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我国经济发生新的变化，出现一些新特点，最突出的是经济增长速度呈现趋势性放缓，经济转型的动力增强，压力加大。世界经济也在发生一些变化，比如，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实施重振制造业战略，新一轮技术创新和产业革命孕育着突破，等等。这些新变化不仅给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带来不少机遇，也带来不少挑战。
面临五个方面的机遇
机遇一：新的区域增长极和产业升级动力正在生成。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其实正在发生一场“静悄悄的革命”。现代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相当活跃，近两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一直处于扩张期，今年以来这种态势仍然明显延续。中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效果凸显，新的区域增长极正在形成。在东部工业增加值、出口利润和财政收入等指标明显下滑时，中西部一些省份和城市的这些指标却逆势上扬，甚至大幅度上升。产业迁移促使要素流动，有利于矫正扭曲的市场价格和效益分布状况，催生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新动力。制造业技术创新和转化应用能力有所增强，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逐步提高。同时，全社会就业总量并未减少，相反还在扩大，去年经济增速慢于8%，但城镇新增就业超过年初预期目标366万人。正是由于产业结构、区域布局和增长动力的这些新变化，我国才能在经济增速放慢的情况下扩大就业容纳量。
机遇二：我国的市场回旋余地大，综合竞争优势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新技术和产业容易形成规模经济，应用新技术的成本会迅速下跌，成本下跌就可以促进产业化、商业化、规模化。当前，虽然我国土地、资源、环境、劳动力等综合成本确实在上升，但我们的综合竞争优势仍然明显。去年国研中心外经部在全国对几百家国内外企业做问卷调查，让它们对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做一个投资环境评价，时间段分为过去、现在、未来，各是五年，满分是10分。结果中国的评分高达8.5分，其他新兴经济体6.5分，评分曲线都是上扬的，我们中国的上扬比他们高2分。有12项指标，其中除了对劳动力成本和水电成本上升的评分为下降之外，其他10项指标评分全部是上升的，包括生活环境、社会环境、市场环境、基础设施条件、产业配套环境、政府服务效率，还有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等。
这表明我们的综合竞争优势仍然明显。虽然我国劳动力数量增长速度放慢了，甚至绝对量减少了，但是这么多企业肯定并继续看好中国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可见，不能简单说年轻劳动力减少，人口红利就没了，而劳动力素质提高则是我们新的人口红利来源。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当中，劳动力素质提高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我国的市场规模和回旋余地这么大，又有这样明显的综合竞争优势，我们应该利用好这些积极因素，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机遇三：地区分工和产业布局将展开新的重组。我国坚持扩大内需方针，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汇成4股潮流，居民消费结构由温饱型向小康型升级进程持续活跃，投资和消费两大内需十分旺盛。中西部和东部的差距也是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中西部正在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一些资源型城市加快产业转型，新的市场需求和后发优势孕育积累，产业梯度转移的战略纵深不断拓展。“十二五”期间，突出环境约束、民生改善和创新驱动的转型导向日益鲜明，支持结构优化、实体经济发展和有利于构建生态文明的财税金融改革、资源价格改革，以及鼓励竞争的改革，亦将陆续配套推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分工、市场需求、产业关联、制度环境等都将继续发生新的变化。
