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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公务文书或是私人文书，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在写作时都有一个文风的问题。简而言之，也就是指写作中所带有普遍性、倾向性的风气。公文的文风并不是一层不变的，它不但和作者本人的文化底蕴和修养有关，更主要的是公文所服务的对象。因为公文不同于其他为了“抒怀”的文学作品，公文具有更强的服务性、功利性。那么公文服务的对象又是什么呢？在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中，改朝换代是正常的事情，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就是皇帝一直都是存在的，而中国的官制尽管也经历了很多的变革，但是唯一不变的就是它的体制，始终是以皇帝为核心，紧接着以"金字塔"政治框架型开始开展国家管理，其实几乎所有的官员都是皇帝的秘书即封建官吏性秘书，与此同时，皇帝对公文的影响也就有了绝对的权威。
秦始皇以武力统一天下，以“焚书”、“坑儒”政策，实行他的愚民政策，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思想的自由发展，但是公文的文风并没有像秦代的文学一样陷入低谷，反而是实现了文风的展。在吞并了六国以后，于丞相、御史议帝号一段文字，罗织六国罪名，出语专断，霸气十足:
异目韩王钠地效玺，请为藩臣，已而倍约，与赵、魏和众畔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寡人以为善，庶儿息兵革。赵王使起相李牧来约盟。故归其质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兴兵诛之，得其王。……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阴令荆柯为贼，兵吏诛，灭起国。齐王用后胜计，绝秦使，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平齐地。
春秋战国，割据兼并，本无义战，秦归咎于人，剧道德为己有，非战胜之国，不能如此。其下，秦始皇又自谢诩“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伏起辜，天下大定”。自大狂傲，溢于言表。这样的文字，既有战国之文的逞凶作风，又有法家的峭刻峻直，更有开国君主的不可一世，即古帝王文章亦不复多见。
王绾、冯劫、李斯等人的应对之策，俯视天地，独尊人皇，亦见开国之臣的妄自尊大心态:
臣等谨于博士议曰:“古有天帝，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日“朕”。王日:“去‘泰’，着‘皇’，采上占‘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
正是基于秦始皇的妄自尊大的心理，以及急于对思想的控制，李斯位为丞相，他的《议废封建》、《议烧私书百家语》所论制度，符合君主专制利益；《议刻金石》、《上书言治骊山陵》所言事实；能满足帝王自大的心理，故语言简捷，不假文饰，是典型的刑名法术之语；刘勰说秦“政无膏泽，形于篇章”。（《文心雕龙·奏启》，指的就是这类文章）
紧接着秦始皇，中国的大地上又出现了一位成功的皇帝汉武帝，汉武帝喜功崇文，对内的政治策略使政治稳定，对外征伐成功，不少人为适应他歌功颂德、“润色鸿业”需要，献赋得官，并常常被委以重任，充当秘书侍从顾问或朝廷大臣。司马相如、扬雄等人就是其例。从此，浮华、繁冗之风渐起，直接影响了公文的文风。当时担任太中大夫等职的东方朔，上书一篇文辞竟达十万字，而汉武帝当作巨著，大加赞美。乃至东汉日胜一日，益发严重。于是，汉代遂兴起了一种以铺叙描写为主，讲究辞采，语句整练，韵散间出，半文半诗，不务实际的赋文体。赋文体又称汉赋。由于汉武帝的提倡，公文逐渐的成了各位大臣们展示自己文学才华的方法，赋文体移植到了公文中去。作为此时的代表性人物，司马相如的公文最能体现这一特点了，《上林赋》、《子虚赋》是其中的代表作品，本来要表达修明政治，提倡节俭，用以讽谏。司马相如在作品中大量的运用了细腻的铺陈，同一个意思往往用不同的话来表达很多次：
于是乎乃使专诸之伦，手格此兽。楚王乃驾驯交之驷，乘雕玉之舆，靡鱼段之桡旃，曳明月之珠旗，建于将之雄戟，左乌号之雕弓，右夏服之劲箭。阳子骖乘，阿为御，案节未舒，即陵狡兽；蹴蛩蛩，辚距虚。轶野马，惠陶余，乘遗风，射游骐；倏目倩利，雷动犬至，星流霆击，弓不虚发，中心决眦，洞胸达掖，绝乎心系。获若雨兽，把草蔽地。于是楚王乃弭节徘徊，翱翔容与，览乎阴林，观壮士之暴怒，与猛兽之恐惧。徽郄受诎，殚睹众兽之变态。
