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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中、后期，在当时声势颇大的古文运动的影响下，有关文章及公文写作理论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在宋代大儒的各种文集中，有关文章及应用文写作的论述日趋理论化，已经从经验、感性的层面逐渐向理性的层面发展。与此同时，在写作理论的指导下，宋中、后期的公文逐渐形成了浅易平实、议论准洽、更加适用于政务需要等特点。
一
宋初结束了晚唐五代的分裂割据，恰如宋太祖赵匡胤《咏初月》所说：“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人民获得了较为稳定的生存环境，而统治阶级又采用了较为缓和的统治策略，社会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景象。为了粉饰太平，宋初提倡诗赋。这样宋代的诗人便继承了晚唐、五代的风气，终至形成了以杨亿为代表的词藻华丽而内容空虚的西崑体。
随意拾掇一篇《代中书谢寒食赐御筵状》（杨亿，《武夷新集》卷18），即可知西崑体之浮艳、艰涩。其文如下：
右，臣今日中使至，奉传圣旨，就臣私第赐御筵者。火禁聿修，方遵于时令；宴私云洽，曲被于天慈。衡门供帐以生光，鼎食素餐而是惧。此盖皇帝陛下向明求理，逮下均恩，爰当出沐之辰，曲霈分甘之惠。大官先置，曷胜推食之仁；小人属厌，但极饮河之量。荷照临之所及，实循省以增荣。
此为答谢寒食节皇帝赐筵而作的客套之辞。全文拘于繁缛，堆砌辞藻，极尽精工靡丽，华而无实。
与此同时，对立的复古主义也正在发展。虽然自韩柳后，古文运动的高潮已低落，但其影响并未衰绝。五代时的牛希济指责当时“唯声病忌讳为切”（《文章论》）的文风。宋初，柳开、穆修更以继承韩柳古文传统为己任，反对当时流行的浮靡的文风。当时才华横溢、创作丰富的王禹偁也十分鄙夷唐末以来的浮艳文风，他认为“文自成通后，流行不复雅。因仍历五代，秉笔多艳冶。”（《五哀诗》）主张“句之易道，义之易晓”（《小畜集》卷一八，《再答张扶书》）。
宋中叶，古文运动的领袖是欧阳修，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序》中称文忠公为“今之韩愈”。他不但力行政治斗争、还倡导文风的革新。在中举之后，欧阳修就与尹洙等一起反对当时的风尚并提倡写作平实朴素的古文，并补缀校定了韩愈的文集以作标榜。此外，嘉祐二年，欧阳修在知贡举时，还通过科举来提倡平素的文风。在其影响下，产生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和苏辙等作家。他们共同推动了古文运动的蓬勃发展，以至于达到了“学者非韩不学”（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的地步。促进了当时的文风由晦涩华靡向平易畅达的转变。
二
封建时代的文学大家多关心国计民生，他们在为文章时讲究强调“文以载道”合为事、为时而作，强调经世之用。宋代的文学大家也不例外。正如叶适所言：“为文不关世教，虽工何益?”（徐师曾，《文体明辨·文章纲领·总论》），真德秀也曾说：“文章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徐师曾，《文体明辨·文章纲领·总论》）。他们开始并不以创作诗赋为要，而是致力于经世的文章，也就是从事公文性质的写作，以写诗作赋为消遣；只有当政治失意之后才余事咏诗作赋以寄失意情怀。
所以，文学大家的诗赋之风是其公文风格的反映。他们有关文体写作方面的论述也是对公文写作经验的总结与升华。
宋朝有关文章及公文写作的论述以较前代丰富，并且有较大发展。欧阳修所倡导的古文运动虽然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和主张，但又有所前进。由于受宋初柳开、石介反对章句之徒的影响，欧阳修继续强调文章的内容重于形式。他在借助于儒家之“道”的旗帜，来反对内容浮薄的文章之外，他还有所前进。文忠公解释“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时，说：“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见于后世。”