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娲和伏羲是什么关系?
女娲、伏羲是中国神话中的人类始祖。传说女娲抟土造人，化育万物。伏羲始作八卦，以变化天下。有关他们的神话和传说至今仍在各地广泛流传。
在民间信仰中，女娲、伏羲一直是作为始祖来崇拜的。汉族、畲族、瑶族、布依族、仫佬族等民族至今流传着洪水过后伏羲、女娲兄妹结婚再创人类的神话。中国是一个祖先崇拜十分典型的国度，但是，女娲、伏羲这样伟大的人类文明始祖，正史中却无详细记载，实在令人疑惑。
有关女娲造人的神话大体上有两种：一是女娲作为自足的神创造人类。比如《风俗通》女娲抟土造人的神话，即是把她当作自足的、唯一的始祖来言述的。另一种是女娲和伏羲兄妹结婚，繁衍人类。郑樵《通志·三皇纪》引《春秋世谱》：“华胥生男子为伏羲，女子为女娲，故世言女娲伏羲之妹。”罗泌《路史·后纪二》引《风俗通》：女娲为伏羲之妹。唐代诗人卢仝《与马异结交诗》：“女娲本是伏羲妇”，注：一作女娲伏羲妹。[1]
是女娲一神创生人类，还是女娲、伏羲共造人类？用生命进化科学来谈这个问题的真伪是便当的，但那是同神话学开玩笑。神话总是各自时代的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无真伪之分。所以用不着何者可信，何者不可信。但是为了完成本文的讨论，分辨女娲、伏羲神话中哪些是原生的，哪些是再生的，却不是多余的。
《潜夫论·五德志》：世传三皇五帝，多以为伏羲、神农为二皇；其一者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娲。其是与非，未可知也。《风俗通·皇霸·三皇》引《春秋运斗枢》说：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帝王世纪》记载，庖牺（伏羲）在位一百一十年，女娲承庖牺制度。“三皇”之说起于战国，说法不一，且多附会之谈，带有明显的神话人物历史化的色彩。美国学者博德指出：他们（中国人）潜心于在古老传说的那些朦胧不清的人物形象中，为其氏族寻觅令人信服的谱系。较之文字典籍的发展，这一过程肇始极早，以致大部分记载于这些典籍中的神话都不可能保持其原始形态。看来，这种情况在几个主要的古老文明国家几乎是绝无仅有。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母系社会有长达数万年的历史，父系社会仅仅只有几千年。神话起源于母系社会，因而原生的神话往往带有浓厚的母性崇拜色彩。袁珂认为，根据我国古代神话发展的情况看，最早的开辟神，应该是一位女性才对。[3]朱狄说，在中国神话中，女娲、伏羲这些创世英雄都是“一”；“二”是后人添加上去的。[4]徐旭生说像创造人类这样重要的事业却完全出于女娲，与伏羲无干。这一切全可以使我们推测这个传说起源很早，发生于母系制度时代。等到以后父系代替母系，伏羲的人格才渐渐重要起来，最后他几乎遮掩了女娲。[5]过伟也指出，在原生的创世神话中，处于至高无上地位的是无配偶神的创世女神。壮族创世神话，由只有创世女神，到女神、男神并存，再到只有男神，反映了从母权制到父权制的变迁。[6]世界神话史上有大量的材料可以证明：原生创世神话中，创世神都是女性。始祖神为女性具有普遍的意义，正如美国学者阿瑟·科尔曼所指出：尽管在多数文化中，天父居于明显的统治地位，但神话学表明，在家庭和社区内，男性并非总是居于优势地位。初期的神只似乎都是生育女神。神话学还表明，早期的社会都是女性家长统治的社会。[7]由原生神话产生的社会背景来分析，伏羲和女娲婚配的神话并非原生神话。
尽管一些说法中，以女神面目出现的女娲已被男神所代替，但有的文献仍将女娲列为三皇之一，位于男性神伏羲之后，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现象。
