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十五岁那年喜欢上他的。
那年,她才上初二,跟着同学去她家里玩,同学的家在城里,住着部队大院的楼房,院子里有高大的法国梧桐,非常洋气,那是她们小镇上没有的树。
在同学的家里,她遇到了他。
初相识的刹那,她的脸就红了。
平时,她是很粗鲁的女孩子,和后桌的男孩儿打架还动过手,她大大咧咧的,留着短发,穿衣服极不讲究,都是姐姐穿小的,甚至,她的衣服上还有过饭粒子。
可是那天之后,一切都改变了。
她遇到了他,他是同学的哥哥,放了假,正在窗前拉小提琴。
她记得那天的下午阳光细细碎碎的,空气中有莫名其妙的花香,到底是什么花香呢?多年之后她努力地回忆,却再也想不起来了。
之前,她从来没有听过小提琴。
那是电影里的道具呀。
可是,现实中突然出现了这样一个飘逸的男子。穿着宽大的白衬衣,留着细密的黑发,尽情地拉着小提琴,她看呆了。
同学说,我哥哥可有才了,还会写诗呢。
写诗?那是多遥远的事情啊。
她觉得自己好像一个乡下傻丫头,就那样呆呆地看着那个英俊得有些眩目的男子,眼泪差点掉下来。
是谁说过,如果一个女孩子懂得了脸红懂得了羞涩,那么,她一定是喜欢上一个男子了。
是了,是了。
这就是金宵玉露的相逢!
是了,是了,这就是少年维特的烦恼!
从此,她变了。
她变得不再吵吵嚷嚷,不再和男孩儿似的哈哈大笑,她立志要杀进班里的前三名,因为只有进了前三名,才可能考上一中,考上一中,才能考上大学。
本来,她的成绩是四十多名,只等毕业就去广州之类的城市打个工,或者和她姐姐一样,早早地嫁人,农村的女孩子,还能如何?可见到他之后,一切不同了,她发了疯,努力地学习,他在上海读大学,她就要去上海!
当她说要考上海的大学时,全家人夹着咸菜,看着院子里的牛说,快吃快吃,吃完去放牛,别废话了。
没有人拿她的话当真,后来连她自己也怀疑整个事情的真实性。
可是她的成绩是真的了,到初三下学期,她已经是全校的前三名。
暑假又来了,她考上了一中,以第一名的成绩。当然,她每天还要骑十几公里到城里来,去那个大院的梧桐下等待一个人。
她好像是那只兔子,永远在等待。
一个假,她只看到过他一次。
他骑着一辆二八车,骑得很快,风一样从她面前过去了!甚至,连看她一眼也没有!她是个又黑又难看的小丫头,衣服这样过时,长相这样土气,他凭什么要看她一眼!
可是她是委屈的。
她骑了这么远,站在这里两三个小时,完全是为了等待他呀。
他们的相遇连十秒都不到,可于她而言,已经够了,她心花怒放了!看到他以后,她小鸽子一样飞到自行车上去,回到家,铺开日记本写诗,他会写诗,她当然也要写诗,如果家里有条件,她还会学拉小提琴。可是,母亲说:小提琴?什么叫小提琴?
于一个吃饭都还困难的家庭来说,小提琴显然是件奢侈品。
上了高中,她更发了疯,好像除了学习什么都不会了,所有人都说她是书呆子。她才不是书呆子呢,她笑他们,你们才傻呢,我是要到上海去的。
让她伤心的是,在高二这年,同学的父亲转业走了,转业回了新疆,从此,一去千里,同学也走了,同学的哥哥当然更走了。
她送同学时哭了,女同学说,别哭,我们可以写信打电话。
没人知道她为什么哭。
好在他留在了上海,她仍然可以去上海。
那时,她的诗写得很好了,在一些报刊上已经开始发表了,其实,她写的情愫,全是给他的。
终于,她考上了上海的一所大学。
她是她们这个小城第一个考到上海的学生,学校里敲锣打鼓给她家送锦旗,她的母亲说,五年前这丫头就说要去上海,还成真哩。
到上海,第一件事情她就是去找他。
他却认不出她了,当然,也并不很热情,他现在很倒霉,毕业后分到的单位不理想,社会压力挤压得成了小市民,他抱怨着上海的房价,抱怨着上海人,和她唠叨着生存的艰难,他还喝酒、抽烟。
可是,她却仍然脸红,仍然放不下他。
她做了几份兼职,赚了一些钱,给他买烟送去,他大概知道她的喜欢,所以,故意要这要那,偶尔还会和她借钱,借了,从来不提还。
她也不在意,谁让她这样喜欢他?
那时他其实已经有了女友,为了讨好女友,他一次次和她借钱,于是,她发疯一样地赚钱,然后给他。
这很不公平。
她把钱递给他的时候,他总说,谢谢,我会还你的。
而她平静地说,不用还。
他们之间,话不多,他和别人介绍她说,我妹妹的同学,也就是我的妹妹了。
她默默地站在他身边,不做任何解释。秋去春来,她们熟悉得如同手足,在一次醉后他问,为什么对我这样好?傻姑娘,你是不是喜欢我啊?
刹那间,如洪水决堤一样,她流下了眼泪。
他伸出手想去给她擦眼泪,她却躲开了。
如果说暗恋有期限的话,那么,当说出来时,就是最后的期限。如果说暗恋会过去,那么,当它夹杂着人世的薄凉之后,一切终将会过去。
到最后,她终于明白她爱上了一幅风景,那风景里的人,拉着小提琴,站在碎花的窗帘前,是她想象中的梦中情人样子。
除此之外,她和他,并没任何关系。
当她终于长大,如一粒饱满的盛夏的果实一样盛开时,暗恋终会过去,而她的春天,会因为自己的盛开而到来!
(编辑静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