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事件接二连三，虚假诉讼层出不穷，甚至连政府机关也“朝令夕改”……当下，“信用贫困”现象已经蔓延到社会各个领域，各个角落，形成谁也不敢相信谁的尴尬局面。
一系列数据表明，我国的社会诚信问题越发严重。上海市社科院2011年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有90.2%的人认为诚实守信会“吃亏”;同期上海另一项调查显示，部分青少年追求个人价值最大化时强调实惠实用，道德界限模糊不清;中国社科院近年开展的调查显示，约70%的中国人不信任陌生人。
人人畏我我畏人人
如今，在大学、中学乃至小学，考试作弊的现象已不鲜见。而在今年6月的湖北钟祥三中考点，因异地来的老师监考严、作弊信号被屏蔽等原因，许多计划作弊的学生作弊失败，致使部分学生“恼羞成怒”，出现围攻监考老师的举动。“失信者”之强势、之理直气壮令人惊叹。
近年来，以“杀人游戏”“狼人杀”“风声”为代表的说谎类游戏日益流行，某著名卫视还推出了比赛说谎的娱乐节目，在这些游戏和节目里，撒谎撒得好、撒得“滴水不漏”已经成为一种令人羡慕的能力。
有专家指出，很多民众反感不诚信，但又多不愿站到道德高地，社会有陷入信任“囚徒困境”之忧。在周围都失信的情况下，信守承诺、坚守道德底线的单位和个人，不仅同盟者越来越少，关注、理解和赞同的声音也日渐式微。当坚守诚信被视为“犯傻”、“另类”后，守信只能沦为一座座“道德孤岛”。
上海社科院社会研究所副所长陆小文说，大家都不讲诚信，就只能以不诚信去对待不诚信。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最终的结果就是人人自危。姜农不吃姜，却去卖“毒生姜”;奶农不喝奶，却将低质量的奶卖给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什么都不信、好坏都不信的“塔西佗陷阱”正逐渐显现。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说，当社会主体公信力丧失时，无论做好事还是坏事、说真话还是假话，都会被人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近些年，恶劣失信行为频繁冲击道德底线，导致社会思维开始形成“什么都不信、好坏都不信”的定势。
湖南师范大学人文社会学教授范平华指出，在当今社会，一些人对利益不择手段地追逐，甚至以践踏他人的幸福来满足私欲，会导致社会道德观、价值观的沉沦，容易导致一些民众感到生活在一个没有信任、谎言充斥、没有安全保障的大环境中。这种情绪一旦蔓延，后果非常严重。
“灰色中介”推波助澜
在各类失信活动中，经常有大量中介组织参与其中。这些“灰色中介”对社会生活的深度介入，造成“失信得利、守信吃亏”的尴尬局面，为社会失信推波助澜。
在百度输入“发表论文”关键字，可搜出两千多万条搜索结果，第一页的搜索结果几乎全部都是代发论文的中介组织。有些中介组织的网页上赫然显示“渠道成熟”、“论文100%录用”、“先发表后付费”等字样。
一名论文中介透露，他们有成熟的渠道，可以搞定各个级别的期刊，如果用户手头没有现成的论文，他们还可以代写，但需另外收费。该中介表示，每年教师评职称、学生评优秀都会找他们发大量论文，只要不是写得实在太差都能发出来，所发期刊的级别不在于论文质量，而是在于出价高低。
每到英语四六级考试、计算机二级考试的“考试季”，许多高校都会“涌现”写着“四六级答案”“计算机二级答案”的小广告;到了司法考试前后，“考前卖押题，临考卖答案，考后改分数”的“一条龙服务”就会在许多高校出现。
在计算机二级考试时买过答案的小张说，“有些中介真能弄到答案，有的则是骗人的。像计算机二级这种大型考试，同学之间往往不敢互相帮助，中介的出现极大便利了作弊。”
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涉及政府职能的领域，“灰中介”也在积极发挥作用，成为权力寻租的平台。甚至有些正规中介的人员，在利益的诱惑下，也成为“灰色中介”的一分子。
北京某房地产中介经纪人王先生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其在“国五条”出台前曾经手一单交易，按照当时的规定，税费是30万元，在“国五条”出台后，税费一下子上升到60万元，买卖双方都不能接受。他们向买方索取30万元后，拿十几万元用于买通法院工作人员，通过法院判决的形式将房产判给卖方，为买方省下了三十万税费，自己则将剩余的“经费”收入囊中。
“灰色中介”的猖獗，极大恶化了社会风气。北京某高校毕业生小林告诉记者，自己班上有一个几乎不上课的同学，因为找中介买了答案，英语六级考试考了非常高的分数，令很多勤奋学习的同学顿感吃亏;而许多同学努力学习也没考上研究生，有的同学却因为找中介发了几篇论文，就因“学术能力突出”被保了研。这些事情令大家感到非常不公，也恶化了学校的风气，很多学生开始以这些“聪明同学”为榜样。
部分政府机关成失信“坏榜样”
由于部分政府机关“朝令夕改“先否后认”等现象频频出现，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质疑正在不断加深，更使政府成为社会失信的“坏榜样”。
今年8月，有网民在微博上发帖称“在宁夏中卫市海原县，交警查车罚款、动手打人”，而海原县公安局先回应称“无中生有”，在爆料人上传视频后才承认“有过激行为”;今年5月，有网民称“郑州夜店打字幕欢迎项城田局长”，而项城市相关部门则这可能是一场恶作剧，也可能是酒吧在炒作，最终调查结果却是事件主角为项城市工商局副局长田****，当事人被免职;去年12月，有公众实名举报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多种问题，也遭到能源局第一时间回应称“纯属污蔑造谣”。然而前不久，刘铁男已被开党籍。
类似如此“没有视频就不承认”“遇到事情否认成习惯”的事件在近段时间频频出现，再加上不少地方存在的规划短视、随意拆除新建筑等朝令夕改的现象，这些“言而无信”的政府失信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使得政府陷入了“不说被质疑、说了没人信”的尴尬境地。
“官方的三缄其口或先否后认，折损了其公信力，也是对公众知情权的漠视，这加重了舆论的质疑和拷问。”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沈阳说。
沈阳认为，长期以来的信任透支，已经让公众对政府部门产生了普遍质疑的态度，而不及时公开信息，和仇官、质疑等心态的双重作用，导致了“谣言满天飞、质疑动动嘴、辟谣跑断腿”的现状，这对政府公信力造成的次生伤害远远超过问题本身。政府机关不带头讲诚信，又如何要求老百姓讲诚信?
