的地方。

回到清华就开始申请住房。房管告诉我们，只有林学院有一间，让我们去看看。自从林副主席一号命令后，许多高校迁出北京，林学院亦然。他们的房子就被瓜分了。当时清华、北大各在林学院占了几栋楼。我们要去的是原来的学生宿舍，每间十二平米，住一户人家。六户人家共用一个公用房间做厨房。这就是当年所谓的筒子楼。唯一剩下的这一间，楼上隔壁是厕所，墙角漏水。一开门，一股臭气扑鼻。房管答应，如果我们要，就尽快帮我们修一下。

当时，如果没有房子就不能落户口，落不了户口，粮油副食一切都没有。那时，买粮食要粮票，买衣服要布票，还有买油的油票，买粉丝，芝麻酱……都要副食本。没有这些，几乎无法生活。更严重的是，如果没有户口，她也无法报到上班。我们俩合计了半天，就决定将就了。那时住房倒也简单，从房管领了钥匙，屋子就归你了，一个月房租水电，十来块钱就够了。没有现在年轻人买房子的烦恼。

买了一张双人床，一个饭桌，一个柜子，还有煤炉子。书架、椅子等家具，则是从我原来住的集体宿舍偷偷搬过来的。买了家具，就要借系里的三轮板车，自己去蹬回来。好在当年下厂，在食堂运菜，学会了蹬三轮。家，很快就安好了。那天傍晚，搬完家的我，到公共澡堂洗了个澡。回到家，躺在新床上，听老婆和邻居们炒菜的吱吱声，闻着一阵阵油香，心中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兴奋。我有家了，这是我多年朝思暮想的家。想起英国人常说的一句话：“There is no place like home.”（那儿也比不上家）忘情地喊起来，“Yes，I believe it!”（是的，我信！）考上大学以来，这是我最得意的一天，也是最有成就感的一天。

拿到住房证，就可以去办户口了。那天，带齐一应文件，我们就去了派出所。办公的是一个老警察，他拿起她的调令，感慨地说：“就这一纸调令，不知让多少人梦寐以求那！”我不禁想起这头尾八年的种种：两地生活的艰辛困苦且不说，为了这一纸调令，经历了几番强忍怨忿的申诉，低三下四的恳求。二百号科长的冷眼，大雨中的泥泞跋涉，又都浮现在眼前。泪水一下子模糊了我的双眼……

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她工作在大兴县，一趟要坐两个多小时车。她早起晚归，儿子送清华幼儿园全托，每周回来一次。我中午在食堂吃饭，晚上归我做饭。我只会一种炒菜方式，切点葱花，一爆锅，放进二角钱肉未，炒一炒，再将白菜或油菜什么的往里一放，加点水，一盖锅，就算好了。油还不能放多了，因为每人每月只有半斤定量。主食从食堂买。我做的菜，不但要管晚上，还管第二天她带饭。这一段时间，正赶我要考研，又要上班，又要复习功课，还要买菜做饭，忙得我像磨盘上的驴，日复一日地团团转。

终于明白了，婚姻，家庭，都不过是捆绑人们手脚的桎梏。性欲就是上帝用以约束人类的紧箍咒。而爱情则是迷幻药。看透这一点而终生不婚的在两类人中居多：一是科学家，如达芬奇、牛顿、莱布尼兹、笛卡尔、哈代，还有钱学森的老师冯·卡门等；一是哲学家，如尼采、霍布士、洛克、休谟、康德、叔本华等。尼采说过：“哲学家与女性无缘，结了婚的哲学家是荒谬可笑的，儿女生下来，哲学家就死了。”通常政治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是最离不开女人的。中国人肯为事业献身的较少，号称绝代才子的李叔同，三十九岁才悟出这道理，终成一代宗师——弘一大师。可惜聪明如杨振宁者都未能免俗，八十二岁高龄还不想解套。至于吾等愚顽，看来只能终生无助地受其涂炭了。

 

 

第十章、盼到春暖花开时

一位老教授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幕其大无比、其长无比的丑剧，它为中国争得的是在全世界面前的自我凌辱。”一位老知青说，文革中常哼哼一句歌词是：“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人们在默默地忍受着，也在焦虑中期盼着，直到一九七六年。这一年是中国历史上波诡云谲的一年，山崩地裂的一年，也是乾坤大挪移的一年。周恩来逝世，四五运动，朱德逝世，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毛泽东去世……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被凌辱的老干部，被愚弄的红卫兵，被放逐的知识分子，还有亿万普通老百姓，终于盼到了四人帮的垮台，盼到历史上的这噩梦般的一页终于被翻过，盼到了春暖花开。

1．桥牌队的老师们

我是在鲤鱼洲农场认识ZG的。我们装卸排隶属于后勤连，连里有一片菜园子。那时，农场每个连队都有自己的食堂和菜园，ZG负责后勤连菜园。我们装卸排没活的时候就去菜园帮忙，就这样认识了他。他是归侨，当时也就四十出头，因为长挑瘦弱，外号钢筋。52年因高校急需老师，清华有一批学生提前毕业到基础课当老师，他就是当时留校到力学教研组的，他们大概是清华最早一批自产的基础课教师。

我其实很喜欢力学，知道他是力学老师后，就把当年躲在圆明园假山后看来的半懂不懂的问题请教他。包括陀螺原理、三体问题等。他知识面很广，聊起来海阔天空。他告诉我，其实自行车与陀螺运动起来不倒在原理上是一样的，甚至连动力学方程也一样。说到最小作用量原理，他对我说：变分法很有用。后来回清华，我认真自学了变分法，也把最小作用量原理弄懂了。印象中，他是当时敢和我聊学术问题的唯一的一位教师，我们都属当时的异类，这让我们成了忘年交。从中学到大学，我遇到过几个归侨老师，觉得他们思想开阔、言谈不俗，比其他老师少一点胶柱鼓瑟、唯唯诺诺，难道是淮橘为枳——这块土地让我们多了点奴性？

他对我说过，他还记得清华当年关于我的大字报，又说，从LJ那儿听说过我是在清华旧党委挂了号的人物。他好像并不以此为忌，反而有点怜才惜玉的样子。不在菜园上班的时候，我有空也会往那儿跑。他常会带我去菜园边的小茅屋，从稻草堆底下摸出一个水萝卜，或者一个香瓜递给我。鲤鱼洲的水萝卜甜滋滋的，天下第一。我一边茹毛饮血式地啃着皮，一边和他海阔天空地聊起来，那份惬意、那种自在，真的难以言传。

我从农场回清华，后来到数学教研组，也成了基础课教师。ZG结婚很晚，当时也是两地生活，和我们住同一栋单身楼。他在农场时，身体不太好，农场的活又累，令他枯槁疲惫。一次下雨天，我到菜园子，只见他拄了根木棍，蹀躞在田梗上，一副步履唯艰的样子。我用红楼梦中的一句话调侃他：“你是‘渐渐露出下半辈子的光景来’了。”可回到北京，他又恢复了生命的活力。我第一次在清华园见他，只觉得他红光满面，神彩飘逸，与当年在鲤鱼洲判若二人。

一天，他看我和几位同宿舍的新工人打桥牌。过后问我：“你想不想学桥牌？”我愕然，心想：我不是会吗？看我一脸疑惑的样子，他接着说：“你们那是糟踏桥牌。”后来，他带我去见一位动农系汽车专业的Xu老师。Xu老师给我一册五、六页纸订的小薄本。是他自己用英文打字机打的，抬头是：Bidding System。我就这样开始了比较正规的桥牌训练。

Xu老师是在美国念完高中才回国的，有四分之一的美国血统。他和ZG年龄相仿，长得高鼻梁、宽天庭、浓眉大眼，仪表堂堂。想到他总让我联想起《怅悔无门》里的李春平，还有歌手费翔。为什么混血儿就漂亮呢？也许他们集中了两个民族的优点罢？这能给我们一点什么别的启示吗？Xu出生在美国，英语应该算是他的母语。可是据说文革前清华英语教研组曾做过一次试验，让他参加一次提高班英语考试，他只得了六十来分，勉强及格。是他的英语不合格，还是我们的考试方法出了问题？

一起打桥牌的还有一位是力学教研组的Jia老师，他当过力学教研组主任，据说业务很好，当时是他们几个里唯一的副教授。他们三人加上我，就成了一个桥牌俱乐部。Jia当时住在林学院原来的教授楼，是小三间的单元房。他家成了我们的活动室。Jia全家都是桥牌迷，他太太是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的老师（北农机现在并入北京农业大学了吧？），我们每次打牌，他太太都会从头到尾认真观战。当每副牌打完之后，她都参加点评。她其实也是高手，但只有当我们凑不够四个人的时候她才会出手。他儿子中学没毕业就进入北京市桥牌队。当时为出国比赛要集训，国家体委让他放弃高考，答应给他安排一所重点大学。他不干，结果打牌高考两不误，考上了当时录取分最高的清华大学电子系，真不愧将门虎子。

后来才知道，原来文革前他们桥牌队的第四位成员是力学教研组的Shi老师。Shi是名门之后，父亲是国民党高官，叔叔当过民国驻联合国大使。他原是清华体育代表队的，体质过人，跑步、游泳、打球，样样出色。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他是个很有个性的人，行为放荡不羁、我行我素，说话任情恣性、口无遮拦。文革一开始，他的许多言论就被揭了出来，加上他的家庭出身，自然就成了批判对象。这本来不算多大问题，可他受不得委屈，居然乘机溜出去串联。等他回来，造反派要他交待去了什么地方？他老兄不知怎么的了，一下子脑瓜进了水。交待说他到了丹东，想泅渡过鸭绿江到北朝鲜。这下可成了万劫不复的叛国罪。他立刻被看管起来。此后，学校几次大型批斗会，斗走资派、学术权威，他都台上有份。他其实哪头也够不上，成了职业陪斗，这也让他“名满清华园”。他们原来那个桥牌队，文革前曾代表清华大学，和北大、科学院等队同台竞技且战功标炳。但Shi被监管后他们就成了三缺一。于是，我被ZG选上，进了他们的桥牌俱乐部。

文革前清华还有一位桥牌高手，是数学教研组的王建华老师。据说他曾在国际桥牌杂志上连续发了十篇关于Squase（挤杀）的文章，在国际桥牌界颇有名气。说当年因中国没有桥牌组织，国际桥联和中国的联系都通过他。文革前，邓小平曾几次派车接他去打牌，这事不是传闻，因为我当面向他求证过。我和他同桌打过几次。大家都不大喜欢和他搭档，他叫牌很难懂，大概是出神入化，曲高和寡吧？反正，和他搭档输多赢少。桥牌里有句话：“A master is alwaysover-bid.”（大师总是叫过头。）因此，输也就难免了。其实，人生事何尝不都如此：伴随“艺高人胆大”的常常是“淹死的多半是会水的”。给自己树一个恰当的奋斗目标也许是人生成功的第一要素。

文革刚过，王建华曾组织几个年轻人同他一起翻译一本MIT的微积分教科书，记得当时碰到“Toll”不知是什么意思，就去问Xu老师，他说是汽车的收费处。还是不太明白，后来才知道，是指高速路收费站。那时中国，既没有高速路，也没有私家车，怎么想得清呢？王老师干活最多，可分稿费的时候他拿得最少。那时的人，多半很纯朴忠厚。

Shi的解放要感谢尼克松。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关系解冻。Shi在美国的亲属要求来探望他。于是当时的清华党委连夜向他宣布：“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入档案”。于是，他就这样被解放了。第二天，就让他搬入一套两居室的新房。房子全套设备由房管处置办。那时，来访外宾还很稀罕，他亲戚来的那几天，校领导和他勾肩搭背、称兄道弟。实在让他受宠若惊。感激之余，他当然也说了许多话歌颂党。等他亲戚一走，他又搬回来同我们一起住了。好在是，他的政治结论依然有效。于是，他又回归了我们的桥牌俱乐部。

我和他因为桥牌的事经常会吵起来，他好为人师，得理不让人，而我好面子，没理搅三分。但我们吵过之后，转身又和好如初。其实，他的水平比我高许多，文革后，他还担任过清华桥牌队教练。他回归桥牌队后，慢慢地也和我成了至交好友，坦白说，我非常喜欢他的率直，对人坦诚。他有时天真的像个小孩，我曾经问过他：“你怎么那么傻，说什么想偷渡北朝鲜？”他愣愣地说：“我是想过呀，都穿好了游泳裤。”他有一个收录机，还有许多英语磁带，都是他亲戚的礼物，这在当时是很诊贵的。我考研究生想学英语，他给了我他宿舍的门钥匙，让我随时去用他的收录机和磁带。

他为人大方，生活潇洒，长相英俊，风流倜傥。他有过前后几任年轻女友，可她们似乎多半是看上他的钱。一个女学生跟他关系亲密，他们俩有过搂搂抱抱的肌肤之亲，不知算不算师生恋。那女孩我们都见过，长相挺迷人的。她先后跟他借了一千多块钱。临毕业，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就走了。Shi跟我提过这件事，但只是一笑置之。不想一年多后，那个女生分两次把所有的钱都还给了他，还来信向他道歉。这件事让他很感动。他把信给我看过，信不长，其中有一句：“老师，请你原谅我当年的不检点吧！”那回，我真的被感动了，心想：这女孩还的是钱，得到的是自已感情的救赎和灵魂的净化。

他虽然比我大十好几岁，但仍是童子身，有时会问我一些很幼稚的男女之事。他那时已近五十岁，可一心非要找个二十几岁的女朋友。他让我帮他出主意，我真是爱莫能助。他终生未婚，一直保持着未婚男子的激情和朝气，是一条特立独行、反璞归真的汉子。

Xu老师其实也是一个很友善的人，但他做事很有原则。我同他们熟稔了以后，曾邀请他和我们同学一起打桥牌，两次被他婉言拒绝后我才知道，他是不轻易和不熟悉的人打牌的。他也要感谢尼克松。中美关系解冻后不久他就回美国了。他后来在GM公司当工程师，我到美国上学后曾给他去过一封信，他回了一封热情的信，邀我去他们家玩。可惜后来一直没有机会去底特律。

我们打牌，是每次打24副。每人和其他三人各打8副。这样，每人记自己的分，成绩与搭档无关。这种记分法，每次玩的人也可以不同。一年下来，只有分最高的为优胜，其他人按与优胜者的差交钱会餐。这个制度，一直实行到我出国。出国后，我还寄回$20的支票，作为我最后一次的餐费。当然，这只是心意，无关乎输赢。以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邓小平与桥牌似有不解之缘。邓小平第一次复出，桥牌也应运而复出了。到文革过后，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桥牌热席卷全国。那时，我们桥牌队代表清华，到处征战。记得还到北大郭敦仁教授家玩过，北大队有个小女孩，是北大附中的，她就是后来成了国际桥牌大师的朱小英。

我在时我们清华队最好的成绩，是北京市第一届桥牌比赛，得了第五名。至今我家里还留着北京市体委颁发的奖状。其实，我打桥牌很没有天份，那时又正在上研究生，心事根本也没在这上面。那一次如果不是我在最后循环赛时打错了几副牌，我们队或许会夺冠。

桥牌让我结识了许多朋友。我虽然不是什么好牌手，但毕竟它成了我终生的爱好。其实世间的许多事，只要你喜欢就去做罢，何必在乎自己的水平高低和他人的筑室道谋呢？

2. 从周恩来逝世到四五运动

一九七六年元旦，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第十个年头。除了四人帮和一小撮掌权的造反派，人们对无休止的阶级斗争，对走马灯似的“城头变换大王旗”，对日复一日的红宝书、天天读、斗私批修，对文革中的种种异端早已不胜其烦。对社会的动荡不安，对物质生活的极端匮乏和精神生活的极端贫瘠，则是敢怒而不敢言。整个中国，弥漫着一片焦虑和不安的氛围。

元旦刚过，传来了周恩来逝世的消息，这个消息震动了整个中国，九洲大地一片哭声。当时我们在200号开门办学，200号是清华大学的原子能基地，有两个零功率反应堆。一天，我回清华，这是我们牌友聚会的日子。围坐在方桌边，大家开始发牌。这时，电视里突然出现长安街百万群众在飞雪中为周总理哭灵送殡的场面，大家立刻停住了手。Shi猛不丁冒出一句：“邓小平倒了，周总理又走了，中国今后该怎么办那？”大家语塞，面面相觑。Jia太太忽然开始嘤嘤地啜泣起来。男子汉们也都双唇紧闭、强忍泪水，一股忧国忧民的愤懑和伤怀在胸间冲撞……牌局也在兴味索然中草草收了兵。

文革中，但凡有中央有大会，总是毛居中，左边是四人帮等造反派，右边是以周为首的一批老干部。当时，人们恨透了四人帮，把希望寄托在周恩来、邓小平等人身上，特别是邓复出后，拥护邓小平对教育、生产等的一系列整顿，希望生活能尽快回归正轨。周恩来死后声誉鹊起，究其原因，是人心对他所代表的政治势力及其在文革中的抗争的拥戴。

200号的师生们自动开始筹办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很快，学校党委来了通知：不许搞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只许以班为单位，只能搞一次，而且不许对外。理由是不能冲击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悼念会上，我和大家一样，止不住的伤心泪往外涌……自周恩来逝世后，报纸上开始把批邓的矛头转向周，上海《文汇报》的一篇新闻稿中说：“党内的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含沙射影地指邓的后台是周。社会上流言四起，人们的不安情绪更加激化，像赤热的岩浆在薄薄的地表下翻滚、奔突，眼看一座火山就要爆发了。

转眼到了4月份，清明在即。这是中国传统悼念亡灵的节日。天安门成了人们悼念周总理的中心。4月3日是周六，晚上，我和学生们一起编一个很大的花圈，准备第二天送往天安门。大家都很真诚，噙着泪水，默默地干着。大约十一点钟，支部书记来了，传达学校党委指示：(1) 所有花圈立刻集中；(2)明天任何人不许到天安门，否则后果自负。书记是一个年轻的复员军人，是工宣队员。学生们同他吵，问他为什么？他也说不出什么，只说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要大家不要上当。过一会儿，来了一拨人，是由复员军人组成的工人民兵，带着枪。他们不由分说，把各班的花圈都装上大卡车，拉走了。

第二天，我偷偷踏车到了天安门。天安门人山人海，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摆放着层层叠叠、大大小小的花圈，铺天盖地，围栏上更有无数的白花。有人站在台阶上，用小喇叭念悼词，还有诗歌。广场上有许多围聚的人群，人们戴着白花，或戴黑纱，表情肃穆；中间的人站在板凳上或板车上，发表演讲或念诗。到处都挂着各色大字报，上面多半是诗、对联或散文诗之类的东西。文革中我早就看惯了人山人海，每次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都会有游行集会。可这次完全不同，人们是那样的虔诚，那样地激慨，带着一种悲壮的牺牲精神，那是一种真情的流露。

我其实是个胆小鬼，在天安门逗留了半天，虽然很想干点什么，辟如，抄一首诗，念一段词，可最后什么也没干，除了将地下的一朵小白花拾起，放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汉白玉护栏上。只是后来挨批判最多的两首诗，当时都听人们念过。一首是：“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示总理，是拆还是烧。”另一首是：“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要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我在天安门络绎不绝的人流中穿来挤去，看着满目的悲恸泪眼，听着贯耳的壮语誓言，深深地为这里的气氛所感动，心里想：“这才是正义的声音！历史终归要由人民来书写！”直到天色很晚，我才泪眼滢滢地推着车离开了。

在毛的批准下，四月五日一万名民兵，3000名警察和5个营的卫戍部队包围了天安门广场，一场血腥的镇压结束了天安门的悼念活动。随后，“揪出”了后台黑手邓小平，撤消了他党内外一切职务，任命华国锋为中共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

接着的是一场清查运动，清查的内容是谁在4月4日到过天安门，谁传播了什么谣言。清查的办法是，连续几个晚上，所有的老师学生都不让睡觉，大家都要背靠背揭发。(1)你去没去过天安门？你是否见过其他人去过天安门？(2)你听到什么谣言，听谁讲的。

我们班有个党支部委员LI，是现役海军军官，他学习努力，在班上成绩名到前矛。他跟我关系不错，我也很喜欢他，他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是清查领导小组的。有一天偷偷跑来对我说，隔壁班有人举报，说看见你从天安门出来。他给我出主意说，他可以把材料压一天，要我赶紧交待。这样就不算被人举报了。

我赶紧写了个材料，说是那天到前门给母亲买药路过天安门。因为我没干什么，当天天安门的摄像里大概不会有我。有他帮忙，算我自己坦白交待。我一口咬定只是路过，又没有别的旁证，清查小组没再追究，算是侥幸逃过了这一关。

背对背揭发延续了一个星期，每天白天该干啥干啥，晚上吃过晚饭，老师学生都分散坐在几个大教室里，不许交头结耳，不许交白卷，每天不到十二点不让睡觉。最后，我们班老师们倒相安无事，大概除了我都不敢多事。反倒是有两个同学倒楣，被揪出来了：一个是到过天安门广场，一个是传谣找不到上家。他们被隔离了两个星期，写材料，做检讨。好在他们都是工农兵学员，根红苗正。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周恩来去世后，有四十名军队高级将领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和盼望主席能出席追悼会，哪怕到场一下。毛泽东看了信说：‘老帅、老将军对总理爱得很深，是为总理委屈、抱不平，是在借题发挥，促我反思文化大革命。’”（《历史的真象——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张玉凤的若干回忆》）其实，毛泽东以其无与伦比的政治智慧，此时早看出文革派民心尽失，所以他才会关切地对江青说：“我死了以后，看你怎么办？”江青不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一意孤行，直至身败名裂。

3. 唐山大地震

四五天安门事件之后，各种谣言越查越多，大家都忧心忡忡，似乎都在等待——等待着冥冥之中的详或不详。7月6日，朱老总去世。朱老总是中国革命的元老，只是似乎很早就淡出党争。他虽然名望很高，但对当时政局影响有限。可他的死，增加了不祥的气氛。

7月28日凌晨，我在熟睡中梦见大楼里来了个小偷，大家都跑出来，楼道里乱哄哄的……后来，我终于被楼道里的嘈杂声弄醒了，才听见有人嚷嚷：“地震了，地震了，快到楼外去。”我赶紧披件外衣，套上长裤，就跑下去了。操场上人很多，大家都在喋喋谈论地震时的感受——带着一丝兴奋和刺激。我语塞无言，因为我睡得死死的，根本没感到楼房动。讪讪地呆了一会儿，我又跑回宿舍睡去了。

第二天才开始紧张起来，听说唐山是震中，死伤惨重，又听说预报京津地区还要震。学校规定，不许在楼内睡觉。大家都在操场搭窝：弄两椅子、凳子或几块砖头，搭块木板，再支上纹帐，露天睡觉。后来，又开始搭地震棚，全北京从单位到住家，用木头，纸板，塑料布，以及能弄到的各种材料，搭成牛栅似的小破屋。里面多半是连通的地铺。

清华组织了救援队，赴唐山抗震救灾。数学教研组有个老师，姓ZH，是右派，就被选上了——大凡苦差使，有历史问题的人就有优先权。他有严重胃溃疡。到了唐山，吃不下，睡不好，干活还得拼命，去的第三天就死在地震现场。他的妻子是清华校医院护士长，四人帮倒台后，她到教研室痛哭流涕，说自己一生抢救过多少生命，可自己丈夫命危，自己连一口水也没给送上……，说得教研组唏嘘一片，我也是泪眼汪汪。

ZH老师是个业务尖子，他文革前翻译过一本计算方法的书。我刚到教研组时觉得很神秘，问过他：“你以前学过吗？”他说：“书是人写的，只要肯下功夫，没有看不懂的。”这句话对我印象深刻，我后来自学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想起他这句话。有一次我上图书馆借书，出来时碰上他，抱着两本外文书。文革中像他这样继续钻研业务的教师真是麟毛凤角。我有点好奇：一个对业务这么痴迷的人怎么会成右派？就问他：“ZH老师，你当年怎么成了右派？”他的脸色陡然变白，沉默了半晌，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阳谋!”

