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城市住宅的演变

天津市的房屋的兴建是沿南运河——海河而发展起来的。自宋末元初这里就出现了一些简陋的民居建筑物。1234年，由于三岔沽（今狮子林桥附近）盐卤涌出，一些土著居民来此盐碱煮盐。官府准许高、谢等18户在此居住煮盐；后来发展到几百户。盐民和渔民的土房、窝铺，从三岔沽傍海河绵亘到大直沽。一些商贩也来此贸易。因而当时占领北方的元政府在天津设立了“三岔沽司”和“大直沽司”来管理这些人。1267年，元都于燕（大都，即北京），为解决军需民食，大量海运江南米。从马头（今北大关）到大直沽一带，建筑起许多中转粮食的仓囤和有关建筑物，居住着蒙古兵、船户、水手和围绕着盐运、漕运、渔业而生活的居民。他们的住房简陋，大多是草房、土房或窝铺，建筑结构十分间单，布局上也没有什么规划。所以，现在这些原有民居建筑根本没有遗留下什么痕迹。元代直沽最辉煌的建筑物，要数13世纪在大、小直沽起建在天妃庙（也称天妃宫。清康熙二十三年“升”为天后宫）。至今小直沽庙的大殿台基仍是元时遗迹。

到元末明初，天妃宫附近逐渐形成了较大的居民点：宫前广场是集市，平时漕船停泊在三岔河口，船户为祈求海上航行平安，多登岸向天妃进香，所以，小商贩的贸易活动也集中在这里，形成闹市。大直沽、宫南、宫北街、码头、马头东街（今侯家后东街、估衣街一带）出现了一些土房、灰房；并构成天津一些最初的居民点。这些除坐落在大直沽的部分位于海河东岸外，多数是分布在南运河、海河的西岸。清代乾隆时李 （字怀芳）在家门的对联上曾书写：“天津卫八十三岁铁汉子；侯家后五百作载旧人家。”如从乾隆末年（1975）上溯，500年前是元世祖忽必烈在位的至元三十一年（1294）。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元代天津民居和人口分而的大略状况。

明代永乐二年（1404）设天津卫，派兵戍守屯种。当时的屯兵可带属人口住在卫所，并可以世袭，因此，实际上，他们就成了天津卫的常住居民。设卫后，开始建土围子的城墙，并陆续增设了天津左卫及天津右卫。这时屯兵加上家属已有万人以上定居。天津筑城后十年，从杭州到天津、通州的大运河全线畅通。1487年起，每年经天津运输的粮食就在400万石上下。长芦生产的食盐也经天津运往内地。明官又允许粮船夹带二成商品货物，这促进了天津卫城的日趋繁荣，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大量增长，城厢内外的建筑物也大量增加。

明代初年天津卫的建筑物布局。特点十分明显；城内是政治中心，集中了许多公用建筑。位于中轴线交点的是鼓楼（私治年间造），砖拱起顶，四面穿心，上起楼二层，中置大钟，以司晨昏，构造颇为精巧。鼓楼以西为军事机关及天津右卫衙署，以东是储存粮食的大运、大盈、广备三仓（今尚存“仓门口”地名）；北门内有户部分司；东门内有左卫衙署、明伦堂、文庙；南门内有天津衙署。玉皇阁、稽古寺藏经阁（铃铛阁）等宗教楼阁建筑，分峙城外东北角和西北角，涌泉寺、关王庙、药王庙、白衣庵等和“海天要镇”（鼓楼西）等牌坊点缀其间。四座城门特别是拱北门更是高耸云天，富丽堂皇。这些建筑物使用传统的飞檐、明柱、高台等手法构造，空间轮廓线起伏多变，色彩华丽，气势宏大，在日光照射下金碧辉煌，显示了天津卫城在滨海之区权威地位。