（《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他认为“道胜文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认为有“道”即有文：甚至他曾说：“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皆可悲也”（《送徐无党南归序》），直接否定“文”的独立价值。这就更加清晰、中肯地指出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批驳了倪思的“文章以体制为先，精工次之；失其体制，虽浮声切响，抽黄对白，极其精工，不可谓之文矣。”（徐师曾，《文体明辨·文章纲领·总沦》）以及其他众多文人抱守的重形式、轻内容，从而流于形式的错误观点。
欧阳修历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在公文拟制的过程中，他不遗余力的力行自己的主张。文忠公公文传世闳富，其中尤以为皇帝代拟的诏、制、敕为多。针对仁宗朝民力匮乏、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的现状，文忠公受命拟制了《劝农敕》（《欧阳文忠公集》卷79）提出了厚农桑、严格吏治、宽舒民力。其文如下：
朕惟德之不明，而至于用武，久兴师旅，重困黎元。有闵民爱物之心，谁能副予意者；有信赏必罚之令，今将举而行之。朕言有条，其听无忽。夫农，天下之本也，凡为国者莫不务焉。要在节其用则易充，勉其力使不匮。今夫食者甚众而输者已殚，劝之不勤而取之仰足。使民尽更犹不给，而半为游惰之手；使岁常熟犹恐乏，而多罹水旱之凶。调敛不得已也，而吏之不仁者缘以诛求；赋役自有法也，而政之不明者重为烦费。农者有几，害者若兹，欲宽吾民，何可得也?既富而教，岂无术乎?体予兹怀，望尔良吏，自今在官有能兴水利、辟田荒、课农桑、增户口，凡有利农而弗扰者，有司具为赏格。当议旌酬。其或陂池不修，田野不辟，桑枣不植，户口流亡，慢政隳官，亦行降黜。夫言而不信，法弛于宽，朕久患之，方思革弊。而毋犹习旧态，慢我新书。此匪虚名，必期责实。凡为条约，告尔既明，赏吾不欺，罚尔无悔。
全文骈散兼行，结构严谨，不饰典故。而情理自明。在《相度并县牒》、《相度铜利牒》（《欧阳文忠公集》卷115）等公文中，都可见文忠公以内容为重的特点。
在欧阳修的影响下，王安石也致力于变革当时的文风。他认为“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临川先生文集》卷77，《上人书》）。他强调文学应为社会服务，而形式之美只能从属于此；形式的最终使命，是促进文学服务社会目的更好的得以实现。王安石也正是如此实践的。他的《上仁宗皇帝事书》、《答司谏议书》以及《本朝百年无事劁子》等，历来为学者所咏颂。它们具有强烈的现实作用，并且结构严谨，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简洁，历来被称为宋代典范之公文。
王安石曾任宰相，其传诸后世的公文中也多为皇帝拟制的表、制，以及用于上奏皇上的状、劄等。在《乞改科条制割子》（《临川先生文集》卷42）中，介甫针对北宋中期的形势、朝政的不当，特别是人材选拔所存在的弊病，提出要改革科举制度。其文日：
伏以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故道德一于上，而习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自先王之泽竭，教养之法无所本，士虽有美材而无学校师友以成就之，议者之所患也。今欲追复古制以革其弊，则患于无渐。宜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于天下，庶几可复矣。所对明经科欲行废罢，并诸科元额内解明经人数添解进士，及更俟一次科场，不许新应诸科人投下文字，渐令改习进士。仍于京东、陕西、河东、河北、京西五路先置学官，使之教导。于南省所添进士奏名，仍具别作一项，止取上件京东等五路应举人并府监诸路曾应诸科改应进士人数，所贵合格者多，可以诱进诸科乡习进士科业。如允所奏，乞降敕命施行。
在劄子中，他先提出了改革科举条制的原因，即“虽有美材而无学校师友以成就之”，而后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办法。全文说理畅达，言辞中肯，不可更易，并且使公文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功用与长处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