我们大学班有个同学，叫JL，是北京人，分到唐山，死在地震中。他人很聪明，讲义气。毕业前在二通厂下厂时，我和他分在一个班。文革中有个说法：造反派进行路线斗争，逍遥派进行线路斗争。所谓线路斗争就是女生织毛线，男生焊收音机。到了厂里，许多同学寻找废弃的不锈钢板做收音机盒面板。我也不例外，还到工具间借了电钻干私活。我不小心把钻头给弄折了，当时很害怕，因为我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而我又有前科。JL说没事，他到工具间去领了一张报废单，模仿班长的字在单上签了名，我就混过去了。没想过几天班长把我找去了，问怎么回事。我不敢提他，就说是我干的。第二天，我被留下写检讨。他知道了，立马去找班长，承认是他干的。班长是厂里的一位老师傅，他让我们俩各写了份检讨就过了关，没告诉工宣队师傅。

后来听说，JL地震时其实已逃出楼外，但发现他的岳母还没出来，又返身回去救她。不幸遇上余震，楼房彻底倒塌，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化着南柯一梦。

JL和ZH都很有个性，他们是我抹不去的记忆。他们的生命轨线都终结于那场地震，逝者如斯，令我唏嘘的是：前者死于天灾，后者死于人祸，天灾难免，而人祸呢？唐山大地震，死了24万多人，惨绝人寰。据说之所以报震级7.8，就是为了拒绝联合国派人视查。为了掩盖当时中国的贫穷落后，还有唐山地震的惨不忍睹，当权者拒绝了一切国际救援。唐山地震或许真是中国政坛大地震的前兆，冥冥中的造物主啊，你究竟是有还是没有？

4. 毛泽东逝世

住在破败的地震栅里总有一种不安稳之感，一天天心慌慌，朦胧中好像在惧怕着什么，又像是在期待着什么。从周总理，朱老总去世，到唐山地震，整个中国上空似乎都凝聚着一股诡谲的阴霾。上帝仿佛是要先把慷慨悲壮的氛围酝育到极致，才肯将历史的帷幕升起。

九月九日上午，大喇叭突然广播：下午3点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重要消息广播，请注意收听。文革中怪事多，因此，也没太在意。下午3点，哀乐忽起，接着是广播员带哭腔的宣布：“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国务院，沉痛宣布……毛泽东主席，因病……不幸去世……”操场一片寂静，所有的人都似乎惊呆了。片刻之后，开始有人抽泣，哭声渐成一片，许多人嚎啕大哭。我也不禁潸潸泪下，心中充满了莫明的悲哀和恐惧，不知是为了他，还是为了他所主宰的时代。

此后几天，停工停课，开展悼念活动。200号同校园一样，到处都是悼念毛的板报。学校组织了各种规模的追悼会。作为笔杆子，我负责写一份大会的悼词。记得我在悼词里写了一句“做党的人”，结果党委审查没通过，问我是从那里来的？我说在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潘冬子母亲入党后对他说：“妈妈是党的人了。”党委宣传部的头想了半天，还是把它去掉了。那时人们的言论，只能照抄报纸、电台或社论的，不得自行创造。这大概就是林彪说的：“我国有十亿人口，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

对于毛泽东的死，我虽然不敢那么想，但在潜意识里，是期盼的。和经历过文革十年的许多人一样，我对文革从困惑、不理解到恐惧、旁观，到最后，是深深的厌恶。那无休止的阶级斗争，血淋淋的红色恐怖，虚伪的说教和违心的斗私批修，朝令夕改、强词夺理的大批判……人们看不到希望，等不到盼头，大家心知肚明，只要毛还在，文革是断然不会休止的。

回到清华，碰到ZG，他说：“今天我请你吃蛋炒饭。”他那时还住单身，但有个煤油炉可以做饭。我们一起忙乎了半天，炒好饭，还做了两个菜。本来似乎很激动，想谈点什么掷头颅血斑斑的重要事情，可到吃饭时，他看看我，我看看他，欲说还休，只有五内郁结地闷头吃饭。是的，能说什么呢？往回看，对历史的演绎，我们捋不清道不白；向前看，对国家的前途，我们看不透帮不上。可怜呐，这百无一用的书生。易卜生曾说过：“社会犹如一艘轮船，人人都应准备掌舵。”可是扪心自问，我们这帮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如果把中国这艘轮船的舵交给你，你掌得了吗？

毛泽东是一代伟人，他有非凡的毅力和天才的军事指挥能力。历史给了他机会，他创立了一个共和国，让一盘散沙的中国人第一次自豪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无论是中国历史或世界历史，都会给他一个重要地位。他又是一个文人，文章、诗歌均属一流，书法也自成一体。据说当年国共谈判期间，他的一首《沁园春·雪》令南京洛阳纸贵。他的文采征服了许多文人逸士。他的诗词会永远流传下去。但他也是一个罪人，为了个人的权力和好大喜功的领袖欲，他搞“阳谋”反右，迫害五十五万知识分子精英，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他不顾经济规律，搞大跃进、人民公社，严重破坏生产力，致使中国哀鸿遍野，三千多万人含恨饿死；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卵翼了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践踏党纪国法，残害忠良，分裂群众，挑起内斗。据叶剑英的一篇报告：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八千亿人民币，使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

5. 四人帮的垮台

毛泽东去世后，有一段时间形势很诡秘。江青几次跑到清华园，她找了一帮造反派，谈历史上的女皇，儒法斗争，说武则天是法家。她还说：“刘邦死后，吕后掌大权，汉朝没乱得力于吕后，只有吕后才能继承刘邦大业。”这些都是清华党委当时给基干民兵传达的话。那时，对各级别的人传达都不一样，基干民兵属倒数第二级，比普通群众强。

接着，学校就开始组织各级领导和师生向江青和中央文革写信表忠心——这其实是劝进，只是当时普通老百姓不是很清楚。记得自己也奉命写过一份，大致是官样文章，表示要继承毛主席遗志，紧跟中央文革，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在反思，文革之所以能在中国肆虐，原因之一就是像我这样虽未脑残，但在压力下随波逐流的软骨病人太多了。假如中国能多一些像遇罗克、张志新、陈少敏等铮铮铁骨的人物，文革的历史也许会改写。（遇罗克：北京工人，《出身论》作者，批判血统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提倡民主人权，被判死刑，死时不到28岁。后平反。张志新：原辽宁省宣传部干部，上书批评毛犯左倾错误，反对林彪、江青和文革。被割断喉管，枪决而死。后平反，定为革命烈士。陈少敏：八届中央委员，时任总工会副主席，是唯一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表决“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时没有举手的人。）

牌友们再次聚会的时候，我问他们：“江青来清华，你们见到了吗？”ZG马上来了一句：“那个臭婆娘，谁想看她？”Shi接茬说：“别小看她，人家这回可是准备当女皇了。”“她在做白日梦吧？”Jia太太反问道。于是，大家就有“Agree”有“Disagree”地争论了起来。虽然ZG、Shi、Jia都口若悬河地旁征博引，可直至个个都舌敝唇焦，依然没争出个子丑寅卯来。那时，谁也看不透这扑朔迷离的政局。

转眼要过国庆，形势好象变得更紧张了。校党委决定，全校的基干民兵进入戒备状态。说是要树立高度战备思想，警惕正在走的走资派的破坏活动。200号的基干民兵都集中活动，晚上睡大通铺，不许脱衣服，每人还发一支练习拼刺刀的木头枪，说是加强国庆保卫。我跟学生关系好，是大批判的笔杆子，又是入党极积分子，也算个基干民兵，跟班上的学生编在一个排。

晚上，抱着木头枪，我碾转难眠，私下想，木头枪能干什么呢？于是立刻想到天安门的四五事件，那个血淋淋的场面又浮现在脑海。天哪，难道又要去什么地方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我暗自打定主意：反正让我去打人我是不干的。那时还真是魂不守舍，只要有民兵集合就会心惊胆战，不知会派去干什么？LI是民兵排长，一次，我悄悄问他：到底我们现在准备对待谁？LI说，他也不清楚，上面只说，正在走的走资派是邓小平的代理人。我问：“那就不是邓小平了？”他说：“肯定不是！”“那会是谁呢？”我想。忽然想到华国锋，心头一阵乱颤：“这不是要搞宫庭政变了吗？”

这样呆了几天，一天，二姐来电话，让我马上去她那儿一趟，她在国家物资部工作，消息多。我在她那儿得知四人帮被抓起来了，觉得好刺激。饭都没顾得吃，就往清华跑，其兴奋劲不比当年考上清华差。我悄悄把这消息告诉了几个好朋友，听到这个消息，ZG热泪盈眶。Jia太太这回倒是很冷静，请大家到她家吃饭。那天晚上，我们个个都兴高采烈，泪眼微饧，频频举杯，喝了不少酒……多少年来，我从没见过人们会为一个政治事件如此由衷激动过。

没过两天，四人帮被逮捕的消息就不胫而走了。学校党委的两个头头迟群、谢静宜也不见了。基干民兵队伍也自行解散了。过了几天无政府的混沌状态，打倒四人帮的消息就传达到了基层。就在这时，我得到工物系党总支的通知，我的入党申请被批准了。从党支部通过到此时，大约有一年左右。因为历史问题，我的入党申请一直批不下来，可偏偏在这个时候批了，有时自己也怀疑：“我是不是四人帮故意塞进党内的？”再过两天，上级派工作组来，清华文革中建立的校、系两级党组织就全部解散了。

在刚打倒四人帮的一次学习班上，我说到“文化大革命断送了我十年青春”，说“我不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说“开门办学是误人子弟”。那次我太激动了，痛哭失声。我对那失去的十载青春年华至今婉惜不已。文革十年，我从二十岁到三十岁，失去的是人生最宝贵的十年那。下来以后，那位与我关系不错的女教师YY对我说：“你可要小心，文革可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中国知识分子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周总理报告里讲的……”我默然。那时，“两个凡是”仍然像一把达摩克利斯利剑，高悬在人们的头上。

曾经在宿舍里，跟一位年青校办干部——留校的工农兵学员——辩论了一次。我说四人帮以及清华党委蒙蔽了毛主席，迫害知识分子，干了许多坏事，教改是误人子弟。他拼命为文革，为清华党委，为“教育革命”辩护。说不过我，最后他激动地说：“毛主席怎么会受骗？说毛主席受蒙蔽就是反对毛主席!”他一上纲，我也心有余悸，缄口不语了。那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当真是让一些年青人丢失了自己的灵魂。至于我自己，也还是惊魂未定，胆战心寒。

打倒四人帮大概是建国以来最得人心的一次政治运动，或者说政治事件吧。北京那时盛传买三公一母的螃蟹吃，意思是要对横行多年的四人帮食肉寝皮，这可是真正自发的，可见人们对他们憎恶之深。随着四人帮的垮台，中国近代史甚至世界史上最荒唐的一页——十年文革——终于翻过去了。

后来，邓小平解放了，开始主持科技工作，召开了“全国科学会议”，它被称为中国科学春天到来的标志。再后来，邓小平主持工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辩论，搬走了两个凡是。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继高校恢复高考制度后不久，又传来科学院试办研究生院的消息，周围的许多同学都被激奋了起来。

渡过了一场肃杀的寒冬，人们期盼的春天真的到了。熬过了冰霜雪雨的煎熬，经受了凛冽北风的洗礼，多少不甘沉沦的心灵开始复活了。他们告别了忧郁，忘却了苦痛，卸去了愚昧的枷锁，重整残缺不齐的行装，迈出了踏春的脚步。就像被春风唤醒的种子，悄悄地萌发出水灵灵的嫩芽，突破那冰雪初融的冻土，在春风春雨里舒展着青枝翠叶……

 

 

第十一章、重返书斋

海涅有一句令人心动的诗：“寒冬掠去的一切，新春将归还我们。”四人帮倒台后，中国社会迅速地回归秩序，回归理智。对往事的反思，对现状的变革，和对未来的期盼，汇成人们生活的主旋律。知青回城，高考恢复，科学技术被称为“第一生产力”；国门开放，邓丽君唱遍中国……真像春归大地，万物复苏，一派生机勃勃。而我也被这股春风裹挟，重返书斋。终于相信了：只要你心中有春的期盼，就一定能熬过肆虐的寒冬。

1. 报考研究生

1977年9月的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新闻：《中国科学院试办研究生院》。其中强调：研究生院为国内唯一，培养高级科研人才，毕业后分配在大城市的科研机关和重点高校。这一石，在当时我们这批年轻知识分子的心里激起了千层浪，许多人看到了希望。当然，这希望是形形色色的，有的是为了理想，为了事业，有的希望换一个工种，有的想要离开工作的小村镇……但总之，它令年青学子追求新生活的青春热枕萌动起来了。

消息在清华留校的八百子弟兵中掀起了一阵旋风，大家都在热议着，但动真格的不多。这年我31岁，已经有老婆孩子，留校的新工人和我相仿，多半都已成家。这时的清华大学己经由臭豆腐变成了香饽饽，许多人庆幸当初留校——人们的观念变了。我不知道我们班当初为拒绝留校而绝食两天的那位同学后来是否后悔过。作为他的顶替，我为他惋惜，也偷着为自己乐。造物主的翻手云、覆手雨造就了诡谲莫测的人生。

当时的新工人，许多人或因专业的不合，或为安定的生活，不肯弃舍安逸，拿人生再赌一把。我属少数异类之一，义无反顾，决心一搏——读书的梦，在我的心中还没有醒。三四个月之后，北大、清华和许多重点高校在教育部批准后也开始张榜招生，许多新工人成了清华原专业的研究生——这是后话。

研究生院首次招生的专业和导师都登在人民日报上。数学培训班有两人报名，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WM。WM原是数力系文革前提高班的，人很聪明。我们俩都从培训班提前毕业，他进了科研组，我去教提高班。在选报考专业时，他选了冯康。我从表上找了一个统计专业。我很喜欢概率统计，虽然没正经学过，但自学过格列坚科的《概率论》，做过正交实验设计的统计分析。四人帮倒台后，我还给工物系工农兵学员上过“概率统计”的大课。另外，也觉得它的竞争性没那么强，可能会容易考些吧？当时的心态是：只要有书念就好。当时的数学教研组组长栾汝苏教授，是我们后期的培训老师，他对我特别好。听了我的主意，他说：“你别报这个，你报关肇直，不仅专业好，而且他人品好，学问又好。”还说他认识关肇直，可以帮我推荐。关肇直当时排在招生名单的第一位，招“控制论”专业，招生人数七人。我有点怵，另一个教授孙念增也给我鼓气，说我没问题，我这才动心报考关先生。

马克思在十七岁的作文中就曾写道：“人不能选择和他们志愿相符的职业，因为在他们选择之前，社会就已经通过种种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们规定好了。”我上大学是冶金系，焊接专业，系是中学班主任老师定的，只为了通过政审关，专业是系里老师定的，是因为我的密级。这次上研究生，是两个教授帮我定的。“控制论”后来是我终生的职业，可是当初报名的时候，我连它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我常常问自已，也被别人问起：如果现在让你选，你会选什么专业？我的回答可能是纯数学专业，例如：抽象代数或微分几何。这些才是我的最爱。

虽然我自幼对舞文弄墨情有独钟，但伏尔泰说过：“阿基米德头脑里的想象力比荷马的远为丰富。”我相信这一点，理科比文科在智力上更富挑战性。当然，我不想误导年轻人。丘成桐的一句感言很深刻：“在学好数学的同时，更不能偏废语文，语文的训练是成为真正学者的第一步。”

美国教育特别注意对学生职业性向（Vocational Preference）选择的指导，当年我们学苏联，个人的专业是领导安排的，这其实很可能导致坑人毁才。现在的年轻人自由多了，这是一大进步。我深深地感到，一个人，能够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就像和自已心爱的姑娘（小伙子）朝夕相处、耳鬓厮磨一样，世上难道还会有比这更幸福的吗？不管怎么说，我喜欢控制专业，即使它可能不是我的最爱，但在我眼里它够得上是一位十分迷人的姑娘。在这点上，我要感谢文革。它让我有了第二次机会，即使两次都是“包办婚姻”。

我还是心中打鼓，就给关先生写了一封信，毛遂自荐。我那时刚刚自学完艾利斯哥尔兹的“变分法”，将书上的习题一道不拉都做了，自以为得意，就将习题本随信给关先生寄去了。关先生很快就回信，信不长，表扬我并鼓励我报考。但后面有这么一句话：“控制论用到的数学很广也很深，希望你继续努力。”看来，关先生一眼就看穿了我那点三脚猫的功力了。不过，回信还是让我深受鼓舞，我就壮壮胆报了“控制论”。

作为新工人，我考研有许多得天独厚之处。且不说当年的培训，考研过程中也得到老教师们许多帮助。除了栾先生，我也永远忘不了我可敬的孙念增老师。最早知道孙先生是看到斯米尔诺夫的大部头五卷《高等数学教程》。这部书卷帙浩繁，每卷之下还有分册。涵盖内容甚广，包括数学分析、线性代数、复变函数、偏微分方程、泛函分析等。记得此书前三卷均由孙先生翻译，可见其功底之好。久仰之后，到数学教研组才得见真人，知道他是由北大调入清华，还是有名的右派。

请教过孙先生几次问题后，就发现他不但学问好，人也友善。知道我准备考研后，他主动提出，随时都可以到他家讨论问题。那时数学所考两门基础课：“数学分析”与“高等代数”。当时主要是做题，我将吉米多维奇《数学分析习题集》中未做过的带星号题都做一遍，高等代数用了法捷耶夫《高等代数习题集》。还找了一些老的考研题。那时也没电话，我三天两头往孙先生家跑。他家在照澜园旧式单层小楼房，东西两边各住一家，房前有个小院，种着几簇竹子，十分雅静。白天，孙先生总是一个人在家看书或备课。每回我去，他总是放下手中活，耐心地解答我的问题。有些问题一时讨论不清楚，过一两天，他一定会将一份缮写清楚的解答或说明送到办公室给我。那时，他不仅没有一分钱补课费，每回我去还要倒贴茶水。上老师家必须带礼物的习俗，不知是从何时开始的。

他跟关先生是同学，临考前他主动提出带我去见关先生。我跟着他空手到的关先生家。关先生当时住的也是平房，印象中很简陋，只见书柜上的书层层摞摞，已然爆满。关先生个头不高，留着小胡子，戴一付塑料架眼镜，两眼炯炯有神，说话有条不紊，一副儒雅斯文之态。他显得很和蔼，问了我一些个人及学业的情况，嘱我好好准备。我问他：“我从未接触过控制论，应先念点什么书？”他答道：“不着急，先准备考试。”后来他们俩聊起来，我就只有洗耳恭听的份了。孙先生极力向关先生推荐我，说是可塑之材，听得我面红耳赤，又不便插话。关先生频频颔首，不时转头看我，似有赞许之意。

报关先生的考生有二百余人，初试考四门：数学分析、高等代数、外语、政治。前两门是数学所统一出题，后两门是科学院统一出题。我初试考得不错，前两门分别为88分和86分，后两门都是80分。当时是专业课平均60分就可以复试。我的成绩算很不错的了，心里很得意。回家吹牛：“科学院研究生我不考谁考？”后来才知自己是井底之蛙，我们数学班有个姓HO的同学，是文革前的厦大数学系研究生，他考完后出门大叹一声：“完了！”。自以为题这么简单如何考得出水平？他的两门基础课分别为100分和98分。我们专业的两师兄XIA和LIU也都接近满分。

此后不久，高校也开始招收研究生，开门办学时我在清华工物系。与李恒德教授在一个教研室。李教授是留美博士，后来是工程院院士。他人品、学问都好，是一个非常可敬的长者。我们在200号开门办学时曾住在同一个宿舍。他很喜欢我，对我说：“你上科学院我不拦你，但如果考不上，就上我这儿来罢。”教研室的书记也动员我不要走，跟李教授念。工物系是我高考时痴心垂涎而又敢侈想的好系，我当时对考科学院没把握，家又在清华，老婆也说清华好，生活安定，于是，差点就放弃了科学院。其实李教授是我很钦佩的老师，跟他念，也是我的福份。只是这样，我的专业，我的后半生，可能就是另一个故事了。回想漫漫人生，真像是拉斯维加赌场里掷不完的骰子。

也许可以吹一下牛的是外语，我从初中到大二文化大革命，学了八年俄语。文革后，我偷偷学英语，后来跟收音机听广播。考研究生时我选了英语。进入研究生院后，英语按成绩分十七个班，班越高越好，我是十四班。外语本是我弱项，但我成功了。我相信命运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天道酬勤。

清华参加数学所复试的有两人，除我外，还有JS。JS是清华大学当时无人不晓的牛人，他一米九几的个，是清华大学男子蓝球队主力。他得过北京市中学生数学竞赛第2名。据说，他刚考进清华数力系时拒绝打蓝球，怕人以为他是靠体育专长考进来的。准备复试时，我才同他有过接触。

报考关先生的有16人复试，复试在廊坊。上午考数学分析。我平时考数学极少有题不会做，每次，一有不会的题就会崩盘。这次考的分析，最后两道是“泛函分析”的题。我没有修过“泛函分析”，一点点泛函的概念来自“变分法”，这里根本用不上。我想想这一道，又想想另一道。时间一点点过去，心里发急，头脑全乱了。中午回宿舍，因各专业复试科目不同，大家都去找同专业的同学交流。我以为自己肯定出局了，一个人坐在床沿，怔怔地发呆。JS过来跟我打招呼，我对他说：“我上午彻底砸了，不准备再考了。”要回北京。他一再劝我：“既来了，试一试怕啥，长点经验也值得。”又说：“大家都觉得复试难，又不是你一人。”这似乎给了我一点勇气。终于在他一再劝说下，我才又进了下午的考场。考高等代数感觉似乎好一点。高等代数的复试和初试也不同，考题中有两道抽象代数的题目。感谢栾先生给我们上过这门课，虽然这次没复习，但大致概念还记得，不致无从下手。

晚饭后同专业的同学聚到一堆讨论、对答案，我一概没兴趣，一个人跑到黑漆麻乌的操场上，坐在一旁的石凳上发呆。一贯自信满满的我几乎无法面对失败的现实。我对考数学从不怯阵，这是第一次，沉重的挫折感压得我几近崩溃。

第二天口试，除关先生还有两个年轻老师。奇怪的是，他们没有问我关于数学分析的问题，大概知道我泛函分析是空白，还问什么？问了几个代数中的问题，事后想起来，都是我错的地方。经他们提示，我似乎都答对了。最后，一位年轻教师问我：“你愿不愿意去其他高校？”我心里一沉，这可不就没戏了？想了一下，说：“北京的高校我愿意去。”刚熬过“八年抗战”的两地生活，我是心有余悸、谈虎色变，唯恐再陷深渊。

满腹心事地收拾好东西就悻悻然地离开了廊坊。这一路心里有说不出的懊恼和沮丧。迷迷糊糊地到了北京。我当时真是喝凉水也塞牙，快出站时才发现车票丢了。只好赶紧去补票。补票处的服务员口真够损的，我说车票在车上丢了，她给我补完票，丢了这么一句：“没混出去才来补票的吧？”真想和她吵一架，可又拿不出证据，只好哑巴吃黄连，扭头走开。

接下来的几天，经常一个人在家里发呆。TY见了，每回都是冷冷的一句话：“科学院研究生我不考谁考？”这是我当初吹牛的一句话，这会儿，真让我难堪。我那时觉得，她从心底就低看着我。直到很晚，这种状态才开始改变。

发榜时，让我意外的是，我居然榜上有名。复试的16人，关先生要了4人，其他12人都调剂到各高校去了，第五名去的是北大，成了黄琳院士的第一个研究生。当时黄琳还很年轻，听关先生说过，他是本专业年青人里唯一有资格带研究生的人。

2. 临别反哺

孙先生对我报考研究生一事关爱有加，近半年来，他家门槛都快被我磨平了，他也显然把我当成了自己的弟子。因此，拿到通知书的第一时间就去见他。看得出他很高兴，说了许多鼓励的话。后来，话锋一转，谈到了他自己。他说：“我年轻时也很喜欢数学，后来院系调整，从北大调到清华，教基础课，觉得挺委屈的，离开了数学前沿。但那时大家都很听话，服从分配。五七年我对理工分校提了点意见，成了右派，从此万念俱灰，就这样毁了大半辈子。后来听说你年纪轻轻也受过政治冲击，就想帮你迈过这个坎。你有天份，风物长宜放眼量，千万不要自暴自弃……”

听他一席肺腑之言，振聋发聩。五七年反右时我11岁，未赶上。但我接触过几个右派老师或学长，从他们身上我总能感受到一种特殊的人格魅力，他们是知识分子的精英，社会的良心。

WM也考上了计算中心，导师黄鸿慈是冯康的学生。WM和我一起去看栾先生。作为教研室主任，栾先生为我俩考上科学院研究生院而高兴，但多少也有点伤感。他说：“你们俩走了，另外两个文革中的研究生班同学也要回去，剩下的同学差不多也都在报考原来专业的研究生，恐怕大多都要走。教研组早就发现你们这个培训班学员水平比较高，所以投入很大力量培训你们。不想现在培训班成了研究生预科班。虽然为国家做了贡献，但教研组又缺教师了。”说得我颇感内疚，又添了一丝恋恋不舍。

其实，我们真的是因祸得福的一群，从七二年到七七年的5、6年里，我们有机会接触专业、接受培训，和真正到工厂、农村的许多同龄人相比，我们占了许多先机。就拿我自己来说罢，没有培训班，没有这几年的工作和自学，我是绝对考不上研究生院的。有时觉得自己很不幸，命运给了自己许多无妄之灾；有时又觉得自己很幸运，命运也给了自己许多巧遇机缘。也许幸与不幸就像两股反向的风，它们反复作用在你的风帆上，推动着生命之舟左捱右蹭、颠簸前行。

栾先生又拿出一个厚本，是他的教学笔记，上面记着许多数学问题和解答。他翻出几道题，上面有我或WM的名字，说这里记下的是我们俩的解法。这让我们俩都很感动，WM突然冒出一个主意：我们俩能不能编一本习题集。栾先生很支持。

研究生院从录取到开学还有三、四个月，我们就开始编写《高等代数习题解答》。题目来自几本高等代数教材中的练习题和法捷耶夫《高等代数习题集》。我们俩分头编写，全部解答都是自己做的。印象深刻的是，最后一章抽象代数部分是我做的，当时还很吃力。写好后栾先生给我们审查。最后的手稿交给教研室，我们就上研究生院去了。后来在清华研究生那里看到过它的油印本，作为参考资料。再后来WM和我发现几位清华老师正式出版的高代习题解答的书，里边有大量我们的工作。不过，当年我们也就是想为教研组做点贡献，并无版权一说。人们变得锱铢必较大概是后来的事。

因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七字班学生其实七八年才入学，学校七七年并无新生，数学教研组的老师们在考虑教改，同时准备给六字班学生开点实用的短课程。我们专业最后一次在有色金属研究院开门办学，当时我和学生同院里科研人员一起做过一些正交实验设计，效果不错。因此，工物系建议我开个相关的课。于是，我就开了一门《概率统计与正交实验设计》。这是我第一次教大课，在一教一楼南面大教室上课，除工物系学生外，还有外系学生和少数老师旁听。每次上课，看着台下黑压压一片人头，心里就有一种千军万马我统领之成就感。我每堂课都给同学发自己编的油印讲义，干得很投入。我真的很喜欢当老师，平生一大遗憾就是讲课的机会太少了。

研究生院虽然招生早，但迟至七八年九月才开学，这时已经同高校同步了。虽然离开了清华，但没有太多离愁别绪，因为当时的研究生工作关系还在原单位，工资也由原单位发，因此，心理上还是觉得自己是清华的人。

3. “黄埔一期”的同学们

第一届科学院研究生院招生报名时，高校尚无此动议，因此，全国十年积攒的人才都往一校涌。第一届研究生录取率约为1:30至1:50。因此，当时院内外均有许多人将这届学生自称或被称为“黄埔一期”。同学们颇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学术前辈的青睐。

研究生院就设在林学院内，学生宿舍和我家只有几十米远。数学所的研究生共24人，分为一个班。许多同学后来出国了，在国内的有马志明院士、丁伟岳院士等。当时数学班研究生的导师有华罗庚、吴文俊、关肇直、陈景润、陆启铿、王寿仁等几位，都是大师级人物。关先生的四个学生。大师兄姓XIE，他来时已39岁，原是复旦大学的老师。他其实很早就成名了，在Pontryagin“最优过程的数学理论”一书中释本中，有一注解。讲的是他指出的一处错误。那是他来之前的工作。据室里其他老师讲，关先生原不想召他。但他考不倒，几乎每次考试都接近满分。他后来成为国内培养的最早的七个博士之一。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们，还先发治装费做衣裳。他现在在苏州大学。二师兄姓LIU，是关先生在科大教过的得意学生，据说，文革中与关先生一直有学术联系。他是国内第一批硕博连读生，现任北大教授。我的师弟姓ZENG，比我小两岁，是东北大学数学班毕业的的工农兵学员。他父亲是大学数学教师，文革中指导他自学了许多数学。他现在在美国。

