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爸决定送我上天主教私立小学，大概是因为听说去公立小学的东方孩子，常因为种族歧视而挨揍。
这里的同学果然很友善，他们排成一行，跟我握手。
“你叫什么名字?”一个同学问。
我怔了一下，不懂他说的话，四周所有的同学居然大声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惊慌得愈加不知所措了，终于想起自己会的一句，低着头，小声说:“我不知道!”
一下子，全安静了。接着整个教室笑成一团。老师赶忙挥手，把笑声压下去。
“他叫‘轩刘（Shuan Liu）’。”老师拿着资料卡，念出我的名字。她的发音很怪，读成了“尚卢”。
从此，我就变成了“尚卢”。
其实没来美国之前，我已经会了英文的大小写，也学了几句基本的会话。
但是那天，我为什么连最简单的一句，也没听懂呢?我发觉，跟老爸、老妈学的英语好像不管用，因为美国孩子都不那么说。即使说，也不是那个调调。学英语，由过去最没道理的事，从上学的第一天起，变成我心里最重要的事。
我知道:如果我不学，我会孤独。
如果我不学，我会被欺负。
如果我不学，就像上学的第一天，即使别人不侮辱我，我也会有被侮辱的感觉。
对我的导师，一头蓬松白发、五十多岁的普兰蒂太太来说，我肯定是她教学生涯中的一大挑战。
她把一个小笔记本和一支铅笔交到我手上，看着我把黑板上她规定的功课，一个字、一个字地照抄下来。
我只是照抄，不懂字的意思，也不知道单字与单字需要间隔。
但是普兰蒂老师并不立刻纠正我，更从来没帮我抄过一个字。她只是不断点头:“很好!很好!”
我感谢她，她懂得教语文的道理———把我丢下去，让我自己挣扎。
挣扎中，学得最快。
我也感谢莉莉（Lily）。她是希腊人，有着一头深褐色的卷发和像日本卡通娃娃一样大大的、湖水般的眼睛。
我不记得我们是怎么“搭上线”的。
只记得每次，我都用一个耸耸肩，加上手势和几个支离破碎的单字开始“交谈”。
我们居然很来电。
我没有玫瑰花可以向她示好，但我很会折纸，每天都折几只鹤和船送给她。看她抽屉里有我的一大堆折纸，是我最大的快乐。
但是，有一天，我发现她居然把我折的一只鸟，送给另一个女生。
我很不高兴，整天不理她。
她急了，用很快的速度向我解释，快得我一个字也听不懂。
我扮了个鬼脸，在我贫乏的词汇里，想找一个恰当的字。我终于想到电视上，当人生气时，常说的一句话:“我恨你!（I hate you!）”
她突然呆住了，眼睛里涌出泪水，猛转身，冲出教室。
我没有向她道歉，直到看见她放学时，扔掉了所有的折纸，才意识到———我说错了话。
三年级结束的时候，我家搬到离市中心较远的湾边。
最后一天，老师代我发饼干给每个小朋友。然后，全班排成一列，跟我握手道别。
这时候，我已经叫得出每个人的名字，并说一大堆感性的“离别赠言”。
但是握到莉莉的手时，我沉默了，眼睛又转向地面，好像我上学的第一天一样。
多年后，我上了高中，有一个暑假，在圣若望大学修了几门课。
每次去学校，巴士都得经过“圣家小学”。每次，看到有褐色卷发的女孩上车，我的心都一惊，觉得那会是莉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