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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胜，字叔时，西晋西晋学者。大同阳高县人。年轻时曾在京都洛阳做过佐著作郎。晋惠帝时调任建康（南京）令。见世道多故，便称疾去官，专事著述。著有《墨辩注》、《刑名二篇》、《正天论》等，今仅存《墨辩注》序文，文中提出"名必有形"的唯物观点。他精研天文历法，在任时还上书请求修改历法。
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墨家学说以其鲜明的政治态度和学术思想而独树一帜，《韩非子》曰：“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圣，孔丘也，墨之所圣，墨翟也。”墨家主张“兼爱”与“非攻”，受到了当时统治阶级的歧视，也成为儒家最大的反对派，所以在《史记》中没有给墨子立传。尤其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墨子似乎就从思想界消失了，很少被人提起，直到晋朝的鲁胜才给墨家作注，并将其定名为《墨辩》。
鲁胜年轻时曾在京都洛阳做过佐著作郎，晋惠帝时调任建康（南京）令。后见世道多故，便称疾去官，专事著述。著有《墨辩注》，《刑》、《名》二篇，《正天论》等，今仅存《墨辩注》序文，文中提出“名必有形”的唯物观点。他精通天文历法，在任时还上书请求修改历法。
当然鲁胜对中国学术贡献最大的还是在墨学上，虽然我们看不到《墨辩注》了，但是，鲁胜于墨学可谓功莫大焉，如果没有鲁胜，也许墨子的学说就不会流传到今天，正如我国著名哲学史家黄玉顺先生在《中国哲学史诗·鲁胜》中所写：
西晋名家鲁胜称，辨别形名作准绳。
若非此公注墨辩，兴微继绝更谁能？
鲁胜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位兴微继绝的人物，所以几千年来，人们依然纪念着这位杰出的学者。而在中国哲学史上，只要提到墨子、提到名家，也无不提到鲁胜。
鲁胜少年时，就以品行、才学而称誉。青年时，作佐著作郎，辅助著作郎修撰史籍。西晋初，著作郎下设八位辅佐，称佐著作郎，鲁胜即为其一。晋惠帝元康初年，鲁胜由佐著作部迁为建康令，注意研究天文术数。自东汉以来，儒学大师郑众、郑玄在解经的过程中，就以勾股定理推算日月五星的地面高度及其周长。他们根据周礼在夏至与冬至之日测星日月五星高度的记载，推算出日月五星的直径，并由此而去推算其地面高度。因为这种推算方法来自儒学经典，一直没有人敢动摇它。鲁胜对其推算的数字抱怀疑态度，到县令任后，专门写成《正天论》一书，反驳儒家的说法，并且上书朝廷，请求讨论他的意见，但没有引起朝廷的重视。他的《正天论》早已不存，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他在学问上不因袭旧说，大胆怀疑已有的结论，特别是敢于向儒学挑战的精神，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窥见一斑。建康县令任上不久，鲁胜便看到政局不稳，隐于家中。当时作中书令的张华深知其才学，派他的儿子去请鲁胜重新出来做官，朝廷也征辟鲁胜为博士、中书郎，他都谢绝了。此后，他居家自隐，潜心于学问。
据《晋书》本传记载，他的著述在当时就“为世所称”。遭西晋“八王之乱”后，大部分遗失了。其中有《墨辩注》一书，也仅存序言，保留在《晋书》本传中。
我国历史上的春秋百家争鸣，儒学与墨学同为显学，儒学主张君臣有序，忠孝节义；而墨家主张“尚贤”、“兼爱”。这样，儒家思想逐渐适应了战国封建等级制度的形成，而墨家则站在了这个制度的对立面。到战国，儒学独显，而墨学衰微了。战国及其以后，“墨分为三”，墨家的后期学者，一部继承和发展了墨子的思辩思想，成为墨辩派；一部分参加了反抗统治者斗争的行列，成为墨侠；另一派继续墨学的综合研究，即为谈书派。
鲁胜推崇墨家的思辩思想，这在《墨辩注》的序言里说得很清楚。“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别名显于世。孟子非墨子，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荀卿、庄周等皆非毁名家，而不能易其论也。”这就可以看出，他注释《墨辩》的目的，是将墨家思辩思想与名家的形名思想溶为一体，而以儒家的正名思想为其核心。在西晋激烈的内外矛盾交织的政治形势下，他的这种思想的出现，无疑是起着调和矛盾的作用。
鲁胜的青年时期，思想中就存在着浓厚的唯心主义成分。他所以隐归乡里，据说就是因为在建康令任上，“尝岁日望气，知将来多故，便称疾去官”。这就使他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现实生活，学术上受到限制。尽管他敢于站在传统儒学的怀疑立场上，提出一些新鲜的意见，但没有很强的生命力。他对墨经的研究，从事情本身来说，也具有反传统儒学的意义，但实际上，他还是将墨学纳入了儒学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