开学前夕，有两位福州一中的学弟来找我，一个姓YING，一个姓YANG。他们现在成了我在研究生院的新同学。YING与我同年生，但小我数月，比我低一届。他身材魁伟，面阔口方，浓眉俊眼，一副聪明相。他曾是福州一中出名的高材生，只因家庭出生上了福建农学院。他毕业后分到一个农械厂，这次直接从那儿考到自动化所。YANG个头稍矮，腰圆背厚，直鼻方腮，面色微黑，初见之下，像个农家子第。他文革时是初三学生，文革中自学五门外语，成了福州一中的奇人。这次考取了情报所。我们仨老乡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YANG来时刚结过婚，他太太JL也是福州一中学生，父亲是教授，祖上是福州名门世家。我初见他太太，惊为天人。这女孩无论身姿、容貌、举止都属百里挑一。YANG出身寒门，但JL看上他的学问，愿以终生相许。他们俩相爱后，女孩父母都不同意，因为当时YANG在福州连正式工作都没有。据说女方家声称：“我们家女孩从不嫁白丁。”后来YANG高中研究生院，才得以喜结良缘。JL一年后考上清华大学研究生，现在在美国当教授。

YING入学时还是王老五。自然落得身价百倍。当时许多高官的未婚女孩，都到研究生院寻找自己的白马王子。害得研究生院许多已婚男生后悔不迭。YING长相典则俊雅，举止谈吐有致，他又阅多识广，胸有邱壑，自然招惹得蜂缠蝶聚。最后获胜者是一位资深部长年轻貌美的千金。她在她父亲的部里工作，他们结婚时部里给分了一处平房，虽然谈不上豪华，但比我们12平米的筒子楼里的隔子间，那可是好多了。

4. 我的导师关肇直先生

关先生出生名门，父亲是留德回国的铁道工程师。母亲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后留校任教。关先生从燕京大学数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他于一九四七年加入了共产党，同年，经党组织批准，他考上了赴法留学生。一九四九年新中国诞生，一种革命者的使命感使他毅然放弃了取得博士学位的机会，漫卷诗书，束装回国。回国后他参与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筹组工作。此后，在数学研究所从事党政领导和数学研究的双重工作。一九六二年后，他将自己的全副精力投入现代控制理论的研究和中国控制事业的发展，成为中国现代控制理论的奠基人。

关先生既是行政领导又是自动控制学科的领军人物，自然是夙兴夜寐，难得闲暇。跟随他三年，真正与先生独处聆教的机会并不多。头一次是刚到研究生院不久，关先生给我出了个题目，要我考虑线性系统参数为区间值时的能控性问题。当时区间代数是个热门话题，他提示我利用这一工具。我先考虑平面情况，很快做了一个小结果，用的是复变函数的方法。我将结果写了两三页纸给他。过几天他找我，我看他在我的稿纸上用铅笔做了一些批注。他先肯定了我的工作，接着指出这种方法恐怕对一般情况不能用。他还是要我先看一些区间代数的论文，对我说：“做研究一定要善于发现和应用新工具。做研究的过程是最好的学习过程。”结合应用学习，这是关先生一贯的主张，他其实心里主要是想让我念点区间数学的东西。我后来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这种学习方法可能对成熟的科研工作者或优秀的博士生合适，硕士生也许单独修课效果更好一点。我后来在区间系统能控性问题上并无进展，这也许让关先生很失望。

第二次是在修完他的“泛函分析”课之后。我考了78分。当时许多其他专业的同学都比我考得好，我觉得很惭愧，想找关先生认个错。先生很宽容，说：“第一次学能修成这样还算可以吧？”他告诉我，泛函分析很重要。然后，拿出他早年的专著《泛函分析讲义》，仔细给我勾了几个章节，让我细读。

第三次是修完课程后回所做研究，我被分到一个军工项目组，做信号处理。我开始有点情绪，觉得其他三个同学均做理论研究，只有我做工程项目，是否因为我学得不好？为此，关先生特地找我谈了一次。他首先晓以大义，说明军工项目对国防的重要性。然后讲到工程问题中往往有许多深刻的数学问题，举例说偏微分方程工程问题，拉氏变换是工程师提出的。最后提到，选我是因为我是唯一学工出身的，有优势。关先生侃侃而谈，他条分缕析、旁征博引，听得我茅塞顿开，就像在炎热的夏天吃了一份冰激凌，觉得透心的爽。我终于高高兴兴地去了项目组。

我敬重关先生，他是一位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的学者。他英年早逝，在病榻上，他曾对两件事感到遗憾。他曾提到：“也许当时应念完学位再回来。”他还说过：“如果不是为了其他工作的需要，我会对单调算子做更多的工作。”是的，他天资超群，本来可以为科学做得更多。但他毫无私心，将自己的主要精力都献给了自己的政治信仰。江山万古，留下了他的足迹，曲直荣辱，且留待后人评说。

5. 修课

当时的研究生院规章制度很不健全，既没有选课制度也没有学分要求。只要导师同意，什么课都可以选。我的老乡YING头一学期就选了六门课，比我三年选的还多。关先生主张不要多修课，要我们做研究，在研究中学。不过彭桓武来讲相对论，他却要我们都去听。他说，要听大师的课，学思想方法，看分析技巧。关先生的学术思想高屋建瓴，不落俗臼。

除了听控制室里的线性系统系列讲座，我第一学期就选了一门课“实变函数”，还是我自己要求的。讲课的老师是殷涌泉。他衣着齐整，举止有度，讲课条理清楚，一句废话没有。他的板书十分整洁，讲完课拍拍手就走，据说他身上一点粉笔灰都不会有。这门课考完试后，最后一堂评讲。他进来就问：“谁是堵丁柱？站起来！”我们都吃了一惊。他接着对一脸迷茫地站在那儿的堵丁柱说：“你的考卷简直就是标准答案！”全班同学都愣住了，片刻之后，爆发出一片笑声。这门课我考了93分，尚可。

还修过一门“抽象代数”，是曾肯成老师教。曾是大师级人物。他个头不高，不拘小节，衣着有点邋遢，看上去像个农民工。他讲课旁征博引，妙趣横生。记得教诺特环时，他讲到诺特小姐的生平，眉飞色舞。抽象代数我有点基础，学得也还可以，90来分吧。在研究生院修得最差的是自己导师关先生的泛函分析课。

教十四班英语的先是语言学院的一位老教师，他每次上课拿一摞卡片，卡片讲完了就下课。他教的是学院式英语。后来换了一位从香港来的年轻教师，算外教。他常跟我们讲点海外的事，那里大家都很爱听，觉得新鲜。他太太跟他一起来的，记得在语言学院教英语。他上课形式多样，有时就拿美国签证申请表让我们学着填。他住在友谊宾馆，请我们到他那儿玩过，那时觉得他们的生活挺侈华的。教完我们，他得到签证上美国接着上学去了。

听了几次彭桓武先生的“相对论”，着实难懂。老先生是大家风度，讲课内容丰富，跳跃的跨度又大，板书也是龙飞凤舞。彭先生上完课就走，也没有指定教科书，这门课上下来的确不容易。我们旁听倒无所谓，物理所的学生急了，他们可是要考试拿分的。于是，三堂课过后，一张大字报贴到了教学楼一楼。印象中这是研究生院唯一的一次学生给老师贴大字报。虽有文革遗风，但它毕竟跟文革中的大批判大不一样，学生们企盼的，是学懂修好大师的课程。

6. 科研

项目组的任务来自海军航空兵，航空兵从飞机上用超声波测潜艇，我们的任务是：如何从返回的超声波信号判断海底有没有潜艇。项目组有四个人，负责人是一个年轻老师叫PJ。一位成员姓ZHU，比我稍大，也是文革中毕业的大学生；另一个姓WEI，是工农兵学员，比我稍小。我们拟采用有限脉冲响应数字滤波器对信号进行滤波。

首先是设计滤波器。我们从海航研究所拿到几组数据，其中有的有潜艇信号，有的没有。然后用我们的滤波器过滤数据，看能否找到潜艇信号。照着书本的方法及一些文献上的介绍，我很快就设计了一个滤波器。然后打卡上机。那时数学所的计算机有半个房间大，程序要打在卡片上。一个程序就是一箱卡片。然后排队，由专业人员上机。算一回通常要等几天。

大约有几个月，我拼命改换各种设计，没日没夜地编程，一次又一次地排队打孔上机。但我们的滤波器都没滤出信号来。大家都和我一起着急，却似乎无计可施。一日，与PJ苦苦相对，手捧一堆满是无聊数据的打印纸，欲哭无泪。PJ突然问：这数据属时域还是频域？一句话如同醍醐灌顶，令我幡然梦醒：原来是将时域的数据直接用于频域上了。找到错误，此后一路坦途，势如破竹，很快就将信号滤出来了。后来想起，始信天下事，欲速则不达。当事者迷，能临危不乱、跳出迷局，方能成游戏高手。

接着课题组就到青岛海军基地，与海航所的人一起做实验。基地有两架水陆两用飞机，都是苏联造的。实验时要有潜艇配合，看是否能探测出来。这样的实验我们去过两次，我坐过一次那种小飞机，不但声音震耳欲聋，而且机身经常抖动，十分难受。好在测试由他们做，我们只是上去体会一下。

下榻的招待所就在海边，清晨，旭日东升，烟霞万倾。我赤着脚跑到海滩上，看蓝天大海，潮涌潮退，白云如絮，蓝水似缎，真觉得脑清气爽，心旷神怡。这里是军事基地，人迹罕见。清晨的沙滩是一片黄澄澄的沙的起伏旷原，到处是螃蟹横行。昨夜潮起时留下一个个水洼，里边多是小鱼小虾。我用茶杯，捞起不少小鱼虾，养在脸盆里，娱目清心。往事如烟，只是那一派人间仙境至今难忘。

项目进展顺利，军方似乎也挺满意。此时突然得到出国的消息，就赶紧准备毕业论文。

论文答辩时，主席是清华大学周炯院士，他高度评价了我们的工作。关先生这里已病重住院，没有参加我的答辩。答辩完我就出国了，没赶上毕业典礼。当我们快毕业的时候才听说中国准备实行学位制度。说要论文做得好才能评上硕士。毕业前，清华桥牌队的朋友问我：“你可能会评上硕士吧？”我没把握，只能说：“希望吧！”我到美国后，知道评上了硕士，还挺高兴。当时，确实有一批研究生毕业没评上硕士的学生。也许是我的偏见：那时中国的博士、硕士，含金量都比今天的高一截。似乎这是一块盐碱的土地，不管什么好东西落到了这里，都退化得很快。

7. 岁月撷集的点滴掠影

研究生院的三年，我远不如其他同学用功。首先，我第一次发现天外有天，原来有那么多人都比我强，心里有一种很强的失落感。其次，我不像他们那么珍惜这个机会。因为我原来就在清华工作，工物系又曾答应要我，特别是家属进京后，报考时的激情淡了许多。研究生院就设在林学院，在我的家门口。学校说，我不迁户口也可以。数学所共24个研究生，除我外都迁了户口，住集体宿舍。其实我后来好后悔，他们可以一起学习，互相切磋讨论，而我住在家里，要买菜、做饭、照顾孩子，浪费了许多宝贵时间。我是七八年春节刚刚结束了“八年抗战“的两地生活，在北京安的家，那时刚开始享受“老婆、孩子、热炕头”，不可自拔。而老婆又在远郊上班，早出晚归，也逼得自己只好一边上学一边当“家庭妇男”了。当然，关键还在自己。鲁迅先生说过：“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你愿意挤，总还是有的。”我想，反过来也可以说：“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倘若你不肯挤，一滴也流不出来。”

由于宣传，再加上与高校的时间差，当时几乎全国的青年才俊都往研究生院报名，所以，那些被称为“黄埔一期”的学生平均而言，的确优秀。一个趣闻是，许多高干子女，包括邓小平女儿，都到研究生院找对象。不知是否因此，学生中闹婚变的也不少。研究生院有女生想离婚，丈夫赶来逼她退学回家的；有男生，妻子带着孩子来告状的。这些，成了研究生院枯燥单调的生活中的一些花边新闻。古罗马诗人奥维德曾哀叹：“爱情吸引我到此岸，理智却令我走向彼岸。”(Love draws me one way, reason another.) 谁能告诉我们，当情感与事业纠结的时候，我们究竟该如何取舍呢？

当时的文化生活尚十分贫乏，研究生院有个彩电，每到周末放彩电，一个大教室挤得满满的，前排坐小板凳，中间的坐椅子，再后面的站着，最后排的站在桌子上。我师兄LIU曾说过：“要是我家有彩电，我就到哪儿玩也不去了。”此言一出，许多人都称有同感。十年后，彩电在大城市就普及了，它也就成了一则笑话。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中国社会的进步，其速度、其深度和广度，对经历过前后的我们，真觉得是匪夷所思。风物长宜放眼量，信矣！

还有一件趣事，当时林学院正闹着往回迁，研究生院占的是他们的房子。他们在北京也有一些学生，大概是研究生。老师就带着他们抢教室。常常是我们去上课时，他们已经占上了。有时我们人多，会把他们轰走。但有时他们人多，也会将我们轰走。双方虽然是吵闹起哄，喇叭对骂，倒好在是君子动口不动手。这样的拉锯战进行了许久，最后是他们胜了。我们毕业后不久，研究生院就搬到了玉泉路。文革留下了许多后遗症，其中的一些至今仍是扯不清理还乱，撕裂着中国社会。

在研究生院听过许多学术报告，许多都是来自国外的一流学者，在这里，似乎跟世界接近了。最让我心动的一次是美国科学院院士、数理逻辑专家王浩的报告。那时文革刚过，他在报告中谈到：“五四运动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依我看，这几十年来，反帝得到了彻底胜利，中国人民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赶出了中国。但反封建却彻底失败了，封建的传统和意识形态依然统治着中国。”他的报告对我的震撼很大，Believe it or not（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

有一件事，令我终生难忘。我出国以后，项目负责人PJ老师将我的硕士论文整理，投“控制理论与应用”，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其实，研究工作是在他指导下合作完成的，文章是他整理的，但他却没有把自已名字放上。而且，他的这一切，都是在我完全不知却情的情况下做的。我在国外，直到文章发表后才知道。这件事，直到今天我还很感动。现在有些导师靠学生写文章，为了多发论文甚至弄虚作假，抄袭剽窃……不知在今日之中国，还能不能找出PJ这样忠厚纯朴的好老师。有时真的想不明白：难道伴随经济发展的一定是社会道德的堕落；是人与人像白眼狼似的你争我夺？

今天的研究生院似乎没了初创时的辉煌。但在我心目中，它永远是一座凛然屹立的里程碑。它为全国熬过了文革十年浩劫的青年学子点燃了第一把希望的火炬。它是第一扇中国与国际学术交流的大门——当年许多国际知名学者首先来这里讲学。它也为改革开放后的出国留学潮搭起了第一块甲板——最早的大批学生出国留学是从这里开始的。它不仅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科研人才，也为中国的研究生制度的创立和完善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回想当年，我或许不是一个好学生，但我仍然对它心存赤子之情，毕竟，它是我的母校，是我在熬过冰雪寒冬后重返书斋的地方，也是我留学生涯的启航之港口。

 

（第一部完）

【尾声】

写自传，常常是大人物的事。像我这样的无名之辈，是不合适的，至多只能是对往事的一些回忆罢。因为对上网不熟，央一位年轻同事(以前的学生)帮忙。他给加了个文章类型，曰“自传”。这让我一直汗颜到如今。

前言里提到，其实我写自己的过去是受了卢梭《忏悔录》的影响，想写一个自己真实的历史。我一再说明自己只是一个凡夫俗子，想写的是往事和自己的许多怅悔。计划中第二部和第三部会有更多忏悔，因为以后年纪大了，对自己、对人生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感悟。

“自传”的题目叫《漫漫人生路》，是从电视剧《渴望》的主题歌中的一句：“漫漫人生路上下求索，心中渴望真诚的人生”得来的。前半句来自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这里偏爱的是后半句：“心中渴望真诚的人生。”《渴望》主角王沪生是我的同龄人，属文革前入学，文革中在校的大学生。我们在文革中有类似的社会地位和经历。和大成、慧芳相比，他的形象大概不是正面的。但我很同情他——也许是同情和他同病相怜的自己吧，那时的我们很无奈。沪生在人生路上做了许多错事，一半是因为人生被政治绑架了，另一半是由于书生的软弱和多情。但我以为他虽不能免俗，但不虚伪，他心中的确在渴望一个真诚的人生。

许多不相识的年轻朋友给了我许多支持和鼓励，让我坚持到如今。他们说被我写的往事所感动，仍至泣下。我也深深地为他们的感动所感动，直至以泪还泪。

最尖锐的反面意见大概是这个：“这篇东拉西扯，毫无章法的垃圾博文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猥琐的形象，不仅当时猥琐，现在更加猥琐。博主带着一肚子的怨气看待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这样一个反动的知识分子如何可以指望能参与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建设？对这样的人不改造行吗？”

我对这种不仅带有人身攻击而且夹以政治威胁的批评很反感。抛开这一点不说，这里的批评内容和对我的博文的其他一些可接受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对文革和民主的看法。我想借此机会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说清楚：

(1)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乃至人类史可耻的一页。它无视法律，践踏人权，绝对不是什么“大民主”。文革初就有所谓“公安十条”，规定：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实际上是让你打谁，你就必须打谁。文革中有许多人因为言论罪，即所谓“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而被投进监狱，甚至判极刑。

(2) 三十年改革开放，成绩是主要的。它极大提高了生产力和中国国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它打开国门，使中国融入世界。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它在政治民主方面也有许多进步，它使中国向前跃迁了近百年，开始步入了现代社会。

(3) 今天的中国，依靠拼环境，拼资源，拼廉价劳动力而得到的生产力发展基本上走到尽头了。它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如腐败、贫富悬殊、环境污染等。这些问题靠经济体制改革是解决不了的，只有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解决问题。

(4) 政治体制改革决不能再搞文化大革命，也不能回到文革前的“毛泽东时代”。看看北朝鲜的今天就知道我们的昨天。你愿意过那样的日子吗？Stavrianos在《全球通史》中提到：“（中国的改革者）几乎全都认为在遥远的过去有一个黄金时代，并渴望从这一黄金时代中得到启发。……对过去的意识和崇拜在中国人那里表示得特别强烈……”真希望年轻人能摆脱对传统的恋旧情节。

(5)政治体制改革关键是要实现社会民主。社会民主要从民主选举开始。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政府。没有民主选举就没有民主监督，老百姓就永远是“治于人”者。

(6)什么是社会民主？不要又说我主张西方民主。不妨读一读下面这本书，看看当年共产党自己的主张：

笑蜀编：《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社论选：《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

(7)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希望你们打破奴性，解放思想，找到一条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道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还有人从我的“自传”中看出黄色的内容来。某君，将我博文中关于新婚夜那一段摘出，加了下面这段很sexy的顺口溜导读后予以散布：

“新婚夜如何？方略为控制。一梦游仙府，再战方久持。不是爱隐私，偶因妙绝词。春风昨夜至，睹花第一枝。他日堪把玩，先期共赏之？”

实在佩服他的想象力，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回去读读那一段，看能否领悟出顺口溜中的种种艳词？写了个《故事新编》作为回答：

民国某年，徐悲鸿和他的几个朋友一起到巴黎旅游。一行四人：一位是弘一大师，一位是西洛神甫，还有一位是徐的保镖，绿林出身的G教头。一行人风尘仆仆来到卢浮宫，见到爱神维纳斯的雕塑，四人不约而同地趋前瞻仰。徐悲鸿看得热泪盈眶，叹曰：“她是美和纯洁的化身，真仍人类艺术之瑰宝也。”西洛满面怒色，曰：“这等不雅之物为何置于此处？有碍风化！”G教头一语不发，目不转睛地盯着塑像，耳热心燥，几至宽衣解带。弘一大师冷眼旁观，良久，口占六祖惠能禅语，曰：“既非风动，亦非幡动，仁者心动耳！”[1]

不想再写下去了，原因有三：

(1) 能力有限，分身无术。写博客影响了正常科研工作；

(2) “自传”所述为实名真事，有朋友批评我，未获同意而公布别人隐私是侵犯人权。

(3) 有些批评让人难堪，搁笔以免再次自取其辱。

本人就此金盆洗手，别过诸位。愿你们忘了我！也恳请恨我的诸君放过我！

[1] 传说某日，二书生见风吹幡动。一人曰：“此乃风动。”另一个曰：“此乃幡动。”二人争执不下，去见禅宗六祖惠能。六祖惠能曰：“既非风动，亦非幡动，仁者心动耳！”

 

 

第二部 中年：归去来兮悔蹉跎

第十二章、从中国到美国

当铁幕升起、国门打开的时候，出国留学潮开始涌动。美国大使馆前的长龙，成了北京的又一风景线。初次踏上异国土地的学子们经受着西方文化的电击（cultural shock）。他们第一次听到不同的声音，第一次看到不同的景物，第一次接触不同的人群，第一次体验不同的社会制度。目的不暇、身的亲历和心的振颤，带来了许多脑的反思——原来世界也可以是另一个样子。

1. 意外的惊喜

七八年底，中国派出第一批52名公费出国留学人员，揭开了文革后持续不衰的出国留学潮的序幕。首批派出的都是访问学者。七八年，科学院研究生院从刚入学的学生中选出一部分组成出国预备班，培训英语。他们多在七九年出国，成为首届真正的留学生。

对于出国一事我全不在意。一是英语不好，特别是口语，一塌糊涂。其次，清华数学教研组领导希望我毕业后回去，我也痛快答应了。我当时很是胸无大志。七四年以后，大学毕业生工资加到56元，我们家经济情况改善不少。后来，老婆孩子经千辛万苦又调到了北京，我对来之不易的安定生活知足而几近陶醉，正所谓乐不思蜀。当时以为自己这后半辈子都已安排妥当，任凭风起云卷，我自稳坐钓鱼台，是以心如死水、波澜不惊。

快毕业的时候，听说美国华盛顿大学的谈自忠教授让所里推荐两名研究生，当时也没太往心里去。以为要推也是两位师兄。当时鼠目寸光，完全不能预见中国后来翻天覆地的沧桑巨变，心里总觉得出国回来也未必能找到比清华大学教师更好的工作。

隔天，陈翰馥老师找我和我的师弟XM谈话。说所里准备推荐我们俩到华盛顿大学读博士，问我们的意见。XM兴高彩烈地直点头，看得出，他早有期盼。而我在片刻错愕之后，自然也是满口答应。

那天下午，我一个人跑到北海公园，坐在湖边，对着白塔，似乎准备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我当年考上大学，刚到北京不两天，就独自逛过北海。那次，我坐在湖边，远眺对岸琉璃瓦覆盖下的一带红墙，近观水中柳枝掩映的白塔倒影，情不自禁地哼起少年时代最喜欢的那首歌：《让我们荡起双桨》。相信那首歌写的就是北海公园。那次印象很深的还有园中的一个小发电站，旁边是红领巾水坝，仿佛旧曾相识。当时觉得北海公园就是我少年时代梦想中的天堂，庆幸自己终于能够身临其境。后来养成习惯，白塔似乎成了我心中的图腾，每当愁绪缠结的时候就爱到这儿，独自坐在岸边的长椅上，对着水色塔影，为浩茫人生事寻求前程的启示和心灵的平复。

那是四月初的一天，春意正浓。我又独自坐在岸边的长椅上，面对鸟语花香、画舫桨声和山光水色，我一概无动于衷。只有那出国的消息醍醐灌顶般地撞击着我的心灵，让尘封了多年的理想和激情又复活了。

外国，尤其是美国，曾经是那么的神秘而遥远，就象另一个星球一样。长期以来，官方把它宣传得像地狱：剥削、压迫、种族歧视、吸毒、犯罪……而小道消息又把它说成天堂：公民投票、言论自由、生活富足，彩电、洗衣机、电冰箱、吸尘器……出国前，除了彩电，别的我都没见过。尼克松访华以后，开始有外国人来访。那时，见到街上的外国人，会有许多人围观，就像猩猩出现在大马路上一样。和外国人接触更是明令禁止。外国人所到之处，都要事先布置，让他们看一些粉饰的繁华升平。

突然降临的喜讯，让我原先为自己规划好的平稳安定的人生之路瞬间就被打破了。兴奋、激动、向往，夹杂着一种莫名的恐惧。对着远山近水，我开始反思自己。文革开始不久，当我对现实十分失望的时候，就开始偷偷地学英语，当时就隐隐觉得，也许有一天可以用它探索那神秘的另一个世界。后来，生活的磨难和沉浮，让我变成世俗的凡夫。熬过八年两地生活的艰难困苦，好不容易在北京有了家，买菜做饭，老婆孩子，居家过日子，成了日复一日的主旋律，玩物丧志，我享受着生活的安逸，也失去了自我。

我想起中学时代的理想和追求，记起文革中对另一个世界朦胧的向往。想起巴金的那句名言：“有人说，路是人走出来的；也有人说，是先有了路才有人走。我不知道谁对谁错，我还年轻，我要生活，且看生活的浪涛将我带向何方。”我下了决心：“重新开始，勉难一搏，力争再做一次风口浪尖上的弄潮儿罢！”离开北海公园时，似乎脚步变得坚定了些。

2. 出国前夕

临毕业时，关先生已沉疴住院，室里的事，多由陈翰馥主持。当时的陈老师尚属少壮派，他浓眉大眼，不苟言笑，含蓄威仪，让周围的人有点敬而远之的感觉。他的学问是大家公认的。记得一次Jia老师与另一老师为一学术问题争议起来，后Jia老师说了一句：“那我们问陈翰馥去。”这让我印象深刻。当时他主持一个随机过程的讨论班。参加的学生有两个，一个是JI，他是关先生的后一届研究生，实际由陈老师带；还有一个是我。我只是感兴趣，没注册算旁听。我开始还挺积极，但后来，因下来既不看书，也不做题，就慢慢跟不上了。临期末，陈老师突然要我参加考试，我考了个一塌糊涂。好在陈老师饶了我，不计分数。

不知为什么，当时陈老师对我印象似乎还不错。陈老师是谈教授的朋友，当时我们出国的一切手续都是他帮着办的。我们需要三封推荐信，他找了关肇直先生、吴文俊先生和许国志先生。这是三位大院士，现在看真够吓人的。许多表格也是陈老师帮着填的，我们出国，从联系到申请都是他一手促成的。至今想起，除了感激，还有庆幸和羞愧。

拿到华盛顿大学寄来的IAP-66签证表后，我们就开始办学习班。学习班集中学习了十来天，主要是爱国主义教育，学习文件。印象深刻的是：一万个农民才能养活一个留学生。当时国家还很穷，培养这些留学生的确不容易。后来还看了一些录像，主要是介绍台湾特务如何拉拢大陆官员、运动员、学者等叛国投敌。还有外交部官员讲解在国外的各种注意事项，包括反对两个中国的事情；不能暴露党员身份等。接着是体检，准备各种健康材料。忙忙碌碌了十来天，才算一切就序了。学习班结业那一天，大家都拿到了自己的因公护照。

学习班其实是为国家派出的留学人员办的。我们几位虽然是由对方学校提供奖学金，但还是纳入了公派的系统内，当时的说法是：“自费公派”。自费公派对我们有许多好处。例如：来回机票由国家提供；资格考试过后，可享受一次回国探亲；还有更重要的一条：国内工资照发。

