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伯住在一幢很旧的老屋里。屋子坐落于一条很瘦的老街上。这间祖传的屋子，砖瓦破落，屋内屋外的墙壁，全都被“岁月的火把”熏得灰黑灰黑的，尽管“其貌不扬”，可是，每天都有不计其数的人慕名而来。
到老屋来的人，只有一个目的：买饼。
香伯做的香饼，单是饼皮，便足以令人拍案叫绝：去卖。生意很好，才一盏茶工夫，便卖光了。
他姓什么，没人探问；他名唤什么人，没人关心；只是人人都喜欢他卖的香饼，所以，“顺理成因”地唤他作“香伯”。
八岁那年，我随同父亲举家南迁，到新加坡落叶生根。
长大以后，婆家在怡保，有一回，一名姻亲送了一包香饼到婆家来给我，说：“你尝尝，特地订的。那老头，生意真好，脾气可大呢，一面做饼，一面骂人!”
我拿起了一个香饼，无意识地看。半圆形的香饼，呈淡淡的褐色，薄薄脆脆的饼皮，层层相叠；咬一口，那薄若寒蝉的饼皮，依然它们一层叠一层，脆而不碎，烤成很淡很淡的褐色，最上面的那一层，还调皮地粘着几颗好似在跳舞的芝麻。充作饼馅的麦芽糖，软软甜甜且不说，最不可思议的是它不腻、不滞、不粘牙。
香伯的一生，好像是为了做香饼而活的。
他做饼的手艺，究竟是从哪里学来的，没人知道。我只记得，当我还在怡保育才小学读书时，便常常看到皮肤好像古铜一样闪闪发亮的香伯，把他做好的香饼，放在纸箱里，用电单车载到菜市一层一层若即若离地叠在一起；饼内的麦芽糖，不腻不滞不粘牙……
我那份意愿，死亡了的记忆，立刻霍地复活了。
“做饼的人可是香伯?”对方一点头，我立刻便央她带我去看。
香伯早已不在菜市摆卖香饼了，他成日成夜地窝在老屋里烤饼。烤好的饼放在铁皮饼干桶内，每桶十斤。凡是上门买饼的，必须拨电话预订，凡是贸然摸上门去的，香伯一概不应酬。除此以外也将饼批发给附近的杂货店，不过呢，他有个凡人皆知的怪脾气：向他领货的人必须将领回来的香饼，在同一天内卖完，借此以确保香饼的新鲜度。
有时，他心血来潮，还会“微服出游”，查看别人有没有把他的饼卖完，倘若卖不完，下回去领货时，他便会让你领教领教他那好像石头一般又冷又硬的臭脾气。有人劝他把这种家庭式的香饼制作业“机械化、企业化”，他一口回绝。理由是：“机械死板板、硬邦邦，做出来的饼一个个好像穿上制服的木乃伊，连味道都带着机器那一股冰冷生硬的味儿!”
有人见他孑然一身，劝他寻个伴。他倒听了，一寻便是两个，不过呢，寻来的不是老婆，而是徒弟。他收了两个失学的少年做徒弟，三个人“生死与共”地窝在老屋里做饼。可叹的是：小徒弟学得了三分功夫便以为自己是无可匹敌的“香饼大王”了，居然另起炉灶，自设分号。那些识货的人们，不肯随意“屈就”，依然回返老屋找香伯。然而，许多没有尝过香伯“原装货”的，却傻傻地把“鱼目”当“珍珠”。两个小徒弟违背道义的做法大大地伤了香伯的心，原本孤僻沉默的他，变得更加古怪寡言了。他誓言此生不再收徒，所以，在暮年的岁月里，一个人留在老屋里，苦苦拼搏。
姻亲带我到老屋去，远远地，便闻到了烤饼的香味。
屋里，打着赤膊的香伯，正把搅好的麦芽糖放入擀好的饼皮里，他的神情，是这样的专注、是这样的虔诚，好似他做的是惊世骇俗的艺术品、是举世无双的雕刻品。
夕阳通过了色漆剥落的木窗斜斜地照了进来，浸在金色余晖里的香伯，像是一枚熟透了的柿子。尽管这枚表皮起皱、黑斑丛生的柿子已不再新鲜，可是，那种源于内心的敬业乐业，寻求完美的精神，却是让这枚行将腐化的柿子在这幢光线暗淡的老屋里，焕发着一种炫人的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