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与他，经媒妁之言而相识，没有经历风花雪月的浪漫恋爱，15岁的她就嫁到夫家。之后，他们有了一个心爱的儿子，她开始了传统家庭主妇的琐碎生活。
她没读过多少书，却理解丈夫对信仰的追求。他要去读书，她静静地替他收拾行囊，让他放心家里。他从事极危险的革命工作，她日日夜夜地提心吊胆，却还是把自己历练成他不错的助手——当他与同志们进行秘密商讨时，她做最忠实的放哨员：他在异乡遇险急需救助时，她二话不说想办法筹钱去把他接回来……
嫁给他以后，贫困、动荡、恐惧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她不在乎，觉得婚姻的日子就那样一直过下去，也是一种幸福。
可那种幸福，在那个年代，对他们来说也是那样的奢侈、短暂。
那一年，他接到上级命令，调到重庆工作。1943年的重庆，大街小巷被可怕的白色恐怖笼罩，搜捕，枪决，尖利的警笛声扰得人心惶惶。身为市委重要领导的他，在初到重庆时给她写过一封信，嘱她带着儿子与他会合。
命运弄人，她收到信时，年幼的儿子正在出麻疹，无法前往，就暂时拖了下来。没想到，一拖就是6年。此后6年，她没了他的音信。写信、寄钱，全如石沉大海。她只能带着儿子，忧心如焚地在家里等待他的归来。
6年后，再次得到他的消息，对于她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丈夫已经在重庆有了新家庭，成为另外一名女地下工作者的丈夫，且有了一个儿子。消息是她弟弟带回来的，那一瞬间，她6年的思念与牵挂被撕扯得粉碎。弟弟还在信里说，姐夫再婚后又接到新任务，要离开重庆，却不方便把年幼的儿子带在身边。弟弟希望姐姐顾全大局，去重庆帮姐夫带孩子。
一个女人，被另一个女人抢走了丈夫，如今又让她去帮他们带孩子。这样的消息，于她，终是太残酷。她哭，每天每夜把自己埋在被子里，嘴唇都咬出血。那份痛，那份委屈，无处可诉。
没有人知道，那一段时间，她的内心，经历过怎样的狂风巨浪，又被撕扯成什么样子。只据她的儿子后来讲，她大半生睡眠不好，是那时留下的病根。
此后，他们仍然写信劝她，向她耐心解释。她慢慢明了丈夫当初的无奈选择：一个革命者，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中如履薄冰，组织上要求他切断与家里所有的联系。为了工作需要，一位年轻女助手到来他身边，他们在重庆“组建”了一个新家。白日里，他们像寻常夫妻一样拉着手在街上走过；夜里，他们是最亲密的战友，在灯下共同筹划革命事业。朝夕相处，他们难免情生。一年之后，组织上承认了他们的关系，批准二人正式结婚，一对假夫妻做成了真。
他成了别个女子的丈夫，彻底驶离了那段旧婚姻的港湾。不管他们如何解释，这样的结局还是让她伤透了心。恨过，怨过，委屈过，最终，她还是把那一切全部抛开。她对自己讲：那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他们为了革命连性命都不顾，自己何必在乎那么多？
那年春天，收拾好家里的一切，她拉着儿子的手说，你爸爸在重庆，又给你找了一位新妈妈，还给你生了一位小弟弟，我们现在去看他，你要好好让着他，疼他。年少的儿子似懂非懂，点头答应。她的眼里，瞬间又是泪光点点——有多少委屈和痛苦。
她去了重庆，接到了“新儿子”，却没能见到那一对让她又恨又爱的人——彼时的斗争形势越来越险恶，他们已经转移到了新地点。接着，一场因暴露目标而提前发动的革命暴动，结局以惨烈的失败告终。他的头颅，被敌人割下来挂在城门上。没有人告诉她这个消息，她守着两个儿子，耐心地等候他们的父亲归来。
得知他们夫妻双双牺牲的消息时，重庆已迎来了新的黎明。1949年11月14日，国民党大撤退之前，一场惨绝的大屠杀在山城悄悄进行。事后，她在一片山坡上找到了那个女人的尸体，那个让她怨着恨着又敬重着的女子，一身红毛衣，白色的长围巾，蓝色的裙子，还有一张备受摧残的年轻脸庞。
那是她们第一次相见，也是最后一次。她扑上去抱着对方失声痛哭：妹子，我把你的儿子带来了，你睁开眼睛，看看孩子吧……也是在那一刻，她得知丈夫早已身亡的消息。一声长长的叹息，两滴剜心的眼泪缓缓地从她不再年轻的脸上滑落。诉不尽的情与怅，丈夫啊，你永远听不到了。
她叫谭政伦，是江姐江竹筠的丈夫彭咏梧的前妻。
江姐与彭咏梧牺牲后，谭政伦带着两个儿子过生活。她偏执得近乎苛刻，把所有的爱无私地给予小儿子云儿。最艰难的日子，她想办法让小儿子吃上牛奶。最终，她完成了江姐夫妇的遗愿，把云儿培养成人。
1976年，谭政伦老人安然离世。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封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一首《红梅赞》，唱不尽的英雄颂歌，唱给了当年从渣滓洞里走出来的英雄江姐。电影，电视，歌曲，多少围绕红岩故事改编的文艺作品，主角永远都是江姐，她的形象永远是那么高大美丽，却很少有人知道谭政伦。
如果说，江姐是开在悬崖上的一枝红梅，谭政伦就是那枝开在谷底的幽兰，她一直沉默地躲在江姐的万丈光芒之外，为那个家、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牺牲。她，也不应该被历史忽略和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