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前的那场疫情至今让人心有余悸。源于中国的SARS病毒感染了世界,5327人被确定为SARS或疑似患者,349人因此死亡。
6年之后,发端于墨西哥、美国的甲型H1N1流感来袭,中国与其他国家一起,成了“受害者”。但这一次,中国政府和企业表现出了让世界震惊的力量:9月3日,由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裂解疫苗获得国家颁发的药品批准文号,成为全球首支获得生产批号的甲型H1N1流感疫苗。
小疫苗包含大命题
20年前,农历七月,下午两三点,烈日当头,狭窄弯曲的田间土路上。村支书手推板车,低头慢慢走着。村子离镇上不过几里路,满满一车的板蓝根却让他几度停歇。看到田里大片大片东倒西歪的稻子,他又不敢停歇太久。
村民人口不过600多,就有70多人被甲肝推倒。许多壮年男子已力不能缚鸡,面对黄澄澄的稻子,只能望而兴叹。
上世纪80年代,还是流行病医生的尹卫东就一直致力于甲肝的防治研究。1988年上海甲肝大暴发,31万人患上甲肝,47人死亡。面对甲肝的大流行,国内医药企业却拿不出自己的灭活疫苗。“在我内心有一种冲动。”回忆20年前的一幕,曾是医生的尹卫东抑制不住激动。但谈到悲天悯人的气质,他又说:“对商人来说,这可能是不对的。”
媒体采访尹卫东时,往往会把SARS疫苗、禽流感疫苗、甲流疫苗的做法问个明明白白,却忽略了研发企业的生存法则。
尹卫东说,做SARS疫苗、做禽流感疫苗包含一个重大命题,即一个企业如果找不到一个“能为社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的大命题的话,是做不大的。
他用了一个长长的句子来表达自己的立场:科兴在很小的时候就确定把自己的工作跟完成一个国家项目或者说是满足一个大的方面的需求结合在一起。如果说是民族责任,文化味太浓,其实尹卫东是从经济利益角度考虑的。
目前,北京科兴的甲肝疫苗、乙肝疫苗、甲乙肝联合疫苗、甲流疫苗等已经盈利,继续稳住市场领先的地位即可。而它另外一只手,在探索这个社会还有没有更大的需求。
小股东的大梦想
1996年盛夏,屋里闷热得让人难以忍耐,尹卫东只好跑到林荫道歇凉。然而,棕榈树上知了的大合唱使他更加烦躁,他只好重新躲进房间。
尹卫东拿出精心准备的中英文商业计划书,重新仔细翻阅一遍,又轻轻放下。从中国香港到新加坡,再到吉隆坡,70万美元的国际招商梦在农历1996年新年破碎。
医学院毕业,从医10年。1992年,尹卫东“跳”出来了。借了5万元,注册了一个10万元的公司。“房屋一间、地皮一垄”,几个人一边卖药,一边研究。
次年,尹卫东第一次和外资握手,成立唐山怡安生物工程公司。至于为何要找外资,尹卫东说,“那时候已经想得很明白,做生物技术开发不和国际接轨是不可能的。”因此,外资占了55%的股份,尹卫东成了小股东。
之后两年,尹卫东和伙伴们是“撑”过来的。最缺钱的时候,他们卖起了豆芽菜。
1995年,尹卫东及伙伴成功研制出甲肝灭活疫苗,圆了一个梦。但疫苗研制成功只是第一步,1996到1999年,尹卫东一直在为资金疯狂。好不容易签了一个融资合同,偏偏又碰上了亚洲金融危机,投资者打了退堂鼓。
相遇北大未名董事长潘爱华,尹卫东再次做起了小股东。有意思的是,“红线”却是昔日“大股东”搭的。融资胜利结束,尹卫东带着项目和人马一起进京。2001年,北京科兴成立,2003年便在美国证券交易所OTCBB挂牌。
中国人需要做自己的疫苗
2003年,SARS暴发。在市场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尹卫东主动请缨,与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成研发疫苗的联合课题组。2004年12月,SARS灭活疫苗通过一期临床研究后,全部封存,北京科兴颗粒无收。实际上,新疫苗带来的直接损失并不大,损失最大的实际是甲乙肝联合疫苗和流感疫苗生产线停用造成的机会成本巨大。
2004年3月初,北京科兴联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正式开始了人用禽流感疫苗的研发。和SARS疫苗一样,这也是一个风险很大的项目,但尹卫东认为,“没有疫苗,一旦禽流感大规模暴发,就会像SARS时期一样,所有国家都会对我们封闭大门,我们更不可能期待别国的疫苗支持。”2005年年底,当全球关注禽流感疫情,我国也出现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时,科兴宣布已研制成功人用禽流感疫苗,并完成了临床前全部研究工作。
对于为什么在疫苗研发上冲在国企前面的提问,尹卫东显得很激动,“我根本不想跟国企比,SARS来了,这是中国人的事,自己身上的病,我要把它治好,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要努力以最快速度做疫苗防治疾病流行,仅仅是因为这件事情重要。”