早在七十年代钟敬文就指出：原始的伏羲女娲神话是各属于不同部落的，他们代表着不同的社会文化阶段。此说实有见地。苏联学者李福清、日本学者谷野典也有类似见解。李福清认为：伏羲和女娲婚配的神话并非从来就有，而是产生得比较晚，大概已经是在有史时期才产生的，这一点也许可用该配偶关系的不稳定性来证明。[8]钟敬文认为：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明确地说明伏羲和女娲两位神话人物的夫妇关系的时间并不很早。他说，在武梁祠石刻的交尾像之一，虽像旁标有“伏羲”的字样，但另一旁却并无“女娲”的字样。唐代李冗所记的关于兄妹卜婚的故事，就只称“女娲”兄妹，并没有指明那位兄长就是赫赫大名的伏羲。这种口承说法在现代汉族及少数民族造人类的神话和传说中是很常见的。结婚的兄妹，有的单称伏羲，有的只举女娲，有的连人名都不举，只泛称兄妹二人。这种现象是值得认真思索的。[9]过伟说，壮族神话伏羲为洛甲的第四代，兄妹结婚，但未说其妹为何人。[10]蓝鸿恩说，壮族神话关于伏羲兄妹的名字，一般都只有男的名，没有女的名。[11]张振犁说：（女娲）在思都岗抟土造人的早期作品，与伏羲神话尚未融合。后期的作品才与伏羲结为兄妹婚姻，共同捏泥人，延续人类。[
伏羲、女娲的足迹
关于人的产生和文明的起源，古人留下了不少神话传说。其中，女娲、伏羲二皇被作为人种和文明的始作俑者。《风俗通义》载，“开天辟地，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淮南子》载，往古之时，四极毁废，九州破裂，天不复盖，地不周载，大火不灭，洪水不息。女娲为了拯救生灵，“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此外，女娲还创立了人间的媒约婚配风习。相传她与其兄伏羲结为夫妻。
至于传说中伏羲的功绩，主要在于初萌形态的文化创造。《易·系辞》谓伏羲（庖牺氏）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并且“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秦汉以降，伏羲被看成是“木德而王”，因而称为“木皇”，相传他缘天梯而“建木”。
《史记·补三皇本纪》把伏羲、女娲、神农并称“三皇”。由此可见，传说中的羲、娲二皇，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中华文化的发韧过程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那么，羲、娲二皇遥远的足迹何处追寻呢？
结合传说和记载，参照地下发掘，我们大致可以确定，位于秦陇地区的古成纪，即是羲娲故里。
陇右流传一些人类初世的民间故事。说很久很久以前，世间只有野兽，没有人迹。一日，天上下来一位女神仙，堆了一堆黄土，拿出装水的萌芦，把水倒到黄土中，搅和成泥，捏成了许多小泥人。女神要泥人去红土沟里背红粘土。结果有一半勤快的泥人背来了一撮红粘土，捏成了男性器官，成了男人，另一半懒惰的泥人不去背红土，神仙用刀一劈，就成了女人。还有一个故事说，远古时代，曾经遇上大旱，草木不生，人民大半被饿死。随后又是大涝，洪水遍地，剩下的人几乎被淹死。唯独一个山头上有兄妹俩活了下来。洪水退后，两人独单无依，想要一起生活又碍于兄妹关系而踌躇不决。最后他俩决定通过征询天意作出选择。于是，一个拿针，一人拿线，从高崖上扔下去。下崖一看，线正好穿在针眼中。为了慎重，他们决定再作一次试验。两人找了一合磨，一人推上磨盘，一人推下磨盘，同时从山头上推滚而下。随后下山一看，两面石磨整齐地叠到一起。两件事都应验了，史妹俩就结为夫妻，生儿育女，世上的人又发展起来了。这两个传说，显然是女娲抟土造人和羲娲兄妹合婚的变演。
《史记·三皇本纪》中提到了伏羲的生地生母等情况：“太皞庖羲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羲于成纪，……始创嫁娶，以俪皮为礼”。我们知道，成纪在古代时而指今秦安，时而指今天水，因二地毗邻，仅隔两道山梁，可看作是同一地带。史记只述伏羲母名，未提及其父，只用“履大人迹”的神秘传闻一笔代过，显然说明时处于母系社会，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而“始创嫁娶”又标明这时开始向婚配过渡。初始时的婚配，没有血缘关系上的限制。《路史后记》中提到“女娲，伏希（羲）之妹”。羲、娲史妹作为母系向父系过渡时的首领，活动于成纪一带。西秦古地历来就有纪念羲、娲的庙宇。元代在天水市修起太昊官伏羲庙，明清两代数次复修。北邻天水的秦安陇城乡有娲皇官和女娲洞。清人安维峻《望云山房集》中有秦安是“娲皇故里”的说法。