然后去办签证。坦白说：当时并不知道办签证是怎么一回事，不知道这才是出国的鬼门关，不知道还有拒签一说，以为只是走一个过场。我们集体到的美国大使馆。那时，大使馆办签证的人很少。我们一个个面谈。轮到我的时候，领事用英语问了我几个问题，我一个都没听懂。开始还“Pardon me？”一下，后来则是张口结舌，黑眼瞪蓝眼。最后，他用中文问：“你英语这么差，到美国念书怎么行呢？”我用中文回答说：“我看英文书还可以。”我出来后直后悔，当时怎么就会笨口拙舌至此呢——连一句请求的话都没有？又想，早知如此，我怎么也该下功夫准备准备。我的语言能力本来就差，英语又主要是靠自学，研究生院三年，外语也没怎么下功夫，听力几乎是零。那天临走，使馆送我们每人两本书，都是中英对照的，介绍美国的历史、地理、学校以及风俗人情。

回来以后，才听别人说起办签证是怎么回事，心想：“完了，全队如果有一个人被拒签，那肯定是我。”几天后，外交部送来护照，果然是全队人人的签证都过了。至今回想，依然会始而胆战心惊、继而忍俊不禁。倘若当年也要TOEFL、GRE，只怕我今生都不会有出国攻博的机会。世事悠悠，许多事是命定，人算不如天算。

拿到签证后，不知当时属于那个部门的上级领导又发了三百元治装费——约为我的半年工资。有了带签证的护照，就可以到友谊商店买东西。记得当时买毛料做了一套西服，买了一个黑皮的小手提箱。那时物资紧张，国内许多紧俏产品只能在那些友谊商店才能买到。一般只有外国人才允许进行这种商店，我们英语老师直接把这种地方称为Colony（殖民地）。当时拿着护照进出这些地方，自已心里有一种自豪感，似乎成了人上人。解放前出入洋行的买办、进出教堂的信徒，是否也是这种依势作伥的心态呢？

作为公派出国的留学生，我们每人还领到20美元零花钱。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美元，或者说第一次见到外币。那两张十元纸币，被我把玩了许久。那时外币管制很严，有钱也换不来美元。海外亲戚汇款，得到的是外汇卷，面值和人民币一样，但可以到专卖店买紧俏商品。20美元就是我们出国时怀揣的全部家当。

3. 告别师长

临走前去看了栾先生，他告诉我清华大学准备将数学教研组扩建成应用数学系，希望我学成回国还回清华工作。我满口答应。当时我的档案在清华，住房在清华，读研（甚至出国后）的工资都是在清华领的，因此，总觉得回清华是很自然的事。我一辈子都恋着清华，可惜后来却阴差阳错回不去了。

关先生那时已告病重，可他总忘不了工作，室里人去看他，他一聊起工作就是几个钟头。后来，在院方的反对下所党委做了一个决定：没有所党委批准不得见他。临出国，所党委安排我和ZHENG去见了一次关先生。

我们进病房后，关先生欲坐起，但照看他的护士不让，只是把床头摇高了一点。关先生脸色苍白，显得很虚弱。他先问了我们关于毕业论文和答辩的情况，接着就聊起出国留学的事。他提到当年他们这些人，是为救国、强国的信念而出国的。解放初，一大批留学生为报效祖国回来了，他们后来都成了新中国科学技术的领头人。他说希望我们这批留学生将来也能起这样的作用。他说得很动感情，显然想起了自己的当年，听得我们频频点头，几欲泪下。祖国，这是人的一生不能选择的母亲，一份不能割舍的眷恋。

谈到学业，他特别强调要学先进的东西。提到了他心里挂念着的控制论的一些前沿课题。当时有印象的包括大系统理论、无穷维系统的控制理论，还有非线性控制的微分几何方法。

关于几何方法我这是第一次听到。我后来选择非线性几何控制理论作为主攻方向，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关先生这次谈话的影响。

说到学习方法，关先生强调结合实际问题学理论。不知是否他觉得我们年纪大了，不能再像学生那样静下心来一门课一门课地修？其实，以我个人体会，只要有机会，学生修课的方式可能读书效率最高。但条件不允许时也只能边干边学了。

那天，关先生谈了许多。他有时会停下来，喘口气，喝口水，然后接着说。看得出，他想尽量让我们了解他所思所虑。直到护士第二次干涉，我们才依依不舍地同关先生握手告别。不想这次告别竟成永别。后来一直遗憾在心的是：那次去看关先生，连一束花、一袋水果都没带。那时的人情，特别是师生之情，纯得婉若一池清水，诚得可以置腹剖心。

4. 从北京到圣·路易斯

出国学习班的许多人同机赴美。机场送行的人很多。老婆和儿子到机场送我，临登机，七岁的儿子紧紧拉着我的手，不肯松开。一种难以自制的舔犊之情油然而生，我也紧紧抱住了他……登上了出国的飞机，飞机慢慢地在机场挪移，进入跑道。然后，突然加速了，在马达的轰鸣声中渐渐离开了地面，我望着窗外，楼房、汽车、树林、田野……最后，穿过云层，于是，地面的一切都看不见了。第一次离开这片熟悉的土地，这块生我养我的地方。想到这里有我的亲人，有我祖辈的坟墓，有我的梦想，我的足迹，我成功的喜悦和那痛苦不堪的往事，我的眼圈湿了。祖国——您是哺育我成人的母亲，尽管忍过饥寒、挨过打骂，您仍然永远在我心中！

第一次坐飞机，觉得非常刺激。无遮无罩的阳光灿烂辉煌，一望无际的蓝天空明澄碧，层层叠叠的白云在脚下延伸，翻滚，象无数奔走的绵羊。长长的白日，让我无法入眠。35岁的我，似乎又回到了激情的青少年时代：理想、追求、生活、事业、过去、未来，在心头翻滚。到美国去，这在几年前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居然发生了。命运之神，你还会将我带向何方？

那时中美还没有直航，飞机在巴黎中转后在纽约入境。办了入境签证，出了海关，就见到领事馆的官员在大厅打着牌子等我们。一起赴美的同学按不同地区分开。去St. Louis的有三人，除ZENG和我外我，还有我福州一中的老同学，自动化所的YING。我们仨人本想在纽约呆一天，但领事说当天就有飞机到St. Louis，并且己与当地同学联系好，有人在那边接我们。于是，领事带着我们办理了转机手续，我们就又登机走了。

在St. Louis下了飞机，一个老同学CHEN来接我们。他一副驾轻就熟的样子，让我很是羡慕。我们推着行李跟着他，来到停车场。走到一辆车前，他打开后盖，让我们将行李装上车。等我们上车后，他登上驾驶座，不慌不忙地发动了车子。这一切，让我惊讶得目瞪口呆。那时国内还没有私人小汽车，开车被认为很神秘的事，而司机也是最吃香的职业之一。从机场到学校，到处都可以看到星条旗——这是我们从小就被告知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的标志。终于登上了这块神密的土地，我的心里混杂着刺激、兴奋和不安。

物理系有个从南京大学来的老师，叫JW。他已经来华大了一年了，是自费生，也在念博士学位。他刚刚租了East Gate街的24号公寓的一层。只有他和一个访问学者住。他说他那儿还可以住两个人，于是我和ZENG决定住那儿。YING则与另一个老同学住在一位美国人家里。

East Gate离华大很近，步行大约十五分钟就能到，是很方便的。这条街是St. Louis的一个贫民区，多数居民是黑人。刚住进去的时候，我还觉得挺好。写信回家，告诉他们有冰箱，电话，还有24小时的热水，随时可以洗澡。当时清华有公共澡堂，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半开门，已经觉得很好了。至于冰箱，大概极少人见过，更别说自家有了。将East Gate的公寓与我们住的筒子楼相比，相差实在太远了。那时的中国真的很落后。现在的年轻人，如果不是出生在贫困山区，大概很难想象当年哪怕是普通北京市民的居住和生活情况。

公寓里没有家具，要自己买。奖学金要到月底才能发，我们每人从老同学那里借了二、三百美元，就在他们的帮助下开始安家了。学校附近的几个学生公寓的地下室都会有毕业生丢弃的杂物。我们去的时候是五月份，正是许多毕业生离校的时候。最好寻摸的是床垫。我找了三个一般大小的，叠在一起就成了一张床——这是我睡过的第一张“弹簧垫床”。又找了一把椅子。学校附近有一个二手货商店，从那里买了一个旧黑白电视，25$，一辆自行车，20$，一张小桌子，5$。一个烧热水的咔啡壶，2$。还有一些生活用品，是从Garage Sale（车库地摊）买的。关于Garage Sale的详情，容后再叙罢。

厨房里有一个冰箱，四个人共用显然太小，每周买菜都装不下。后来听说，附近有人搬家，旧冰箱不要了，我们去看了一下，是一个老式的大冰箱，试了一下，很沉，实在搬不动。学校附近有一家中餐馆，我们到那儿借了个独轮推车，四个人愣是用它把冰箱搬了回来了。当时我真觉得匪夷所思，居然有不要钱的冰箱。这样，以后每周买菜都不愁了。

中国人传统的吃苦耐劳和生存能力，大概算得上世界第一。这在早年的留学生以及许多中国第一代移民身上展露无遗。而当年我们这些身携$20出国的文革后第一代留学生，也承继着这种本能且将之发扬光大了。

5. 英语老师家的Party

我们五月份就到了美国，而新学期九月才开始。这段时间，是为了上一届暑期英语班。英语班共三期。最后一期的老师叫Linda，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老师。课程结束的时候，她请全班同学到她家开Party。这是我第一次到美国人家，一进门真是惊呆了，两层的小楼，前面是一块草坪，草坪旁边是车库，美国叫Garage，除了停车，也堆破烂。屋子里外十分整洁，干净，墙上挂着油画和照片，地面是墙到墙的地毯。当时班上有欧洲学生、非洲学生和中国学生。大家都带了自己做的菜，Linda拿出酒，饮料和水果。大家有的坐在餐厅，有的就在Living Room席地而坐，一边吃，一边聊天。旁边的音响，放着悠扬的轻音乐，有人在楼上看电视，不时传来畅怀的欢笑。

吃过饭，大家到草坪上玩。草坪的草修茸得很好，翠绿如茵。中间是一个喷泉，喷泉中间是一尊大理石的半裸少女，肩上扛着水罐，水就是从那儿喷出来的，水光潋滟。一个意大利来的学生，弹着吉他，晃晃悠悠地唱起流行歌曲。然后是几个非洲学生边打着手鼓，边唱着激情狂欢的摇滚乐曲，歌声豪放、婉转绕梁。还有一位音乐系的俄罗斯姑娘独舞，她的同伴拉着手风琴伴奏。优美的舞姿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令我如痴似醉……几个大陆中国学生商量了一下，合唱了一首《我的祖国》。在美国上学的几年，唱得最多的就是这首歌，带着挥之不去的思乡之情。当时我在心里想：“幸亏Linda不知道这是抗美援朝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歌。”

那天晚上，许久不能入睡。心理上的震撼难以用语言描述。现在回想，那房子其实也平常，除了草坪外，今天北京装修得好的房子大概也不比它差。可当年的我，将它与被烟熏火燎，带着肮脏气味的黑乎乎的筒子楼相比，真好象上了天堂。我当时在想，我们从小学入队那一天起就宣誓要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不是在美国已经实现了么？当时真不相信，人世间还能有比这更好的生活。抚今追昔，我坚定不移地相信，改革开放的路没有错。现在的社会问题，靠回到过去来解决，靠再搞一场文革，那只能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

记得到美国的第一个新年，收到大使馆的一个贺卡和贺信，贺信中称我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心里十分激动，至今难忘。当时出国留学生还不多，祖国的期盼和我们的自我期望值都很高。后来有人将那段时期的出国留学称为精英留学期。我庆幸自己，被命运抛上了时代的列车，成为留学潮中的一滴水珠，走出了国门，看到了外面的大千世界，从而也彻底改变了我自已。

 

 

第十三章、华盛顿大学

密西西比河畔有一座高耸入云的Arch（拱门），它是St. Louis的标志，也象征着当年来自欧洲的新移民向西进军的大门。这里有一座古老的学校——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我在这里渡过了四年的留学岁月，后来又两度重返母校。这里留下了我匆匆来去的足迹，也承载着我许多历久不褪的回忆。对于她，我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外国留学生。而对于我，她是火、是水、是熔炉，它最终锻造了我。

1. 一座奇特的校园

华盛顿大学的爱称是Wash U。在中国学生口里也称华大。她是一所私立大学，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学校的董事会。学校的规模不大，但却历史悠久——她成立于1853年。

刚到学校的时候，我们几人曾经绕着校园转了一圈，希望找到正校门，或许准备可以在此拍张照片寄回去罢。这一圈转下来才发现，这个学校一没有围墙，二没有校门。校园整个就和周围的街区联成一片，从四面八方都可以进入学校。这里没有一扇门，上面挂着华盛顿大学的牌子；也没有一块巨石，上面雕镂着华盛顿大学的字样。不知就里的人，即使到了跟前，恐怕也不敢确认这就是华大。没有校门，自然更没有门卫，学校就像一片没有围栏的街心公园，谁都可以自由进出。

校园里许多古老的建筑物都是红砖砌成，这使整个校区的基本格调呈红褐色。只有一个地方或许可以称为学校的正门。这是一栋纵扁而横宽的大楼，楼的中央底部是一个拱形通道。你不妨把它叫做校门，因为它联接校园和校外的大马路。只是它没有门，是关不上的。正对拱门的楼顶，有四个高耸的角楼，它们使“校门”多了一点端庄、萧穆。

门前是近百级花岗岩的石阶，石阶后半部有近百米宽，阶整墀阔，气势恢宏；前半部则只有十来米宽，两边分列花圃。春夏时节，姹紫嫣红，花气氤氲。入冬，两片花圃多为白雪覆盖。斜阳辉映，婉若晶莹剔透的两块玉嵌。阶前就是Delma大街。平日车水马龙、络绎不绝。

门内是一片大草坪，四周是步行的便道。郁郁葱葱的绿地是聚会闲聊的好地方。常有仨仨俩俩的学生席地围坐，或研讨切磋，或嬉笑酣闹。夏日中午，还有青年男女，身着泳装，摊开一袭床毯，躺在烈日下晒太阳的。

每学期到期末考试前一周都有一天狂欢（Carnival）。这片草坪是中心。白天会有各国学生出售自己准备的小吃或小工艺品， 同时还有各种娱乐与体育比赛等。晚上，在这草坪前搭起舞台，请来外面的乐队和歌手。学生们早早地在草坪上辅开一片片毯子，打开饮料和各种junk food，围坐一圈，聊天打闹。等到天黑，舞台灯光亮起，演员们才登场。表演的都是爵士乐或摇滚乐之类的，很是喧嚣嘈杂却又激情四射。

这一天学校电影院还专门放平时不允许放映的色情电影。美国电影PG级就要求13岁以上才能看，X级属色情，记得分一个X至五个X。学校放的大概是XXX，会有make love的特写镜头。我是在学校第一次看到这种电影的。第一次看很刺激，看过几次，就一点兴趣也没有了，觉得倒胃口。狂欢是由学生会组织的，做什么学校不管。记得入学两年后，学生会投票通过决议，将色情电影这一项活动取消了。这也许是美国社会的一种自律现象吧？

还有一点：狂欢在考试前而非在考试后，这大概也是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不同。考试前的狂欢，人人有份。而考试后的狂欢，则只有胜利者才有心情享受了。也许，美国人的人生哲学是享受生活，今朝有酒今朝醉；而中国人则更愿意吃苦，为了将来享受成功。

学校的公共图书馆叫OlinLibrary，是一栋三层楼建筑。须凭学生证入馆。图书馆藏书丰富，图书全部开架，借书十分方便。这对当时的我是很吃惊的。直到获博士学位回国，科学院的图书馆还是查卡片柜、填借书单，再由工作人员到书库查书，再听号、填借书证借书。借一次书要小半天时间。刚回国的时候，我为此不知提过多少次意见，现在当然全都开架了。

除了校图书馆各学院还有自己的图书馆。一共有十好几所。

学校有大足球场，还有几个网球场。刚到美国不久，我们几乎每人都在二手货店买一个网球拍，2~3$吧？可是打网球太累，我没好奇几天就放弃了。校内还有一个健身房，设备齐全。我去过的次数很少，记得去打过几次排球，游过一次泳。可以买长期票，但年票或月票都很贵，像我们这样的穷学生，不敢问津。

物理系大楼外有三个人头塑像，下面的文字说明说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第一次看到很吃惊。后来才知道，华大毕业生或教师获诺贝尔奖的有二十二人之多。其实，华大是一所很好的大学，它或许赶不上十所长春藤大学（Ivy League School），但我见到的它在美国大学的排名，总在13~18之间。

华大分成若干个学院，称School。记得的有理学院（Art and Science School），工学院（EngineeringSchool），法学院（Law School），经济学院（EconomicSchool），还有医学院（Medical School）。校长称为Chancellor，院长称为Dean。华大最好的学院是医学院。医学院在另一个校区。主校区与医学院之间有免费的Shuttle Bus，十五分钟一趟。

2. SSM系

我们所在的系是系统科学与数学系（Department of Systems Science and Mathematics），缩写为SSM系，属工学院。当时的系主任是Zaborszky教授，他是美国工程院院士，也是SSM的创始人。20世纪60年代是现代控制理论崛起之时，Zaborszky教授把握时机，从电力电子系拉出一支队伍，成立了SSM系。谈教授原是他的学生，是跟他一起创建新系的主力之一。

由于谈教授的原因，SSM系招了许多华人学生。在1979年之前主要是台湾学生，还有新加坡的。1979年来了两个大陆学生，是科学院研究生院出国培训班的，是最早的文革后大陆留美学生。当时全St. Louis就这么两个，成了稀有动物。到机场接我们的CHEN就是其中的一个。1980年来了三个，两个是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了两年出来的；还有一个是自动化所的，是比我高两届的老大学生，直接分到自动化所工作。可惜他没能通过博士资格考试，两年后就回国了。再下来就是ZHENG，YING和我了。除自动化所那位同学外，前三届全都是所谓“黄浦一期”的。

华大研究生的办公室通常是一个大的房间，里边用很厚的隔板隔成一个个大约三、四平米的小屋，叫Carrel。Carrel里有固定的桌板，小书架，再加一把椅子。这是个人的小天地，插上门，不仅可以读书，也可以烧水、吃饭，甚至可以躺在桌板上睡午觉。一个大房间可以分成四、五个Carrel，还留下一片公用的区域，留给大家交谈、活动。大房间有电话，还有一些公用的东西。由于中国学生多，我们系的Carrel里经常有人用中文交谈，所以他们开玩笑说：SSM是ChineseDepartment。

校园里有Cafeteria，中午卖快餐。可是我们都嫌贵，一般都是自己带Lunch Bag。所谓Lunch Bag，就是几片面包，夹点买现成的熟肉片，再加两片西红柿或生菜，抹点花生酱或果酱。旁边一个楼有个生活区，卖三明治和饮料，有电视，还有微波炉。但我也很少去，就在Carrel里烧点热水，砌一杯茶，自制三明治就着茶水，就是典型的午餐。

我们这一届同学，除我们仨个来自大陆的，还有一个来自台湾的女孩A，还有来自土耳其的，印度的，以及本土的美国学生，一共八九个人。其实在美国，研究生的“届”不是一个重要概念。因为不同届的学生可以选相同的课，而毕业年限又可以十分不同。辟如说，在SSM大陆留学生里，我是第三届入学的，但也是第二届毕业的。

系里的台湾同学较多，例如，A女生的先生也在本系，早我们一年。当时感觉台湾学生举止彬彬有礼，他们年纪比我们轻，英语比我们好。另外，台湾学生在美人数比大陆来的多许多，又几乎人人有车，早年得到他们许多帮助，包括一同出去采摘等。他们到SSM的都是工科学生，而SSM的课程数学类的多，因此，在学业上我们帮他们的时候多。

和台湾同学相处，似乎双方有一个默契，就是不谈政治问题。偶尔涉及，觉得他们比较激进。例如，有一次谈到周总理，我们说到他在大陆口碑好，为人正派，A马上冲口而出说：“周恩来是老狐狸。”大家都很吃惊，愣在那里。她的先生赶紧转移话题，顾左右而言它了。这种状况随着几年后台湾政治环境的改变才渐渐改观了。

还有一个同学，姓LIN。他父母都是福州人，他虽然生在台湾，却会讲福州话，所以和我及YING算起来是老乡。他喜欢打听一些福建的情况，聊起故乡，大家有一种亲切感。但他政治上也很激进，在他Carrel门上贴着国民党党徽，下面一行标语：Keep Free China Free！（捍卫自由中国）。

外国学生里数土耳其学生Tunani和我关系比较好。他后来也是谈教授的学生。当然，我们在一起时，讨论学术问题比较多，谈其他事比较少，最多就是谈谈系里老师之间，还有师生间的一些家长里短。他似乎对谈教授与大陆的关系很感兴趣，几次聊到。他告诉我，他原来就是土耳其一个大学的老师，毕业后还回去。

两个美国学生，一男一女。男的在某公司工作，由公司出钱来上学。女生和我们一样，由系里提供奖学金。他们的Carrel基本上是空着的，很少来。实际上，当时我的英语很差，特别是口语，所以头两年跟他们交流不多。他们只有Homework做不出来的时候有时会打电话来问我。还有考完试，常常会找我们讨论答案。我们这一届三个大陆来的学生，年纪都大，ZHENG最小，是1948年生的，来时已33岁，我和YING是1946年生的，比同期的学生大不少。但我们都念完硕士才出来的，数学底子比他们好，也比他们懂事用功，因此，成绩都好，很突出。

SSM当年是美国的一个控制论研究中心，在国际控制界也还是很有影响的。毕业的学生有一些名人，如Illinois大学的P.R. Kumar教授，是美国两院院士。谈教授的学生Mark Spong，曾担任IEEE CSS的主席，还有比我们低一届的Dayawansa，是和我同期的IEEE Fellow，他的工作在控制界评价和引用都很高。大陆学生选上IEEE Fellow的，还有CHEN和比我低一届的YUN，较后的有Xi，再以后的就不清楚了。

SSM在新世纪初又与电力电子系合并了，合并后称为Dept.of Electrical andSystems Engineering。这真的很像国内系统所与数学所的关系。应了三国演义开宗明义的那句话：“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3. 国际学生中心

华大的国际学生中心（International Student Center）是一栋单独的三层楼建筑，一层有三个厅，中央是门厅，右边厅里摆着钢琴，四周有书柜，摆着图书和一些工艺品，左边的厅最大，还连着一个餐厅和一个不小的厨房，可以在这儿开Party。二楼是若干办公室，处理与国际学生有关的事项。我们每年都要renew IAP-66 签证，就要到这儿办。三楼是会议室或教室，我们刚来时上英语课，就在这儿上过。

国际会议中心面积不小。连同它前面的小院和后面的草坪，都是国际学生活动的场所。中心的大门永远开着，我们有时会到这儿聊天或看书。记得第一次到这儿办事，看到办公室里挂着各种国旗，其中最刺眼的是把五星红旗与青天白日旗放在一排。回来后我私下对CHEN师兄说：“这不是搞两个中国吗？”出国前的学习班中曾提到，一定要反对“两个中国”的做法。CHEN师兄压低了嗓子对我说：“千万别没事找事，这事要让大使馆知道了，我们就不得消停了。”

国际学生中心有一个K教授，他是比较文学系的教授，太太是台湾来的中国人。K教授中文很好，人也很热心，他在这儿帮了中国学生许多忙。但他有时热心过度，让人难受。例如有一次大使馆来人和留学人员座谈，他也参加了。他因为留学人员回国带东西的事和大使馆来的一位二秘争执起来。他好像是留学生的代言人，谈了好多留学生的艰难生活和窘态。说得我们十分恧颜。

英语里有一句众所周知的话：“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但华大还真有free lunch。每学期只要是开学期间，每个周二中午在国际学生中心都会有免费午餐。午餐是由圣·路易斯的多个教堂轮流提供的。去的主要是各国留学生，也有少数美国学生。这份free lunch从我入学到毕业从未间断。现在还有没有就不得而知了。

那饭菜很一般，米饭或三明冶，加点生吃的菜，多半是青椒、洋葱、芹菜、胡罗卜，还有西红柿酱煮肉末。此外，还会有一个易拉罐的饮料。通常由教堂的自愿者给大家打饭。如果饭多人少，等所有人都打完饭了，自愿者就会叫：“Please come back for second round.”（请来添一点。）国际学生中心组织这项活动的目的是让各国留学生有一个相互交流的机会，而各个教堂大概是作为慈善之举而为之罢？

我刚来的时候，大陆来的访问学者和学生多半都不肯漏过这每周一次的free lunch。当时大家英语都不怎么好，多半是一群老中围在一圈边吃边用中文聊天。但有时会有老外主动跑到老中的圈子里来找我们聊，他们多半是比较友好的学生。

4. 东亚图书馆

华大有一个规模不小的图书馆叫东亚图书馆（East Asian Library）。有中、日、韩等国的图书及报刊杂志等，中文书刊为最多。这里的阅览室很大，摆着两列桌子，每列有二十来张桌子，每张桌子围着十几把椅子。我平生不好运动，当年，这是我消磨时间的最好地方。这里的图书应用尽有，政治类的书，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到马尔萨斯《人口论》，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到《毛泽东选集》，通通收藏。至于鲁迅、胡适、巴金、梁实秋……中国当代文人的作品几乎是应有尽有。它让我看到了美国的包容，不像我们，不同观点的图书是容不得的。什么时候香港书店的书都能在大陆卖，中国的言论与出版自由就实现了。

几乎所有国内的禁书这里都能看到。例如，刚来的时候，许多学生在热传“Comrade Chiang Ch'ing”（《红都女皇》）。我对江青有一种下意识的厌恶，粗粗浏览一遍即放过，认为Roxane Witke是在替江青说话，没什么新意。后来，一位美国同学问我们Witke书中提到的一个问题：“是谁给华国锋逮捕江青的权力？”我开始以为答案很简单：这是“顺应民心，天经地义。”但这招来包括台湾学生在内的许多人的反驳：“哪个历史人物不声称自己代表人民？”这让我想了许久：独裁者总是自称其权力是人民给的，是历史赋予的。其实呢？在政治问题上，我们似乎被洗过脑，缺了几根敏感神经。

到美国的头两年，还在这儿看了许多伤痕文学作品，如王靖的《在社会的档案里》，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扬的《第二次握手》等。我是个多愁善感的人，看这些小说常常会引起共鸣，直至泪湿青衫。那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历史的一页已经被翻过，社会的公正正在到来。历史似乎嘲弄了我——我当时或许是太乐观了。

也许是好奇心使然吧？这里的一些色情小说也在华人学生圈里传阅。如《金瓶梅》，《肉蒲团》等。当时都属国内禁书。也许只是一种逆反心理——凡是被禁的东西，年轻人都会更感兴趣。

