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图
版图是一个地方地理的开始。一个村庄的版图是微乎其微，微不足道的。它像尘封在某个角落里的那些弱小事物，只能存在于这个村庄村民的认识里。
这个村庄的名字叫严庄。村庄的历史一直在口头上传承。在我的记忆中，她基本上没有进入过文字以及书本。我最早在一张地图上看到她是在我的初中时代。我到县城去参加中考，在我住宿的宾馆正好有一张定远县地图，地图标记到了自然村。在中国的行政区划中，最小级别的应该是乡镇，即以前的公社；而机构设置的最小单位是村民委员会，也就是以前的生产大队，也包括好几个自然村。自然村是自然的村落，是自然的原因而导致的人群聚居。它的里面也有组织，但似乎更多的是自然因素，包括其中能称得上的组织，也是宗族、亲属等方面的，这些似乎还是自然的因素，是人的意志改变不了的东西。印刷体的村名旁边，只有一个点，它代表着我们整个村庄的版图，在全县的地图上，显得朴素、平淡、渺小、卑微，几乎被淹没在众多点线符号里面。如果不是特别关注一下，它们很难被发现出来。然而，在我眼中她仍然非常之醒目，以至我几乎是一眼看出，然后就永远地记住了。
口头上的传承当然很难久远，好记心不如一个烂笔头嘛。不过，一个农业的村庄里，能有几个人手里拿得住烂笔头呢？村庄的历史只能追溯到人工记忆到达的地方，能上溯到三四代就很不错了。于是，很多事情被时光遮蔽了，成为永久的迷。比如村庄是怎么形成的，村民是祖祖辈辈一直在这里生长、繁衍，还是从什么地方辗转迁徙而来？村民、村庄的来历不明，使村庄的版图起因和形成就无法得到准确地考察了。
版图一直是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的词汇，可以精确到一寸、一毫米。当村庄成为一个单位，它就会出现一个组织，代表着村民的利益，对内对外进行着协调；也有可能是上级安排的，带着上级的意旨，对村庄的一切进行管理。版图当然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历史上的人们，曾经为家族中某一个家庭的土地争执而大动干戈，可以说，土地是一个家庭的最高利益。对于村庄来说也一样，土地就是一个村庄的领土，应该是这个小小政治组织中最大的事情。
村庄的版图和田地紧密相连着，它的边界线是有很多条田埂、水塘、河流组成的。它们应该被这个村庄的行政长官烂熟于心。事实上，版图上的面积微小，使得所有村民都能明确哪一条田埂或塘坝是自己村庄的边界。不仅如此，在学生时代，作为农民儿子的我，背着书包从学校回家，穿过另外一个村子，我也知道我的脚步什么时候踏上了我们村子的土地了。
我对我们村庄的版图当然不会有确切认识的。在版图之内，或者说村庄里布局倒是十分明了。村庄里的住户有三大排，门朝南的有两排，门朝西的有一排，我们简称叫门南门西。门南前排的叫前头小户，后排的叫后头小户。后头小户很长，又分成了东头和西头。布置上的格局为他们的行政隶属也创造了可以反复的机会。在我有限的记忆中，这几排住户一开始都属于一个生产小队，叫严庄。后来门西划给了我们后面的一个队，叫小孟户，那里的人都姓孟的。承包分组的时候，门南分成了三组，门西独立成队。现在的自然村都叫村民小组了，几个小组才是一个行政村，有一个村民委员会。严庄划作了门南门西两个村民小组，归属了管庄村，隶属于定远县蒋集乡。
像历史中的国家一样，这个村庄的版图也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它主要受制于长官意志和村民自身的变动。农田承包到户，心思活泛的农民开始走村串户做起了小生意，或者到在城镇里去打工。他们发现了农业之外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发现了另外更方便更容易的生存之道。接下来，年轻的农民后代一拨一拨地奔向城镇。农田不再受到重视，庄稼中间夹生出的杂草长势旺盛，甚至有的田地干脆抛荒了。还有一些胆小的农民，把自己的田转包给别人，形成协议，以防一旦形势有变再回到田地上来。有的给了亲戚，包括邻近村庄的亲戚。有的私下了交换，把自家的田地集中到一起。有的田地被政府、被开发商征用。 本文作者：安徽江耶