大地湾遗址的发现，证明西秦古地确实留下了先民们的斑斑足迹。该遗址位于秦安五营、陇城地界，总面积约32万平方米。现已发现房址200多座，窑址30多座，出土各类文物8000多件。据发现的木炭标本（H363）的碳素测定，并经树轮校正，距今约有7355±165年历史。这个时期，是新石器时代，也正是母系氏族制的后期。人类史研究证明，母系社会后期，是由群婚向偶婚过渡的时期。这与传说中的羲、娲时代完合吻合。伏羲亦称庖羲，女娲亦称包娃，其间近匏瓜（葫芦）。而秦安境内有一条葫芦河。很可能人名借河名，或河名借人名。再者，大地湾遗址中的房室，是国内业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早、最完善的建筑。这与伏羲缘天梯而“建木”的说法相合拍。
成纪古地，形处关山西北，势扼金城东南，是关中通往河西的咽喉要道。这一带土地松软，气候温润，山脉低平，河谷交织，适应于人类早期的畜牧和耕作。西周时秦非子就在这一带为周孝王牧马。可以想象，秦汉以前，西秦右绿茵满地。我们的先民，就在这块黄土地上繁衍生息。黄土铸陶了先民，先民开发了黄土。始祖羲娃，在后人的传说中几度移形，或谓人皇，或谓神灵，或谓“人头蛇身”，总之，他们成了历史的象征和文化初萌的符号。尽管如此，我们透过岁月的风帘雨幕，依稀在西秦陇右的山川河谷中看到他们的身影，找到他们的足迹。
伏羲、女娲神话的流变
一、原始形态的伏羲、女娲神话
伏羲和女娲是创世神话中众所周知的两位创世大神，二者的名字最早都是出现于战国时期的记载中。《易?系辞下》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楚辞?天问》说：“女娲有体，孰制匠之？”二者并称始见于《淮南子?览冥训》：“伏戏、女娲不设法度，而以至德遗于后世。”袁珂先生指出：伏羲又叫“宓羲”，或叫“庖羲”，此外还有“伏戏”、“包羲”、“包犠”、“伏犠”、“炮犠”、“犠戏”……等，都是古史上所记载的伏羲一名的不同写法。[4]
虽然二者在记载中多有出现，但大都是作为引用的论据一笔带过。由于中国神话零散不成系统的特点，关于他们的神话记载并不丰富。先秦史料中关于伏羲和女娲的完整创世神话，只有一个在考古中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的战国中晚期的楚帛书中有记载。楚帛书甲篇释文中大意说：在天地尚未形成，世界处于混沌状态下之时，先有伏羲、女娲二神，结为夫妇，生了四子。[5]
除此之外，关于女娲的神话《列子?汤问》中写到：“然则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娲氏练五色石以补其阙；断鳌之足以立四极。”这段文字是女娲补天神话较早的形态。不过《列子》一书在汉代已经散佚，现在流传的《列子》是东晋人张湛收集有关资料辑注而成的。因此，在研究战国时期女娲神话时只能作为参考。
关于伏羲，《山海经?海内经》中记载：“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建木，百仞无枝，上有九欘，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皞爰过，黄帝所为。”大皞与伏羲本非一人，最早是在西汉末年刘歆的《世经》中并为一体的。《世经》存录于《汉书?律历志》中，其中有一段记载：“庖牺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德始于木，故帝为太昊。”袁珂先生解释此处，即认为大皞便是伏羲，说：“伏羲可以缘建木上下于天。”[6]伏羲流传于世的神话大都属于文化起源类，因此这里着墨也不多，且《山海经》成书年代尚不可考，一般认为是介于战国初年至汉代初年，所以此处也仅供参考。
虽然先秦时期有记载的伏羲女娲神话寥寥无几，但我们还是能够从这些相关的记载中看出人们口耳相传的这些神话的大体形态，从中不难了解到，伏羲和女娲的神话出现于典籍记载之前就已经流传于世，且其雏形已经发展到有文字记载时已经相当丰满形象。
神话从一开始就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再逐步完整的过程，只不过中国神话在逐步系统化的时候受到了种种因素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神话不仅没有形成体系，反而逐步被变化了原来的面目或是直接散佚了。因此，在研究中国神话最初形态的时候，不仅要从典籍中查找，还要借助于民俗学、人类学、历史学等方法，从先民的生产生活状况以及社会的意识形态等方面入手，对神话的原始状态进行还原。
