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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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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工圆梦再探索
广东将出台一系列新举措，包括从“体制外”选拔逾万名基层团干，进一步打通新生代农民工上升通道
曾剑是“80后”独生子女，老家在广西贺州市八步镇。5年前，他从四川大学工业设计专业本科毕业，随后在成都一家外企工作。但为追随女友，他毅然放弃外企的工作，来到肇庆端州区一家川菜馆打工，老板是他大学同学的表哥。
两年后，他突然失去了未来的方向。“本想学习餐馆的管理经验，做上三五年，攒够钱再自己做，但后来发现创业并不是自己想的那么简单。”而女朋友朝九晚五并拥有双休日的体面生活，让他十分羡慕。
为改变现状，他继高考之后再一次汇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洪流——参加公务员国家和广东省招考。但工科出身且毕业数年，与应届生相比，他没有任何优势，几次“国考”和“省考”都榜上无名。
转机在他最苦闷的时候出现了。2010年9月14日，广东省委组织部、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出《广东省2010年从优秀外来务工人员中考试录用基层公务员公告》，开外来务工人员招考制度先河。消息一出，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江门、惠州及肇庆9市的11290名外来务工人员对50个岗位展开了角逐。
就在此前一个月，省委书记汪洋热情邀请100名外来务工人员到省委大院，观看了反映珠三角外来工生活的电影《所有梦想都开花》。电影结束时，汪洋对他们说：“今天我用这种方式向全社会表达一个理念，要尊重外来工、感谢外来工、厚爱外来工”。
一年前还是东莞寮步一家眼镜厂职工的伍学成，转型后现在已把自己当成了名副其实的新莞人——户口已从湖南长沙转到东莞石龙镇，他准备买房后把父母从湖南老家接到“新家”居住。
而正在伍学成忙着看房时，7月15日，广东省委组织部、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再次发出《公告》，从优秀工人、农民中选拔250名基层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员，学历要求高中(中专、中技)以上——这意味着广东决定进一步打破学历和地域对农民工的限制。
这两年来，外地人更快融入广东的制度禁锢被不断打开。前不久，南方日报独家披露广东将出台一系列新举措，包括从“体制外”选拔逾万名基层团干，进一步打通新生代农民工上升通道。而在5月份，深圳打工妹姚春梅通过一系列考试，成为“圆梦计划·北大100”的首批学员，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梦。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说，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看，外来工为广东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如果说30多年来，广东改革开放取得的经济奇迹得益于新理念、新机制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以及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那么广东要保持发展的后劲，保持社会的稳定和谐、引领中国改革开放，就必须在服务和管理农民工这个庞大群体上探索出新路。
融入社区多碰壁
“我每次经过车站都很揪心，小孩在将要开动的车上嚎啕大哭。”解决留守孩子在广东上学的问题，外来工才会安心工作
幸运如林克存们已经在异乡感觉到了温暖，而他们又以自己的视角观察着更多似微尘般飘荡在家乡和珠三角的外来工。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郭于华去年在富士康调研期间，看到很多青年工人下班后去玩滑滚轴，“这原本是社会性活动，会和朋友们一块玩，但我们却发现，他们每个人滑自己的，互不干涉，谁都不认识谁，就像是在打保龄球。”
这样的情景，伍学成在眼镜厂工作时经常看到。“我所在的工厂算是很人性化的，但有些工厂管理严格，等级森严，每天工作11个小时以上，工人们住在10多人一间的宿舍。“人的身体、精神都被推向疲劳的极致，没有任何心情和精力再去享受所谓的生活，这就是宿舍劳动制。”
“外来人口没有社区的概念，他们融入当地的途径只有工厂。”他听说，一些住在厂外村子的女工经常遭遇家庭暴力，甚至有被殴打致死的，但在请求所在村的妇联主任参与调解时却遭遇尴尬——妇联主任认为，分内该管的只是户籍人口。
伍学成的感受也是很多农民工专家特别关心的问题，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毅就多次呼吁：广东应在工厂外建设社区服务中心，处理农民工工厂外的生活问题，而且一定要有NGO组织参与。
深圳宝安区新安街道不足30平方公里却生活着70万人口，而户籍人口不足10万。林克存当上公务员后很快发现，工资、劳资关系争议占他日常工作内容的六成以上。
有一次，40多名四川农民工因老板欠薪失踪而聚集到街道。“我们承诺通过变卖厂房偿还工钱，但他们仍然要求政府当晚就垫资。”林克存说，工作以来感受最深的是农民工对政府人员不信任的心态，“他们总是认为，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
除了希望加快企业转型升级外，林克存也在工作中反复向维权的外来工讲如何学会和政府部门、厂方打交道，“工作是一辈子的事，他们的维权能力也要不断加强。”
干了大半年城管的伍学成则看到，东莞非常需要加强对流动儿童的服务。“就是这几天，我每次经过车站都很揪心，小孩在将要开动的车上嚎啕大哭，而大人们则在车下边挥手边抹眼泪。”他说，解决留守孩子在广东上学的问题，外来工才会安心工作。
他还知道，在东莞横沥镇隔坑村有个社区服务中心，是东莞唯一一家以服务流动人口起家并获官方认可的社工机构，“150个小学生在这里享受免费才艺暑期和聚会，并接受学费资助。”但对于大部分外来工子女来说，他们的学费依然比本地人高很多，伍学成认为，像隔坑村社区服务中心这样的机构太少了。
南方日报记者采访的几个外来工公务员都十分关注这个话题——流动人口的诉求如何尽快与当地政府协调起来。他们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想办法、出主意。
他们表示，实际工作中碰到的大部分外来工对招考公务员以及积分入户制度都不敢奢望。“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子女学费能否可以降到跟本地人一样低，维权时能否有更顺畅的渠道，而平时生活能否有足够的社工服务和NGO组织的关怀。”
好在外来工公务员们所感知的问题已经随着广东创新社会管理有了解决办法——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决定对社会组织下放权力，到“十二五”末，达到每万人有5个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达到常住人口的10%，并为上千万人的社会组织提供广阔平台和空间，采取宽松的管理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