就是这样一家注册资本一亿多元的中小型企业,国家领导人和政府高层却频频来访,考察人用禽流感疫苗研究与生产情况。温家宝总理曾在视察时评价他们,“总是战斗在防疫的第一线”。
最快生产出甲流疫苗
面对甲型H1N1流感,尹卫东表现轻松得出人意料。“我们采用‘原型疫苗’的工艺路线,不仅能制备人用禽流感疫苗,以应对由H5N1型流感病毒引起的流感大流行,同时也能针对当前新出现的甲型H1N1型流感病毒,迅速采用以该毒株为模型构建的生产用毒种进行疫苗生产。”他胸有成竹地说,经历了4年的研究,而且具备了生产设备、原材料、科研人员、检验人员,原来打下的基础刚好派上了用场。
“对于甲型H1N1流感,我们从2004年年初就开始筹备。非专业人士觉得这与禽流感是两码事,其实有共通性。”尹卫东继续解释:禽流感还在威胁,而甲型H1N1流感又至。当时,我们在面对禽流感时,并不只针对人感染禽流感这种疾病。我们知道流感病毒的特性就是可能变异,病毒易在不同宿主间混合感染、变异,通过基因重组形成新病毒。H5N1病毒在禽间发病体现了两个特性:几乎100%的感染,100%的死亡,叫高致病性禽流感,但是对人感染率极低。不过,病死率却很高,全球就400多病例,中国占38例,其中25例死亡。为应付变异,我们从2004年年初开始拿H5N1设计疫苗时,就确定一个技术路线,即假如有一天换了一个非H5N1病毒引发大流行,把新毒株填到我们的工艺路线里去,能迅速生产出疫苗。
“谁都没想到这么快就发生了甲型H1N1流感,这个全新的病毒极易在人之间感染,虽然病死率较低,但是危险性是存在的,我们担心它会变异,那定会对中国造成巨大威胁,”他说,“按照惯例,我们必须等待WHO分发流感疫苗用毒株,然后才能启动生产。”
尹卫东认为,做好了准备,没有人发病,这才是最高境界。毕竟流行病不是人为的,一旦发生,只能去应对。应付新型流感所付出的代价要远远高于对疫苗研发的投入。相比起来,疫苗是最有效的。
研发是兴奋点
在承担了重大社会责任的同时,尹卫东也毫不掩饰自己的商业利益得到了实现。“解决了重大科技难题的同时,对公司营收也有贡献!去年甲肝一个品种的销售额是3.2亿元,净利润超过一亿元。我们投资人当然很高兴,创新也是为了价值。”他说。
尹卫东进一步说:“SARS来了,疾病在中国,频繁感染人,如果有能力把疫苗做出来,那能有多大的市场?巨大!中国世界性的生物技术公司在这个时候就能诞生。有疾病,有需求,又有独特的技术和产品,我们肯定会盈利,所以一定要做研发,这是科学和资本结合的一个兴奋点。虽然非典没有大规模肆虐,我们在商业上失败了,但是,我们的甲肝疫苗赚了钱,即使在SARS上投了几千万元,投资人支持我,团队也支持我。”
尹卫东的底线是:万一抓不住,我们也有传统疫苗,包括甲肝、流感、流脑、狂犬等。有好的研发和生产平台,再做仿制疫苗时一定可以做得更好。
尹卫东对于他在美国上市有自己的看法:“为何去美国上市?美国信息最通畅,对技术前景判断最准确,在那个市场能生存的自然是最好的。我们甲肝疫苗一年净利润上亿,如果光卖甲肝疫苗,不需要上市融资。但我们需要更多投资者理解我们,一起为未来的疫苗市场而投入更多研发。资本市场是对未来投资的,而把握更新的技术为未来十年八年的疾病控制提供疫苗,与资本市场的逻辑是相通的。资本与技术共生,互相依赖。”
尹卫东的并购欲望
“并购整合欲望很强烈。”尹卫东认为,随着疫苗市场的扩容,疫苗需求量增大,北京科兴现有产能可能难以满足需求。希望能够跟更多投资人合作,希望跟国内甚至国际的战略投资者合作,以更好地整合资源。至于模式,可以多种多样,但并购整合范围还是趋于保守。
确定企业发展战略以后,资本市场永远只是外环境而已。“下雨打伞,下雪穿羽绒服,现在是什么天做什么准备,关键在于自身有什么本事,能做什么,然后才能向人要钱。”
让尹卫东不太满意的是,由于金融危机,当前股票价格只有两美元多,13倍左右市盈率,在他看来,资本市场危机与否与企业基本面不直接相关,公司价值被低估了非常多,按照公司的市场总量、技术水平、未来增长潜力,市盈率达到三四十倍是不算多的。
自信的尹卫东一直有兴趣进入国内A股市场,他认为投资者也应该欢迎北京科兴,“尽管不容易,但是我很愿意找A股公司合作。中国A股值得关注,与美国股市比,中国市场还是新兴市场,不过,我相信中国资本市场很有前景”。(编辑/张本科)
对话尹卫东:别像SARS流行时那样受气了
当人类面临流行病肆虐的巨大恐慌时,北京科兴,这个净利润不过1亿人民币,不太为人知的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却填补了中国甲肝灭活疫苗、SARS疫苗、人用禽流感疫苗等多项国内和世界空白的企业,在生物制药领域,撑起了中国高科技创新的脊梁。值得关注的是,它是国内生物制药产业中为数不多的具备从研发到生产、销售,并打通资本市场的企业之一,而资本与科技的良性互动支持它放开手脚攻关最新疫苗。
近日,记者与北京科兴CEO尹卫东展开对话,畅谈甲流疫苗的“前世今生”。
全球第一意味着什么?