中国古代神话产生于生产力极为低下的远古蒙昧时期，原始的人类在与自然相处的过程中，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受到来自自然的威胁，由于众多的自然现象无法支配也无法解释，于是便将这一切归之于神，便产生了原始的神话。当时人们创造神话，主要是用形象化的语言对未知领域进行解释，其思想状态是蒙昧的、感性的，因为人类进入理性时代后，便只会有仙话、传说、传奇、寓言等，不再有神话的产生。所以，神话的最初形态应该是极其简单的，伏羲和女娲的神话当然也是如此。对于女娲的神话，我推测女娲造人的神话应该首先产生。在人类对自身起源问题产生疑问的时候，便出现了人是从无到有被神造出来这样一种观点，这便是女娲造人神话的最初形态。形式上只是一种对人类产生所进行的原始解释，甚至没有造人的过程以及女娲这个神的名字。
当然，人们并不满足于这样一种解释，随着生产的发展，这种解释逐渐形象化，神也逐步承担了人类自身支配自然的幻想，于是，神话在口耳相传中不断引入新的元素和片段，不断得到充实。由于这些元素和片段有些是在生产生活的实践中得出的，有些是受政治因素影响而主观臆造的……因此，神话在发展中、在形象化的过程中必然受到生产力的限制。如原始神话产生之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先民们掌握了制陶技术，女娲造人的神话就在人类产生的原始解释的基础上逐步被充实，造人的过程也更多地借助了制陶的过程。由于制陶和人们的生活休戚相关，因此充实后的神话更加形象化、更易于接受和流传。同样，冶炼技术的产生和发展，为女娲炼石补天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各种相关生产方式的出现和发展也为伏羲的文化创造类神话奠定了基础。
二、古籍中成型的伏羲、女娲神话
考古学的发现表明，自汉代起，伏羲和女娲形象就频繁出现在画像上（包括壁画、陶画、画像砖、画像石、画像镜、帛画等），对照流传至今的伏羲和女娲的神话不难看出，汉代相关的典籍中有关伏羲和女娲的神话已经基本成型了。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淮南子?览冥训》中女娲补天的神话：“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7]
《淮南子》一书是汉武帝时期淮南王刘安召集门客共同编写而成的，里面保存的神话颇多，这则女娲补天已经与现在流传下来的女娲补天神话大致无二，可以看作女娲补天神话的成型。
而女娲造人的神话则成型于东汉应劭所著的《风俗通义》：“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贫贱者，引縆人也。”
至于有关伏羲的神话，则星散分布于诸多古籍中。我们所知道的主要有伏羲的感生神话、兄妹成婚、洪水故事、葫芦神话、龙图腾与龙文化、龙蛇禁忌、八卦符号与各项创造发明等。除了创世神话中的创世神形象外，伏羲主要是以文化始祖的身份出现的，其中，创作八卦在其文化创造类神话中最具代表性，《史记》中太史公自序：“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只是到后来，伏羲作八卦也与其他中国古代的神话一样逐渐历史化或哲学化了。
伏羲和女娲作为两个创世大神，自身本是与天地共存的，并没有出生的过程。但随着人们理性思维的活跃，在原有神话的基础上，伏羲女娲的形象逐渐趋于理性化，逐渐产生了伏羲的生身神话以及越来越多的创造神话，这些记载在古籍中比比皆是，也是伏羲和女娲神话历史化过程的标志。