一个有象征意义的现象是：台湾的《中央日报》和大陆的《人民日报》并排放在一个报架上。我几乎每次到这里，都会同时浏览这两份敌对的报纸。当时感觉两边在政治宣传方面很类似，甚至一些用词都很接近。开始，中央日报在副刊上经常有丑化大陆的故事或报导。后来，淡化得很快。到我快毕业的时候，似乎两岸的对立弱化了许多。

至今仍然十分怀念东亚图书馆。相信能够看到不同社会群体的不同观点是一种幸福。这也应当是一项基本人权吧？我怀疑中国学生创新性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从小思想就被禁锢。无论是政治的还是学术的，都是“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我相信，创新性的思维只能产生于对正统观念的反叛。

5. 相逢在华大

华大称校长为Chancellor。我上学的时候，校长是W. H. Danforth。他从1971年当选校长一直到1995年退休，当了二十多年的校长。他当然不认识我，可我刚到华大，就听老同学议论他。说他是做狗食生意的。他们开玩笑说：华大学生都要祈祷美国狗健康长寿。当时觉得有点不堪。其实，他也是个学者。他早在1973年就主持创办了一个生物与生物医学研究部（Division of Biology and Biomedical Sciences）。校长办公室在校区一角偏僻的小山包上。那里风景优美，有一处典雅别致的小建筑群。我1987年作为访问学者重返华大时，和华大新职工一起参加了新学期的Kick Off Party。这才第一次正式见到校长，同他握了一次手。他是个和气的长者，知道我是华大毕业回中国又来访问的，很关心地和我多聊了几句。

华大的继任校长是第十四任校长，叫M. S. Wrighton。他很重视同中国的关系，上任不久，就在北京组织了一次校友聚会。那次来的除了他带的代表团，还有美国大使。中方主持的是陈章良，他那时是北大副校长，是华大校友中的佼佼者。参会的的有宋健院士，清华的卢强院士，北大的钱敏平教授，我的师兄Chen等许多人。Wrighton是学化学的，年轻有为，听说当时就已发表了三四百篇期刊论文。

早年国内派出的访问学者多为各路精英。在华大时，遇到许多访问学者，都是国内的知名教授。有几位接触较多，至今难忘。

五零二所的严拱天教授，是SSM系最早的访问学者，北大毕业。他曾因参加四五天安门运动被关押过。平反后参加五零二所出国考试，数学考得第一名。他是华大最早的大陆学生学者联系人。他人缘好，性格开朗，还特别朴实，乐于助人，像一位老大哥。

北师大的陆善镇教授，是数学系的访问学者。他和我们系的几个同学合租一套离学校很近的公寓。我们常到那里玩，打扑克，吃冰激淋。我们还一起骑车去逛Garage Sale。他虽然学问很好，但很低调，不张扬，为人随和。他回国后当了北师大校长。

北大的武际可教授，他知识面广，逻辑性强。说起话来滴水不漏。我向他请教过许多问题，获益匪浅。后来，更在科学网上见识了他的博学多才。不过，当年他也还年轻，我和他为了一点学术问题，也曾争论得面红耳赤。

清华大学的卢强教授是来访问我们系主任Zaborszky教授的。当时非线性控制系统的几何理论刚问世不久。Zaborszky和几个学生试图将其用于电力系统。卢虽是工程出身，却很快介入其中。我是在华大数学系修了一年拓扑学（上、下），一年微分流形（上、下）之后才开始学几何理论的，但和卢的几次讨论却让我十分吃惊——他的理解力与几何直觉令人难以置信。回国后他还和我讨论过一次非线性控制系统的零动态，也是学科的最新动向，让我再次对他的理解力感到震惊。

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文笔、书法俱佳，年轻时善舞，后来喜欢网球、高尔夫球。他又是一个温和友善的学者，乐于助人。我临回国时跟他提到想写一本非线性几何理论的书，他说他跟科学出版社熟，就帮我写了推荐信，后来又打电话帮我联系。我们的友谊与合作从华大开始，一直保持到如今。他是我的一位值得信赖的良师益友。

华盛顿大学至今还定期给我邮寄校刊，它提醒我：在遥远的大洋彼岸还有我的一个母校。我永远忘不了那负笈留学的时光。那些日子里悬头锥股的苦读，忤逆无惧的探寻，甚或放荡形骸的不拘，经时光沙漏的沉淀，成就了我人生故事中的一段精彩。

 

 

第十四章、Huntman夫妇

Huntman夫妇是我的英语Tutor。不知是否遗传了当年西部牛仔的血脉，他们好客、豪爽、仗义、乐于助人。在我留学的四年间，我从他们那里学习了许多英语知识，更从他们身上看到了那种人们赞美、史书讴歌的真诚、率性和善良——它们跨越了国家、种族、政治信仰，以及割裂人世间的凡此种种。

1．我的英语Tutor

华大的署期英语班临近结束时，Linda告诉我们，国际学生中心(InternationalStudent Center)有一个英语义务教师项目(EnglishTutor Program)，由一些退休老人或对外国学生有兴趣的志愿者担任Tutor，帮助外国学生学英语。Zheng，Yin和我一听，都很兴奋，觉得像是天上掉馅饼一样的好事，大家忙不迭地跑到学生中心办公室，填表报了名。

几天以后，我们都接到电话，约好周四下午两点到中心见面。到了周四，我们早早就跑到国际学生中心，坐在中心一侧的客厅里，多少有点倨促不安地等着这个素未谋面的老师。来的是一位年过六旬的老太太，像其他美国女人一样，她描眉点唇，衣着考究，俨然一副矜持雍容的神态，只是眼角眉梢的皱纹显出一丝掩饰不住的岁月斑痕。她笑着和我们一一握手，自我介绍说：“我叫Mrs. Huntman，是EnglishTutor Project的负责人。”然后接着说：“因为目前没有新的Tutor，你们新来的这三位中国学生就先由我负责。”

课程很快就开始了，每周半天，多半是一起念一篇课文，然后就课文的内容交谈。我们三人当时的英语都不怎么样，以我为最差。Mrs. Huntman是个好老师，她不急不慢，谆谆善诱，从不批评我们。每回，当我搜肠括肚，张口结舌的时候，当我磕磕巴巴，词不达意的时候，她总是用一种鼓励的眼光看着我，偶尔提醒一、两个单词。而当我们讲明白了的时候，她就会满腔激情地表扬我们。

两个月后，不知是因为看我们进步太慢了？还是为了给自己减压？抑或是她丈夫自告奋勇？她把她丈夫也拉了进来。初次见面，只见Mr. Huntman人高马大，西服革履，一副威仪棣棣的样子。他当时已近七十岁，但身体非常好。精神矍铄，头脑清醒。

Mr. Huntman加入之后，我们的英语课生动了许多：他的主要贡献是把英语课搬出了课堂。他性格开朗，人也大方，对我们十分友好。他认为比学英语更重要的是了解美国社会，主张通过了解美国社会来学英语。他的口头禅是：“Open your eyes!”

那天的英语课讲到美国的饭馆，谈到美国的快餐馆，中餐馆，以及意大利餐馆等等。Mr.Huntman问我们到过美国餐馆没有？我们说只去过“Old Country Buffer”(一个美国自助餐联锁店)。Mr.Huntman说：“下次我请你们下饭馆。”于是，约好了下周四的中午。

下一个周四的中午，他按时开车来接我们，然后去了一家美国餐馆。他给我们每人要了一份Menu，让我们拿着Menu，就像上英语课一样，教我们怎么点菜。从开胃菜、汤、到主食，甜点，饮料，一样样对我们讲。许多美国餐馆没有我们中餐馆这么多花样，一般只有几道主菜让你挑，沙拉、甜点、酒水另点。

有道菜，怎么解释我们也没明白。他看邻桌正好有人点这道菜，就干脆过去拿人家的菜过来给我们看，搞得我们都很尴尬，他却满不在乎。邻桌的人也很友好，问我们从那来？我们告诉他们从中国来，Mr.Huntman补充了一句：“our enimies”(我们的敌人)，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给我们桌子服务的waitress是个美国女孩，挺殷勤的，倒过几次水，还总问：“菜可不可口”之类的话。临走，Mr.Huntman在桌子上留了$10现金。他半开玩笑地对我们说，其实，留$5小费就够了，但这个女孩很漂亮，所以多给她$5。在桌子上放现金的做法，现在似乎不多了。现在多用信用卡付账，小费给多少写在账单上就行了。

此后，他多次开车带我们出去玩，英语课成了旅游课，让我们大开了眼界。他带我们去看了St. Louis附近的几个博物馆，市政府，法庭，还去了马克·吐温的故乡。最大的体会是：如果讲历史，美国真没法跟中国比。他们的历史也就二百多年。博物馆里的那些纺车、猪圈、以及茅舍、水车之类的东西，其实到中国农村都能看到。美国的监狱也可以参观，本来他说过要带我们去看监狱。但监狱只有固定时间才能去。不知为什么，拖了几次，最后没去成。

我们经常去Huntman在St. Louis的家做客。印象最深的是他家到处是枪，他说他喜欢枪，还向我们展示他收藏的枪：进门的鞋柜上层抽屉里有手枪，沙发垫子下面有手枪，打开衣服柜子，里边有带瞄准镜的长枪……他家有一挂钟，不走了，上面有一枪眼，他说，那是有一回他不小心，玩枪走火，把大钟给杀死了。上面的时间就是它死亡的时刻。

他们有一个女儿，正在上大学，是一名激进的美国共产党员。他对我们说，他女儿有时带几个朋友回来，联邦调查局的警车就会围着他们家转。我们问他是否反对她女儿参加共产党。他说，虽然他不赞成，但他不能反对。他不反对，还有个不待见的女儿，如果他反对了，他就会失去他女儿。美国年轻人的独立精神，可见一斑。

2. Huntman农场

看得出，Huntman夫妇的生活舒适、优闲，我于是认定，他原来一定有个好工作，现在退了休，才有这么多时间陪我们玩。于是有一次，我问Mr. Huntman：“你是退休了吧？原来是做什么工作的？”他笑了，拿出一张名片，上面写着，他是Huntman农场的董事长。这虽然解了我的惑，但也勾起了我的好奇心——这农场在哪里？什么样子？我的脑海里立即浮现出一群黑人在玉米地或棉花田里干活的情景。Mr.Huntman似乎看穿了我的心事，他说：“什么时候我带你们去看看我的农场。”

终于等来一个长周末，Mr.Huntman早早就把去农场的行程给我们规划好了。他一早就把车开到华大，我们上了车，就直奔他家农场去了。车子离开了市区，高速路两边是成排的绿树以及远处金色的麦浪，只是不见田间耕作的农夫。久困城中的我，真觉得空旷寂廖、赏心悦目。

大约赶了四、五个钟头的车程，过了晌午才到他们家。车子就停在他家大门口。门前是翠绿如茵的草坪，草坪左侧的中央有一个直径超过二米的巨大的天线盘，这大概就是远离城市的标志了吧？Mr.Huntman说，这天线能接受一百多个台，涵盖了世界上所有重要电视台。

房子里同样是墙到墙的地毯。水、电、空调一应俱全。房子的整体结构，房间里的摆设都与他城里的家无大差别，给人一种似曾相识之感，也许，这是由房子主人的兴趣、爱好所决定的吧。如果非要找差别，那或许就是：房子更大一些，摆设更豪华一点。房子真的够大——我们仨每人都分配了一个独立的房间。

接着，他带我们去参观农场，地里的庄稼长得很好，有小麦，玉米，还有大豆，都已经半熟待收了。他们家有一个大仓库，上面是装着各种粮食的粮仓，下面是车道。粮仓地板上有门，要装粮食，车开进去，库门一开，粮食就自动过称、打包、装车，全部自动化。还有一个农机库房，里边有三部康拜因，还有一些其他农机具和几部卡车。Mr.Huntman告诉我们：仓库和农机房大约各要一个Million Dollars。头天晚上有点累了，大家吃过晚饭，聊了一会儿天，就各自回屋，洗澡上床了。

他们家农场大约有50公顷地，分成几大块，每块田之间有可以跑汽车的马路。几栋房子在靠近高速路的一边，中心是一个湖。第二天，Mrs.Huntman带我们到湖边去玩。湖很大，不比昆明湖小多少。湖中心是一个木头造的小岛，浮在水面上，用锚固定。湖水清彻见底。

我们在湖边小屋换上游泳裤，就从岸边向湖心游去，Mrs.Huntman划船跟着，我们游不动时就上船。登岛后穿着游泳裤衩晒太阳。看眼前微波荡漾，鱼鳞般的涟漪闪着银光，远处是麦浪滚滚，象一片无垠的金绿相嵌的海洋。慵懒地赖在岸边的躺椅上，四仰八叉，慢慢地呷着Coke，让带着水汽的暖风轻吻着你的身体，就象回到孩提时代，听凭母亲抚弄撩拨。一时间如痴似醉，不知是在人间，还是在天堂。

晚上，在屋后的田边支起炉子，烤起牛排，鸡腿，Mrs.Huntman还做了一锅Spaghetti，拌着瘦肉末和红红的西红柿酱。我们一边吃着Spaghetti，一边喝着啤酒、可乐，啃着牛排，鸡腿。

屋子里放着低低的轻音乐，伴着炉子上的吱吱声，还有天上的明月，行空的微风，远处的蛙鸣，近处的犬吠，四周葱蔚洇润、异草芬芳，一派其乐融融的田园情调。那个夜晚，让我多少年都无法忘却。

Mr. Huntman告诉我们：他们家的这一大片农场，平时就靠他和两个儿子打点，只有特别忙的时候才会临时请人帮忙。望着眼前那么大一片土地，真让我惊讶万分。回想当年在鲤鱼洲，一小片水田就有几十人在插秧，除草或收割……深感农业的出路在于机械化，靠大寨式的拼命和人海战术，中国将永远只有贫困。

Mr. Huntman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他应该属于蓝领阶层吧？美国的农村，我真正呆过的只有Mr. Huntman的农场，如果允许我管窥蠡测地说一句的话：美国没有城乡差别，也没有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应当有，但不大。当年读书时讲共产主义要消灭三大差别，美国可以说基本实现了。

3. 开车糗事

Mr. Huntman是从德国移民到美国的。第一学年的暑期刚过，Mr.Huntman突然对我们说，有人想卖一辆旧车，问我们想不想要。原来，是他的一个德国亲戚和他的几个大学同学趁假期到美国玩。他们买了一辆旧车，把美国跑了个遍，临回去，就想把车处理了。我们几人以前曾向Mr. Huntman提起过买车的事，于是，他就想到了我们。那是一辆白色的福特车，fetch-back，自动挡。比一般小车要长。76年的车，但Mileage不高，记得才五万多迈罢？他们急于出手，又有Mr. Huntman帮忙，于是，我们仨人合伙，只花了$600就买了下来。

接下来自然是考驾照。美国考驾照不必进驾校。先是笔试，笔试可以选择几种文字，包括中文。华大华人中的一个公开秘密是，考试题及答案大家都知道。于是，我们从台湾同学那儿借来试题及答案。台湾同学嘱咐：“别考一百分，否则考官会怀疑。”St. Louis有几个考点，随时都可以去考。于是，大家笔试都高分过关，虽然无人满分。

笔试后即得到一张试驾证，凭试驾证，只要右边有一个持正式驾照的司机你就可以上路了。至于什么时候去路考，自己觉得准备好了就可以去。美国考驾照很容易，人们经常说：“在美国是先有驾照再学车。”SSM系我们一个同学学了一个小时就考过了驾照。本人最笨，找个同学陪着去考试，这个考场考不过，换个考场再考。

同时学车的几位同学都拿到驾照了，而我，却是屡战屡败，越急越没辙，越考越没信心。一次考试，连车门都没关死就挂挡起步，气得旁边的女考官直叫停车。等车停下，她让我叫来陪同来考的同学，让他立马把车开回去。考试还没开始就结束了。还有一次，公然闯了红灯。考官也是又气又急，罚我三个月内不许再考……这样折腾了好多次，终于考过了。考过后，立即得到一张临时的正式驾照，同时拍照交费，办理正式驾照。

还没等正式驾照拿到手我就出事了。那天傍晚，房东想请Zheng帮接一下他的小女儿。我刚过了路考，就自告奋勇地去了。车子停在Oliver路旁。我上车，开锁，踏闸，挂挡。刚拉到倒挡，车就开始动了。我一下子就懵了，心想：肯定是闸没踏死。于是，使劲踏闸。可不管我多使劲踏闸车还在微动。

突然，像炮弹出膛，车嗖地向后冲了出去。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只听轰地一声巨响，车停了下来。附近几家听到声响的居民都跑了出来，他们帮我打开车门，我才一脸茫然地爬了车来。周围几个人同时问我：“Are you all right.”我木然地点点头：“I am OK.”一个小年轻说：“This is just a Hollywood scene.”我这才回头，一看，车子倒着爬上了一个石台阶侧面的石护栏。车头向下，车尾高高翘起。

有人打电话，不一会儿，警车鸣着刺耳的笛声，晃着耀眼的五彩车顶灯飞驶而至。警察查看了现场，拍了照，又问我怎么回事。我大体说了一下情况，至于原因，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倒是一个路边的居民，他的一个小货车停在我们车后面。他说我是把油门当刹车了。才挂到倒档车就动了。我顿时明白了：是他的车挡了我后退之路，所以车开始只是微动。等把小货车推开，我的车就倒行发飙了。

警察做了笔录，让我签字，然后打电话，叫来一辆救援车。救援车将我们的车拖下石栏。这时，Zheng已被我打电话叫来，警察吩嘱了几句，就撤了。Zheng把车停到一边，仔细查看。车子侧面前脸被小货车刮上，瘪了一块，油箱撞上石栏，漏了。

我跟着Zheng走回住处，头脑里一片空白，真像做了一场噩梦。我不知道事情会多严重，加上惊魂未定，一夜无法入睡，辗转无眠之际，真觉得好像天塌下来了。好不容易熬到天亮，我到学校，对学长Chen说了这件事，还说：“我不想念，想回国了。”当时真有一种精神几近崩溃之感。

下午正好有英语课，Mr.Huntman见我垂头丧气、满脸沮丧，就问我是怎么回事。听完我说，他轻松地说：“Cheerup, man, it is not the end of world!”他答应给我帮忙，这对当时张惶失措的我，真像落水者接到别人抛来的救生圈。

他先帮我们修车。他仔细看了一下油箱，觉得不严重。就带我们去买一种胶。然后，用吸管将油箱放空，再用胶将裂缝堵上。过两天胶干了，车就算能开了。至于瘪了的一块，反正是旧车，同伙们饶了我，没让我修。可此后的三年，那道伤疤却也刻到了我的心头，一见到它，就会勾我回想起那胆战心寒的一幕。

我们的车没买保险，于是，赔偿成了下一个问题。那个石阶和护栏是一个教堂的侧门。Mr.Huntman去找教堂的主教，帮我求情。过几天，他来对我说：好消息，主教知道你是穷学生，放弃索赔了。再一个就是那辆小货车，它的前脸被我碰扁了一块。Mr.Huntman也去找了车主，车主说，他买了保险，是保险公司赔。

Mr. Huntman找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是公事公办。Mr.Huntman跟他们谈完回来对我说：要不我得赔（约$200），要不，我的驾照就保不住。我那时被事故的惊险和后怕吓住了，当时就想从此不开车了。因此说：反正我也不开车了，我不要驾照。Mr.Huntman有点犹豫地说：赔款我可以帮你付。我当然拒绝了。

后来，保险公司来过两次函催赔，我都没理。于是有一天，来了两个警察，把我的驾照收走了。警察来那一天，房东显得很不高兴，说邻居都知道了。在美国，警察上门不是一件好事。后来想起这件事，一直很后悔。我即使以后不开车，也应该赔。

最后一件事，是警察局来传票，要我某月某日上法庭。这真把我吓坏了。我把传票给Mr. Huntman看，他说没关系，到时他陪我去。到了开庭那天，他开车带我去。这是一个交通法庭，和普通法庭不一样。上面是法官，下面坐着好几排人，都是被告。法警叫一个人，这人就到前面去。法官念起诉状，完了问你：“Are you guilty?”Mr.Huntman教我，一定要回答：“Yes.”这样，我就按法官的判决，交了$30罚金完事。如果不承认guilty，那就真的要打官司了。

时间长了，对当年开车出事拒赔这件事，是越想越觉得欠妥，越久越后悔莫及。在这件事上，真可以用某君人说过的“龌龊”二字形容自己。也许，在人生的道路上，你总会有豪爽仗义，“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很男人的时刻，却也有龌龊畏琐，很小人的不齿往事。中国当代小说中总有些“高大全”的形象，那不是真人，是骗人，是神。

4. 别了，Huntman夫妇

我们三年级的时候，Mrs.Huntman连续几次英语课没有来，我们问Mr. Huntman，他支支吾吾，只说她不太舒服，我们也没太往心里去。接下来的一堂课，他来时眼角含着泪水，告诉我们，Mrs.Huntman因癌症去世了。当时，我们一下子全被这个消息震住了。一时间，几年来的许多往事涌上心头，自己突然思绪万千，心的刀割，不知该干点什么，更不知如何安慰眼前的老头。

几年来，Huntman夫妇像对自己孩子一样对待我们，而我们也把他们当亲人一样，只要有困难就想到他们。他们是一对典型的传统的美国人，性格开朗，大方，乐于助人。也许是信仰基督教的缘故吧，他们似乎真的把全世界的人都当作上帝的孩子，也就是自已的兄弟姐妹了。不管多么熟悉了，我们从来都叫他们Mr. Huntman和Mrs. Huntman，我甚至不知道Mrs. Huntman自己的名字，她第一次见面就介绍自已是Mrs. Huntman，并让我们这么称呼她。这对美国甚至直呼父母名字的年轻一代几乎不可思议。

我们被邀请参加Mrs. Huntman的出殡仪式。出殡那天，我们早早穿上黑色西服，打深色领带，驱车赶到一个教堂。那天来了许多人，教堂的氛围十分肃穆。大家排着长队，Mrs.Huntman的两个儿子和大家逐个握手致谢。然后，依次进入停椁的房间，鞠躬道别。当我进去的时候，望着Mrs. Huntman慈祥的照片，心头一酸，眼泪顿时夺眶而出……

接着，车队随棂车到了墓地，坑是早已挖好了，棺材被缓缓地放入坑中。然后是牧师最后的祈祷，周围有嘤嘤的啜泣声，男人们在抹着眼角的泪水……祈祷结束后，人们轮流上前铲土回填。轮到我时，我也铲了一锹土，轻轻盖上，心里默默地念道：“安息吧，亲爱的Mrs. Huntman，您会永远活在我的心里，活在许多各国留学生的心里！”

Mrs. Huntman去世以后，Mr.Huntman常常远出，在家的时候少。我们的英语课也不再继续了。第四年是毕业的关键一年，学业的压力大，于是，和Mr. Huntman的接触也少了。临毕业时，Mr.Huntman在德国，我只写了一封信向他道别。留在美国的Zheng继续和他保持联系。大约九零年罢，他来电话说，Mr.Huntman也过世了。听到这个消息，一时觉得像失去亲人似的，心里空落落的，许多陈年旧事，又一一浮现在眼前。

我不讳言我对美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这不仅因为我在那里学习和生活过，更因为我认识了许多像Huntman夫妇这样的美国人。他们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但他们的真诚，善良，富于同情心和博爱精神，深深感动了我。他们的一颗颗美丽的心灵，温暖了我们这些远离家乡和亲人的异国学子。美国的第一任财长，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说过：“地球上最伟大的是人，人身上最伟大的是心灵。(On earth there is nothing great but man; in the man there isnothing great but mind.)”