村庄的版图不再完整。村庄的版图变得模糊。村民自愿漂泊，迁出村子，到城市，到乡镇，到邻近的村子。
从版图的分崩离析开始，算不算是一个村庄已经走上了一条正在瓦解的道路呢？
河流
并不是每一个村庄都能遇到河流的。她是一条路线，带动一个流域的很多走向，却并不能关照到每一个紧跟路线的人。作为往常意义上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辈子足不出户，如果村庄靠近不了一条河流，他们可能终生无法与河流相遇。我有时候想，没有河流滋润的村庄，应该像是生活在沙漠里一样，没有一个可以作为集体的母亲的象征物，他们没有根系没有源流，因而是一盘散沙，荒凉而茫然。
这个叫严庄的小村子就很幸运。一条河流蜿蜒而至，从西向东，几乎覆盖了她的三分之一的边界线。
这条河是无名河。我们村庄里的村民都称她为河。她是一条真正的河流。少年时代的我，对什么事情都喜欢究根追源，就曾经傻乎乎地沿着河沿向上走。我想走到河流的尽头，看看这条河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又是怎么千转百弯地来到我们的村庄的。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走到天快黑的时候，走到恐惧突然袭来的时候，我不得不转回头，飞速地往回赶。
我查了定远县的地图。县东有一条比较大的河叫池河，池河是淮河的支流。我们村子的小河从一个不知名的地方突然生出，流了一程之后，就加入了池河。她应该算是池河的一个一个支流吧。
村庄里的生活，与这条无名的河流息息相关。特别是夏天插秧季节，河水金贵起来，河道里被拦起一道道土坝子，一个土坝子拦住的河水就是属于一个村子的了。河水被抽水机抽到水塘里，再从水塘向秧田里翻。靠近河边的水田，有人架上了龙骨水车，连天加夜地车水上田。有了河水的保障，村庄的水田大都能够有很好的收成。如果没有政治上的因素，这个小村庄里的人吃饱饭是没有问题的。
任何事物都是双刃剑。河里有水时，河水是一道天堑，拦住了村庄南去的道路。在河的南边，有两个集市，近的叫秦集，只有十分钟自走的路程；远一点的叫蒋集，走路得二三十分钟。蒋集处在定远、肥东、长丰三县交界，很是繁荣，一般购置大件、买急用之物都要到那里去。而河横在其间，让人们的路变得艰难了。由于南向为发达之地，河水之阳的小村似乎一直落后、贫穷于对岸，使这里的人对河的感情复杂起来。
有一年发大水，河面较平时宽大了好多倍。我从遥远的地方赶来，站在河的对岸。大河使我的村子与我的距离一下子远了许多，我扯破嗓子喊，也喊不出村子里的人。已经是傍晚时分，我大概是上学时的放假回家，想尽早回到家的心情比较迫切，突然暴涨成的大河让我手足无措。望着白茫茫的大水，漂泊中的孤单、无助之感更加强烈。正在我沮丧不已的时候，我的一个擅长捕鱼的堂兄，扛着小渔盆过来了，他说话有点结巴，他要送一个人过河。我算是遇见了救星，心情立即好转、高昂，手舞足蹈地向他大声地喊着。他终于到了我的岸边，我坐上他的鱼盆，在河水上晃悠，兴备地向他问这问那。作为我遇见的第一个我的村庄里的人，他的每一句回答都让我十分开心，甚至连他那结巴着的半成品句子也显得非常可爱。
可见，河水也是很凶悍的。经常听到人在生气的时候说要下河寻死。在发大水的时候，也遇到过面上漂着牲畜、家什等物。它们在表示着，上游的某个村庄、某些人家被大水冲毁了。河水是他们的灾难。
在我的眼里，河还是很平和的。河床干涸时候，我们常常下去玩。河滩上有草时，我去放过牛，那时我一天为家里挣上三分工。河没有专门的河堤，远一点看，就看不到河，她被平整整的农田遮盖住了。如果河里的水很少，河沿上、河滩上、二道河的小洲上还会被种上庄稼。在农村，只要有一点可能的地方，都不会被荒着的。我放牛的时候，还和小伙伴们从地里扒出快要成熟的庄稼，在河沿上掏出上下贯通的简易锅灶，把芋头、花生一类的东西放在上面，在下面塞进去枯草，点着，烧烤。很快，香喷喷的气息从洞口弥漫出来，难得的美味被我们简单地做成了。 本文作者：安徽江耶