政府机关带头不讲诚信，正面典型没人信，负面典型满天飞，社会诚信的舆论也在逐渐恶化。
天津理工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张继东认为，在互联网时代，大家受网络舆论的影响较大。许多网络媒体在追求点击量和影响力的同时，忽视社会责任，大肆炒作负面案例，最终形成负面教育。
“今天有人扶老人被讹诈了，明天小孩儿被陌生人挖眼了，今天好心小姑娘被孕妇害死了，明天有医生倒卖婴儿了，打开网页，十个新闻有六七个都是负面的，整天看这种新闻谁还敢相信别人?”张继东说。
司法公信不被信
司法公信是社会诚信体系的重要组成，担负着“兜底”作用。而当“信用贫困”在社会诚信的各个领域蔓延时，司法公信也很难独善其身。这种情况下，社会诚信又有谁来兜底?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院长马贤兴介绍，近几年，利用诉讼的“游戏规则”或法律的空白与漏洞，用虚构的事实或者不真实的证据，通过合法诉讼形式谋取不正当利益，这种俗称打“假官司”的虚假诉讼不断增多。具体包括伪造、变造虚假诉讼材料，提供虚假证据;转移财产、转移居所、虚构债券债务等规避执行;个别中介机构违反执业规程，提供虚假信息资料，出具虚假验资报告等。
2011年以来，江苏省检察机关监督虚假诉讼案件1563件，涉案金额达3.9亿元，借贷纠纷、离婚涉财、房地产权属纠纷案件成虚假诉讼高发区。
去年6月，江苏昆山人余某向朋友徐某借款20万元，需要抵押物。双方便找到法院书记员王某帮忙，炮制了一起虚假诉讼，将余某的房屋查封并作为还款保证。案发后检察机关查明，王某不止一次搞虚假诉讼。在参与诉前调解工作中，他徇私情、牟私利，违反规定擅自受理徐某与他人民间借贷、房屋买卖等纠纷案件12件，涉案金额高达7500多万元。“法院工作人员参与虚假诉讼，极大地损害了司法的公信力。”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徐安说。
与虚假诉讼相比，恶意诉讼多表现为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主要表现为随意起诉，一事多诉;随意进行财产和证据保全申请;多次异议、不合理多次申请鉴定、调查、调取证据，造成审限延长等，损害了正常的司法秩序和当事人合法权益。
“除了虚假诉讼和恶意诉讼外，群众对司法不公的反映也尤其强烈。”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牟宪魁说，这三种现象已经成为影响司法公信的三大“毒瘤”。老百姓到法院打官司，目的是能够得到公正的处理。但有的法官枉法裁判、徇私矫情，为私利偏袒一方当事人，甚至有的法官向当事人索取财物。群众潜意识里就会认为，打官司成了“打关系、打金钱”，使司法公信逐渐丧失根基和生命力。
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法院院长李勇介绍，目前司法信用缺失主要表现为司法效率信用缺失，案件审理期限过长，12个月以上结案，甚至更长时间结案的现象一直长期存在。执行案件，有的长达十几年不能执结。
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邢树奎说，法院执行难已成为公认的“老大难”，人难找、钱难查、措施难执行，导致司法权威受到削弱，社会公信力严重下降。
同时，裁判效力信用也面临严峻挑战。《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发现，目前各级法院受理的再审案件呈逐年增多态势。牟宪魁说，案件屡判屡改已成为司法信用缺失的一个重要表现，一起生效判决可由多种理由、多种方式、多种主体、多次提起再审程序，不仅造成国家、社会和当事人诉讼成本的重复支出，导致申诉和上访多发，而且从公众的信仰体系中彻底毁弃了司法本来应有的尊严、信誉和权威。
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万国华说，当前司法“信任危机”已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一大难题。当前以个案引发的司法不信任正在泛化成普遍的社会心理，司法遭遇“信任危机”。不少当事人以高昂诉讼成本得到的裁判结果最终成为一纸空文，这种情况下，老百姓自然会对这种执行力不足产生不信赖，司法公信力面临严峻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