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跟着爸爸到了城里上学。
第一天上课就闹了笑话，老师点名——张小花。我还没应，下面就爆发了哄笑，大家摆着手说没这个人。还有几个女生悄悄说，多土的名字啊。谁也没注意到，最后一排站着瘦瘦的我。
等点完名，老师看到了站着的我，我怯怯地说：“我叫张小花。”
又是一通笑，所有人的目光聚焦到我身上。他们看着这个穿着粗布衣服、个子矮矮的女孩，像是在打量另一个星球的怪物。
我很不情愿地在作业本上写上“张小花”三个字，心里还很不服气，不明白父母为何给我起这个名字，而且我的长相和花没有任何联系，眼睛小，鼻子塌，嘴唇厚。也许是一朵狗尾巴花，我看着镜子自嘲。
学校歌咏比赛，这是我融入集体的好机会，我报了名。老师念名字的时候，我的回答被周围的哄笑淹没。有几个男孩子学着老师的样子，拖着长音喊小花。
参赛的喜悦立刻被悲伤取代了。我不安地看着取笑我的同学，最后我放弃了。
十四五岁的少年都骄傲得不得了，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笑话从农村来的、穿着老土、说普通话带口音的我——借口就是我那可笑的名字。
少女的自卑像是蔓长的藤纠结着我，我用疏离保护自己。我不和别人说话，见面了也低着头走过，习惯了坐在教室的后面，和扫把为伍。
班主任也不喜欢我，她是一个高大的中年妇女，看我的时候眼神严肃，好像要把人心里的小秘密全看清楚。她没收了我两个本子，理由是不务正业，上面摘抄有很多我喜欢的句子。
她教数学，偏偏那是我最头疼的。我近视，看黑板一片茫然，所以我从不在她的课上发言，而她也不叫我。只有在发卷子的时候，她站在讲台上，拿着卷子：“叫张小花。”被红叉叉覆盖的卷子在她的手上晃晃悠悠。我听着下面的哄笑，慢慢踱上讲台，拿了卷子低着头，心惊胆战往回走，怕慢一步就被她骂。
我像孤独的鼹鼠，窝在自己的穴中，直到初三。
我们换了班主任，听说是教语文的。上第一节课前，有消息灵通人士就来通报：新老师长得很漂亮，个子高，眼睛大，披肩长发。听说还是上海毕业的大学生。
在大家的等待和期望中，那个新老师出现了。她踏进教室的瞬间，就好像一阵清风吹过湖面。她穿着白灰相间的条纹衫，下面是一条长裙。头发用一个发卡束起。
我们都鼓起掌，她示意大家安静，然后说：“今天咱们先讲评暑假的作文。”她的声音很好听，甜甜的，带着大城市的气息。虽然班里没有一个人去过上海，但是我们都认为，上海人就是这样说话的。
她说：“我念一篇文章，是咱班写得最好的。”然后她好听的普通话就在教室里响起。
只听了一句，我就知道，这是我写的。我坐在最后一排的位子上，听着自己的文字被她一个个读出来，一种巨大的幸福感向我袭来。
她读完了说：“大家知道这是谁写的吗?”下面有人说是梁莎莎写的，也有人说是欧阳莉写的。她摇摇头：“这是张小花同学写的。”
“啊，张小花。”有人重复一下，继而，全班大笑。他们开始模仿以前老师喊我的口气，拉长声音，拖得好像一列慢吞吞的火车。
年轻的女老师好像没有想到大家如此反应，她脸上有些愠色，马上又恢复了平和。她问：“你们笑什么啊?”
下面一下子安静了，刚才说话的都哑巴了。他们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只是从第一次听到这三个字开始，就习惯了笑，就好像骄傲的少年习惯嘲弄一切和自己不一样的人和物。那是少年的特权，更是少年的残忍。终于有人说话：“她的名字，带个花，挺……挺俗的。”
女老师眼睛睁得大大的，然后笑了，她笑的时候很可爱，嘴角有两个酒窝。她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三个字——陈翠花。
她指着那三个字说：“真巧，我的名字也带花。”
教室一下变得很静很静，大家看着这个年轻高雅的老师，无论如何不能把她和翠花联系起来。
女老师走到我身边，摸了摸我的头。我感到她手指的温度，泪水一下子充满了眼眶，在晶莹的泪珠中，我看到漂亮的女老师对我微笑。
后来她把我的位子调到了前排，她送我漂亮的带着茉莉香味的本子，她把我的文章送到报社，几天后就发表了，在学校引起不小的轰动。
中考的时候，她送我一支英雄钢笔：“你一定能考上重点高中的。”然后她轻轻抱了抱我。她的头发挨着我的脖子，上面有清新的薄荷香。那个溽热的夏天，一下子安静清凉。
后来我考上了重点高中，再后来我去了上海，在她曾经上学的校园读大学。我长高了，1.70米的个子，好像世界一瞬间开阔。
那天和寝室的姐妹们出去玩，大家K歌，不知道谁点了雪村的那首歌。已经不流行了，有人说换了换了，却还是一直放着，直到最后一句：翠花，上酸菜。
大家嘻嘻笑着，模仿雪村夸张的声音。我也笑着，大约是笑得太开心了，竟流出泪来。我想起那个叫翠花的女老师，以及她给我的微笑、赞许和拥抱。
在喑哑无言的青春时光中行走的女孩，有没有人对你说一句：“真巧，我的名字也带花。”然后把你拉出自卑张皇的泥沼，一直把你送到春暖花开、鸟语花香的大路上。
我很幸运，我遇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