然而，这样一条让人倍感亲切的小河却已经接近于死亡。即使没有断气，最起码也是大喘气了，或者是上气不接下气，属于频临绝境的那一种吧。村庄在越来越现代化的集权统治下，已经不再是一个自然的单元，它没有任何自主选择的余地，比如河流的走向，她屈服于一个水库，在村庄上游被拦腰斩断，在村庄的面前细水不流。
大坝
我一直私自认为，大坝的形成得益于一次错误的决定，某个对于我们那个区域农村的命运有着决定权的领导，恰巧有着冲天的豪情和简单的大脑，在某一夜从睡梦中醒来，粗糙的大手往脑门上一拍，好，这儿应该修建一个大水库。
我对这样的建设一直没有好感。我倒是同意我的一个领导说过的观点，所有的建设都是破坏。它们在破坏自然，破坏历史，破坏人与环境形成的和谐，破坏我们对传统形成的感情。
至今在长于我的亲属中还流传着当年修建大坝时与我有关的一个故事，姐姐带我去工地上看电影。工地上，白天是热火朝天的大干，晚上就放上一场露天电影，用革命的故事来激励下一场高涨的热情。我也吵着要去。姐姐拉着我的手向放映场走去，在接近的过程中，我被越来越大的声响吓住了。我本来就胆小怕事，不敢到人多的地方去，这时候任姐姐如何劝说、强拉我也不愿再向前迈进一步。多少年以后，这一直当作一个笑话，被家乡的人说到我时提起。
那是七十年代初期，正是人们“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的卫星放到天上去。人定胜天的激情激荡着无数人的勃勃野心，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啊。有什么不可以在我们的手中改变的呢，比如修建一个巨大的水库，让河流改道，让世界改变面貌，让历史在我这儿重新辉煌，从而将一个人的奋斗载入史册。但天还是天，它有自身的逻辑，在科技不发达、现代化工具和机械还没有被广泛运用的那个时代，我们没有胜了天，水库没有修成，大坝已经堆得高高的了，在村庄的西边无辜地耸立着。这就是浪漫主义的政治最终要带来的后果。它占去了严庄的大量良田，留下了高低错开、面积很大的两个土方，大坝把村庄的版图切开，给农民的日常作业带来重重阻隔。
虽然没有一点实际作用，大坝的高大却走入了我们的思想，它与当初形成的背景一样，进一步在我们的生活里务起虚来。它是我们村子的标志性建筑。我走亲戚回来，我可以不选择道路随便迈步，因为我能够远远地看到大坝，我能够通过大坝找到我们的村子找到家。大坝是村庄的山脉，是村庄地理中的一根骨头，在我的心里伟大着呢。在少年时代，我们不允许人家说大坝的不好，它支撑起我们的村庄气节，只要说到大坝，一个村子里孩子马上就团结在了一起，共同对付假想中的敌人。因为别的村子没有这样庞然大物，它使我们的村庄在具象中变得高大，我们当然引以自豪。
作为农民，是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在生活中务虚的。现实中的大坝更多的时候成了村民们的诅咒对象。农忙季节，大坝横亘在村子和田地的中间，我们必须翻越。它加大了我们的劳动强度。在村子里，要考察一个人的成长或者是否有力量，往往就会有人说，你挑个担子翻过大坝给我看看！每一次翻越大坝，都是又一次强调了我们无奈于身外之物的失败心理，外部强大的力量强加给我们的东西我们不能拒绝，我们弱小而低矮，处在最底层。
在上个世纪末，大坝还是修建起来并投入使用。大坝上面是一往无际的水域。我不敢说这个最后决策者是否也有文化大革命时期留下的后遗症。目前的村庄及兴建起来的水库所发挥的作用已经很明确了，村子的田地大部分被淹成了滩涂，无法再种植庄稼。村民几乎不能依靠田地养活自己，不少的家庭完整地迁出村庄。剩下的一部分也是东建一户，西盖一栋的，连不到一起，不像一个村庄了。距离上的扩大使人们很少走动，我即使回到家乡，也无法回到少年时代那种亲密、恬静、祥和的感觉里面了。 本文作者：安徽江耶
水塘