 

 

第十五章、我的房东

我至今珍藏着一本真皮的影集，这是意大利Neiman-Marcus公司特制的，封面上有烫金的几个字：“CHENG DAIZHAN, PH.D.”这是在我毕业回国前夕房东一家送我的礼物。打开扉页，是他们一家的临别赠言。

“Friendship is a treasure. Always to be cherished in life and inmemory. Good Luck! —Tony”(友谊是一份财富，它永远珍藏在生活里、在记忆中。祝你好运。—Tony)

“I will think of you with affection and admiration when I think ofChina, Rome or St. Louis. —Mary”(当我想到中国、罗马或圣·路易斯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你，带着真情和钦佩。—Mary)

“My stay in China was one of the most memorable times of my life andyour living with us for the last three years has reminded why I loved China andits people so much. —Leigh”(我呆在中国的日子是我生命中最难忘的时光，过去三年你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日子使我明白了我为什么那么热爱中国和她的人民。—Leigh)

“Thanks for the good times I will always remember you. Good luck. —Tanya”(为了那些好时光谢谢你，我将永远忘不了你。祝你好运。—Tanya)

打开影集，望着和他们一家的合影，还有我在他们家割草、扫树叶、荡秋千，以及炒菜、吃饭等的许多生活照，和他们一家共同生活三年的种种，一起涌上心头。我的眼眶不禁湿润了起来……

1. 寻找Live-in

在美国的头一年，听说有些同学住在到美国人家里，帮他们干点活，就不必交房租了。这称为“Live-in”，当时觉得这真不错，既省钱又能学英语。只是第一年我们跟公寓的房东签了Lease，必须住满一年。Lease快到期的时候，Zheng和我就开始寻找Live in的机会了。

华大有一个Housing Office，是帮助学生找住房的，这里有各种公寓的信息。特别是对外国学生，里边的工作人员不仅提供信息，还会帮你打电话联系。还有一些做Social Work的自愿者，甚至会开车带你去看房子。Hoursing Office专门有一个柜子，里边装着卡片，都是Rent和Live in的信息。

一天，Zheng和我一同到HousingOffice查看，突然发现柜子里有一张新卡片，是医学院的一位教授要找两个Live in。他们的条件十分优惠，免房租，同时只要每周干四个小时的Yard Work。我们俩一看，差点没乐坏了。赶紧打电话联系，约好时间，当天下午就去Interview (面试) 了。

多少有点紧张地骑车前往，按照地址问了两次路，就找到了小区的大门。小区的名字己经忘了，就叫它U小区吧。大门十分气派，是一组跨度很大的大理台雕塑，靠中间的两根玉柱上盘着几位展翅欲飞的小天使，中间是花坛，鲜花馥郁，两边是两个滑动的大铁门。铁门对的是进出小区的两条马路。马路之间是五、六米宽的街心公园，茂林葱蔚，花草幽香。两条马路的外侧是人行道，人行道外又是葱葱茏茏的树木，翠绿如茵的草坪，再往外侧，才是一栋栋楼房，被一条条私家车道分开。半天见不到一个行人，或者一辆过往的小汽车。整个小区显得空旷寂廖，秀丽诡奇。

依门牌号找到这一家，按门铃后，出来的是一位中年白人妇女。她将我们让入屋内，略问了我们几句，就很随便地聊了起来。她叫Mary，很健谈。她告诉我们，她丈夫在上海医科大学访问了半年，她们一家刚从上海回来，她很喜欢中国。于是，“面试”就成了“友好访问”，她带我们参观了他们家的房子，告诉我们，她们也刚搬进这栋房子。她特别让我们看了我们将来住的三层。这里有两间卧房，一间很大的Living Room (起居室)，一间厨房。那里还没有什么家俱，空荡荡的。Mary说，过两天她买齐了家俱，我们就可以入住了。

她还带我们看了看小区。她告诉我们，小区的另一头没有门，进出都必须经过我们进来路对的的大理石门，小区环境幽雅，也很安全。她然后略带调侃地告诉我们：这是个富人区，很保守。因为她丈夫是黑人，当初，搬来之前，小区还开会投票，决定是否允许他们搬进来。

我们是带着忐忑的心来Interview的，没想到如此顺利，带着满心的惬意回去了。没过几天，Mary打电话来，通知我们可以入住了。East Gate的那一堆行头，包括从别的公寓地下室捡来的“席梦思”床，旧货店淘来的桌椅……，通通被我扔掉了，只有手提箱、被褥、旧电视准备带走。Zheng和我差不多。然后请来Chen师兄，一辆小车就将我们搬进了Mary家。

2. Mary一家

这家男主人叫Tony，是Mary的丈夫。他虽然是一个黑人，但出身名门。他父亲是一名律师，他原来是哈佛医学院的教授，后来应聘到华大医学院任儿科系主任。他小矮个，长相一般——说一句“其貌不扬”大概也不过份，不知道的人绝对猜不到他是一位大教授，正所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Mary虽已中年，但仍然是徐娘半老，高挑身材，风韵犹存。她在医学院实验室工作，是个实验员吧？

他们家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当时上初中，是Mary和前夫的孩子，像她妈，高高瘦瘦的，是一个挺漂亮的白人女孩子。二女儿是他们俩亲生的，是个混血儿，不像非洲黑人那么黑，挺活泼可爱的。据说在美国黑人血统要达到十六分之一以后才不算黑人，这不知是一种歧视，还是对少数民族的保护。不过从肤色看有它的道理——黑色要在许多代之后才会褪去。他们一家在上海住过半年，都对中国十分友好。也许跟他们家庭结构有关系吧？他们家没有种族意识，对我们非常友好、尊重和平等。

Tony是个事业心很强的男人，家里的事基本上都是Mary说了算，这有点像今天的Chinese Style。通常多半都是Mary和我们打交道。Tony是一个很和善、很有教养的人，从来没见他发过脾气。但他也很风趣。有一次，他在门口刷护栏，来了两个打短工的黑人，对他说，问问你们家主人，要不要帮铲雪。显然，他们把他当成打工的人了。这也难怪，这区里住的几乎全是白人。他知道他们弄错了，也不生气，就说，你等等。然后进屋转了一圈，出来说：“女主人说她丈夫在外面刷栏杆，没回来，等回来再说罢。”

他们一家虽然是有由不同肤色构成，又有Mary前夫的女儿Leigh，但他们一家非常和谐融洽。Leigh不像别的一些美国孩子，直呼父亲名字，她从来就管Tony叫Daddy。有一天我们回家，看见楼房正面挂着一个红色横幅，上面写着：“Congratulations, Leigh!”一打听才知道，那是祝贺Leigh初中毕业。那天的Party很热闹，来了许多同学，都很精神，特别是女孩子，个个花枝招展。孩子们又唱又闹，大人们在一旁兴致盎然地欣赏着，聊着天。我们也应景去呆了一会儿，吃了一块蛋糕。孩子们还在草坪放了烟花。

美国孩子最大的事是毕业，中国孩子最大的事是入学。这也许反映了两种教育制度的不同：美国是宽进严出，中国是严进宽出。我不想评论孰优孰劣，但如果考上好学校就如同“中举”，从此高枕无忧，那又怎么能学好呢？

他们的房子属于老式的住房，主建筑是个三层楼的房子。房子很大，前面一片草坪，后面一片草坪，后面这片，大约有两个篮球场大。草坪的后面是Garage。Garage的上面还有一套两居室的住房，厨房、洗手间一应俱全。我们住进来的第二年，他们又邀请了两个医学院的中国学生住进了Garage上面的这套住房。房子所在的U区，是所谓高档住宅区，住的都是一些有地位的人。隔壁就是美国电视Channel 4的一个播音员。

楼房的一层有厨房、饭厅，还有一个很大的起居室，起居室有钢琴、电视，大窗户，Mary有时半躺在窗台上看书。另外有个办公室似的小厅与起居室相通。里边是书桌，书柜和沙发。二楼有一个厅，厅里是沙发、电视。一个办公室，有两个大办公桌相向摆着，这是Tony和Mary的。另外有三间卧室，每间都有自己单独的洗手间。主卧是他们夫妇的，另外两个卧室是两个女儿的。我们住在楼房的三层，三层有点象阁楼，比二层小一些。有两间卧室，一个洗手间和一个厨房。厨房很大，可以摆饭桌。我们俩分住两间卧室，但很少用起居室，只有朋友来时才到那儿打闹。

房子的底下还有一个地下室(Basement)，特别大。地下室冬暖夏凉，其实，呆在那儿很舒服。记得谈教授家的Basement就有床和办公桌，可供看书或休息。Tony和Mary家房子太大了，地下室基本上空着，有一间堆着不用的旧家俱和一些杂物；另一间很大，摆着乒乓球台。我和Zheng常到那儿打球。他们看我们打球很吃惊，因为他们的水平，能把球挑过网就不错了。美国常有龙卷风(Tornado)。气象台一报龙卷风，我们就要躲进地下室。

3. 一次失去的机会

一件往事，我对老婆隐瞒至今。不知她现在如果知道了，还会不会埋怨我。

Mary是一个很热心的人，听说我太太是学医的，她就记在心里。我上二年级下学期的时候，一天，她突然对我说：她可以在她所在的实验室帮我太太找一个临时的工作职位，这样，她就可以来和我团聚了。她建议我和我太太商量一下，给她一个回答。她的建议，让我很吃惊，我答应好好考虑一下。

当时，已经有一些留学生在活动，争取把太太接出来，称为“陪读”。但我一直没有动过这个心思。当时主要是嫌麻烦。人常形容单身汉：一个人吃过饭全家都饱了，一抬腿就算搬家了。我当时享受着假单身的生活，对学业也十分投入，不想为家务事分散精力。

过了大约两个星期，Mary问我考虑得怎么样了。我告诉她，太太不准备来了。她有点始料不及，带着几分吃惊和不解，劝我说，把太太和孩子接来有许多好处，许多外国留学生也是这么做的。她还说，来了以后还可以住她家。见我不吭声，最后说：她们实验室现在有个空缺，是个好机会，她想法帮我再保留两周，让我好好考虑一下。

我这次有点心动了，但我始终没有告诉老婆，我知道她本来就想出来，一但说了，她肯定会让我帮她申请，这样，我就没有选择权了。上了研究生之后，我就变得越来越独断专行了。而她在调到北京后，也许是出于感激吧，对我的服从也越来越多了。

出过车祸之后，我总觉得自己在美国混得很窝囊。周围的许多同学，特别是后来的那些年轻人，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整天开着车子，花钱也大方，看电影、健身、旅游……，日子过得很萧洒。和他们相比，自己有一种难以言状的自悲感。三十好几的人了，原本应该当教授的年龄却还在当学生，像许多电影、电视中描写的文革后大龄生一样，文革十年的时间错位让我承受着穿越时空的格格不入。当时就想得到学位赶快回国，虚荣心告诉我：何必让妻儿见到我的不堪处境呢？

两周之后，我以“太太英语不好，不愿意出来”为借口，回拒了Mary的一片好心。她显得有点失望，但坦然接受了我的决定。这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一件憾事，我后来无数遍地想过，如果当时将太太孩子接出来，也许就不会有后半生的那件不幸。我和我家人的人生轨迹很可能完全变样。有时觉得人生也是个混沌系统，它对每一个看似小小的决定是如此的敏感，一念之差，大至成王败寇，小至个人一生的幸福或苦痛，都会是天壤之别。命运，你为什么要这样地诡谲莫测？

反思告诉我当时的决定是错误的，而我为在这一失策中表现出的自私和懦弱，终生怅悔不已。至少是对不起自己的太太和孩子，或许也对不起自己的人生。像我这样人生道路上的失败者，到了回首往事的时候，总会有一种无奈，觉得“无处忏悔，无处救赎，无处报答，无处话悲凉。”

4. 打工的故事

有人把到美国念书称作洋插队。这对那些靠打工挣学费的学生的确一点不过份。我们有在饭馆刷盘子、住地下室的同学，他们真的很辛苦。但我们可轻松多了。我们的工作是每周半天的Yard Work。周末两天，我们可以自己安排哪个半天干活，实际干活时间也没有那么严格。

夏天割草，用割草机。草长得很快，每周都要割。推着割草机，像耕地似的一垄一垄地走。天气热，飞起的草屑被汗水粘在皮肤上，燥痒难耐。割下的草要用耙子耨到一起，装袋运走。秋天扫树叶，草坪间的几棵大树秋天的落叶每周都会有一大堆，在地面盖上一层，足够你扫的。扫起的树叶，多半是堆在围墙外烧掉。冬天扫雪，大雪之后，要很快把雪扫净，否则，车子一压，就很难铲了。扫雪比较累，也不能等到周未，所以就盼着别下雪。但St. Louis的雪还是蛮多的。

Marry是一个很热情的女人，也许因为在中国的半年受宠若惊吧，她对中国的印象特别好。但她提到最多的，是一上街就会像猩猩似地被人围观。她对我们很关心，什么事都帮着出主意。我们住进的第二年，她又招了两个中国学生，刚从上海医学院毕业的，住到Garage上面的那套房子。那两个学生年轻，她管得就更多了，穿衣、吃饭、上学、开车，什么都爱管。她大女儿常说她：“Mather, don’t be their mother, please!”(你别老想当他们的妈。)

春天是Yard Work最少的日子，这时Mary会做出一些奇奇怪怪的决定。这一年，她想起要换贴墙纸。其实，他们家的贴墙纸都很新，但她认为应当体现主人的性格，于是，她和两个女儿分别挑选了自己房间的贴墙纸。接下来，就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了。那一阵子，每到周末，他们就得早起，搬动家具，再用报纸之类的罩上。然后由我们四个中国学生上阵，将旧墙纸一点点揭下，整个房间全揭完了，再往上贴新的。每回，等我们干完，她们还得打扫卫生，将家具搬回原位。这样，大家忙了好几个星期，才将三个房间勉强贴好。

她的主意特别多。一次，她曾建议我们大家每周一起吃顿饭，她们做几个美国菜，我们做几个中国菜，然后放到一起叫。这样吃饭，每回大家都挺高兴。有一次，我们做了一盘口条(猪舌头)，Tony吃了一口，说好吃。Mary笑了，不肯吃，还对Tony说：“这是你们家的菜。”Tony也不介意，还给我们解释：在美国，一般白人不吃猪下水，黑人才吃。

我们把这样的饭叫中西餐 (Chinese-Western Dinner)。做了几次，不知是嫌麻烦，还是生活习惯不大一样，就没坚持下去。只有一次，他们都出差了，只有小女儿Tanya在家，她就让我们照顾Tanya。Tanya中午在学校吃饭，早晚跟我们一块吃饭。Tanya很懂事，总说好吃。其实，看得出，她有点吃不惯。

Mary是一个带有浪漫色彩的人，她曾和我们商量，要把草坪的一角改成菜地。说，这样，我们以后就可以吃到自己种的新鲜蔬菜了。我觉得好好的草坪，隔出一块菜地，有点不伦不类。记起谈教授家在草坪边上种艽菜，吃不了还分给我们的事，就劝她在边边角角处种。可她下了决心非干不可。

在她的指挥下，草坪的一角很快就开成了菜地。那地很肥，播下的菜子很快就发芽了。间了一次苗，波菜、洋白菜都很快长起来了。可惜好景不长，来了野兔，将半大的蔬菜连吃带糟踏，祸害得可以。Mary见此，雇人修了一圈铁丝网篱笆。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等西红柿转熟的时候，又来了麻雀、乌鸦等，将刚刚变红的西红柿啄了个稀里哗啦。她再没兴趣了，让我们拆了篱笆，雇人再把草坪修复了。

还有更异想天开的。一次，她让我们看一本中国画册，上面是苏州园林。她说，她想把她的院子建成苏州园林式的，问我们好不好。我们当然不好说什么。她是说干就干。过两天就请人把草坪中间一棵最大的树给放倒了，说要在那儿挖个水池。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四个人就有活干了：要把那树根挖出来。我们足足挖了三个月——当然是每周半天——范围越挖越大，但既看不到边，更看不到底。她最后无可奈何，只好放弃了。等我毕业走的时候，树根旁边还是我们挖了一半的坑。

总之，在她家干活很轻松，不累。只是我们干的活，有一多半是无用功。当然，我们干的活远远抵不上房租，这点我们是哑吧吃汤圆，心中有数。他们当然也是心知肚明，但他们从不计较，大概是想帮助中国学生罢。

5. 信任和友谊

Tony一家对我们十分信任，除了大门，他们家没有一个房间是上锁的。当他们出去旅游的时候，整个大院都成了我们的天下。也许是好奇吧，他们家从顶棚，地下室到后院，哪个房间我们都逛过。尤其喜欢在他们二楼起居室看电视——那个电视带遥控器，当时还很新鲜。当然，也有上锁的地方，那就是办公室的抽屉。但有一回，Tony打电话回来，告诉我们抽屉的钥匙在哪里，让我们到他抽屉找个证件给他们寄去。

我在江西农场装卸排干活时腰部受过伤。后来查出椎间盘突出，在国内治过。在美国有一次周末，打了一个通宵的桥牌，第二天，椎间盘突出又犯了。到医学院的附属医院一看，医生要求住院。刚住进医院，他们知道了，就来看我。他们送来了鲜花，还有几本新杂志，让我安心休息。临走，他们一再叮嘱我，有什么事要告诉他们。

在医院里做了Physical therapy。效果很好，但是是在全麻情况下做的，自己不知怎么做的。住了五天医院后回来，就接着上课。周末，我准备跟大伙一块干活，但Mary坚决不同意。随后一个多月时间里，无论我怎么说，她都不让我干活。于是我提出至少交一个月房租，但这也被他们断然拒绝了。我完全感觉不到和他们有雇佣关系，他们是真心把我们当作学生和朋友。

一次，Zheng和我在回家路上看到一只小乌龟，觉得好玩，就把它带回家，送给他们家小女儿Tanya玩。他们表面上高高兴兴地谢了我们。第二天见到Tanya时问她，小乌龟好不好玩。她说，昨晚她父亲带着她，开车到森林公园，把它放了。还有一次，一只野兔跑到我们家草坪来，我们正割草，就去抓。野兔情急之下，一头撞向我们家与邻居相隔的围栏，卡在了网眼上，成了我们的俘虏。我们正商量怎么处置它，被Mary看见了。她一脸的不忍，劝我们把它放了，碍于她的面子，我们最后还是带着不舍把它放了。两件小事，让我很长时间不能释怀。那也许算不上保护动物，但她们似乎有一种对大自然特殊的偏爱，这也许就是文化差异吧？

临回国，他们请我们到一家法国餐馆吃了一顿饭，说了许多惜别的话，Mary的眼圈红红的，眼泪仿佛马上就要掉下来了。我也是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临别，用美国的方式和她们家每个人都深情地拥抱了一下，当时，真有点难分难舍的感觉。三年了，他们把我们当作一家人，那样友好，那样真诚，那样无私。其实，我觉得多数美国人是很可爱的，他们直爽、坦率、天真、头脑简单，不象东方人那么会算计、锱铢必较。

三年级时，Mary听说我研究做得好，所以意大利教授请我去罗马访问，当时她比我还高兴，总说：“Youwill be famous.” 直到写开篇的那句临别赠言，她还特别提到罗马。毕业以后，再没有和他们联系过，只是知道他们搬了家。我曾经想过：如果我真有成功的一天，一定会再去找他们。可惜书生老去，机会不来，也就无颜见故人了。

我亲爱的房东一家，你们现在可好？

 

 

第十六章、异国琐事

每当更深夜静的时候，思绪会蓦然回首当年，仿佛梦返大洋彼岸，许多异域的陈年残片又都浮上心头。记忆像闸门被渐渐打开，始而涓涓细流，继而奔涌如潮。啊，我那难以忘怀的留美岁月……

1. 危险的EastGate

到美国时间长了，才看到“天堂”的另一面。我们最初入住的EastGate其实是很差的街区，这是后来才知道的。说两件事，你们就信了。一天晚上，我的一位Roommate从学校回来，刚打开门，只见一个黑人从屋里大摇大摆地走出来，推开门扬长而去。他见屋里没有其他人，大吃一惊。仔细一看，大厅侧面的窗户被撬开了，那人就是从窗户爬进来的。晚上大家回来，一查，除了一个同学放在桌面的十几块零钱外也没丢什么东西。不知是因为这些穷学生的东西，小偷都不惜要，还是我的Roommate回来及时，他没时间作案。本想报案，可也没太大损失。再说，如果警察真让你去认人，你也不敢认。真认了，以后报复你怎么办？不如认个倒霉，息事宁人罢了。

美国小偷的大胆我还见识过一会，这是后来在Lobbuck的事。那时我住在公寓一楼。一天晚上，我忘了关窗。第二天起来，发现Living Room的彩电丢了。我就在里屋睡觉，小偷居然敢爬进来。而且，公寓大门是上锁的，不知他怎么进，怎么出的。那回我打911报了警。警察来看了看，作了笔录。然后给我张名片，让我到附近的Flee Market（跳蚤市场）去逛逛，如发现有人卖我的电视就给他打电话。据说这方法特灵，只是我没有那么多闲工夫。

还有一次，EastGate来了许多警车，据说是来抓贩毒的。警匪发生了枪战。外面乒乒乓乓十分热闹，我们却在屋里心惊胆战，门也不敢开。正惶惶然之际，“叭”地一声，一颗子弹打穿了临街的落地窗的玻璃，吓得我们赶紧到床上卧倒……那一夜可真是魂不守舍，六神无主。真到快天亮，警车拉着警笛，呼啸而去，方知战事已毕。第二天才见到，昨晚穿过玻璃的那颗子弹就嵌在屋顶的横梁上。

曾经看过一篇报导，说素尔仁尼琴——就是《古拉格群岛》的作者，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被苏联驱逐，到美国定居——到美国的第二年，应邀在一次群众大会发言。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的社会不是一个理想社会……”看来天堂还真的只有天上才有。

2. 圣诞节出游

到St. Louis的笫二个圣诞节，我们就开着那辆白色福特车出去玩了。那一年，St. Louis下大雪，谈教授劝我们不要走。可这班人年轻气盛，似乎没把生死放在心上。一行六人，带几件换洗衣物，备了一些干粮、饮料，我们就上路了。离开St.Louis时，许多马路上都是冰雪覆盖着，车子在冰凌间滑来摆去，看似十分危险。等上了高速路就好了，这里，路面的冰雪都被清理过了。我们往南开、目标是佛罗里达。路越来越好走，大家都很兴奋。

大凡天下事，乐极则生悲。正当我们兴高彩烈地驱车之际，车子突然减速了，Zheng开着车，拼命踩油门，也不管用，只好赶紧靠边停车。我们打开车后盖，表示车抛锚了。前盖自然也打开了，可谁也看不出毛病。大家围着车子团团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正当大伙万般无奈之际，忽见前面一辆小卡在紧急车道上飞快地倒行而来。车到跟前，下来一个工人模样的人。原来他是路过，见我们车抛了锚，倒车回来帮忙的。

真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他只开了一下发动机就告诉我们：Transmission Oil没了。他从自己的后备箱里拿出一筒油给我们灌上，再一打火，车立即就动了。我们都很感动，一再道谢。不记得是谁，突然灵机一动，打开自己的手提箱，拿出一块湘绣，送给这个萍水相逢的朋友，他也颇为动情地道了谢，走了。我心里想：这个圣诞节他一定会过得愉快——上帝给他的圣诞礼物是一个出手助人的机会，一个美化自己心灵的机会。

圣诞节那天晚上，路过一个小镇，看一家酒吧还开着，就去了。不记得点了什么吃的，只记得店老板送了我们每人一杯酒，一筒饮料。店里人不多，大家都像熟悉的朋友似的，老板和Tenders也和大家一起唱圣诞歌。在异国，在旅途，在冰雪夜，那种家庭般的氛围，显得异样的温馨。

那是第一次到佛罗里达的迪斯尼乐园玩。佛罗里达的迪斯尼乐园有两个园区：旧园区以传统娱乐为主，新园区有较多新科技的东西。印象深刻的有一个坐船旅游，经过古老的沉船，还有海盗出没的地方。船正走着，两岸出来许多强盗，向你开枪，一片枪声和火光，让你惊恐万状，不能自以，忘了这是假的。还有宇宙旅游，在一个大球里，只有天上星星，你坐的“飞船”，就在宇宙穿行，戴着耳机，随时告诉你到了什么地方，这个星座的位置，特点等等。还有巨大的环形电影，有一段中国的内蒙古草原，放的时候，好象四面八方的奔马都朝你冲过来了。象过山车之类的，因为在St.Louis的Six Flag都玩过，就不足怪了。那时候，在国内从未见过这些东西，初次体验，还是很震憾的。

到了亚特兰大，找到WM，他是我清华数学培训班的老朋友，—起上了科学院的研究生。他认识一个华侨，据说也是新移民，但好象父亲早就到美国了，从台湾去的。她对我们非常友善，我们在她家住了两天。正好是圣诞期间，她们家的圣诞树又高又大，挂满了各种小玩艺儿。在那儿连吃连玩，好不开心。

佛罗里达天气很温暖，我们开车到了美国最南端Key West。虽然St.Louis是冰天雪地，可这里却是夏日风光，海岸上是绿油油的热带阔叶植物，在海风的吹拂下摇曳生姿。海滩上满是游泳、滑水的人。男欢女叫，熙熙攘攘。躺在海滩的睡椅上，喝着刚挖开的椰子甘饴的汁，望着眼前延展的沙滩，暮地想起那一片沙滩——想起在鲤鱼洲挖沙的日子。仿佛突然明白了，生命的神奇就在于经受这种反差巨大的对比：没有痛苦，就无所谓欢乐；没有枷锁，就感不到自由。

通往Miami的跨海大桥真是太长了，它像一条巨龙，海浪在它的身边分劈两半。车开到龙的脊背上，渐行渐远，直到头尾两不见的当间。眼前的一切，真的太壮观了。我们实在忍不住，就把车停在紧急停车道上，下来看蓝天白云、跃鱼飞鸟，身边是飞驰而过的一辆辆轿车。天工造就的大海和人类构筑的长桥是这样和谐地融为一体，啊，神圣的上帝！伟大的人类！

Miami是我们此程的终点，Miami红灯区很多，我在Miami第一次看了脱衣舞。坦白说，以后在国外看过多少次，记不清了。第一次看，很兴奋，也很刺激。我想不出来，脱衣舞有什么不好。女性的Body是上帝鬼斧神工的绝世佳作。几千年来，人们画她、雕塑她，但不管维纳斯的塑象有多么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和年轻靓丽的女性的躯胴相比，还是大为逊色——这是真的，会让你惊心动魄。也许你会说，这是对女性的侮辱。美国同样有男性脱衣舞。我想，实正的尊重是尊重她们的意愿。美国有丈夫强奸妻子被判刑的。在这种问题上把女性说的“NO”当作最终的指令，这大概才是最高的尊重。

从佛罗里达回来，兴奋了许久。对这个神秘的国度，这个曾被我举着拳头喊过无数次要“打倒”的“美帝国主义”，似乎多了一点理解，又似乎更加迷茫了。

3. 探亲

那时国家规定，公派和像我们这样自费公派的学生两年后可以有一次探亲假，机票由国家出。离家两年，自然十分想家。况且，这时回去，多少带点衣锦还乡的味道。那时出国的学生相对较少，国家也更重视。记得在海外过的第一个春节，大使馆文化参赞来给我们送年历和贺信，贺信上称我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当时真有点飘飘然的感觉。

我们在华大第一年，奖学金是$400/月，第二年才加到$500/月。当时，有个Tutor曾问我们，$400怎么生活呀？可是，对我来说，这已经是罕见的一大笔钱了。当时，我们都很节约。在Eastgate，房租也就四、五十元。吃饭自己做，吃的东西基本上都在ALDI买。ALDI是一个很大的连锁店，主要对象是美国穷人，东西特别便宜。我们住的地方附近有一个Farm Market。周末，附近的农民自己开车带东西来卖。我们总在那儿买蔬菜，水果，还有新鲜的鱼什么的，比超市便宜多了。总之，两年下来，我们省吃俭用，都攒了一笔钱。

周末常去逛Garage Sale，或者是Church Sale。美国人的Garage比较大，除了停车，还堆破烂。有些破烂没用了，又占地方。他们就在周末拍卖。Garage Sale的广告一般就贴在自己家附近的几条街上。东西有时会搬到院子里，因此也叫Yard Sale。这里可以买到许多便宜而适用的好东西。美国人不象中国人会过日子，Garage Sale卖的东西，没打开过包装的也不少。Church Sale一般是在换季的时候，信徒们常常把不用的东西捐给教堂，于是教堂就把这些东西拿来拍卖。东西非常便宜，象很好的毛皮大衣，五块钱或十块钱。其他东西就更便宜了。第一次回国，我和许多人一样，带回不少从Church Sale或Garage Sale买来的旧衣物。送给亲戚朋友或自已用。我喜欢打桥牌，Church Sale常有旧扑克牌，有些是没开封的，一般至少也有七、八成新，是塑料的，当时国内还没有。我买了二、三十副，回去送牌友。

当时国家规定，出国一年以上回国可以免税带八大件：彩电、电冰箱、洗衣机、录音机、照像机、音响、缝纫机、手表。八三年我回国时，这些东西国内或者没有，或质量不过关。进口的则价格极高。当时已经有出国服务部了，有些东西可以凭护照和回国证明到出国服务部用外汇换成外汇卷买。那时的出国服务部是北京最热闹的地方，人多，每天服务部尚未开门，门口就已排上了长队。一溜的板车停在门口道旁，等着帮拉货，车上有厚厚的毯子和麻绳，用来包大件的。板爷们躺在自己的板车上。许多做黑市生意的人穿梭在人群中，倒外汇，倒买倒卖指标。

