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有四个弟弟,所以我有四个叔叔。他们都是散落于市井小巷、穷乡僻壤的普通人。
北京的建筑工地很多,迎面走来头发凌乱的民工,我总要看两眼。我疑心,那里有我的二叔。
二叔年过半百,种了一辈子田,老了老了,又跑到城里给别人修房子。他的儿子没有考上大学,他几乎花掉一辈子积蓄,送儿子进一所民办学校。毕业了,海归都找不到工作,何况一只小小土鳖。在投出近30份简历仍毫无回音时,这位大学生选择了上网消遣。
流浪了两个月,大学生回家,说要在家补习考研。于是,二叔老当益壮,出山赚钱。万一儿子考上了呢?学费可要先预备。在外打工一个月有900元,窝在山里一年也就三四千。
现在流行啃老族,二叔似乎撞上了。
哪怕有儿子费钱,三叔也很艳羡。起初他只有一个闺女,走路都塌着腰。四十岁时冒险生了第二胎,抱着儿子欢天喜地。村里罚得狠,连一头耕牛三只羊都被拉走充公。那年大年三十,三叔裹着大棉袄,蜷曲在市场,卖鸡蛋换几个钱,冻得鼻涕溜溜,手脸青白。我问三叔,干吗非要儿子?重男轻女。三叔只是嘿嘿一笑。
后来看一篇采访陈志武教授的文章,陈教授在国内做过调查,为什么选择要小孩?北京有55%的人说“爱小孩”,而被调查的村子平均有69%的人说“养儿防老”。农村娃娃很多是被当做工具生下来的,出生即背负沉重义务。
之所以这样,陈教授归咎于中国城乡发展不均衡,社会保障和金融在农村和非中心城市地区发育严重不足,社会不能给老百姓提供保障,只有“养儿防老”。
四叔是另一种类型,幽默多情,棱角分明。他自由恋爱找了个回族姑娘,养了一双儿女,哪怕天天喝凉水都是笑嘻嘻的。
他有力气,婚后在乡镇赶着马车串街走巷地卖煤,卖一块能得三分钱。坐着马车固然神气,但卖煤已经成了夕阳产业。每次回乡见他,他还是会幽上一默:哪天坐叔叔的“宝马”车逛大街!
他的儿子去年高中毕业,不肯复读,南下打工,工资月月寄回家来,叮咛一句话:“妹妹比我成绩好,让她上大学。”
“妹妹”读到高二,却离家出走。四叔疯了般地到处找,一周后,女儿回来了,瘦得像根芦苇,跪倒在父母面前:“这些天,我都在长途汽车站,想去广东看哥哥。但没钱,没人肯捎我。我怕哥哥太累,又怕辜负他,我压力太大了,不考大学了……”
四叔抬起了巴掌,却捂住了自己的脸,差点儿就要哭出来。
祸不单行。有一次跑了一整天,煤卖不动,马儿却不肯再走。四叔用黄豆哄弄,马儿无动于衷。他气呼呼地跳下车,一向温和的马儿竟然抬起蹄子,先给了他一脚。他挡在胸前的右手食指骨折。
生活还得继续—现在,四叔正在准备开个米粉店,女儿的成绩也很可喜,每个月都给在外打工的哥哥寄成绩单。
最小的叔叔比我仅仅大八岁。他清秀机灵,身量瘦小,喜好文学,梦想尤为繁多:当一名神气的大学生,娶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写若干锦绣文章……后来初中毕业进了家百货商店,下岗后和媳妇一起去广东的鞋厂打工。女儿跟着外婆长到六岁,他们仍然在流水线上劳碌,挣取薪金养活老小。逢年过节回来要抱抱宝贝,小丫头却直往后缩,不认他们。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小叔叔所在的工厂裁员,他准备返乡侍弄田地,在电话里说:“打工一个月能挣一千多,种田一年才挣两三千……大不了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呗,是不?”
想笑,鼻子却酸酸的。
有时候,我在采访中会陡然断电,思绪惘然。那些两鬓斑白的外地打工者,那些为了兄弟姐妹辍学的年轻孩子,那些流水线上没有名字的劳工,那些没有父母陪伴长大的幼童……散落在城市乡村的各个角落,犹如被命运一口吹飞的蒲公英。
而我又能为他们做什么?只是眼里心内,多了那么一点书生气的敬悯,于世俗生活毫无利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