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五岁，五岁的记忆里只有一个热热闹闹的场院。“队里要分牲口了！”这消息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开，已习惯开会的社员在很短的时间内聚集到生产队的场院里。
每个人的脸上都晃动着不同的神情，犹疑、喜悦或者忧愁。我和几个相仿的小孩子在人群中钻来钻去，带着点雀跃的心情关注着生产队那二十来头牛马驴骡的命运，平常他们都集体生活在这个大院里，现在却要被社员们瓜分了。
由于人多牲口少，所以老办法，抓阄，牲口们都编了号，谁抓到谁就可以出钱买去。我听见队长吆喝了一声：“一家一个代表，开始喽！”一只放着许多小纸团的脸盆摆到了桌面上。人群骚动着围上来，各自伸手抓去一个。
父亲和全叔是一块凑上来的，全叔的嘴里还嘟囔着：“抓住有个屁用，还得出钱。”但他真就抓着了一头骡子，父亲的纸团上则空空如也。
全叔的脸上说不清是喜悦还是忧伤-----那头骡子的标价是400元，他显然出不起这个价儿。我看见他重重地叹了口气，然后一跺脚，随手把纸团扔了出去。
父亲说：“你真的不要？”走过去把纸团捡了回来。
全叔愁眉苦脸地说那有钱啊。父亲说你不要我可要了哦。全叔惊异问：你？你有钱？
“没有。”父亲干脆地说，“借！”
那头骡子后来成为父亲种责任田不可或缺的帮手。当时他先在队里的会计那儿打了个欠条，允诺半个月内把钱交上，然后父亲牵上那头骡子，捋了捋它脖子里的毛，回过头来一巴掌拍到我的屁股上，说：“回家！”他这一巴掌和说出这两个字的情绪感染了我，我一尥蹶子欢快地跑在了前面。
父亲牵着那头骡子走在大街上，他红光满面，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从那时候起，我就知道父亲是一个有远见的人，就像后来，他和母亲两个人种了十多亩责任田而从未让一个孩子缀学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