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22年的一个冬天，晏子侍奉齐景公打猎回到遄台。此时，梁丘据骑马赶来觐见。景公高兴地对晏子说：“只有梁丘据是个跟我相和的人啊。”晏子眉头微皱，说：“梁丘据不过是跟您相同罢了，哪里说得上是相和呀？”景公颇感迷惑，反问晏子：“难道和与同不是一回事吗？”
在晏子心中，“和”与“同”显然是不一样的。
他先用做羹汤来开导景公。“和”就如厨师做羹汤，用水、火及各种佐料来烹调鱼肉，待熟后，再加以调和，使其味道适中。太淡，就加点盐巴；太浓，就加点水冲淡。这样的羹汤，让人喝起来，才会觉得熨帖舒畅。君臣相处也是如此呀。国君认为可行，可其中有不可行的，臣下就要指出其不可行之处，并把可行之处更加完备；国君认为不可行，可其中又有可行的，臣下就应指出可行之处，删掉不可行之处。“和”可不是和稀泥哪！
晏子又为景公说声乐的事情。他说，声音也如味道一样，是各种因素的组合体，美的音乐，是靠清浊、大小、短长、缓急、哀乐、刚柔、快慢、高低、出入、疏密各方面相互调节而产生的。音乐演奏时，首先要考虑各方面的和谐、流畅、有序，不能乱来一气。在音乐中，“和”所讲究的，其实就是一种调节。
景公又问晏子：“那你凭什么说梁丘据就不是一个跟我相和的人呢？”
晏子说：“梁丘据是一个竭力跟您相同的人啊，国君认为可行的，他赶紧就说可行，国君认为不可行的，他赶紧就说不可行。他这样做事，如同用清水去调剂清水，味道毫无变更，谁愿意喝它呢？就像琴瑟总弹一个声音，如此单调枯燥，谁愿意听它呢？”
晏子认为，“和”中有“同”有“不同”，它的目的是为众人的，为国家的，为天下的；而一味的“同”则是狭隘的，自私的，乃至是卑鄙的。梁丘据一味求“同”，不是君子，是小人。
孔子十分推重时贤晏子，晏子的思想使他深受启发。孔子进一步总结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晏孔的“和”“同”之论，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历久弥新，早已成为公众考量一个人道德才智的重要标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