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07年2月28日晚9时52分，江苏省无锡市发生一起杀人案。被害人王渊在等候妻子下夜班时，被犯罪分子残忍地杀害在路边的人行道上。 3天后，警方破了案，凶手是几名外地青少年，跟死者无冤无仇。
现年20岁的陈宏(化名)、杨雨(化名)、刘竞(化名)、李君(化名)等来自贵州，父母在无锡打工。案发当天，陈宏和女友刚从广东来到无锡，在无锡打工的杨雨等同乡遂为其设宴接风。在喝得东倒西歪之后，陈宏、杨雨等人意犹未尽，又结伴前往一迪吧跳舞。在跳舞狂欢过程中，同乡李君与场内舞客郑某等人发生争执并被对方打伤。
杨雨、刘竞两人当即来到附近超市，购得刀具7把。他们将刀具分发给同伙，伺机报复对方。 在舞厅外等候对方的过程中，因陈宏的女友说了一句“我不相信你们还敢打架、还敢杀人”，陈宏竟丧心病狂地持刀冲向正站在路边等人的王渊，将其杀害。无锡市公安局局长说，近年来，民工“第二代”犯罪的比重正逐步增加。由于他们大多文化程度不高，家庭经济不富裕，却又染上社会许多不良习气，而父母由于工作繁忙疏于管教引导，导致民工“第二代”违法犯罪问题日趋突出。
6.“宁愿在深圳捡垃圾，我也不回家种地”。在采访中，来自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区的“80后”农民工小廖对记者说，她的老家在湖南怀化的乡下，由于地理条件和交通的限制，“村里多为山地，农田和土地较为缺乏”;另一方面，“村里的大多数人也都外出打工，即便回到家里也没有多少人了，不好玩”。
在粤东饶平县的许多乡镇，记者了解到，许多新生代农民工都有初中或者高中的文化水平，他们不愿意像文盲或小学毕业的父辈那样做农活。然而，广大的农村和落后的地区并没有优势产业，在老家很少有“体面”的职业供他们选择。可以说，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已经有点“水土不服”。而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生活的相对改善，使新生代农民工不用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负担养家糊口的重任，这也为他们自由选择职业创造了条件。“走出去”成了他们共同的选择。
然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要融入城市他们却有很长的路要走，来自湖南省衡山县岭坡乡的周云峰从1992年就开始了南下的打工生涯。从一线普工干起，到如今的一个厂的负责人，他一路用勤劳和才智走出自己的轨迹。然而，他依然觉得自己无法在这个城市立足。“房价这么高，我根本买不起房。并且城市的生活成本也太大，总是觉得手头很紧。”周云峰说。
对于更多的农民工来说，他们的收入可能要比周云峰还低，一个农民到珠三角务工，一般情况下每个月只有1000多元的收入。“住得再差每个月的房租总要三四百块钱吧?吃得再差也总要几百块的开销吧?再加上上下班坐车、打电话、买几件衣服、偶尔生一两次病，一年能攒多少钱?”周云峰告诉记者，一个农民工如果要在城市维持一个家庭，并在那里立足，是件很难的事。
另外，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附着在市民光环下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险、住房等权利和福利，对他们来说都遥不可及。广东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江惠生对此形象地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基本上是城市里的孤岛。
7.一年前，因所在工厂倒闭，27岁的陕西农民工刘兵被迫踏上还乡路。在贫瘠的黄土地上守望了一些时日后，他又重回东莞。8月15日东莞智通人才市场招聘会上，刘兵揣着一叠简历，在企业招聘摊位前推销自己。让他略感意外的是，每一个跟他谈过的企业都发给他复试通知，甚至有企业要他立刻去厂里参加复试。刘兵在东莞打工近10年，还没碰到哪个企业招工如此急切。刘兵注意到，不少招聘摊位前罕有求职者问津，而往年每个摊位前都门庭若市，递一份简历都要挤出一身臭汗。
刘兵所遇到的，正是2009年第二季度东莞劳动就业市场出现的新变化。2010年2月21日《武汉晚报》发表文章《珠三角缺工超200万》，部分工厂生产线停工。“现在看来，其实企业缺的不是人，而是‘匹配成功率’。”危机过后，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始转移，技工需求加大，而有技术的农民工不到1/10。“现在外来工中‘90后’已经成为主力，他们都想一工作就到管理类岗位，但文化水平不够。没有技术，又不愿意做普工，即使上了生产线，也可能做两三天就走人了。”
