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是我国著名的文物鉴定家和书法家，1912年出生于北京，满族人。他和妻子章宝琛的婚姻虽是母亲包办却演奏出了他生命中最动人的乐章。妻子在他遇到艰难险阻的时候，用温存与细心鼓励、搀扶着他一步步走出人生的沼泽。
“包办”婚姻也幸福
启功幼年丧父，是母亲和终身未嫁的姑姑将他艰难养大。
1932年，启功20岁时，与年长他两岁的满族姑娘章宝琛订了婚。一向追求自由和先进思想的启功，虽然对于这门包办婚姻不甚满意，但为了不让母亲和姑姑伤心，他把忧愁默默埋在了自己心头。
启动和章宝琛结婚前没见过面。宝琛由于生母早亡，继母待她非常刻薄，没上过学，长相也一般。直到有一天，启功亲眼见到章宝琛并发现她是那样温柔和贤淑，对她爱慕不已。
他们结婚之初，家境极其贫困。一家五口人，全靠启功一人教书维持生活。有一天，启功看见宝琛在补一只破袜子，不由得心中酸楚，便下决心多赚点儿钱，从此，回家后便一心作画。他拉不下脸去街上叫卖。宝琛说：“你
只管在家画吧，我上街去卖。”
一天傍晚，天降大雪，启功不放心，去街上接宝琛。远远望去，宝琛全身落满了雪花，见丈夫走来，她挥舞着双手说：“只剩下两幅画没卖了。”启功的泪水顿时夺眶而出。
1938年6月，日伪政权成立教育局班子，一个同事拉启功去那里工作，他严词拒绝。这个同事不死心，想说服宝琛给启功施加压力。谁知宝琛二话没说，一口回绝。启功知道后感叹道：“知我者，宝琛也！”
启功跪拜妻子
启功与宝琛结婚第5年，母亲一病不起，与他们一起生活的姑姑也常常犯病：两位老人有病，心情不好，常常在宝琛身上发脾气。有时，启功遇上不顺心的事也把气撒到她头上。她却从不计较。
1956年，母亲逝世后，启功看着消瘦的妻子，想到她为了这个家受尽委屈，不禁恸哭失声。宝琛以为他又想起了母亲，劝慰道：“母亲卧病多年，我们并没有亏待她，也算对得起她老人家了。”听了这话，启功再也抑制不住愧疚之情，含泪跪倒在妻子脚下，深深一拜：“母亲卧病多年，多亏得到贤妻的精心照料，我代表她向你说一声‘谢谢’。”
宝琛难得发火
母亲死后不到一年，启功被划成右派分子。宝琛安慰他：“右派就右派吧，谁批斗你，都不要怕。我知道你是好人，他们划的右派，在我这里不算数。”后来，启功下放到农场接受劳动改造，每天都要被批斗，甚至还要挨打。他感到自己再没有人的尊严可言，死的念头便一次次萌发。有一次，他回到家后对妻子说：“宝琛，如果我走了。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宝琛不容分说拉着他来到胡同口，指着一个修鞋的盲人说：“你看到了吗？人家眼瞎了，腿被锯掉了，妻儿又在车祸中丧生，不是也顽强地活下来了吗？”看着宝琛生气的眼神，启功心里一惊，热泪滚滚而下，从此，打消了死的念头。
1962年，启功重新登上讲台，夫妇俩喜极而泣。这段时期，他撰写了大批学术专著，取得了重大成就。
正当启功全力以赴在学术上冲刺时，“文革”爆发，他再次被迫离开讲台。经历了太多风雨的启功已全然没有了昔日痛不欲生的感觉，内心出奇地平静。他偷偷在家里撰写文章，章宝琛就坐在门口给他望风。盛夏酷热难耐，章宝琛就不停地给丈夫扇扇子，自己却被汗水湿透。
心里只有宝琛
1975年，宝琛一病不起。病危之际，她告诉启功，当年红卫兵抄家前，她偷偷把他的字画、文稿藏在一口缸里，埋在后院。启功挖出缸来一看，文稿被一层层牛皮纸包裹着，一张也没丢。睹物生情，启功又一次为妻子痛哭流涕。
妻子死后，有一位离异女画家登门拜访启功，看到他家里凌乱不堪，就说：“启功教授，您太苦了，需要一个女人好好照顾。”启功叹口气：“没有一个女人能够取代宝琛在我心中的位置。”女画家不信，每天赶到启功家里，照顾他的饮食起居。4个月后，女画家问：“让我留下来照顾你好吗？”启功摇摇头：“对不起，我心里只有宝琛，再容不下其他女人了。”
1979年，北师大为启功平反，启功仰天长叹：“平反不平反，对我都已无所谓了。”人们愕然：“为什么？”启功答道：“我被划为右派分子时，特别为我揪心的两个人，是我的老师陈垣和我的老伴，现在，他们都已不在人世……”说到这里，他已经泣不成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