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是她对那段婚姻最后的注解。
一位美丽年轻又颇有点儿文艺气质的单身母亲,带着年幼的女儿住进了工厂的单身宿舍。一个人的日子,没有了婚姻围城的沉闷,门前的飞短流长却是春风吹又生。可她,却不敢再轻易迈出追寻婚姻幸福的那一步。
远方的表姐表姐夫来家里做客,推杯换盏间向她流露出想给她介绍那个叫刘知侠的男子时,她一下子就愣了。那个男人,那个她一直以来就崇拜的赫赫有名的大作家,那时正成为街头巷尾的热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作家”,在那个城市人人皆知。让她不安的还不仅仅是这些,她知道那时他正处在人生的黑洞里。被批斗,妻子车祸去世,家里还有六个大大小小的孩子,日子过得穷困潦倒……
不必有任何犹豫,她一口回绝了表姐他们的好意:让我去给六个孩子当后妈?门儿也没有。纵然他再怎么才华横溢,纵使她对他再崇拜有加。那些,与爱情,却毫无关联。可此后接二连三发生的几件事,却让她慢慢明白,那个男人,注定是她今生逃不开的一场幸福劫。几天后,她外出,正遇着一群大孩子欺负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儿,她上前止住了他们,替那个浑身脏兮兮的孩子擦干了眼泪,事后,她才知道,她救下的那个孩子正是他的儿子;再以后,有热心的朋友给她介绍对象,还是他;她的上级领导打电话给她让她到家里去,她故意拖到第二天下午才赶过去,他就从那个冲着门口儿的破旧沙发上站起来,大踏步走向她。还是他,他竟然还等在那里。
你可来了,就是你了。他与她心目中的作家形象相去甚远,蓬乱的发须,破旧的衣着,却透着一种说不出的平和温暖。一双大手握住了她的一双小手。他说,从此后,你不用再孤单,有人会跟你一起走。
他对她,可谓一见钟情,她对他,却仍然在闪闪烁烁地逃避。直到,她看到他的泪。那次约会,他迟迟不来,待她要转身离开时,他才从远处跌跌撞撞骑一辆破自行车飞奔而来。到她跟前,连人带车一起摔倒在那里,她弯腰扶他起来,他的泪就流下来:帮帮我,你帮帮我。原来,调皮的儿子偷出他的猎枪,打死了人家的兔子和小鸡,他被揪出去批斗……没有女人的家,乱成一锅粥。
看着他泪流满面的样子,她的心,蓦然疼痛。她说,我帮你,知侠,我帮你。
一场恋情,就那样开始。却是一段从一开始就不被人看好不被人祝福的感情。她的领导得知她在和一个“黑作家”谈恋爱,如临大敌。找她谈话,义正词严,说,我们代表组织,不同意你们交往。她从来没有那么凛然地与组织对抗过:婚姻自由,他鳏我寡,谁也不能阻止我们在一起。
谈话,批斗,仍不能阻止他们在一起,只好想方设法把他们分开。1969年,刘知侠被下放到了乡下农村劳动改造。刘真骅留在城里。乡下,城里,几百里的路,拉开了彼此的距离,却隔不断彼此的牵挂思念。他们靠各自手中的笔,向对方倾诉着无尽的思念。那时,他们寄信是要受种种盘查的。为了避人耳目,只好想尽各种办法。他把洋洋洒洒的情书包在他的脏旧衣服里寄给她,她把那些衣服洗干净,再把自己写给他的情书包进去寄回。一来二去,那些旧衣,成了他们互传情书的天然屏障。从1969年他下乡到1971年回城,三年的时间里,他们靠着彼此的情书温暖那段黑暗冰冷的日子。三年160万字的情书,一个让人咋舌又羡慕的数字,见证了他们那段特殊时期的风雨真情。
此后,刘知侠回城,他们结婚。风里雨里,两个人牵手走过。一直到1991年那个秋天,他生平第一次对她食言,放弃了再与她相守二十年的承诺。他走了。那一年,他七十三岁,她五十五岁。他们在一起,二十二年,二十二年的风风雨雨里,有太多不为人知的辛酸,也有太多太多幸福甜蜜的回忆。他走后,她一度觉得天塌地陷日子没有了任何方向。坐在他的遗像前整日整夜地抽烟,流泪,一头黑发一夜成霜。
到底还是走出来了。某个黄昏的一刻,她看到西天红似火的云霞,听到那首她百听不厌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她仿佛看到他正在云端对她充满深情地微笑。他走了,爱还在。她要让自己活得精彩,让他放心。此后,她写书编书,参加老年服装队,去电视台做节目,年过花甲,她却活出了自己的花季。
他离开,已整整十九个年头。十九年里,她信守自己每年为他做一件事的诺言,把他四百万字的作品整理出版,把他的作品《铁道游击队》改编成电视剧,把他们那些包在旧衣里的情书整理出版……
她的黄昏,没有因为他的离去而失色,却是越来越精彩,可她的爱情之门,却已为他永远地合上。那段爱情太好,好得没有任何人可以再插足进来。
在她居住的那个城市,一座面海的山坡上,他的铜像面海而立。那是她最常去的一个地方,累了烦了高兴了空闲了,她会轻轻走向那面山坡上的他。真人大小的一尊铜像,是她舍不下的牵挂。点燃一支烟,给他,再点一支烟,给自己,静静地面对面站着,袅袅升腾的烟雾里,这个世界,就只剩下他们,脉脉相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