我的彩电、电冰箱、洗衣机都是从出国服务部买的。录音机等则是从美国买了带回去。到家的第二天，筒子楼上下的邻居们都跑来看热闹，我给他们放录音机，那是个大39，跟电视差不多大。还给孩子们拍彩色照片。心里很得意，好象第一次在老婆面前神气了起来。在出国服务部买的东西，要等通知才能去取货。取回彩电的那个晚上，屋子里挤满了人。电冰箱和洗衣机取回的时候，也都招了许多人来看。说来可悲，那不是在边远农村，而是在北京，清华大学。现在的年轻人，对这些事已觉不可想象。祖国这二、三十年的进步，在我看来，用“翻天覆地”并不为过。

那时已由林学院搬回清华住，在四号楼住，四号楼是西大饭厅边的一个简易楼。房间有十四平米吧？被我的八大件挤得一点转身之地都没了。那次假期，去得最多的就是出国服务部。挑选物品，换外汇卷，办手续，交钱，等通知提货……一次又一次地往那儿跑。等把东西买齐了，假期也快过完了。那次的感觉，就象闯关东的汉子，在关外攒了笔钱，又回到家乡探望亲人似的。出国，好象不是去念书，而是去发财。

4. 浪迹意大利

博三的时候，系里请了意大利教授Isidori来给我们上非线性控制课。那时，非线性系统的几何理论刚出现不久，是一个很热门的方向，而Isidori则是领军人物之一。几何理论的数学基础是“微分流形”，我在数学系修过两学期“微分流形和黎曼几何”（一）和（二），自然大占优势。这门课我得了“A+”，并且和谈教授、Isidori教授一起，做了一点线性化方面的工作，Isidori对我很满意。

学期快结束时，Isidori教授跟谈教授提出想邀请一个学生到罗马大学访问一段时间。消息传出，系里几个脑筋灵活的学生就开始活动起来了。我英语不好，也不敢吭声。后来，谈教授跟Isidori商量，Isidori教授点名让我去，这才没了争头。谈教授给路费，Isidori教授给生活费，系里的奖学金照发，这样的美差，让许多同学羡慕了一阵了。

去的那天，在纽约机场等了六、七个小时，后来听说，有人持枪闯进了罗马机场，并与警察对峙许久，故罗马机场关闭了。到了罗马，Isidori教授亲自开车来接我。刚到罗马，住在一个家庭式的小旅馆。旅馆供早餐。每天早晨，洗漱完毕，坐在餐桌旁。女老板就会送上牛奶、面包、黄油。看你吃得差不多了，再递上一杯热咖啡。中午学校有个小卖部，买一个三明治加一罐Coke或Pepsi。我喜欢一种夹鱼馅的三明治，这在别处好象不多见，也许这是意大利的特产吧？意大利的Coke罐，比美国长一半。晚上就在旅馆边上的一家Pizza店买Pizza吃。那是一种烤成一大片的Pizza。切成长方形的一块块，称重卖的。便宜，但比Pizza Hut的Pizza味道差多了。

罗马的旅馆很贵，住在旅馆，心里直犯嘀咕，再这样下去，Isidori教授给的生活费都不够生活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在罗马大学碰上一个中国学生，交谈中得知，他们租的公寓正好空了一个房间。于是在旅馆住了五天后搬到他们公寓去住了。

Isidori教授在系里给我安排了一间办公室。他有空就过来和我讨论问题。那段时间主要考虑两个问题，一个是带输出的线性化。对单输入的情况我找了一个充要条件。另一个是动态反馈线性化，我花了许多时间，但仍然一筹莫展。自己对那段时间的工作并不满意。

工作虽然没做多少，但游兴却特别大，天天就盼着周末出去玩。在罗马印象最深的是角斗场（Colosseum)。它整体是一个灰红色的砖结构。从外面看，象四个叠在一起的圆柱，越往上越小，每层都有一圈巨大的窗口。角斗场已部分崩塌，半边已只剩二层看台，没塌的半边，仍然是四层包厢的看台。中间是角斗场，角斗场的部分地面也已塌陷，露出下面一间间小隔间，据说那是关野兽和奴隶的地方。角斗场结构慎密，设计精巧，气势宏伟。前面是一片广场，两排大理石立柱依然巍然屹立，虽已部分破损，但当年此处之壮观仍可见一斑。

那天，我踏上一级级台阶，然后，绕着整个角斗场慢慢地踱着，想象着当年的角斗士，为了一时的苟活，同猛兽，和同伴拼死相搏的情景。生者的无奈和死者的悲哀，都似乎在眼前出现。再看那宽畅有致的包厢，似乎仍可看见提着手杖，衣冠楚楚的坤士，和珠光宝气，妖冶香薰的贵妇人。他们谈笑风生，对生命熟视无睹。我不禁潸然泪下，为了那死去的无辜和那不平等的世界……

回去以后，曾写过一首长诗：“我漫步在罗马角斗场上”。现在想不起来了——没有激情就不会有诗。只记得那么几句：

我漫步在罗马角斗场上，

眼前仿佛是拼死相搏的奴隶，

胜者无奈地举起匕首，

败者露上绝望的目光……

我漫步在罗马角斗场上，

耳际仿佛传来达官贵人的笑语欢声，

还有那撕心裂肺的狂吼：

“杀死他，杀死他！”……

我是一个奴隶的儿子，

从小受尽屈辱和苦痛，

为了铲除人世间的不平等，

我愿，举起我的匕首……

天主教罗马大教堂绝对是值得一去的地方。那里是世界艺术瑰宝的一个聚点：从墙到天花板，全是有关宗教传说的大幅油画，那么多仙女、神童、圣母玛利亚和耶稣。墙上有达芬奇“最后的晚餐”，天花板上有米开朗基罗的“创世纪”。楼上有许多珍贵文物，现在都不大记得了，只记得打开窗户，就可以看到梵蒂冈，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国家。其实，那就是一个大花园。里边山水楼阁，迷离婆娑，难得见到一个人，刹是幽静。

教堂前是一个大广场，有一回我去，正赶上世界青年节吧，做弥撒。广场里挤满了人，许多人穿着各色的民族服装，举着各种各样的旗帜，聚集在那里。不一会儿，一队卫士出现了，他们身着古罗马战袍，手举长矛，骑着高头大马。绕广场转了一圈后，他们分布在前台两边。然后，教皇保罗二世在红衣主教们的簇拥下出现了。人们顿时欢呼了起来。慢慢地，纷杂的欢呼声变成了整齐的呼喊：“Pope，Pope！”教皇开始讲话，广场顿时寂静下来。他讲什么，我听不清，也听不懂。然后，他象征性地给前排一些人发了几块圣饼。圣饼很小，象土豆片似的。等教皇起驾的时候，广场再次沸腾了起来。欢呼声此起彼落。

教皇进了右边的白楼，人们却不肯散去。欢呼声再次收敛为整齐的“Pope，Pope！”的呼叫声。许多人手挽着手，一面喊一面有节奏地左右摇晃。大家的眼睛都盯着二楼的一个窗口，充满了期盼和信仰。教皇终于打开窗户，向广场的人群招手。广场再度雀跃起来，呼声顿时高了八度。有人将手中的旗呀、花呀什么的往空中抛，许多人的眼睛里淌出泪水……我马上联想起电影里希特勒检阅军队的镜头，还有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情景。真是如出一辙。

记得康德说过：“什么是群众运动？群众运动就是一个领袖，一小撮野心家，和一大群既不知道往那里去，也不知道去干什么的盲从者。”马克思在回答他女儿的一系列问题时，对“你最能容忍的缺点是什么？”的回答是：“盲从”。是呀，盲从是忠厚善良的人的弱点，它也许值得同情。但它却给了那些野心家和投机家以机会，造成了人类社会一次又一次的悲剧。善良的人们呀，你们什么时候才能学会独立思考？

庞培，这是一片传奇的土地，它曾经是中世纪一个繁华的城市，忽如奇来的一天，阿尔卑斯的火山爆发，火山灰将整个城市淹没。几百年后，人们挖走火山灰，才让这个城市重见天日。

旧日市井的容貌依然约悼可见：大石板铺成的街面有两道深深的车辙，井边的轱轳似乎刚打过水，在一些近乎完好的房子里，能看到大理石雕刻的大立柱，墙上的油漆画依然醒目，许多挖掘出来的石桌，石椅，各种石雕，还有许多坛坛罐罐之类的东西，依然完好无损。还有一些猪圈，马厩，临街铺面，也都被恢复成当年的样子。

还有一个展览馆，里边有许多火山灰中挖出的珍品。最让人吃惊的是人，各种各样的尸体虽然已经碳化，但仍然可以看出各种姿势，看出他们临死前的努力。我常常暗暗问自己：“当灭顶的灾难袭来的前一刻，他们在干什么呢？小孩子也许在玩耍，情侣们在谈情说爱，也许某个姑娘正为一点小事拿捏作态发脾气？老板们也许在算账，或者盘算着如何挤垮对手。达官贵人们在准备晚上的舞会，升斗小民或许在为明日柴米发愁……突然，这场不测之灾降临了，它让一切故事都戛然而止，一切生命都豁然而终。所有的人的结局都一样，没有尊卑、贵贱、贫富、长幼之分。

在大自然神奇的力量面前，人的生命显得多么脆弱？昨日还在为金钱名利孜孜以求，锱铢必较，今日却飞灰烟灭，化为南柯一梦。愿天下聪明人淡泊名利地位，以及凡此种种的身外之物，尽情地享受今天吧，上帝并未允诺给你明天。

威尼斯真是水城，城里的河流形成纵横交错的水网。这是一个没有轮子的城市：没有公交车，没有小汽车，甚至连自行车也没有。船就象公交车一样，你可以从一站上船，到另一站下船。除了公交船，还有许多旅游船，旅游船窄长，船身满是油漆的彩画，有点象龙舟，但龙舟讲究龙头、龙尾，它是船头船尾都一样，也许是为了不用掉头吧？撑船的船工一身古装，还戴着一顶威尼斯特有的扁长大沿帽，用一根长竿撑船。

那里的房子跟咱们江南水乡十分类似，只是楼房更高，鳞次栉比。临水的房子，后门出来下几级台阶就到了水边。据说以前威尼斯家家有船。出行都驾自家的船。现在公交发达了，水路又拥挤，自家船就不方便了。

碰到两个从美国到欧洲玩的学生，背着带钢架的大背包，带着睡袋，说他们晚上就在广场睡的。从请他们帮照相开始，很快就混熟了。他们说那里有个玻璃岛，很有名，就跟他们一起坐船去了。那里的师傅真能干，用一根棍，挑几块不同颜色的玻璃浆，再用一根长长的通心管吹吹拨拨，几只精美的花瓶，或一只水鸟，一个少女，就给吹出来了。这儿既是景点，也是推售产品的窗口，买工艺品的还真不少。我们是穷学生，只看不买。

威尼斯的水特别干净，那河道其实是通着海的。水大概是咸的罢？这是一个历史名城，多少人生的故事曾在这里演绎？但人世间的一切故事，不管是坐了金銮殿的帝王，还是上了断头台的枭雄，都终归是“是非成败转头空”。只有那纵横交错的长流水，潮起浪落，风吹波涌，粼粼旖旎，万世不竭。

从意大利回美国，还闹了一个大笑话。我居然没想到办回美国的签证。在纽约机场，拿出IAP66签证表，以为就行了。结果被扣在海关。好在他们对学生比较照顾，给华大打了电话后，让我现场补了一个签证。交了加倍的签证费，还告诉我：“Please remember that you can do this only once in your life.”（记住，此生就此一次。）

在人生的漫漫长途中，撷一朵路边的野花，拾一块河滩上的鹅卵石，当岁月过去，这些都会是美好的回忆。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曾经拥有，又何必天长日久，过程远比结果重要。英国作家史蒂文森曾说过：“To travel hopefully is a better thing than to arrive, and the truesuccess is to labour。”（满怀希望地前行比到达更美好，真正的成功是进取。）

 

 

第十七章、攻博路上

当年，已经步入中年的我，负笈别家，远涉重洋，觅求博士学位，更渴望着用知识重塑自我。攻博的岁月，有如入深山老林学武功，是我平生学艺最刻苦的四年。在攻博的路上，我洒下了许多汗水，付出了许多艰辛，几近头悬梁、锥刺骨的努力也让我收获了许多知识和才能，助我迈过那座神圣殿堂的门槛。我感谢美国的严格的修课和研究生淘汰制度，几近残酷训练教会了我几般武艺，它让我出山后享用终生。

1． 选课

新学期就要开始了，我们所在的系是Department of Systems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系统科学与数学系)，简称SSM，属工学院 (Engineering School)。系里让我们自己选课，除本系两门必修课以外，还可以选外系的一门课。当时谈教授没在，我们三位从大陆一起来的同学，都选了数学系的Topology (拓扑学)。这个系的一年级新生，一般都选数学系的Advanced Calculus (高等微积分)。我们以前已经有两届大陆来的学生了，也都依此惯例，只有我们自作主张，破了例。等谈教授回来，一听就急了，要我们改回Advanced Calculus。我们不想修那门课，觉得没意思。最后谈教授妥协了，要我们两边的课都听，两周内Drop (退掉) 一门。学校的课，可以充许两周试听，两周内Drop，可以退学费。

后来才知道，这个系的学生，此前只有一个台湾来的，据说是学得最好的，选过Topology。结果修了个“D”。“D”是不及格，只要有一门课是“D”，就不能念博士学位。后来是系主任出面到数学系说情，才把“D”改成“C”。这就是谈教授紧张的原因。这个系的学生，多半是工科毕业，所以数学不强。而那位学生，大约也没用心，才修了个“D”。我们三人最后还是选了Topology。

到美国以后，我才觉得这是我第二次真正当学生。此前，虽然在研究生院念了三年硕士，总觉得研究生院太不正规了，修课很随便，考试也不严格。但其实，修行在个人。那三年，是我自己不努力。我住在家里，每天买菜做饭看小孩，哪有半点学生的样子。到了美国，我真的很用功，心里只有功课。特别是对拓扑学，觉得有趣，课本上的题，经常是挨道都做一遍。

那是到美国后的第一个春节，那时还没有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之类的组织，节日没有活动。那晚还是到夜深两点才往家走，记得是一个明月夜，通往校园的便道上静悄悄的，只有松鼠在路中间瞪着你，待你走近了才呲地一声窜上树去。突然想起台湾同学几天前提起：今天是除夕，一股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仰望星空明月，禹禹于前后无人之境，不禁扑簌簌地掉下泪来，心中默念：“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那时系里的每个学生都有一个大约三、四平米的小屋，叫Carrel。有固定的桌板，小书架，再加一把椅子，这是个人的小天地，插上门，吃饭，睡觉都可以。我每天早早到这儿，一直呆到到后半夜一、二点钟回家。一学期下来，我们三个人拓扑学都得了A，我是A+。谈教授也很吃惊，从那以后再不管我们选课了。其实，从理论上讲，谈教授可以不管我们选课。只是他热心，而我们是他联系来的，他是我们系中国学生——不管大陆还是台湾——的大老板。

2. Wash U.的研究生制度

美国是一个多样化的国家，各大学的研究生制度都不一样。我真正在美国呆过一年以上的大学只有三个，它们各有自己的风格，所以不敢说美国的研究生制度，只说华大的，但其实美国大学还是有许多共同点。

先说课程罢。华大的课程非常正规，方式很像中国的中小学教育。每堂课都是老师讲，用粉笔写板书，学生记笔记。但课堂气氛比我们活跃。老师有时会启发式的提问，但不会指定某个学生回答，大家可以七嘴八舌。课堂上学生提问更多，举手算好的，小班时常常手都不用举，一句“Excuse me”打头就可以提问或发表意见。老师也很随便，讨论时有时会坐到前排桌子上。

老师每堂课都会留作业，作业要按时交，改作业的叫Grader，是老师挑的高年级学生。每次作业都评分。每门课都有期中考试 (Mid-term Examination)，期未考试 (Final Examination)。总成绩这么算：作业25%，期中25%，期未50%，门门课都如此，无一例外。最后的成绩分为：A (4分)，B (3分)，C (2分)，D (1分)。

华大的课一般都是每门3个学分，博士要求修满48学分，即16门课。课修得差不多了，特别是本系必修课都修完了就可以申请参加资格考试。我们系大多数学生 (包括我自己) 都是每学期修三门课，到入学两年半后资格考试，这时其实还差一门课没修够。

资格考试的细节以后再说。资格考试前，我们既没有导师，更没有什么研究课题。那两年半真可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对我来说，这两年半历经了一个几乎是脱胎换骨的转变。我喜欢数学，除本系的必修课之外我都选的数学系博士生的课。我认识的同系同学中，我是选数学系课程最多的一个。二年半以后，我自信基本掌握了近代数学的基础知识和分析方法，它们让我终生受益。

晾一下我修过的十六门课罢：

系

 

(Math：数学系，SSM：本系)

   

课程

   

成绩

   

Math

   

拓扑(1)

   

A+

   

SSM

   

线性系统(1)

   

A+

   

SSM

   

概率论

   

A

   

Math

   

拓扑(2)

   

A

   

SSM

   

线性系统(2)

   

A+

   

SSM

   

非线性系统

   

A+

   

Math

   

微分几何(1)

   

A

   

SSM

   

最优控制

   

A

   

SSM

   

随机过程

   

A

   

Math

   

微分几何(2)

   

A

   

SSM

   

独立学习

   

A+

   

Math

   

近世代数

   

A-

   

Math

   

泛函分析

   

A+

   

SSM

   

非线性几何理论

   

A+

   

Math

   

代数几何

   

A+

 

我修的十六门课，最后成绩GPA (平均分) 4.0/4.0，即满分。其中有8个“A+”，一个“A-”。“A+”，“A-”都是4.0，“A+”只给学得最好的学生。不是每门课每学期都有“A+”。这倒不是吹牛，有成绩单为证。要学校出一份官方成绩单要3美元，它有许多防伪花纹。

美国研究型大学不招硕士生，硕士就是淘汰的博士生。资格考试不过，只要GPA达到一定水平 (记得是2.8罢) 就算硕士，不必做论文。过了资格考试，只要愿意，就可以去要一张硕士证书。我是要了，但许多同学没去要。我后来在Texas Tech University工作过两年，那个学校能排在美国百名之内。它博士、硕士都招。硕士生就要求写硕士论文，并且要答辩。

至今珍藏着当年的课堂笔记、家庭作业和试卷，偶尔翻阅，勾起那苦行僧般的攻博岁月的种种，常常热泪盈眶。哪种对知识的渴求，对钻研的刻苦，对解惑的执着，对时间的珍惜，岂是一个“苦”字可以概括？为了一道习题可以通宵无眠；因为一次考试就会懊恼数月。艰深的课程，骄人的成绩，后面有多少辛勤的汗水？虽然已人到中年，本是收获的时节，却还在耕耘、浇灌，为了弥补文革中失去的青春岁月。

3. 资格考试

两年半以后我才参加资格考试 (Qualifying Examination)。SSM系的资格考试分两部分，先笔试后口试。虽然我以五个学期十五门课全优的成绩，自信问题不大，但因我系只有一次资格考试的机会，我英语又差，还多少有点紧张。有的系，如数学系，资格考试可以考两次。考前的那个寒假，我很是用了一番功夫。笔试分两天考，主要是考本系的六门必修课。我们系的资格考试常常有出现这个系以前的考题或类似的题，台湾同学称其为“考古题”。寒假里我把能搞到的以前的考题都做了一遍，做了厚厚的一本。后来听说这份解答在系里同学中流传了好几年。

美国是真正的淘汰制度，每年都有相当一部分同学过不了资格考试。过不了资格考试，只要修课成绩达到一定要求，就算硕士，只是不能念博士了。SSM系我们上一届及下一届都有大陆来的学生拿了硕士学位回国的。我们这一届三个大陆生全通过了。

过了资格考试的笔试之后，才开始到系里找老师，跟他(她)谈，说你对他(她)的方向有兴趣，可否跟他(她)做博士论文。这是双向选择，你找教授，教授可以要你，也可以不要。不要的理由很多，比如基金紧张，专业要求有差距等等。我找谈教授，谈教授接受了。当时我很自负，我对谈教授说：“资格考试我肯定是第一。”谈教授笑笑，不置可否。当时我们班十几个人，三个中国学生成绩遥遥领先。资格考试下来，我们几个一对答案，我觉得只有我全对。资格考试成绩是不公开的，所以也可以理解为我是吹牛。

系里的某位教授同意当你的导师后，就给你两、三篇文章让你读。口试安排在大约两个月后，你自己可以选择时间，只要不是太晚。你告诉教授你准备好了，他再安排答辩时间、邀请答辩委员会的教授。答辩先由你讲你对文章的理解：就你所知，文章讲什么东西。然后讲你觉得那些问题可以继续做下去。然后是教授提问。回答完问题你就走人，委员会再开会。口试结果大约一周后才知道。口试通过后，才有导师，有研究方向，这才算真正的博士生了。

谈教授给我的两篇文章是关于非线性系统反馈线性化的。本来自以为数学基础雄厚，微分几何又得Boothby教授真传，信心满满，可看了两个月，有些地方还是似懂非懂，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从学懂到用通是一段漫长的路。两个月后，我通过了口试，这标志着我从此走上了非线性系统控制这条不归路。

系里搞非线性控制的I教授腿有残疾。我口试的文章之一就是他和他的一位学生写的。他是我答辩委员会的。答辩过后，他突然邀请我上他家。他住在离学校不远的公寓，女友是一位比他小许多的中国女孩，是台湾来的留学生。那天，他特别热情，我们聊了许多，只记得他夸我是系里最好的学生之一(You are one of the best students in this Dept.)。

他的女友长得很漂亮，据说她父亲是全台湾有名的牙医，家境很好。她爱上I教授可能是真爱而不是贪图什么。但她比他女儿还小，自然会让周围的男生们猜测、议论，或许更多的是嫉妒吧？I教授其实很聪明，数学功力也很好。非线性系统线性化最早的结果，就是他指导的学生Su搞出来的。不过我在他办公室里看到许多小说。圈子里还有许多关于他们的传说，我自然不便爆人隐私。

4. 几桩小事

修课过程的几件令我印象深刻的小事，也许值得一提。它们从某个侧面反映了美、中两国博士生制度的不同。

(1) 系里的主干课年青教师要轮流上，我以为这个制度很好。自己的经验：教过的课程比学过的课程在理解上要深刻许多。美国好的教授一般基础好、知识面广，这也许跟这种制度有关。中国教授多半只能在一个方向上工作，研究非线性系统的、随机系统的、分布参数系统的，常常都是“从一而终”。而实际问题多半是是错综错杂的，而新生长点则常常出现在交叉处。

(2) 我们上微分流形课时，有一个很年轻的同班同学，学得很好，上课经常只听他跟老师对话了。后来才知道，他是数学系本科生。华大本科生修研究生的课，成绩将来可计为研究生学分。这是一种无需多费力气的“少年班”。我本以为那小子是美国人，只是口语好。后来有一次有一道作业题，班上同学全都不知怎么做。我费了很大劲，几天后自以为做出来了。但Grader给老师看，老师也说看不懂我的证明。而那小子却用很简单的方法做出来了，他用的技巧让我们一下子全服了。微分几何(1)、(2)，我都没得“A+”，大概都被他得了。华大的这种方法，既不会拔苗助长，又不至于埋没天才，这也许比我们许多急功近利的举措，例如奥校、少年班之类的，更合理。

(3) 这是一个关于资格考试的口试的一个故事：我下三届的一个中国学生，他很聪明，英语也好。他过了笔试，自己以为已经万事大吉，没认真准备。结果大江大浪都过了，却在小河沟翻了船——没过口试。他后来自学非线性几何理论，考虑其在机器人控制中的应用。这在当时是一个很热门的方向。他找过我几次，让我给他讲解。他后来找到一个MIT研究机器人的教授，向他讲自己的研究设想。他说服了那位教授，就“鲤鱼跳龙门”，到MIT念他的博士学位了。这似乎体现了美国的研究生制度的一个特点：它既有严厉的一面，又有灵活多样的一面。

5. 毕业

我跟谈教授做的方向是非线性系统的几何理论，当时是一个热门的前沿方向。正好这时系时请了罗马大学Isidori教授来系里讲授这门课，Isidori教授是国际非线性系统几何理论的少数几个大师之一。我有幸当了他的学生。课余，谈教授、Isidori教授和我一起讨论研究课题，我就这样开始了非线性系统控制的研究生涯。

美国没有固定的学制，有人两年就拿到博士学位，但五、六年比较正常，七、八年也不奇怪。我是四年，算比较快的了。我上了六年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三年硕士、四年博士，如果加上两年幼儿园，整整当了27年学生。回想起来，学生生活是最幸福的。学生是时代的的宠儿，社会的未来，是含苞待放的花蕾，是茁壮成长的树苗，这长大成材的过程是人生最宝贵的一段。至今仍然喜欢“毕业歌”中的那几句：“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第四年的下半年，谈教授说我和XM可以毕业了。很兴奋，就开始准备博士论文了。美国博士生没有发表论文的要求。和同时毕业的几个同学比，我算好的。有一篇IEEE TAC的短文，一篇CDC会议论文，多数同学毕业前什么文章也没发表过。记得在美国看过一篇文章，说美国注重的是训练，拿到博士学位只说明你有相关的知识基础和受过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训练。还说美国的博士论文大多数并没有多少学术价值。大胆说一句，相信美国博士生的平均水平比国内博士生的平均水平高。不是说他们素质高，而是说他们的训练方法比较高明。中国够水平开出博士课程的导师太少了，只好引导学生去写论文，这样，学生就被SCI害惨了。

回头说自己吧，我博士论文的题目是：“On Linearizationand Decoupling Problems of Nonlinear Systems”。论文写好后，打印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当时还没有打印文字的计算机软件，或至少是很不普及，因此要用打印机打。以前同学一般是请系里秘书帮打的，打一份$500。系里秘书也不爱打，算是人情。当时有一种电动打印机，字盘是一个圆盘，可以换盘，盘很多，有希腊字母的，有数学符号的。一个打印机才二百多美元。Zeng头脑灵活，他建议我们自己打。我一想也有道理，这打印机以后打文章还可以用。打毕业论文花了好多时间，这其实是一个巨大工程。虽然打印机有修正带，但错多了就没办法。经常整页整页地重打。

好不容易打完论文，就要准备答辩了。我那几年学数学，做研究都很努力，就是没花什么时间在英语上。原来学的是俄语，而外语又是我的弱项，因此，说来惭愧，直到毕业，英语还很差。临答辩了，还要把要讲的话写下来，一遍一遍地背。背完请美国同学听试讲。尤其怕别人提问题。怕听不懂，听懂了也未必回答得上。

答辩的时候，据说表现还可以，答辩委员会的几个老师，对我印象还不错。特别是I教授，曾说过我是系里最好的学生之一。再加上有谈教授罩着，总算过了关。答辩后又对论文作了修改，才最后定稿。最后稿打印后交给学校，由学校装订成两本最后的正式版，一本留学校图书馆，一本留给自己。