丰腴的水塘里储满了故事。大集体的时候，冬天了，塘水干涸，大家在一起挖塘泥。一方面加大塘的面积和深度，来年可以存储更多的水，成为更好的水利；一方面，塘泥是非常肥沃的农家肥料，它们被挑到田地里，再被犁翻到土壤深处，一个冬天之后，就能把这块地养得壮壮的。在这样热热闹闹的集体劳动中，东家长西家短的信息很快被揭露和传递，磨合不了的接触也变得更加尖锐，一句话、一个动作都可能是一根导火索，突然的事情突然暴发。
寻死觅活的人在水塘里实践着自己的理想方式。曾经有一个媳妇，不知因为什么和家里人闹上了别扭，哭着喊着“我不活了，我不活了”，向门口的大塘奔去。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她并不是真的活够了，她不想死，她希望有人出来拉，给她一个台阶，让她能够一点一点下来，并能因此获得更多的观众，她可以更加广泛地展示她的冤屈生活，在得到众多同情的同时，把另外一个人送上道义上的法庭，让众人对其批伐，从而获得一个小小的胜利。
大船翻在池塘里的情况还是有的。我亲眼看见过淹死在门口的塘里的人被打捞的过程，那是一个比我大很多而且会游泳的孩子，消息不知道怎么被传开的，人们都拥到塘里，很多男人下到塘里，一个猛子下去，再一个猛子下去。到了傍晚时分，那个人的尸体打捞上来了，他的父母和姐姐哭得背过气去，大塘里面和四周布满了潮湿的雾气，大塘上空是阴森森的恐怖气息，使那个夜晚的黑暗大群大群地从那里生发，黑压压地向整个村庄里移动。
家门口的大塘成了一个村子生活里的深渊。从那以后，很长时间，没有人敢下塘洗澡。如果遇到晚上田里有事时，人们也要远远地绕过。住在大塘边上的人家也不再到里面淘米洗菜。农村人的忌讳很多，淹死过人的水当然是不干净的，而且还带有了某种阴晦的象征，我们必须回避。
与水塘有关的故事大都灰暗着。一个夜晚，小学五年级的我，上完晚自习，我只身一人回家。途中必须经过一个大塘。这里淹死过人，很多人都说在那儿遇见过鬼，被迷住了路，一缠就是一夜。我也害怕。我感觉到后脑勺上有风，仿佛听到有人在什么地方喁喁私语。老人曾经告诫过我，一个人走黑路，一定不要东张西望的，如果和小鬼对上了眼光，你的魂就会被它们带走的。我当然会在这个时候想到这个说法，我更害怕，不由得加快脚步。我的听见了有人在背后喊我，我没命地奔跑起来。风在耳朵边上“呼呼”作响，我是一阵凉一阵汗。回到家后我就发烧了，嘴里不断说着胡话。后来，一个邻居告诉我父母，说她晚上走路害怕，看到了我就追赶我，喊我，想和我一起走。没想到我跑起来有那么快。
我们村子里的水塘很多。大土方，小土方，南头大塘，北头大塘，藕塘，圪塔塘，老齁塘，老黑荡，等等。在村民依靠农业生存的时代，这些水塘都发挥过很重要的作用，是很好的水利设施，可以说是“为塘一处，保田一方”。同时，水塘里的丰富水产也能偶然地改善一下村民的生活。每到冬天起鱼的时候，村里请来了专门捕鱼的人来下网，网一般在傍晚时分下去。第二天上午，像一个盛大的节日一样，水塘的周围围满了人。网起来了，网上爬满蹦蹦跳跳闪着银色光芒的鱼，水塘四周的人顿时欢呼雀跃。现在因大坝拦水成库，也可能是气候的变化，水塘储水很少，不少的水塘已经被平整为田地，种上了庄稼；还存在的水塘，面积也大大地缩小，像某个背运的人，躲在某个角落，努力让阴影把自己遮住。我回家的时候如果不专门留心一下，一般是看不到的。
田地
只有农村的土地才能称为大地，因为只有她们才有孕育功能和生养能力。在村子里，她们被统称为田，是可数名词，可以拆解，划成大小不一的单元，分给不同的单位。大地，在这里成了小家碧玉，是一个个小母亲，被每一个人家分别供养，为所有的人家每一个生命提供生活的必需物资。 本文作者：安徽江耶
