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想写父亲,可是每次想写的时候心里却像海浪一阵阵涌起,让我感慨万千,就没了头绪。也许当我们太爱一个人的时候,反而就不知道怎么形容他了。有一天,我在听大提琴曲,是富尼埃尔演奏的鲁宾斯坦的作品,他的演奏我总是听了一遍又一遍,不断重复地听。我觉得好作品会永远长在我们的心里,就仿佛是一棵棵不朽的大树,那一片片叶子从翠绿到金黄,每一片永远都是新鲜的。那些乐曲深情宽广,大提琴的音色沉着舒缓。我听着,忽然就想起了父亲,想起父亲说话的声音,还有父亲给我的那种说不出的温暖。往事,很多往事像层叠的浪花又扑打在眼前,仿佛很遥远,又仿佛就在昨天……
那时我八九岁,父亲带我坐火车去武汉治病,我们坐在硬座车厢,火车“咣当、咣当”地开得很慢。一路上,父亲怕我的脊椎疼痛,就让我靠在他胸前坐着,每当他的大手握住我的小手,我的眼泪就会悄悄流下来。父亲身上有一股淡淡的烟味儿,我像小动物一样翕动鼻子,闻着那种熟悉的烟味儿,父亲的味道让我觉得亲切,还有一种可依靠的感觉。在旅途上,我从不寂寞,因为父亲会给我读书。他给我读胡万春的小说《骨肉》,萧平的小说《三月雪》。靠在父亲的胸前,听着他读书,真的就像今天听大提琴独奏。父亲的嗓音很浑厚,就像大提琴发出的共鸣。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是一个热情善良的人。那一次在火车上,广播员请旅客帮助打扫卫生,父亲一听,赶忙把我安顿好,就去拖地,过了很长时间他才回来,脸颊上还流着汗水。父亲说,他拖干净了好几节车厢。父亲也是一个乐观豁达的人,我几乎没听他叹息过。即使在逆境中,也能听见他响亮的笑声。我们在乡下那几年,每天晚上村里的男人都喜欢来找父亲聊天,父亲买了很多烟叶,放在一个小筐里,他和那些乡亲一起卷烟抽,还和他们一起用大碗喝瓜干酒。父亲喝酒海量,一次喝一斤白酒不在话下。1973年春天,我们要离开农村了。父亲请乡亲们到家里喝酒,他用豪饮和大家告别,他们从傍晚一直喝到天亮。
父亲是一个让人感到温暖的人,他对同志和朋友从来都很真诚,对弱者更是充满同情。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们住在小县城。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个衣衫褴褛的人,他破旧的眼镜框也缠着胶布。父亲认出他的那一刻,一下就握住他的手。来人是父亲的同事刘士毅伯伯。他在老家,一连几年过着窘迫的生活。那一次他要上访,因为没有钱就来找父亲。父亲把自己的衣服送给刘伯伯,还让他在家里住几天。父亲和母亲给了刘伯伯路费,还不停地鼓励他……刘伯伯走时好像换了一个人,他的精神振奋了,穿的也整齐了。他穿着白色的圆领衫,蓝色的布裤子,那是父亲夏天最好的衣服了,而父亲又穿上了背后破了几个洞的背心。父亲对我说,越是别人遭难的时候就越要关心和帮助。这话,一直记在我心底的深处。
父亲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人,他对那些损害国家利益的人和事深恶痛绝。说到这里,我就不由得想笑,因为我喜欢父亲看电视新闻的样子,他总是一边看一边加上自己的画外音。后来我发现要是听不见他的评说,这天的新闻就不好看了。比如,看到哪里又隐瞒了矿难,他就对着电视机里的矿主说,你们太不像话啦,我看应该枪毙!父亲很愤怒,声音很大。母亲就会说,你小声点啊。要是看见有人乱伐山林,他就会指着电视里的滥伐者说,你啊,你这就快啦!对那些被判刑的贪官,父亲只给他们两个字——活该!父亲义愤填膺是基于他自己对理想和事业的忠诚。他没有离休时,我从没见他往家里拿过公家的东西,他绝不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父亲活得很坦荡很大气,也就活得很快乐。
父亲是一个能做朋友的人,我有什么话都喜欢告诉他,有什么事也愿意听他的意见。而父亲也把我当做他的朋友。他有时可能忘了我是他的女儿。比如,我去吃饭,父亲正在喝酒,他就会对我说,来吧,你也喝一杯。他会给我倒上满满一杯。为了父亲,我也很豪爽,不管白酒红酒就喝下去,父亲呢就会很高兴地大笑。父亲的性格深深地影响了我,他读的书也影响了我。我读过的很多苏联文学作品和人物传记都是父亲给我买的,或是借的。比如《叶尔绍夫兄弟》、《静静的顿河》、《朱可夫传》等等。这种阅读让我们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
写到这里,我更加相信自己的比喻——父亲是我的大提琴,他永远在我心里奏响最美好的乐曲,深情、宽广、亲切、舒畅……我也在做一个父亲那样的人,父亲是一位普通的老人,但也是一个值得我学习的好人。
人们认识我二十多年了,其间不知多少媒体要采访父亲和母亲,可是他们总是拒绝。我在网上贴上父亲的照片也许会违背他的心意,但是我还是希望父亲成为大家的朋友。父亲的照片里总是有海,因为父亲喜欢海,他也希望我有海一样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