8.深圳市《2009年第四季度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显示：2009年第四季度劳动力需求人数达194.4万，求职人数为112.5万，求人倍率为1.72，用工缺口为81.9万。分析指出，随着经济复苏，深圳工资缺乏竞争力、新一代农民工择业观的改变和中西部城市就业空间的增大是“招工难”主要原因。深圳市人社局表示，目前正在测算是否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来缓解就业难题，但具体措施要上报政府后再确定。目前深圳最低工资标准：特区内1000元/月，特区外900元/月。目前的最低工资标准是否能够保障员工在深圳生活的基本需要?对此问题，86?7%的人认为不能满足，而有70%的人认为深圳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应该定在1500元到2000元之间。
在前香港驻粤经贸办主任梁百忍看来，珠三角吸引人才的优势正在失去。几年前他到东莞黄江镇出差时，见到每个大排档都挤满了宵夜的年轻人，却没有一个工厂为工人开展职业培训，上班时压榨这些年轻人，业余时间任由他们荒废。工厂只满足于工人在流水线上作业的熟练程度，而不给工人提供职业生涯的进阶之梯，与工人有关的一切看起来都是临时性的。“在流水线上操作得再熟练，也无法成为合格的产业工人。”梁百忍说。
9.记者在江浙沪等地调研农民工就业状况时，碰到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无论是哪一级政府，或是哪一个政府部门，谁都说不清本地究竟缺多少农民工，或有多少农民工已经就业，有多少农民工已经失业。记者能够获取的只有个别企业提供的数字。
谜团一般的“民工荒”数字，反映了城乡一体化就业登记制度的不健全。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研究院院长陈诗达说：“城乡一体化就业登记制度是管理农民工就业的基础性制度，现行的就业登记制度是把农民工排斥在外的。‘民工荒’问题的重要原因就是未把农民工就业问题纳入政府管理体系，而基层干部缺乏为农民工就业提供服务的意识。”http://www.reader8.com/
10.2010年3月7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孙华山在参加共青团、青联界别小组讨论时说，现在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中，青年占大多数，而其中大部分又是青年农民工。
“现在在高危行业，比如矿山、建筑、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等行业里，农民工占的比例都在80%以上，尤其是井下的小矿、小厂，90%以上都是农民工。农民工的安全知识、安全意识、自我保护能力都比较弱，所以相对来说发生事故的比较多。”孙华山说。
据有关统计，90%以上的事故都是违章、违规甚至违法造成的。孙华山认为，这与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保护意识差、安全知识不够、安全意识弱有直接关系。因此，他表示，要加强这方面专门的培训。
11.“没有了土地，我还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农民么?”22岁的新生代农民工魏雪侠以一种开玩笑的口气向记者质疑。她现在在上海打工，虽然近期还没有回家的打算，但她仍渴望自己的名下也有一份土地，就像村里的大多数农民一样。
记者在安徽、江苏等地采访中了解到，新生代农民工中已经出现一个特殊群体：“无地农民工”。如果这个群体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无论滞留城市还是回到农村，都可能面临缺乏基本生活保障的困境，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基层官员建议，应对“无地农民工”现象未雨绸缪，提前谋划对策。
22岁的农民工魏雪侠现在在上海市一家鞋厂打工。虽然她的户籍仍在安徽界首市田营镇魏窑村，但在老家却没有土地。村里20世纪90年代初最后一次土地调整时，因她家计划外生育人口且未缴足计划生育罚款，她没能分到土地。很多像魏雪侠一样的新生代农民工都面临着这样的尴尬：作为农民，她没有土地作为基本的生产资料;而作为工人，她被鞋厂永久接纳的可能性也很小。
对此，安徽省阜阳市市长孙云飞提出了“无地农民工”的概念。他分析说，“无地农民工”的存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部分无地农民是计划外超生人口，他们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未能分到集体土地，还有一部分是“农村土地30年不变”的政策实施后的新生儿。“无地农民”长大成人外出务工，就成了“无地农民工”。“无地农民工”的年龄层次基本都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范围。随着时间推移，这一群体的人数会越来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