对于一个农民来说，田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主要生活来源，是他们的命根子。在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家，几乎所有的政治都与土地有关，每一次的革命和改革都把土地提到很高的位置，以可以得到土地作为诱饵，提出像“天补均平”、“等贵贱，均贫富”“均田免粮”、“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等类似的口号，煽动人们对土地占有的欲望，引来占绝大多数人口近于赤贫的农业无产者的广泛参与。土地是最能反应人富有程度的家产之一，一个农民的最大梦想就是拥有良田万顷。这万顷不一定是一个确切的数字，它是多的意思。很多人奋斗一生都在为了多置一点田产，如果谁混到了要卖地的地步，无疑要被人们斥为败家子的，在人前人后抬不起头。风水轮流转，谁都不会想到，发生中国大地上的最近一场革命，竟然让人们以土地为敌，有田产的家庭被肆意而深刻地批判，成了社会地位最低下的人，甚至要被处死。不论在什么时候，从什么角度看，这都不能说不是一个历史的笑话。
严庄的田地很好，地处江淮之间，土质松软肥腻，气候四季分明，东西南北的作物到了这里都能存活下来。主要作物有麦稻，各一季。由于靠近河流，由于境内池塘遍布，收成基本上能得到保证。这里的农民也对土地给予足够的重视，冬翻春耕，在庄稼出青之时，他们或“汗滴禾下土”地辛勤除草，或者深入半人深的青棵之中，一棵一棵地拔除杂物，让田地单纯而干净起来。在庄稼的成熟之际，村民们更是小心谨慎起来，有的索性在田间地头搭起简易的床铺，日夜守望着，不是怕人偷，而是为了防止牲畜鸟禽的糟蹋、在怕遇到天气的不测时抢收等，努力做到颗粒归仓。我从老家出来几十年了，在那块土地上形成的秉性也却没有丢弃掉，珍惜粮食，爱护粮食，看不得人家浪费一粒粮食，包括自己还不大懂事的孩子。这大概也是那个地方的土质长到自己的身上了吧，只要是粮食，也只有粮食，才被看得重重的。
在少年时代，我放学回家，步行的路上，看到农民大都深深地弯下腰，伏在田地上，我总会涌出许多感动。他们离土地最近，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心灵上的。只有他们是真正敬重土地的，把土地当作了命，当作了神。我从来不会从田园上农民的劳动中得到任何浪漫的想法。他们中有我的父母，我的姐姐、哥哥，他们依赖着有限的几亩田地，他们必须不停地劳作着，从土地中得到更多的东西，养家糊口，勉强生存，为心里揣着的下一步打算慢慢地积累。我们与土地就是这样的最现实而又最无奈的关系。
建筑
我在村庄里生活的时候，村庄里都是清一色的土墙草顶的房子。富人和穷人家的区别是顶上的草。穷人家的屋顶用的麦秸或者稻草，富人家要用专门做屋子的茴草。茴草不像麦子和水稻，麦子和水稻长了秸杆还要长出让人吃的粮食。茴草只是草，长得很高，有一人多深，长成后砍下来整齐地码好，到了冬天闲下来的时候才能上房顶。普通的村民家庭，不管家里有多少人，每家也只有三间房子，房子的长度和宽度也大体相同。这些房子一律很矮小，一个大门，一个后门，一般要错开位置，大约三四米吧。有堂屋的人家例外，他们的房子有两进，第一排房子前后门正对着，第二排房子才和我们没有堂屋的房子一样，在一侧开出后门。房子上的窗户也不多，大都是前面的墙上一左一右地凿一个，都不大，后面的墙几乎都没有，要有也是一个很小的洞，我们叫它为窗洞。晴天还好，如果是阴雨天，一个人在门口一站，一家子就黑洞洞的了。
这样的房子比较适合人居，冬暖夏凉。印象比较深的是夏天，最热的日子里的中午，我们把竹凉床往两道门之间一架，多少都会有一点自然风的，这些风都特别的凉爽。如果没有大人喊起来干活，我觉得我睡上一下午都没有问题。
房子的屋檐矮小，大家心平气和地住在一起。住在一排房子的户家，除了正中间有一条水沟外，其余家家都是连在一起，很壮观的一大溜。一个人站在最西头，视力好的，一眼就可以看到最东头一家门口的情景。房子在盖的过程中也有讲究，比如屋脊，一排房子都是一般高的。如果谁家高出两边，肯定要引起争执甚至打架的，因为与风水有关吧。再比如，两家共用的山墙一般两家协商，共同出资修建。主要是人工和管干活的饭吃，土是不要钱的，随处可取。这样的建筑格局，造就大家行动的统一性，比如早晨起来干活，即使后来承包到户了，大家也是同一个钟点出门。再比如吃饭，时间大都是统一的，有的时候，一家门前坐上两个人，边吃边说话，慢慢地人就多了，大家都端着碗，在地上一蹲，“哗啦哗啦”喝着什么，气氛相当热闹。 本文作者：安徽江耶