明代天津卫经济生活的中心却不在城内而在城外（城内还有五个大水坑），民居建筑物依旧在城北门、东门以外分布和发展。原来的宫南、宫北、马头东街盖起了成片的砖房、瓦房和灰房。西大湾子梁家嘴、南头窑一带和河东（今河北区东南部）陈家沟子、娘娘庙也发展成砖、灰、土房混合构成的居住区。明代天津卫的商业建筑还不多，集中在南运河的信安湾（即西大湾子，有“永丰集”）、北门外马头一带；低矮的土墙围着宽大的院落（作堆栈用），中有不多的几间店房，用以售卖杂粮、日用品、食盐、从事简单的商品交换。

清军入关后，经过顺治朝的政治、经济稳定和康熙朝61年的发展，天津卫的城市的城市地位更加重要，雍正二年（1724）天津卫升为天津州；三年曾大事修葺天津城墙，全部改用砖砌，为此，在马家口、西门外等处取土建窑大规模烧砖。这带动了整个建筑业。由于城内规划井然，有些官宦、粮商、盐商、海户（清顺治朝即有海船户陈抑之大起宅第），在城内二道街、户部街、仪口门及城外估衣街等街巷。明代天津卫巡佥费敬所居住的大费胡同，就有很多由高台阶、虎座门楼、宽门道、大天井、过厅、厢房、正房和高墙等建筑单体所组成的“四合院”（津民俗称“大四合套”）。每逢喜庆佳节，张灯结彩，笙歌聒耳，十分气派。

由于康熙、乾隆南巡，还新修了皇船坞、柳墅行宫、普陀寺（海光寺），重修了天后宫、望海寺（内有望海楼）等辉煌的建筑物。

自康熙十六年（1677）长芦盐运使司衙门由沧州迁来天津卫（在鼓楼东），天津成为长芦盐斤的主要集散地。而盐商在天津经济上的地位超过了依赖漕运的粮商，逐渐崛起。大盐商张霖在绵衣卫桥北修建了园林住宅问津园（初为“思源庄”，相当今中山公园地段），其中花木葱郁，曲水回环，有篆水楼等建筑。张霖的门人，另一大盐商查日乾及其查莲坡（心谷），其后又在城西南运河南岸修建了水西庄（今芥园附近）。它占地百亩，树石清幽，集中了各种富有鲜明特色的园林建筑物，如揽翠轩、枕溪廊、数帆台、藕香榭、碧海浮螺亭、绣野 ，且有花影庵和泊月舫等构造别致的建筑。清乾隆帝南巡路过天津，就居住在其东的 “介园”，因当时正值芥菜花开，被改称为芥园。清道光间才废圮。

在清中叶（乾隆、嘉庆、道光朝）天津的商业进一步发展，由于海运、盐务和农村土兼并到一定程度，天津逐渐出现了许多富商大贾，他们豪华奢侈，被天津人称之为“大家”，如天成号韩家（曾养海船99艘）、土城刘家（大地主）、正兴德穆家（茶庄）、高、张、权、董等姓以及长源杨家、镇德黄家、兴德王家益照临张家（海张五）、李善人等（均为盐商）。其中有的人一直到同治、光绪年间仍以挥霍性的开支名著三津（最著名的被称为“八大家”。但实际上因升沉隐显变动很大，中间有所更替）。这些人在旧城东、北门里、鼓楼东西、宫北大街、估衣街、针市街西头一带建筑了许多深宅大院。如天成韩家在大口（今玉皇阁附近河沿）的私宅达百余间，既有住宅，又有营业用房、仓库和私家码头、正兴德穆家和镇德黄家在针市街西头、长源杨家在宫北大街所拥有的四进、五进以至多组合的庭院住宅，现在规模依旧。虽迭经变乱，但磨砖对缝的封闭性外墙，雕镂精细的砖、石砌门楼，仍保存了宏丽的外观，给人以强烈的印象。而且，他们的住宅并非只占有一处，镇德黄家的黄家大院（今针市街西端）对面是黄家的侧室居所（外宅）；黄家的五少爷（黄五）因斗鹌鹑，挥手之间还输去了针市街另一外大四合院，毫不吝惜。

至于天津的劳动人民，则居住在北城根或河东水西的低矮土草房或灰土房里，更穷苦的人民则以西关外的窝铺为屈身之地，既不能乐业，也谈不上什么安居。北城根有一小巷竟名之为“裤裆胡同”（解放后改为和平里），可见劳动人民居处之逼仄卑污！