东汉王符《潜夫论》是记载伏羲生身神话较早的一个：“大人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其相日角，世号大皞，都于陈，其徳木，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作八卦，结绳为网以渔。”伏羲为春神，“华胥履迹生伏羲”是一则农业现象神话，这里面也提及了伏羲作八卦和发明网的事体。当然，古籍中伏羲的发明并不只有这些，除此之外竟有十多项：《易?系辞下》中记载伏羲“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河图?挺佐辅》称：“伏羲禅于伯牛，钻木取火。”《帝王世纪》称：“伏羲画卦，所以六气、六腑、五藏、五行、阴阳、四时、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类，乃尝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天枉焉。”《古微书》卷十三称：“始名物虫鸟兽之名。”卷十八称：“伏羲建寅。”“制嫁娶，以俪皮为礼。”《补史记?三皇本纪》称伏羲“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古微书》卷二十七称：“伏羲画地之制，凡天下约五千三百七十，居地五十六万四千五十六里……”《世本》称：“瑟，庖牺作，五十弦”《楚辞?大招》称：“伏戏《驾辩》。”《拾遗记》称：“立礼教以导文，造干戈以饰武。”
当然这其中大都是后人进行的附会，但是从这些资料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中国神话流变的过程中，伏羲的形象是如何一步步丰满起来、关于他的神话是如何一步步成型的。
三、伏羲、女娲神话的流变
（一）影响女娲造人神话成型的主要因素
女娲造人的神话存世已久，《楚辞?天问》中出现、《风俗通义》中成型，此中经历了一个相当显著的变化过程。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说：“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说：“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指蜿蜒的蛇形），化为神，处粟广之野，横道而处。”《淮南子?说林训》中有记载：“黄帝生阴阳，上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娲所以七十化也。”这些神话应该都是十分精彩的，但情节的记载并不完整，应该是在流传过程中逐步散佚的。《淮南子》所述的女娲造人神话，其过程是女娲与诸神共同造人，这和传世的女娲抟土造人的成型神话差异很大，造成这个差异的原因是与中国神话的发展过程及特点分不开的。
女娲造人的神话之所以成型于抟土造人的形态，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最初流传的女娲造人神话是不形象的，不易后来逐渐理性的思维所接受，而女娲独立造人则比较近乎人情，因而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变动。
第二，意识形态方面，原始人崇拜石头。石为土精，蛇又是土地和繁殖力的象征，因此，“一日七十化”的女娲被描绘成人面蛇身的神。而且大地生长万物，被先民视为有旺盛生殖力的女性则自然而然的与大地相配，反应了地母崇拜与生殖崇拜的观念。
第三，制陶技术的发展。先人将泥巴制成陶器，泥巴变成了功能各异的用具，这一点在先民眼中是非常神奇的，因此，在考虑人类起源问题的时候，便不自觉地将制陶过程融入已有雏形的女娲造人神话中，这一点与当今科学的发展也是异曲同工的。
第四，古代华夏先民皮肤为黄色的，因此，女娲用黄土造人，而不是用黑土、红土或其他颜色的土。
第五，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强加了等级观念。女娲由抟土造人改为绳縆造人这个片段的出现，毫无疑问地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统治阶级将其纳入典籍，并借此宣扬人的富贵贫贱是先天注定的等级观念，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和维护自身的统治。这种做法历来为统治者们所采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神话的历史化进程。