从这一段的描写我们就可以看出文字的铺张和浮华，后来又有了《长门赋序》云，"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王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上，陈皇后复得亲幸。"自然后来人是趋之若鹜，到最后公文就成了浮夸的代名词。
这一文风一直影响到了隋唐时代，隋唐公文散、骈并存。隋代文风屡有变化，初期重浮文使公文目繁，影响办事效率，其政治渐乱，经大臣李谔上书指点浮辞之弊。隋文帝纳其言，“发号施令，咸去浮华”，并以法律手段惩治浮文制作者，命令李谔主办此事。开皇四年（公元581年），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因上疏文辞浮华不实，而被革职和治罪。隋炀帝即位，炀帝好大喜功，自认为是才子，舞文弄墨使社会文风又复旧法。不以实为本，而以丽为贵，以后炀帝认识到浮文之害，亲自动笔撰写公文，"辞无浮荡"，"归于典制"，使文风有所改变。故隋唐公文基本以散文写作。
唐初“盛唐气象”使华艳遗风故态复萌，更加讲究四六句，平仄协调，音节和谐，辞藻华美，而缺乏内容；稍后出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骈文“四杰”。许多公文如表、状和法律判词，使用骈文写作。追其源由，乃为唐太宗崇尚丽辞，开设弘文馆，招纳18学士，文风因袭江左。
到了明代“文牍”主义发展到了极至，主要表现一是行文多，二是行文长，三是行文空。不过这时，出现了一位农民出生的皇帝，只能说是这些卖弄文采的文人们要倒霉了，从社会底层上来的朱元璋深知“文牍”主义害死人，朱元璋指出:“唐虞三代，典谟训诰之词，质实而不华，诚可千万世法；汉魏之间，犹为近古；晋、宋以降，文体日衰，骈俪绮靡，而古法荡然矣；唐宋之时，名辈备出，虽欲变之，而卒未能尽变。近代制诰表章之类，仍踏旧习，朕常厌其雕琢，殊异古体，且使事实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告谕之词，务从简古，以革敝习，尔中书宜告中外臣民，凡表笺奏疏，毋用四六对偶，悉从典雅。”《典故记闻》但是明代的事实却并非如此，洪武九年（1376年），刑部主事茹太素上奏一篇政事建言，计字竟达17000个。朱元璋身边的秘书王敏念给他听，念了6370字时，还不知讲些什么，次日又命王敏接着念，念到16500字以后，方及主旨，得知其内容，共五件事，并有四件可取。可见，后500字足可说明问题，而前边16500字，多属浮文；于是朱元璋就抓住了这次机会，尽管茹太素是忠臣，为了杀一儆百，杀鸡给猴看，杀住繁文之风，不得不把茹主事狠打了一顿。后来，因"繁文"他还将一位忠臣工部尚书薛祥以板刑治罪。由于朱元璋的强硬手段使文牍主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为了巩固这一成果，紧接着朱元璋又从制度上对文牍注意进行堵塞，制定了条令。于洪武六年（1373年）九月，降诏禁止表笺公文使用骈俪文，规定以唐代柳宗元 《代柳上绰谢表》、韩愈《贺雨表》作为笺表方式，颁行天下仿行；洪武九年（1376年）命中枢省颁《陈言格式》并亲自为之作序，以引起臣下重视；洪武12年（1379年），颁《案牍减繁式》，文中要求发文要少而精，语言要通俗易懂；洪武十四年（1381年）七月，正式颁布《表笺定式》；洪武15年（1382年），又实行诸司勘和制 （即行文半印勘和制度）；洪武二十九年七月，命翰林学士刘三吾，右春赞善王俊华等人攥写《庆贺谢恩表笺成式》，颁行诸司。所有这些条令的颁布，都是为了建立政府机关行文秩序，防止文牍主义之弊，提高行政办事速度，实现中央集政治统治。
我国自秦而后，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多数沉湎于宫廷腐朽生活，不问政事，而面对这些如同聋子和瞎子一样的皇帝，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大小衙门及官僚，上行下效，依靠公文行事，成年累月，舞文弄墨，搞文字游戏，于是文牍主义也就成了主流，偶尔遇到几个英明的君主又是好大喜功的主，于是歌功颂德成了大家一致的选择，如果其中有聪明一点的皇帝励精图治一下，不是自己将成果毁掉就是被后来者所毁灭，皇帝这个集权者的存在就注定了“文牍主义”的长存。来源:读书人-秘书资格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