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门口的山、水门口的水、水门口的淳朴民风养育了我，我天性中最自由的部分，最美好的基因都被开发出来了。
6岁的我就会锄地，就会栽秧苗，就会收割了。上河里洗衣服，从抹布到床单我都敢往河里拖，洗干净了的衣服晒在大石头上，一会儿就干透了，给姥姥刷的鞋挂在树杈上，远看像是一个人在跳芭蕾舞。
姥姥说，爱干活的我挡都挡不住。谁能解释我为什么会这样?
我能解释。因为我当时说了一句一般的6岁孩子无论如何也说不出的话：“姥姥的脚还没有我的大，走路干活多累呀!”
我心疼姥姥。姥姥说她从裹脚的那一天起直到她的小外孙说出这一句话，她那委屈的心一下子松了，眼泪噼里啪啦地往下掉。谁想过小脚女人的苦啊。
姥姥说我是赶上好时候了，要不然一米七三的我得裹上小脚。天哪，踩高跷了!至今我不敢演古装戏，好几部戏找我演慈禧我都婉拒了。穿上厚底鞋，戴上头饰，一米八几的慈禧?
秋天收苹果的时候，舅舅用梯子把我送到最高的树杈上，我从不知道害怕。最上边的苹果光照时间最长也最甜，我一定把最红的那一个摘下来装进裤兜里，下了树就往姥姥嘴里塞，我觉得家里最该吃好东西的人就是姥姥。
我们的“骨肉相连”是不是就这么一点一滴地积累的?我不知道。
从我7岁回到青岛的母亲身边读书到17岁离开青岛去济南上学，11年的城市生活在我脑子里是一片空白。
母亲的严厉和规矩使我很紧张，城里的好生活让我觉得不自由，总有客居他乡的感觉。我努力读书，刻苦地考个高分只有一个目的：别让母亲不满意。
慢慢地我变成了和在水门口时完全不一样的孩子，不太笑、不太说话、不唱歌也不跳舞。我最快乐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坐在那儿空想，想姥姥，想水门口。每天就是学校——家，家——学校，外面的一切都与我无关。
我无数次地想，等长大了自己说了算时，一定回水门口当个农民，过一辈子守着姥姥、拉着风箱、收着麦子的日子，不也挺好吗?
母亲从来没有打过我，可我那么怕她；哥哥挨了太多的打，可他从来不怕母亲。母亲不在的时候，我跟哥哥总是说“你妈”如何，我说姥姥也总是说“我姥姥”。
有人做过调查，问十个孩子，两种母亲你选择哪种：一种母亲，从你生下来就一天也没离开你，一口饭一口饭地把你养大。为了你，她一生没有工作。你大了，她老了，她失去了最佳的工作机会，成了一个地道的家庭妇女，自然没有能力为你提供最好的读书和工作条件。另一种母亲，生下你就去奔事业了，她几乎没有看到你的成长，你是在保姆的怀里长大的，但她事业有成，甚至当了女部长、女总统了，她给你提供了最好的读书和创业的条件。
你选择哪种母亲?
结果是年龄小的孩子基本上都选择了前者，而成熟的孩子都选择了后者。
我问姥姥：“假如是你，你选择谁?”姥姥说：“那还用说?选第二个妈!”
我庆幸上天给了我两个妈，前者是姥姥，后者是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