第六，封建时代的搢绅之士在整理包括神话在内的古代文化遗产时，更多的以儒家思想来予以取舍，即便不是如此，由于他们的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等背景都已经和古人迥异，所以带着现有的思想去推测先民的想法，难免会有附会和增删。
女娲造人是解释人类起源的神话，从神话中女性开辟神的主导地位推测，这则神话应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而在此之后人类社会步入男权时代，女性开辟神的地位出现动摇，因此之后神话中神灵的形象也多以男性身份出现。
（二）尚德思想在伏羲、女娲神话流变过程中的影响
女娲造人的神话在男权时代已经失去了维护男权的作用，所以这则神话在流变中难免会出现增补。比如出现了伏羲女娲兄妹成婚的神话，女娲创世大神的地位逐渐弱化为伏羲的妹妹和妻子，用以解释人类起源的女娲造人神话也逐渐有了另一种形态，与楚帛书上所记载的一样，即是伏羲女娲结为夫妇生下四子。这些神话所反映的现实便是男性主导地位的确立，同时也为后来女娲作为婚姻之神为人类建立婚姻制度、使青年男女相互婚配繁衍后代打下了基础。唐李冗的《独异志》中较早地记载了伏羲兄妹成婚的神话，其内容与楚帛书中的记载大体相同，只是情节更加完整。《独异志》卷三记载：“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又自羞耻。兄即与其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乃结草为扇，以障其面。”由此不难看出，早期神话对兄妹婚没有非议，后期神话则对兄妹的结合造出许多解释的理由，以天作之合来进行解释，目的是为了符合后人的“尚德”思想，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历史上存在过的兄妹婚已失去其合法地位。
女娲造人神话的变化对研究中国古代神话的流变十分具有代表性，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神话在流变过程中并不是独立存在的，除了受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外，理性思维、“尚德”思想和政治因素等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也正是中国古代神话特点的成因。中国古代神话中的这种尚德精神表现的十分突出，一方面源自于原始神话的内在特质，另一方面则是后代神话改造者们着墨最多的得意之笔。
女娲补天所讲述的故事发生于女娲造人之后，首现于典籍时便已经基本成型，显然在收录时已经完成了对神话的加工，这则神话的原型是什么已经不得而知，不过从现有资料和研究中可以推测出一些大概。王若柏先生认为这则神话来源于先民对一场陨石雨灾难的体验[8]，还有人认为是先民居住的洞穴遭遇地震坍塌而产生的，不论这些自然现象是不是导致这个神话出现的原因，现实中所存在的自然现象对这则神话的成型都是有着巨大影响的。可以推测一下，最初女娲补天神话的原型应是极其简单的现象描述和愿望寄托：“天崩地陷，灾难不止，如何停止这场灾难呢？当然是最英雄的首领人物女娲将天上掉下来的石头再补回去。”之后这则神话在流变过程中不断被注入更多形象化的元素和解释，如所用来补天的石头后来特别说明是炼制过的五色石，正可以借此将天上出现彩虹解释为补天的缝隙有五彩石的颜色……不论是神话元素还是解释出现的早，它们之间都是相互印证相互补充同时并行发展的，神话也因此在流变过程中得以丰满。
尚德思想和政治因素在女娲补天这则神话的原始形态中表现的并不明显，但是到后来成型时便发生了变化。《淮南子?览冥训》中有以下记载：“考其功烈，上际九天，下契黄垆，名声被后世，光晖重万物。……然而不彰其功，不扬其声，隐真人之道，以从天地之固然。” [9]这些明显带有尚德思想和皇权意识的语句在原始的女娲补天中应该并不存在，也都是后来的流变过程中神话改造者们所添加的。