机遇四：产业组织和供应链将发生新的整合。在新技术和新市场的引导下，原有的工业门类可能演化为生产性服务业，传统的服务业可能整合为新型的服务业，制造业的核心业务可能越来越趋向于精、专、强，而原来的非核心业务可能越来越独立为新的经营实体，甚至发展为新的产业形态。产业分工形式、上下游供应链、产业组织和产业生态环境都可能发生新的调整重组，进而影响企业到哪去投资，以及用什么样的商业模式和赢利模式，来应对这样一些变化。谁能够认清转型过程的客观趋势、经济技术规律和体制变革方向，从中发现机遇，把握好产业的市场定位和分工定位，顺势而为，谁就能在转型中成为领航产业或行业的领头羊。
机遇五：新兴经济体合作潜力很大，前景看好。经过多年快速发展，新兴经济体活力增强，科技实力正在改善。它们内需潜力大，新技术的市场空间广阔，在传统技术和工业上的沉淀成本小，人口红利明显，创新所需的人力资源潜力不可小视。新兴经济体完全可以成为第三次产业革命的生力军。在区域和双边活动中，新兴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各具特色，以自由贸易区为主要方式的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在应对危机中，它们主动加强合作，有利于形成稳定的全球经济格局。我国经济与其他新兴经济体有很强的互补性，我国工业对它们的市场适应性和就业包容性也有突出优点，向新兴经济体“走出去、扎下根”大有可为。
不容忽视的六大挑战
第一个挑战：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导致“速度型效益”大幅缩水，加剧财政金融风险。这可能导致不少地方和企业原有的赢利模式被冲垮，原来占有的市场中心，或盈利的主要来源，现在可能整个被打乱。“速度型效益”加速缩水对地方政府带来的挑战十分严峻。一些地方原有的财政收入来源不再可靠，例如土地批租收入急剧下滑，又没有新的利税来源，特别是正常可持续的税收来源，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掩盖的财政窟窿明显暴露，产业发展生态严重恶化。
第二个挑战：国际竞争加剧，市场重心可能转移。美欧日实施重振制造业战略，会影响中国传统优势市场，我们如果进行同构同类竞争，就要考虑在技术水平、产品研发投入方面有没有竞争力，怎样通过品种或市场布局的调整，来形成差异性竞争，保持我们原有的竞争优势。跨国公司仍然看好中国市场，并实施研发本地化、制造本地化和市场本地化的新战略，在我们家门口形成直接竞争压力。现在发达国家的投资贸易保护措施名目繁多，除了反倾销、反补贴、技术壁垒，还攻击中国搞国家资本主义，进行不公平的竞争，等等，跟着抛出相应的贸易投资规则，对我国产业发展形成新的牵制。
第三个挑战：产业结构调整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明显增强。我国在国际上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强度要比2005年减少40%至45%，“十二五”规划纲要也对减少单位GDP能耗和碳排放规定了必须完成的约束性指标。突出环境约束，是对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提出新的约束条件，中西部地区传统产业比重大、资源密集、环境脆弱，面临的转型压力更大。
第四个挑战：综合成本上升，传统产业的盈利空间急剧缩小。这和“速度型效益”缩水是密切相关的。比如，地价、水电价、资源价格、治理污染的代价、劳动力成本和融资成本都在上升，压力有增无减，这是企业反映最大的难题。由于外需下降，传统产业原来靠出口能够盈利的空间也受到挤压。所以，社会上关于减税的呼吁很强烈。现在推出的“营改增”，逐步扩大营业税改为增值税的范围，正是在考虑减轻企业税赋，从而增强企业活力和技术改造发展后劲，鼓励服务业发展，引导产业结构调整。未来，结构性减税还要向深入推进。
第五个挑战：行业利润分配严重失衡，导致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混乱。近年来，许多加工制造企业纷纷“转型”，转到股市、楼市去投机，却不愿意做实业。这种畸形的要素流动，从根本上看是行业利润信号严重扭曲导致的。要改变这种局面，需要从完善竞争政策、财税政策、金融政策以及改革资源价格上发力，从而校正行业利润信号，正确引导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
第六个挑战：挺过“阵痛期”与追求短期目标的矛盾。在我国经济增长态势放慢的过程中，原来没有暴露的问题都会暴露出来，这就像一段“阵痛期”。比如“速度型效益”严重缩水，导致财政金融风险暴露;又如利润分配严重失衡，导致没人愿意去发展实业，在经济高涨的时候它们都被掩盖起来。同样，经济高涨时人们也不觉得产能有什么过剩，该淘汰的落后产能还在开足马力。而在经济增速出现趋势性放缓的情况下，原有的深层次矛盾必然会水落石出。这个时候要考虑，我们能否挺过这段“阵痛期”，借这个机会把该淘汰的都淘汰掉，奠定更好的后续发展基础。经验表明，短期目标很容易被追求，优胜劣汰的时机很容易被延宕，该淘汰的很容易死灰复燃。为了克服积重难返、尾大不掉的难题，我们始终需要面对如何远近兼顾，作出更为积极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