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我正在筹划一趟单车旅行，带两个孩子去走莱茵河岸。5天单骑，一天20公里，大概可以沿河百里。正在研究地图的时候，接到台北马英九市长的秘书来电，大意是说，因为马市长希望邀请龙教授回台出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请龙老师把履历寄到台北。”
我记得自己当时不假思索地答复：“要履历?我又不跟你们求职，干嘛要寄履历给你们?需要认识我的话，去书店买我的书啊!”
没几天，接到马市长自己的越洋电话。从电话的交谈中，我知道，这个人，还真的读过那些没什么意思的书了。又过了几个礼拜，接到市长贴身秘书的电话：市长将亲自到法兰克福来，晚上8点多到，“龙老师能不能到他下榻的酒店一谈?”
我也记得自己当时三分玩笑、七分认真地答复：“只有‘王’来见‘士’，哪有‘士’去见‘王’的道理?欢迎市长来我家一谈。”于是市长风尘仆仆从台北飞到罗马，在罗马密集而繁琐的公务行程之后，只身与秘书一人，摆脱了记者团，悄悄飞到法兰克福机场，再从机场搭出租车，在德国的暗夜中寻找我离城20里路乡下的家。
我不是个高傲的人，曾经有记者观察到，在签名售书的场合里，当我坐着为排队的读者签名时，如果年长的读者出现，我一定马上从座位上站起来，为他签名。但是面对代表“权势”的市长，却表现得如此傲慢，傲慢到不近情理。于是在思索自己的思想和人格养成过程时，不禁自问：这种对权势的“傲慢”，究竟其来自何?
立正
从记忆深处第一个浮上来的，竟然是孟子。13岁的时候读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虽然还不知道何谓富贵、威武和贫贱，也不懂“淫”“屈”和“移”，但是句子的斩钉截铁，以及那斩钉截铁的语言所释出的一种简单但绝对的力量，显然让年幼的我深深震动。高中时，读到《滕文公下二》的原文，才知道，孟子认为权倾一时、让王侯畏惧的强人都不是真正的“大丈夫”；真正顶天立地的君子品格，只有在富贵加以诱惑、威武加以震吓、贫贱加以压迫的情况之下，才测试得出来。
有一天，在乡下和几个同学在“民众服务社”打乒乓球。突然听见很大声的“立正”的命令。声音那样熟悉，原来是父亲，穿着一身整齐的警官制服，带着几个警察，向前来视察的分局长敬礼。立正在他身后的警员更是一个箭步过来，把我们几个穿着拖鞋短裤的初中生连推带拉排成一列，挺身站直，让我们举起右手抵着额头，做出军警的敬礼姿势。
不知为什么，我竟然觉得受到了此生未曾有的侮辱。晚上，15岁的我拿出孟子《尽心篇》，走到父亲面前，说，“你看!”
父亲正在一盏昏昏的灯下剪他的脚趾甲，腿跷在一张竹凳上。他放下小剪刀，坐好，接过我的书，还真仔细地把古文吟哦了一遍，明白了我的抗议，把书还给我，说，“你把孟子最有名的那一章背来听听。”一眼瞄到弟弟正在一旁无所事事，说，“来，一起背。”
姊弟两个，一高一矮，就立在那破旧的警察宿舍昏昏的灯光下，开始背《告子下》。
在那一天，15岁的我——不知道人世的艰辛，不知道生活的磨难，不知道自然法则的残酷，不知道人性的脆弱和黑暗；15岁的我心中暗暗发誓：长大以后做什么都可以，但绝不做那必须向人立正敬礼的人，也不做那被别人立正敬礼的人。
等到后来读到《公孙丑下》孟子引述曾子“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而对齐王表达“士”与“王”分庭抗礼的独立位置时，我大概已经被孟子熏陶得差不多了。
独立
没想到自己在1999年真的去“做官”，进入了一个等级分明、令出必行的体系。我发现自己一方面做决策，发出指令，一方面努力在培养官员的独立意识，也就是说，当上位的决策者给出错误的指令时，做为下属的人，如何能够不盲从。在培养官员的独立意识上，我不放过任何一个教育的机会。