同样，作为另一位创世大神的伏羲氏，中国神话的这种尚德思想和为政治服务的特点在他身上表现的十分明显。伏羲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风姓，在中国古代传说时代的帝王世系中被奉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地位十分显赫。不过，伏羲首先是作为神话人物出现的，首现于《庄子》，人物形象亦人亦神，大都是用来托名设譬，借以形象说理，并未从神话脱形为人祖。伏羲在典籍中晚出，但甲骨文中有四方神名，曹锦炎先生在《释甲骨文北方名》中经考证认为伏羲神话可上溯到甲骨文时代[10]，这说明我们目前看到的伏羲神话是经过很长时间的流变过程而成型的。
如前面所述，《山海经》中所记述的太昊即是伏羲，但在先秦文献中，太昊和伏羲并无关系，战国时期荀子在《正论篇》中提及“太昊”，又在《成相篇》中又提及“伏羲”，一书中出现两个名，可见太昊并非伏羲。至于后来古史帝王系统中将太昊和伏羲归于一人，主要是人们思维形式的发展和历史意识的丰富。最早是出现在西汉末年刘歆的《世经》，刘歆根据人们历史意识的发展，从西汉末年的政治需要出发，以其新五德终始说将太昊和伏羲并称，列于黄帝之上，构建了一套新的上古帝王世系，后人解释称伏羲有圣德，像日月之明，故称太昊。由于人们思维形式的发展和历史意识的丰富，原始的伏羲神话经历了一个观念化、哲学化和历史化的过程。关于伏羲的传说和想象也进入了原始哲学和历史之中，于是人们将作为创世神祗的伏羲想象为人类的祖先和帝王，伏羲因此而进入历史领域，成为了历史上的最早的帝王，这也是中国神话历史化过程的一个体现。
秦汉至魏晋时期，由于谶纬神学和玄学的兴盛，出现了大量的纬书，其中多有关于圣君先王的描述，有关伏羲的事迹以及文化贡献也随之逐渐增多，涉及内容和领域也大为扩展，有关记述虽不乏荒诞离奇之说，但都是处处体现着“尚德”精神。此外，随着中国古史系统的整理和进一步构建，伏羲传说被纳入中国古史系统。唐宋以来，伏羲传说事迹进一步完善和整合，其三皇之首和人文始祖的地位逐步固定下来。其中以唐代司马贞的《补史记?三皇本纪》为标志，伏羲不仅进入正史系统，而且其事迹和文化创造活动更加系统化，其文化创造的内容几乎包括了远古时代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上文所列举的达十多项之多。因此伏羲也被后人称为“科学大神”、“文化大神”、“哲学大神”、“音乐大神”、“宗教大神”。
仍然从伏羲画八卦来说。八卦是中华先民理性思维和科学思想的结晶和高度智慧的标志，由八卦而《周易》并由此形成的易学思想与体系，是中华民族解释世界、认识自然、规范社会人伦的哲学体系。这一辩证思维理论和逻辑方式体系，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进程。在文化层面上，则与正统文化的儒家、道家学说以及在民间社会有广泛基础的巫术占筮等神秘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发展，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所以，伏羲的地位也因此而备受推崇，其功绩也越来越显赫。
（三）其他因素在伏羲、女娲神话流变过程中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佛教传入中国后，为适应中国本土风俗和审美心理，从而更好地弘法，积极吸收采纳了中国古代神话的元素并加以改造。敦煌莫高窟第285窟东披有伏羲和女娲的画像，作为创世神的伏羲和女娲胸部佩有日月标志，在画面中位于摩尼宝珠的两侧，二者在佛经中的身份是阿弥陀佛的从属菩萨，也就是创造日月星辰的菩萨，分别号为宝应声和宝吉祥。唐代道绰禅师在《安乐集》中说道：“故须弥四域经云，天地初开之时，未有日月星辰，纵有天人来下，但用项光照用。尔时人民多生苦恼，于是阿弥陀佛遣二菩萨，一名宝应声，二名宝吉祥，即伏牺女娲是。此二菩萨，共相筹议，向第七梵天上，取其七宝，来至此界，造日月星辰，二十八宿，以照天下，定其四时，春秋冬夏。时二菩萨共相谓言，所以日月星辰，二十八宿西行者，一切诸天人民，尽共稽首阿弥陀佛。”这里伏羲、女娲创日月星宿定春夏秋冬，显然是佛教对伏羲、女娲创造人类神话的延伸，也适应了佛教发展的需要。由此不难看出，宗教对中国古代神话的传承和演变也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只不过神话人物经过改造已经全面宗教化，神话特征已经不明显了。