明清时代天津的民居建筑物，其构造特点大致是：

官吏、商人（盐商、粮商、茶商、木客）多居住在属于木构架系统的四合院住宅中。在封建统治阶级尊卑长幼严格分野和迷信思想（富贵、寿夭、水火、平安与吉凶等）的支配下，在方形院墙正面的中间开有大门，并设高台阶，全部住宅依据最好的朝向——南北纵轴线对称地布置房间，大门道内设照壁（天津卫城因街巷狭小者多，门外很少设影壁）。大门居中的住宅，门道内则设四扇屏门，可方便出入并示庄重。院内北房为上，木构架较大，房屋装修富丽，供尊者或长者住用；两侧厢房则是儿女的居室。如系多重庭院从前院进入后院，则纵轴线上设垂花门（二门）或地厅。过厅的装修往往雕刻华美，布置有富丽的硬木螺钿家具、古玩字画和瓷器，做为待客之客厅，既免外人深入内宅，又有效地利用了过厅这一建筑物。这种住宅建筑无论如何合，一般都是自内而外安排尊卑长幼的居住、活动房间；外院是账房、家塾或其它用房；内院旬全所住宅的核心。杂房、厨房、仓库布置在附设的小跨院内，有的另设门道出入。

二、义和团运动后的居民住宅

%26amp;nbsp1、八国联军炮火对天津房屋的破坏。

清末的天津已成为一个五方杂处、商业繁荣的海口大城市。公元19世纪末，城市人口达到六十多万。全市住宅房屋约为十五万间（平均四人住一间房），加上一倍公用商用房屋，约为三十万间。城里布满了深宅大院，住不下，一些贩夫走卒甚至挤在城根底下盖起了土房、砖房；东北城墙护城河也有人垫土盖房居住。北门外石道两侧是以售卖鲜货、鱼菜、小食品、素菜、糕点、蜡烛、烟叶等饮食品为主的门面房。估衣街布满以洋广杂货、绸缎估衣、生熟药材为主的装饰华丽、招牌冲天的、商业建筑。宫北大街是洋行、钱庄装有铁栏杆的封闭式店房。针市街、竹竿巷则紧邻着茶商、木客、棉布商和客栈的高墙巨厦的内局院房。北大关南运河东岸侯家后一带日夜灯火通明、市声鼎沸，挤满了游乐性行业的歌馆楼台。但是，以上这些建筑解体在1900年的旧历“六月十八”、集中地遭受到八国联军炮火的洗劫。由于日本侵略军潜入西南城角外的芦苇坑，接近城根后将城墙炸开洞口，突破迅速打开南门，侵略军蜂拥而至。进城后肆行烧杀抢掠，南门内大街两侧的民房先遭兵火；随后，又把鼓楼作为制高点，把山炮放在鼓楼上向北门一带轰击，北门内外大街两侧店铺、民房，转眼之间化为灰烬。北门内小仪门口又是义和团坛口，义和团员的红布、红纸标帜在燃烧的建筑群中还随时可见，侵略军的炮火更行密集射击，因此，北门内外的房屋破坏十分惨重。日、英、法军攻城后，官兵贪婪的目光，立刻注视到估衣街、针市街、锅店街、宫南、宫北、华丽的店房，任意抢夺金银细软，随后就将这几条街的建筑物全部放火焚烧。一连三天，这些街道的建筑物始终在燃烧。当时有人全计，损失至少有数千万两白银。入侵的沙俄军队占领老龙头车站，对大直沽、盐坨、金家窑的民房、店铺也到处放火烧毁。大沽路以东，特别是与马家口接壤的法租界的房屋，则遭受清军水师营炮台（在金家窑河沿）的轰击，也处处是断垣残壁。

天津卫人素以“乱京不乱卫”“只有水火之灾，并无刀兵之苦”做自我安慰，实际上，八国联军一役，天津建卫500年以来，房屋建设的精华，大部付之一炬——最后，还在1901年拆毁了最大的纪念碑式的建筑物天津城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