苏轼的文章观同样体现了宋代古文运动文从字顺、自然平易的要求。苏轼曾直斥宋之浮靡文风日：“近世文章华丽，无如杨亿。使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宋史》卷一百八）他曾多次论及“文”与“言”的关系，认为：“意尽而言止，天下之至言也”（吴讷，《文章辨体·诸儒总论作文法》）；“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则“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46，《答谢民师书》）；在《答王痒书》中他也曾说：“辞至于达，足矣，不可以有加矣”。他说自己的文章“长于议论而欠弘丽”（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其实，因宋代理学兴盛，讲学明理已成为他们的主要事务。而说理贵在浅易，所以，宋代的文章欠弘丽长议论不足为怪。
苏轼曾通判杭州，又曾知密州、徐州，并曾为哲宗翰林学士、侍读、龙图阁学士等，在任职的过程中，同样形成了大量的公文。其《其擢用林豫割子》（《全宋文》卷1881）文如下：
……臣窃谓才难之病，古今所同。朝廷每欲治财赋，除盗贼，干边鄙，兴利除害，常有临事乏人之叹。古人有言：“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此古今之通患也。臣伏见承议郎监东排岸司林豫，自为布衣，已有齐节，及其从事，所至有声。其在涟水，屏除群盗，尤著方略。其人勇于立事，常有为国捐躯之意。试之盘错之地，必显利器。伏望圣慈特与量材擢用。若后不如所举，臣等甘伏朝典。取进止。东坡洞悉历史，为人正直不阿，勇于直言。为了荐举人材，他先指出了历代用人之弊——“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而后则言明请求擢用林豫的原因。全文析理透辟，论证严密，情理交融，雄辩滔滔，不容质疑。
随着古文运动的深入，公文拟制的风格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宋朝诸臣奏议》为南宋赵汝愚及其僚友所厘定编成，窥斑见豹，从诸臣的奏议中可见其时之公文特点。《宋朝诸臣奏议》中，同属天道门灾异类的奏议，在元丰前后的文风已频为不同。其《天道门·灾异一》共有八篇奏议。是为太宗、真宗、仁宗三朝田锡、赵普、王禹称等人所作。其文中事多铺陈、词多艰涩、语多华丽，惟有田锡《上太宗应诏论火灾》、王禹称之《上真宗论黄州虎斗鸡鸣冬雷之异》稍为平实。而《天道门·灾异八》有文十一，是为哲宗、徽宗朝之奏议。是时之章，已出现文切实用、短小，行文浅易等特征，当然其中亦仍有梁焘《上哲宗论日食》、范祖禹之《上哲宗论畏天》等几篇较为华丽，但已较元丰前之文风多有改观。
由是，在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的影响下，文人学士无论在咏诗作赋或是写作公文时，大都抛弃了宋初的华丽空洞，以致形成了宋中、后期文从字顺、自然平实的文风。
三
文学始终不是封闭的事业。文学大家们大都经历了学而优则仕，任职官府，从而成为文书高手的过程。其文章之风代表了他们的公文特色，他们所作公文的风格特点也是他们文风的组成部分。一个朝代的文书语言风格对应于其时的文风，宋朝的文书特点也就带上了长于议论、晓畅透彻、议论准洽等特点。
但同时，由于宋代以“明理”为重，为了将一件事情讲得周全、完备，常不惜笔墨、不厌其详，这就使宋代公文语言失于烦琐、冗长。
由于宋代一批文章大家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等承继唐代古文运动，反对四六文体骈俪之风，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公文拟制的语体。虽然还未完全打破四六文的统治地位，甚至欧、王等文学大师在撰写公文时，也还用过曾经流行的四六文。但是，长于议论、不重典实、遣词平易已经成为宋代公文的特点，扭转了前朝公文的华丽、艰涩，使公文的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更加适应于政府事务快捷、准确的需要，促使了公文向健康、适用方面的发展。来源:读书人-秘书资格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