说起伏羲，不能不令人想到中国古代神话中开天辟地的一位创世大神盘古。闻一多《伏羲考》一文前半部分从传世文献中搜集了大量龙蛇记载，加上当时已发现的汉代画像砖石，证明伏羲为龙图腾；后半部采集了近50则西南少数民族关于伏羲女娲在洪水过后兄妹婚配再造人类的故事和民俗资料，并加以语音训诂，“混沌”与“葫芦”是对音关系，“混沌”犹言“胡涂”，“胡涂”在俗言俚语中转为“葫芦”。“葫芦”即是“盘古（瓠）”，“盘瓠”、“伏羲”同声之转，故“盘古”又是“伏羲”，对应“混沌——葫芦——盘瓠——盘古——伏羲”转化演变的路径，证明伏羲即为盘古，是南方苗蛮各族的祖先神。具体说来，此处伏羲神话演变的过程应是炎帝、蚩尤等部落的一部分从黄河流域迁徙到南方以后，其先祖伏羲逐渐演变为盘古，流传于南方少数民族中成为南方的创世神。瑶族的《盘王歌》中盘古结亲和伏羲女娲结亲的神话类似可以旁证。现存的伏羲庙、伏羲台等处也都有“继天立极，开天明道”的说法，可以看出，盘古开天地不过是其另外一个版本罢了，只不过盘古开天地流传于民间，受外来因素的影响较小，因而能得以较为完整的保存。由此可知，伏羲神话在流变过程中受地域的、民族的影响不容忽视，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后世成型的伏羲神话已经脱离了本来面目，完全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分支，并沿着各自的发展路线传承和流变。
结语
以伏羲和女娲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神话的流变过程是极其复杂的，以上只是通过在中国古代神话流变过程中产生显著影响的几个方面进行粗浅的分析和推断，借以归纳和演绎中国古代神话的流变。伏羲、女娲是以创世神的身份出现在中国神话中的，后来随着神话的成型，二者逐步演化为人文始祖和远古帝王，可以说他们的神话对研究中国古代神话颇具代表性，其流变过程也较好地展现了中国古代神话的发展趋势。
中国古代神话在由原生态演变为次生态的过程中，主要出现了以下几种值得注意的趋势：一是追求完整的倾向。包括追求谱系的完整、故事情节和场面的完整；二是政治化倾向。由于社会等级制的形成，神灵有了君臣等级和各自的利益集团，同时，其所作所为都有了道德标准的衡量；三是历史化倾向。由于理性的强化，上古帝王的谱系逐步完整，神灵逐步演化成上古帝王，有了先后的顺序，神格化的神灵也逐步人格化；四是哲理化倾向。由于受阴阳五行学说、精气说、天人合一等哲学理念的影响，神话越来越多的体现了这些哲学思想。
从神话的发展历史看来，一般的神话大致都经历了从灵性神话到神性神话再到人性神话的不同阶段，而中国古代神话和全人类神话一样，也经历了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归纳起来就是经历了产生、扩展和定型三个阶段。其最显著的演变结果便是它的历史化、寓言化和宗教化。中国古代神话虽未形成完整的体系，但却独具自身的特色。从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伏羲、女娲的神话经历了一个相当长期而曲折的流变过程，因而其中包含和隐藏的信息颇为丰富，它通过不断成型的故事反映了中华先民进化发展状况和开创文明的种种信息。由于伏羲、女娲在中国古代神话和中华文明史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非凡的贡献，后人对其神话、传说、事迹口耳相传，历代诸多典籍又多加以推崇、歌颂，于是，伏羲、女娲的神话及其文化创造活动复经演绎加工和增益扩展，再加上民间传说的推衍流传、民间信仰崇拜与风俗习尚的浸润习染，逐渐形成了一种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涵盖中华文化众多层面和领域的伏羲、女娲文化。从现代意义或学术意义上来看，这对于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以及华夏先民的思想、情感和性格等各方面都是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的，这也即是研究中国古代神话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