正版的博士论文是hard cover (硬封面)，书背上面有烫金字“OnNonlinear Control Systems，Cheng，D. Sc. 1985”。论文首页是Dissertation Acceptance (接受证书)，由谈教授和答辩委员会其他三位教授签字。论文最后一部分是Acknowledgment (感谢)。在它的最后一段我写道：“Though many thousand miles away, mymotherland, China, has been a source of power and support. I hope what I havelearned here will be useful for her modernization.” (虽然我的祖国——中国——在千万里之外，但她是我力量和支持的源泉。希望我在这里学到的知识将有助于她的现代化。”) 这是我的真情流露。

答辩完真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几个同学一起，租了一套博士服，满校园地照像。毕业前后，同时毕业的同学都开始在美国找工作。我是一点不动心，一封求职信都没寄，一心要回国。当时主要是两点考虑：首先，觉得自已学得方向新，国内当时非性控制几何理论基本是空白。自认为学得还很不错，因此，觉得回国可以有一番作为。当时在这里访问的清华的卢强教授也劝我回去。听说我想写关于非线性控制的书，很支持，还向科学出版社写了推荐信。其次，自己英语太差，不敢面对Interview。

临回国的时候，我们三个同来的同学一起吃了顿饭。在华大，我们的学习成绩都很好。当时，Zeng已在美国找了一份工作，是个小学校。Yi还没有毕业，准备再念一年，只有我，就要回国了。那天晚上，喝了许多酒，四年同窗的异国生活，难免有一份割舍不下的离愁，互相说了许多道别和勉励的话。当时毕竞是新科博士，Zeng和我都踌躇满腹，借着酒劲，各抒了一番自己的鸿图大志。Yi也谈了许多研究设想。酒酣耳热之际，我谈了自己的下一步打算：(1) 想写一本非线性系统几何理论的书，(2) 写一篇非线性系统输入输出解耦的文章，相信主要结果都已经证明出来了。其实心中还有许多长远的设想和奢望没说出来。我当时己经三十九岁了，但仿佛又回到了高中毕业的年代，经过四年的陶冶，临出山门，对前途，对未来重新充满了幻想。

也许是兴奋过了头，那天晚上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迷糊之际，思絮又回到了过去的四年。这四年，我沉迷在科学的殿堂里，宛如深山修练，不问世事，如痴似醉，渡过了多少任情恣性的时光。多少艰辛，却乐在其中，甘之如饴，个中难以言传的柔情缱绻不知从何说起：遨游在Hausdorff，Lindelof空间[1]中多好啊，这里有一丝不苟的法则，却又有充分的自由，任你恣意伸缩。生活在Hilbert空间[2]或许更公平，随便两个人都可以配对，没有高低贵贱，不需门当户对。缠绵在微分流形之中，触摸那无限光滑的李群[3]，那是一种何等的身心快感呀？访问过Galois[4]，这小伙子绝顶聪明，他告诉我，为什么三等分一个角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五次方程不会有公式解。可当我问他，为什么要去决斗？为什么那么轻率地对待生命？他却默然无语。人的欲望就像下鞅[5]，对未来的期望总比现在高，可有许多时候，命运却形同上鞅。谁能告诉我，学会了最优控制，还有自适应控制[6]，能否用它驶驭自己未来的人生之路？

注释：

[1] 这是两个著名的拓扑空间，拓扑空间中的集合在任何连续变化下拓扑性质不变，所以可以任意伸缩。

[2] 希尔伯特空间是泛函中的内积空间，任何两个元素都可以配对做内积。

[3] 李群是无穷次可微的流形。华大数学系有个教授，编了一首歌，把李群比着Body无限光滑的美女，还到课堂上边弹吉他边演唱。李群—李代数被一些人称为二十世纪最美妙的数学结构。你如果不懂，就太遗憾了。

[4] 伽诺华理论可轻易证明这两个中学生感兴趣的问题。中国至今还有人自称“解决了三等分角问题”“给出了五次方程解的公式”。中国的某些“民间数学家”拿无知当有趣，还有人捧场。伽诺华二十岁因情死于决斗。

[5]“鞅”是随机过程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下鞅的期望值往上走，上鞅的期望值往下行，鞅的期望值不变。

[6] 本人专业是系统控制。最优控制、自适应控制都是极其重要的控制方法。

 

 

第十八章、我华大的同学们

中国有句俗语：“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这像是说给初次离家的年轻人。像我这样人到中年，久别父母，再离家求学的人，不妨改为“在家有妻儿，出国共同窗。”我们在异国外乡，寂寞与共，那他乡故知的友谊，那筚路蓝缕的时光，每当想起这些，屡屡令人感到“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1．Yi与Zeng

当年一行同来华大的三人，以我居长，是文革开始时的大二学生，Yi小我半岁，那年是大一，Zeng小我两岁半，当年高二，后来成了工农兵大学生。我们一起到的SSM系，无论生话、学习，步调十分一致，头一年连选的课都一样，因此，是真正意义下的同窗。

Yi是我的同乡，又是福州一中的同学，中学比我低一届。到文革前的两三年，阶级斗争的弦已经绷得很紧了。那时的福州一中，干部子弟非常多，再加上一定比例的工、农、城市平民等红五类出身的，家庭出身或社会关系有问题的学生多半是功课好的。我们班的Su和他都属这一类。他们功课都很好，但Su后来上了福州大学，Yi上了福建农学院，学农机。都因出身问题，而他们又不像我，坏得成了典型，反倒因祸得福了。

上了八个月大学，文革就开始了。他稀里糊涂毕了业，又稀里糊涂分配到了一个小县城农具厂。他天性乐观，随遇而安，就便钻研农机，不久即成专家。于是，方圆几十里，那个生产队拖拉机趴窝，水泵不转，都离不开他。他到那里，都是好酒好肉伺候。文革后，许多人都痛定思痛，吐不尽当年下乡的苦水，唯有他大唱反调，回忆起当年的“幸福”生活。

关于考研，他自己有一段陈述：“到考研究生时，工厂已有一半产品是我设计的了，争议时也力折过大学教授权威，当上了省科学大会的代表，寄图纸到清华被推荐精仪系研究生还写过小说准备发表。此时已觉天下何处不可去得？考自动化所只是因为日本绪方胜彦的一句话‘人工智能是本世纪以来人类最富有冒险性雄心勃勃的事业’，而我没学过，有挑战性！真是狂妄的可以。”

他后来弄了本绪方胜彦的《现代控制工程》，看了两个月，就考上了。当年自动化所是报考热门，录取率大概是三十分之一，有许多像清华自动化系高班毕业生这样的一批的考生，他居然能脱颖而出，可见其功力。

他人很聪明，功课也好，但不像我那么用功，多少有一点懒散随性，没有那么争强好胜，或者说：少一点功利心吧。他生性宽厚，肚量大，不肯斤斤计较。刚来的时候，因为Eastgate房租便宜，又是中国学生同住，有许多方便，于是我们仨都想往那里挤。可那儿只有两间屋，他最先让出，搬过和另一同学住进一老美家的楼上出租屋。再说找导师，由于谈教授在系里的名气，再加语言问题，我们三人开始都想找谈教授做导师。谈教授明确表示不可能带三个中国学生后，他又是第一个撤出，找了一个美国教授当导师。他关心新技术的进展，特别是迷恋计算机。他的导师是一个有限元专家，搞算法研究的，他选了许多计算机系的课。

他为人豪爽，不拘小节，乐于助人，该出手时就出手。在我的人生路上，他是给我帮助最多的一位同窗。他是个美食家，做得一手好菜，好喝酒，也会品酒。一次在谈教授家吃饭，席间论酒，谈教授好似遇见知己，从Basement搬出十几瓶酒让他品尝。

关于这次喝酒的事，再抄一段他自己的话罢：“谈教授说起威士忌美味时，我侃了曲香酱香中国十大名酒，说威士忌只记得木桶味。谈教授以化学本科的资历详述橡木桶去除甲醇的妙用，及习惯“橡木桶”味后之美感。并从地下室搬出各种威士忌，每种一杯，让我一一品尝，诲人不倦。是日，尽兴，甚欢，驾车送我，指点当年追女朋友的街区，见识了教授的真性情！”

他做事只凭兴趣，不问结果，后来在美国计算机公司做事，退休后写了许多自己当年逸事，文笔一流。还写关于博弈论的系列博文，观点独到。我问他为何不发表论文，他一笑，曰：“趁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安道耶。”

Zeng和我同是关先生的研究生，一同出国，又都师从谈教授，可谓同门师兄弟了。他属于老三届，但似乎没下过乡。他父亲是大学数学教师，从小受了不少熏陶。后来上了东北大学，是数学师资班。虽然是工农兵学员，但他前期的数学功底大概是我们三人中最好的。在研究生院的时候，关先生让我做工程项目，而让他做泛函算子方面的研究。当时我就觉得关先生更赏识他，因为关先生自己是做泛函的。他后来跟谈教授，还是做分布参数系统控制，可谓始终如一。

和Yi的不拘小节大相径庭，Zeng是一个非常精明干练的人。他的脑瓜非常好使，不但功课好，而且对银行、购物及与生活有关的凡此种种，他是百科全书式的无不通晓。在华大，许多新来的人喜欢找他帮助，就因为他知多识广。相对而言，他的英语也是我们三人中最好的，但当然没法跟后来的年轻人比。当年，我其实是跟着他，占了许多光。就拿Live in来说罢，就是他的主意。回国探亲的时候，我也不肯动脑筋，几乎是他买什么，我就跟着买什么。

他不像我那么死读书，很早就开始规划未来。他很在意英语，在国际学生中心找了一位美国女孩互帮互教，他教她中文，她教他英语。他的课外活动比我们多很多。我觉得，他一直在关心和了解美国，设法融入这个社会。他喜欢开车，也开得好。我们头一回上佛罗里达玩，几乎一路全是他一个人开的。

他是泛函分析的专家，当初跟关先生就做无穷维系统控制。到了美国，还是跟谈教授做这个课题。我后来修抽象代数，代数几何等数学课，他就没兴趣了。他其实功课很好，可惜的是，他后来不做研究，离开了学术前沿，不知他是否觉得可惜。

他其实也蛮仗义的，这里有个刚到美国不久的新移民，突然母亲去世，一时很困难。他和几个华大学生出面，找人捐款，出钱出力，帮他们一家渡过了难关。他后来在美国一个地方大学教书，同时还倒房子、买股票，都很成功，过得挺不错。他很能干，他们家翻修房顶，铺柏油车道，都是他自己干的。相信一个人能干自己想干的事就是最大的幸福，人生苦短，何必趋之若鹜地奔往名利场，再蝇营狗苟，拚他个血流漂杵呢？

2. SSM的师兄弟们

Chen被我们称作“大师兄”，他是七八年考上科学院研究生院后直接集训英语后出国的，是最早到St. Louis的大陆留学生。当我们初到St. Louis时，开车到机场接我们的就是他。他上学时学的是英语，出国前又培训了半年的，加上他太太是英语专业的，因此，他的英语比我好多了。他来得早，情况熟悉，又肯给大伙帮忙，自然就成了大家的“大师兄”。他45年生，比我略大一点。

华大第一届大陆学生学者联谊会成立的时候，他就被推举为会长，这大约是八三年罢。从那时开始，逢年过节，联谊会就会组织活动，还会请许多华侨和外国朋友。像新年、春节，常常是大陆联谊会与台湾学生会合办，那就更热闹了。而像国庆节这样的活动，两岸就只能各办各的，互不邀请了。联谊会的活动，受到大使馆的支持和资助。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从中获益良多。

联谊会换届的时候，他强力推我接他的班。但我由于英语不行，坚辞不接。后来由比较文学系的L当了会长，我是委员。当了一年委员，干活我还是很卖力气的，只要能干的事，总抢在前头。我和L合作得很好，我们成了好朋友。他在国内是学英语的，英文很好。直到毕业，我的博士论文还请他帮我改过英文。

谈教授本想让Chen做量子控制，他很有主见，想做机器人控制。可谈教授自己没做过机器人控制，不敢答应。他自己去找了NASA的一位教授A.K. Bejczy，此人是机器人控制方面的大师。他说服了Bejczy，同意和谈教授一起，做他的合作导师。谈教授做机器人控制是由他开始的。

他用微分几何方法研究机器人模型的线性化控制，得到很大成功，这项工作，有很强的创新性。他是工科出身，有很好的工程背景，但微分几何他只是旁听过，有关内容不是很熟悉。他的博士论文写好后，谈教授让我帮他看一遍，说了一句客气话：“我们总不能看着他不毕业吧？”我当时跟Isidori做了点工作，真的很自以为是，轻狂得很。回到Carrel，对着几个中国学生的面发牢骚说：“我又不是他的导师……”这话后来传到他耳中，他告诉了谈教授，谈教授把我叫去训了一顿。

这件事让我后悔了许多年，为了自己的轻枉、傲慢和无知，不知他还会不会记恨我。我至多不过是数学学得多一点，可他的综合能力比我强多了。他后来到GM公司，干得非常好。他很早就当上了IEEE Fellow，在公司的地位也很高，后来当上了亚洲地区的首席科学家。对照自己，我一生多舛：坎坷、傍徨、落泊、磋砣。我从他身上得到的最大启示就是：一个人的成功，靠的是综合素质，光会念几本书，不过是个百无一用的书生。一个人如果用自己的长处去比别的的短处，就会沾沾自喜，妄自尊大；如果用自己的短处去比别的的长处，又会失落沮丧，妄自菲薄。这就是为什么易卜生说：“人的首要天职是什么？答案很简单：做他自己。”(What is a man’s first duty? The answer is brief: To be himself.)

Liu和Zhou比我早一年到华大，跟我同一年毕业，他们可以说比我早一届，也可以说同届。虽然他们都比我小，但毕竟出国在先，也算师兄吧。

Liu有一段传奇经历，他中学本是专攻英语的，什么班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干部子弟的特权罢？他文革后考上了南航，没上多久又考上了自动化所的研究生，可见其能力之强。后来我们系主任Zaborszky教授访问中国时，他全程陪同，当翻译。当时学理工的学生，能有这种英语水平的，恐怕全国也没有几个。Zaborszky一下子就看上了他，把他招来了。

那时正是非线性系统的微分几何理论最火的时候，他做的题目是用几何方法做电力系统控制。他也没有系统修过微分几何。说句大话，当时SSM的学生里，大概真敢说把微分几何搞得很明白的，我算是很少的几个人之一了。他的博士论文理论部分，我的确帮过忙。他因此也很感激我。当然，他的英语好，我的博士论文他也帮过忙。

他是干部子弟，他太太家里官更大，是军分区司令罢。但他平易近人，半点干部子弟的架子都没有。他后来在美国一所大学教计算机，很早就当上正教授了。他是华大同学里后来跟我关系最亲密的一个，他比我小好几岁，我们至今还有许多学术来往和合作。

Zhou的父亲是北理工的教授，他自然是将门虎子了。当年我们的线性系统的课是谈教授教的。上线性系统(2)时，Zhou是我们的Grader。那次期末考试，我自觉考得不好，很怕得B。可最后居然是A+。我大吃一惊，问他是否暗中帮了忙？他一口否定，令我至今不知真相。但在许多别的事情上，他还是很肯以助人为己任的。

我们下一届SSM一下子来了五个大陆学生，或许跟我们这一届成绩好有关吧。这五个同学中，Ying是很突出的一个。他已是文革后的大学生，刚考上研究生就被送出来了。来的时候也就二十三、四岁吧。年轻人适应得快，他的英语，我们真的是望尘莫及。到他三、四年级的时候，谈教授一出差，本科生的课就由他代上，这在我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谈教授研究机器人控制是由Chen开始的，但那时主要是理论研究，纸上谈兵。后来，谈教授买了两个Pumma的机器人，还有一些相关设备，创办了一个机器人实验室。实验室的主管就是Ying，他从安装、调试，到进一步做实验，表现了很强的动手能力。

他其实是农村出生的孩子，但年少出国，西化得非常快。他后来也住在美国人家里，我去他家玩过，他做美国饭菜，一招一式，像模像样。他帮房东喂猫遛狗，打电话资询购物，定旅馆租车出游……那是八十年代初，这些在国内还闻所未闻。由于语言上的便利，他很快就融入了美国社会，享受着这个社会提供的种种便利。他后来告诉我，有一次回老家，因为路不好走，他单独包了一趟大巴，车上只有他和老婆两个乘客。

他毕业后先到宾州大学做助教，我去看过他，他还在做机器人方面的研究。记得曾托他通过他们学校帮我订购了一本书：Nijmeijer和vander Schaft的“Nonlinear Dynamical Control Systems”。我之所以对那本书情有独钟，是因为它引用了我的三篇论文。他后来到美国海军研究生院当教授，我受该校数学系的WK教授的邀请，去那儿做过学术报告。他顺便请我去参观了他的试验室，是神经传感机器人，属军工项目。他其实研究做得很好，比我还先当上IEEE Fellow。只是他属美国军内系统，不便与国内交流，所以国内学者对他不太熟悉。

他家在一座山头上，只有一条车道可以通上去。房子前面有一片山地，只有树木和野草，这一大片土地都属于他们家。山地间有一条小路，再往前走就是悬涯。经常有火鸡、野鹿之类的来光顾他们家。我那次在他们家住了几天，他们带我走到了小路尽头。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我们接着披荆斩棘，一直走到悬涯边。他们告诉我，虽是自家的地，他们也是头一回走到悬涯边，那次我真的很感概，算是长了见识。他是在华大同学小圈子里被议论最多的一个，也是口碑最好的一个。一个中国人？一个美国人？

再后一届大陆来了两个学生，一男一女。男的叫L，女的叫D。他们都年轻，特别是D外貌出众，在华大SSM的这群男生里，自然抢尽眼球。可人家念书不含糊，头一学期就得了3个A+，破了我的记录，让这班男生大跌眼镜，就连谈教授也赞不绝口。不过在这里说句吃醋的话：她毕竟选的数学课是Advanced Calculus。

这一届的两个学生让我感到时代变了，L和D英语都好，行事和思维方式好像跟我们都不一样了。在Ying那一届Ying是比较特殊的一个。而L和D都跟Ying类似。他们不像我们那么学究气，对美国社会适应得很快。就拿L来说吧，他喜欢玩车，对小车很有研究，说起各种型号的车子，如数家珍，周围同学想买二手车，或者车子出了什么问题都找他。我当然也没少麻烦他。

从这一届起，文革的一页似乎就彻底翻过去了。再不会有文革中的所谓老五届的大学生或老三届的高中、初中学生再来念研究生，文革后的新生代起来了。他们和我们有明显的代沟。他们以全新的姿态登上舞台，展示出旺盛的青春活力和无所畏惧的精神面貌，令人信服地宣告：世界是他们的。

SSM八十年代的中国留学生后来建了一个网站，Zhou、Liu、Ying、L、D等都是网站主力。那里有许多小说、散文，让我见识了他们的文笔功力。最喜欢的是Ying的回忆和D的散文。还有许多老照片。让人想起昔日的足迹。例如一张五、六个人躺在小旅馆地板上睡觉的照片，让我想起当年出游时的行径：因为小旅馆一个房间至多只能住两个人，于是我们找到一个Motel，就把车停在背光的远处，由两个人出面定房间。进了房间后再出来，通知其他人一个一个溜进去……

网站上还有他们争先恐后、随兴接力写成的关于华大SSM系旧事的武侠体小说，不禁让我想起《红楼梦》中的“芦雪亭争联即景诗”。没想到SSM居然有这么多风流倜傥的才子。抄一小段吊吊大家的胃口：“话说这失意青年正对着有辱于他的恶少，两下里剑拔弩张，少不了一场恶斗；忽然间一个妙龄女子翩翩走来，围观之人纷纷让路。这少年抬眼看去，正是：‘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著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少年正在发愣，只见周(Zhou)老大提个猪头过来，诧异道：‘应(Ying)兄，你不是赶着去邻队看杀牛吗，怎么还在这儿？’那穷酸正要开口，又见周老大说：‘刘(Liu)少，林(？)妹妹到处找你，到镖局都问了三遍，把笔盒都砸了。这不是丁(D)女侠也在这儿，都是在SSM混的，有什么好吵的，喝酒去！’”

这个网站国内上不去，L专门给我造了个可以翻墙的账户，我才有幸时不时到彼一游。

3. Daya

我家的电视柜上有几件我珍爱的记念品，其中有一个仿古的土人木雕，它来自斯里兰卡，每次见它，我就会想起Daya，想起和他相处的许多往事。他的名字是Dayawansa，但朋友们都亲热地叫他Daya。

主要是语言障碍罢，我联系最多的圈子都是中国同学，与外国同学最多就讨论一点学术问题。记得一位美国同学有两、三次打电话到我的公寓问Homework的问题，我有时请他们听听我的Presentation，没有太深的交往。真正能谈上友谊的就只有Daya，他来自斯里兰卡。Daya比我低一届，是一位极其聪明的家伙。他的功课非常好，而且，跟我一样对数学痴迷。数学系有一些较艰深的课程，平常只有他们系的博士生选，我们系以前没有人选过，但我们俩却选到一起去了，就这样我们就接近起来了。

因为英语是他母语，这让他在学习上更加游刃有余。他写的笔记、做的作业像印刷的一样干净漂亮，但他的Carrel乱七八糟，他住的公寓真比猪圈好不了多少，遍地是书籍、杂志，还有他的手稿，人踏进去几无落脚之地。不知底细的人真不敢相信：那些漂亮的手迹是在这种狼籍中生产出来的。

他喜欢和我讨论学术问题，我英语不好，可他总是静静地听着，他只和我谈数学，可从来不挑我英语毛病。这有时让我很恼火，心想，如果他能帮我英语纠错，那该多好啊。他有个女朋友J，是他同届的美国学生，一个白人女孩。J是一个第一眼就能让人喜欢的女孩，只是不用功。她开始也找我问Homework中的问题，后来攀上Daya，就尽抄Daya的Homework了。

只要搞非线性控制的，大概都听说过Daya。他在非线性系统线性化、非线性Quick引理及解耦以及切换系统稳定性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好的贡献，论文引用率很高。他比我小十来岁，和我同年被选上IEEE Fellow的，可不幸英年早逝。他的工作很数学化，他去世后，国际自动控制界的一帮人开了个大会记念他。Brocket，Sussmann等许多大牌专家都来参加。会议论文集中将他称为数学家。

他和我关系好，部分因为都偏爱数学，多少有点猩猩识猩猩的味道。我们有过许多学术合作，不过那都是毕业以后的事了，那时我们在Texas Tech Univ.共事。关于他和我的那些故事，还是“且听下回分说”罢。

4. 物理系新来的女生

我来华大的时候，华大没有大陆来的留学生。第二年，物理系来了一个女留学生，姓Du，来的时候，还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她举止大方，长相可人，很快成了大家注意的中心。她在美国有亲属，是文革后最早出国的一批，她是在美国念完本科才来华大的。

很快就和她熟起来了，原因是桥牌。物理系有一位比我们都早来的老大哥C。他喜欢打桥牌，他知道我也喜欢，还有比较文学系的L，平日聊天念叼过“三缺一”。没想到Du居然是个小牌迷，这就凑够了一桌牌。

这几个人牌瘾都很大，通常是周五晚上打，一打一个通宵。大家约好之后，都会准备一些饮料和Junk Food。打牌的地点，常常在物理系的一个实验室。通常是打到半夜一、两点，然后停下来，吃点东西聊聊天。这时常常会为一、两副牌争得面红耳赤，然后接着战。有时两人争得有点着急赌气了，就得换换Partner (搭挡)。Du和L都住在美国人家里，如果谁家房东出门了，就会跑到他们家去玩，半夜有时还会做点好吃的。

Du那时也就二十多岁，属于新生代。她在美国上的本科，明显比我们西化很多，玩着玩着，就会带出许多美国的口头禅。像“great!”，“superb!”，“shit”。她也比我们花钱大方。有一次，请了许多同学到她家吃螃蟹。她买了一大桶活螃蟹，还有许多啤酒、饮料。开始时，一锅螃蟹刚端出来，大家都动手抢。那是秋天，正是螃蟹最肥的时候，雪白的蟹肉，金黄色蟹膏，真是馋人。新鲜的螃蟹就啤酒，真的很来劲。直到今天想起，仿佛还会流口水。她在一旁一锅一锅地煮，直到大家都吃不动了她才开始吃。我们这些大老爷们，仗着年长，只管一边大快朵颐，一边天南海北侃大山。她却像个女主人，不停地张罗着，一副乐在其中的样子。

还有一次Halloween，她的房东又出门了，她组织了一个Party，请了许多人。那时大概是八四年，新来的女生，加上一些陪读的太太，女性已经不少了。那天，去了不少人。可她一直不露面。直到人来得差不多了，一个女同学忽然把灯拧暗，她这才从里屋出来，戴着一个骷髅的面具，外加一袭白大褂。昏灯瞎火下，猛不丁，真把我们吓得一大跳。等回过味来，大家笑倒一片。

有一段时间，她经常给我同屋的Zeng打电话聊天，聊电影，聊小说，一聊就是半小时、一小时的。Zeng在厅里打电话，我在屋里听得清清楚楚，不知为什么，心里总有点不是滋味，又不好说什么。那天晚上，她又来电话了，我一听她的声音，就说：“找Zeng吧，我给你叫去。”电话的那头顿时火了：“岂有此理，我找谁是我的自由！”我没想到她这么不给面子，赶紧没话找话地解释。她还在那头不依不饶地喋喋不休，而我只能在这头语无伦次地解释着。许久，她才释然，原来这次她真的是找我。这件事让我好没面子，事后反思，我真的是莫名其妙的吃醋——一种丑恶的小男人心态。好在等到下次见面，她没事人一般，这事也就过去了。至今还清楚记得这件事，每每想起，还总觉得脸上讪讪的。

生活里还许多花絮，就像一部电视剧制作中剪裁下的镜头，它们或因与主要情节不协调，或因涉及隐私不便公开等等，失去了上镜的机会。可它们或许更有趣、更刺激。每当老同学聚会的时候，那些往事就会被提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笑谈着，却常常心有灵犀地隐去一、两要害。于是，这些故事被席间好奇者传出，越传越离奇，又没有人出来公开澄清，只好随它去了——历史大抵就是这样写成的。

当年的这些同学，后来全都在美国定居了。我和他们，有些是联系密切；有些是偶尔一个问侯，几年一次看望；还有的再无音讯往来。但在我的记忆中，他们都还像当年那么生动活泼，千姿百态，栩栩如生。不知他们还有几人记得我？老同学是否原谅了我当年的许多唐突和不妥？他们的后代，那些ABC们，能够想象他们父辈当年的生活吗？能知道他们有一个回国的老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吗？

往事如云——一片聚而不散的云，往事如梦——一枕迷而不惑的梦。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一段异彩缤纷的岁月，一曲刻骨铭心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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