有一天，一份盖满了章的公文一路旅行到了我桌上。盖了那么多章，表示下面一串官员全同意了。仔细读，却看得我直皱眉头。原来这是市长室下来的公文。某月某日某经济园区落成，市长要去剪彩了。为了剪彩的风光，市长室的官员请文化局责成下属美术馆配合剪彩时段，在该园区办一个美术展，同时，请文化局安排开幕时现场表演节目。
不需多想，我在已经盖了好多“拟办”章的公文上，写下推翻一切的局长批示：
1 美术馆展览属艺术专业范围，自有其严格规定之专业流程，不宜配合市长剪彩“演出”。
2 文化局对市民负责，非市长幕僚。安排表演活动目的在培养市民美学则可，在“配合”市长剪彩则不可。以上事宜由新闻处幕僚单位出面作业较妥。
公文批好之后，再把科员、股长、专员、科长一路到主秘、副局长都请来局长室，拿着白纸黑字的批示跟同仁沟通观念：文化局是台北市的文化决策机构，独立行使职权，对市民负责，它不是市长的幕僚或“化妆师”。谈完后，同仁一一离去，主秘却不走，面有难色，欲言又止。我知道他有话要说。
他极坦诚地告诉我这孟子的学生：“局长，您的理念我完全了解，而且赞成，但是，能不能不要形诸文字，因为公文复阅，回流的一路上每一个官员都会读到，给市长室的人难堪，就是给市长难堪，不太好。官场还是有官场文化的。您还是让我去用电话表达比较好，原批示可以擦掉。”
我默默看着这资深公务员大约足足两分钟之久，心中深深感动，他如此细致而诚恳地卫护一个“误闯”官场的人，怕她受伤害。思索片刻之后，我说，“明白你的细心，但是，如果不落文字，这一路上旧观念的公务员不会认识到文化行政独立的重要。有白纸黑字，才能让公务员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吧，包括市长室的公务员。”
主秘无奈地拿着公文起身离去，“而且，”我说，“我有信心市长自己也会支持这个立场。”
我其实并不知道市长会怎么反应，但这是个很好的测试吧。当天晚上，跟市长通电话，我把这个批示原原本本道来。他静静听完，轻松地说，“对啊，本来就应该这样啊。这种观念是要建立的，很好。”然后开始谈别的公事。以后，文化局再也没有接到过类似的指令。
教训
不见得总是成功；但是我努力维持自己的独立，也要求属下官员培养独立意识。三年后，有这么一个下午，我在视察一个剧院工程时，看见工地上一排被拆卸一半的楼房露出一整面难看的墙壁；准备上油漆暂时遮丑的鹰架已经搭设完成。黄昏迟迟的阳光，刚好把鹰架那横七竖八的竹影，淡淡地，错错落落地，斜斜洒在那颓废斑驳的墙上。
我被那刹那间发现的美，惊呆了。站着不动，好像听见阳光在那墙上悠悠移动的声音。
从美的震撼中回过神来，我交代随行的高级官员：不要上油漆了。就请艺术家把阳光自然投射的鹰架的影子，淡淡地画在墙上，就是最美的公共艺术了。
高级官员说，马上办。
过了两个星期，我问专管公共艺术的承办人，那面墙做好了吗?
有个讲话娇滴滴、十分腼腼的科员说“还没”。又过了两周，仍是“还没”。过了一个月，仍是“还没”时，我准备发火了。把科长和科员请到面前，板着脸质问延宕原因。这个娇滴滴、十分腼腼的科员，轻声地说：“局长，公共艺术，您不是说，‘公共’的意义就是，它必须来自艺术家的创作，而艺术家的创作还要经过一个和市民互动，得到市民响应、接受的过程。您不是说，过程比艺术品本身还重要。那一面墙，尽管只是划上一点影子，其实都是公共艺术的范畴，就应该经过那整个艺术家创作和市民互动的流程。局长说画什么，就画上去，可能违背了公共艺术的基本精神。我觉得不太妥。”
她静静地陈述。我静静地听。
那面墙，没有处理。
真的，除了孟子，小科员也给我上过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