记者:据我所知,在SARS、禽流感暴发期间,中国企业,也就是你们北京科兴,才第一次在《柳叶刀》这样的国际权威临床杂志上发表论文。这次在面对一场在西方国家大规模流行的甲流疫情时,又是北京科兴,率先拿出了甲流疫苗的结果:打一针,而不是像禽流感疫苗那样的两针,不加佐剂,就有保护效果,而且这个结果得到业界的普遍认可。这是不是可以说,在疫苗研发和临床这个领域,第一次展示了中国力量?
尹卫东:SARS流行期间我就很生气,100多个国家向我们关闭国门,中国人不许出去。国家元首出访要先宣布自我隔离几天然后坐飞机走,这不是荣耀的事儿。那个时候我就想,这要是疫区在别处,而我们国家有疫苗,接种了疫苗我就可以去那儿了。这不仅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也是实力问题。全球第一意味着什么?SARS流行时我们传给别的国家,别人关起国门来不让我们进;甲流来了,传得我们哪儿都是。我们赶紧关,你就挤兑我们,说我们关得严。管你呢,我们知道我13亿人缺什么少什么,我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用怕!这是政府的力量,百姓的配合,当然更重要的还有更好的科技来支撑。
记者:中国的生物医药科技总体比西方还是要落后,为什么这一次在甲流疫苗的研制方面中国可以领先?
尹卫东:他们政府的行政效率不如我们的高,这是主要的原因。这次做甲流疫苗,我个人的感受是,政府、企业、专家从来没有像这一次有这么高的共识。上到总理、部长,下到每一个研究人员、每一个临床试验的志愿者,大家都是一致的。
记者:这句话也适用于中国整个生物医药行业,对吗?
尹卫东:全行业都如此。我们之所以国庆阅兵式站那么多人,走那么整齐,就是让别人看,我行,我行,我行。对不对?而我们作为高科技企业,就是要用我们的科技,用我们的研究结果,去向世界宣称:我们行!
一件事不信,两件事不信,三件事就信了。再过几十年,我们多做几件让别人信的事,咱不就像美国一样先进了吗?发生疫情是自然灾害,疫情传播有时也很难控制,但我们要十分努力地、科学地进行研究,搞出好疫苗来,别再像SARS暴发时那样受气了。
只有国家埋单才能均衡公平
记者:您第一个提出来甲流疫苗需要国家来埋单,免费接种,后来被国家采纳。作为一家生产企业,您为什么要这么建议?
尹卫东:一旦传染病流行起来疫苗不够用,非常紧缺,必然导致价格越炒越贵,谁有钱谁买,行吗?不行,你必须照顾、均衡公共利益的。谁主持公平啊?是国家,是政府。
记者:您说到北京科兴是把社会责任放在首要地位,并且愿意放弃市场高价而建议国家平价采购,不过也许有人会想,如果是政府收储的话,价格上或许企业没有谈判力,但是量上是有绝对的保障。如果量足够大,企业或许还能挣到更多的钱。这样你们既做了好人,又赚了钱,何乐而不为呢?
尹卫东:哈哈,这是你们记者典型的逆向思维。那我问你,中国需要多少甲流疫苗?13亿人,10%的接种率也要1.3亿!北京科兴年产量2000万,我使劲扩大产能最多也就生产3000万,你说的那个问题存在吗?
记者:虽然第一为北京科兴赚够了眼球,但好像您对这个第一有不同想法。
尹卫东:美国3亿多人口人家可以提供6亿支疫苗,计划人人获得疫苗保护这才是实力。而在中国,我们国家所有能生产甲流疫苗的企业加起来的产量也远远满足不了中国13亿人口的需要。产量太少了嘛!所以我都不说第一,仅仅第一是不够的。
记者:也就是说,我们解决了科技问题,但这个产业的产能却是接下来的一个大问题。如何才能扩大产能,扩大产能的障碍在哪里?
尹卫东:产量小的原因就是投入少,投入少的原因可能是政府不重视,公众不理解而导致市场小。但是现在我觉得,中国疫苗产业到了一个转型期。这个转型体现在公众从来没有如此空前地认识到疫苗对疾病的作用,像这次公众如此重视,我觉得是一个健康意识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