瑷珲承载的历史内容，不光是屈辱，也有辉煌。前面提到的康熙二十二年，清始设黑龙江将军和康熙二十三年，清军修建瑷珲新城，都是康熙帝筹划雅克萨自卫反击战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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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文物报》刊登的《国家一级博物馆名单》上，看到黑龙江省“爱辉历史陈列馆”的名称，感到很惊讶：“瑷珲怎么变成爱辉啦？”
瑷珲，隋属黑水靺鞨地，唐属黑水府地，元属黑龙卫地，明季为索伦达、虎尔两部落居住地。瑷珲城有两座：一座在黑龙江东岸，据说是明朝哈喇乌苏卫故城。清朝康熙二十二年（1683）十月，清始设黑龙江将军，以萨布素任之，曾驻扎于江东瑷珲城。有清一代称之为“旧瑷珲城”。另一座瑷珲城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军修建的，位于黑龙江西岸，与旧瑷珲城隔江相望。有清一代称之为“新瑷珲城”。后来，黑龙江将军移驻新城。因为黑龙江将军曾驻瑷珲城，所以新旧瑷珲城又都称过“黑龙江城”。从历史上看，瑷珲是个大城市，曾作过省级都会。
新旧瑷珲城的名称在清代文献中曾以多种音近形异的汉字出现。兹举例如下：
杨宾《柳边纪略》上说：“艾浑将军所属，东至海，西至你不楮（笔者注：尼布楚）俄罗斯界。”又说：“艾浑将军即黑龙江将军，此清初界也。”
《清史稿》卷五十七“地理志”云：“康熙二十二年征罗刹（笔者注：俄罗斯），始设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及副都统驻江东之爱浑城。”
印鸾章《清鉴》卷五云：康熙帝“以萨布素为黑龙将军，治爱珲城。”
咸丰九年（1859）八月十七日，《军机处为重申拒绝俄会商乌苏里分界并严驳其无理狡辩事致俄使照会》云：“所请由京派员往爱珲城会勘之处，碍难准行。相应照会贵大臣可也。”
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奕訢为俄督不得径自派员前往黑龙江省城投送公文事致俄国照会》云：“本王大臣查去年在京所定条约第十一条内开，固毕尔那托尔行文，送交瑷珲城副都统转送黑龙江将军，并无由贵国派员送到黑龙江省之语……。”
有上面援引的几条材料看，“瑷珲”，亦做“爱珲”、“爱浑”和“艾浑”。上面援引的后两条材料值得注意，它们都是清朝的外交文书。外交文书遣词用语是谨慎、规范的。在严肃的外交文书中“瑷珲”与“爱珲”并用。
查《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和《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两书收有“瑷珲”或“爱珲”的条目。前者说：“瑷珲”，“亦做爱浑、艾浑和爱珲”。后者说：“爱珲”，“旧城名，亦做爱浑、艾浑、瑷珲。”但两书都没有提到“爱辉”的名称。
地名使用的字词含义欠佳，是更改的重要原因，像广西边境的镇南关，“镇”字的含义是不利于睦邻友好的，所以改为“友谊关”。可是“瑷珲”这个地名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辞源》对“瑷”字的解释：“美玉名。见《玉篇》。”对“珲”字的解释：“玉名。见《玉篇》。”两字结合起来，意义非常好，绝对没有修改的必要。
或许有人想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沙俄趁火打劫，于咸丰八年（1858），强迫清廷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割占了我国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领土。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屈辱的一章，改“瑷珲”为“爱辉”是不是跟《瑷珲条约》有关系？
笔者认为，假使真是因为《瑷珲条约》的关系而改名，这个道理不能成立。因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还逼迫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天津和北京怎么没有改名？屈辱不能靠改名去洗雪，正确的做法是，牢记屈辱的历史，用它去激发中华儿女自强不息精神，让我们社会主义的祖国繁荣昌盛，昂首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再说，瑷珲承载的历史内容，不光是屈辱，也有辉煌。前面提到的康熙二十二年，清始设黑龙江将军和康熙二十三年，清军修建瑷珲新城，都是康熙帝筹划雅克萨自卫反击战的准备工作。1685年和1686年，清军两次沉重地打击了沙俄侵略军，迫使沙皇遣使求和。1689年，中俄双方经过平等协商，签订了第一个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这个条约，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雅克萨自卫反击战的直接指挥者，就是驻扎在瑷珲新城的黑龙江将军萨布素。雅克萨之战，是中国与欧洲国家的首次军事较量。那是三百多年前的事情了。可眼下，英国学者赫德森还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在中国与欧洲国家的首次战争中，获胜的是中国人。”
笔者有幸到过新旧瑷珲城所在地。行文至此，脑海里浮现出当年见到的一幅图景——在一户居民住宅的土墙上残留着“爱辉”的字样。这个印象使我必须搞清楚“瑷珲”是什么时候改为“爱辉”的。我费了一番周折，后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标准地名图集》（星球出版社，2001年版）中查到了。原来“瑷珲”改为“爱辉”是从1956年12月开始的。
我想：“瑷珲”这个名称，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我们有理由珍惜它，实在不应当改为“爱辉”。虽说“爱辉”也改了半个多世纪了，我还是希望有关部门慎重考虑一下我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