我上学离开村子以后，改革开放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出现了瓦房。这也是分步走的。先是土墙瓦顶，然后是水泥砖墙瓦顶，再然后是红砖墙瓦顶。瓦房一盖，就不能再和身边的草房同甘共苦，共搭一堵土山墙了，有的干脆另起炉灶，重新选址盖出高大一点的，也避免了与邻居在方方面面争执的可能。平房出现大概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吧。我印象中，房主家的小孩有七个，两女五男，在长成人后纷纷出门，大都在城里以捡拾垃圾为营生，居然挣了很多的钱，成了村子里的首富，并把城里的建筑理念用现实的方式带回村里，让房顶变成了平的。现在终于出现了几家两层的楼房，在众多还算低矮的各式建筑中鹤立鸡群。不过我看上去的感觉却是特行独立的，有点孤单和凄清。
房子建得越来越好了，但村庄的气氛却遭到了破坏。现在几乎没有两家的房子是共用一个山墙的了，每一家都是单门独户，包括兄弟之间，包括儿子和父母之间。在我看来，大家都失去了自己的左膀右臂，失去了那种筋肉相联的宗族亲密，没有了作为村庄应有的和谐和乐趣。
桥梁
因为有了河，就有了一部分去路被挡住，于是人们就盼望着能有一座桥。
冬天枯水之时，有人在河上担上一根木头的，向来往的人收上一毛钱。那时，人们都很穷。在很冷的冬天了，甚至河里结上冰了，还有人不愿花上这一毛钱，而是脱了鞋子，卷起裤脚，下水过河。
我的小妹就曾经和她的同龄伙伴做过搭木成桥的事情。大清早的，天还没有亮透，她们就起床了。两个人抬着一根长长的木头，到河沿上去。她们得有一人赤脚下河，把木头的一头抬过河去。河一到冬天就瘦弱下来，水位下降，河面变小，河水也不太深。在河道比较窄的地方，河沿两边都被她们用结实的土垫得老高，木头放在上面很稳当的。但我还是不敢走在上面。虽然距离很短，那只有一脚多宽的木头总有一点晃晃悠悠的感觉，让人放心不下。很多人走在上面都是大呼小叫的，而且伸长手臂两边舞动着，努力保持身体的平衡。要知道，大冬天的，气温在零度以下，这时要是掉到河里去，那可不是一般的痛苦。
后来，下游的一个地方修起了水坝，河水长年累月地成了畜满的状态，木头的长度也够不着两岸了。大家过河更加困难了。而河必须是要过的，村庄里有一个人开动了脑筋，在的河两岸下了很深的桩，在桩上扯上铁丝，置了一个大木盘，也就当作船了。他站在船上拽着铁丝在河上来回，摆渡着两边的人。谁也没有想到，他就是这样三毛五毛地收着摆渡钱，居然很快地富裕起来，娶上了两房媳妇，盖上了大瓦房，小日子过得滋润极了。
不久，我们村庄的西南方的河道上也修建了一个滚水坝。滚水坝上水流不息，很多水里的生物附在上面，使坝面特别滑腻，根本站不住人。如果过河的人脚下踩不住，说不定就会被水冲到下面去的。而下面却早已被水流冲成了一个深水潭，如果没有水性的人，说不定还有生命危险呢。不到万不得已，一般人是不敢上坝的。所以，它算不上桥，它没有真正解决掉人们的过河问题。
桥最终还是修了起来。在世纪之交吧，合徐高速公路横穿村庄，经过小河。遇河搭桥。于是，一座正正规规的钢筋混凝土大桥在河上落成了。这是落在农村里的城市速度。经常有人上路过桥被来往车辆撞，被撞得粉身碎骨，没有一块完整的肉。这样的事故，如果找到车子和车主，能得到二三百块钱的赔偿，因为有交通法管着，上桥的人对事故负有全部责任。但人们仍然上桥过河，既然桥在自己村庄的地界里，我怎么就不能上去呢？还有那些事故，他们认为都是偶然的，偶然是不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的。像南方某个地区煤矿瓦斯爆炸死了一百多人，人们在调查时发现，他们与老板签的合同上说，如果出现事故死亡，只要赔两千元钱。这些人也是在相信天命吧，不然我想他们不会认为自己的命只值两千元钱的。或者他们对自己面临的危险没有足够的认识。特别是雨天，上面不像路下的田埂上稀泥滑烂的，让人不忍放弃这一便捷的方式。而正是这个时候的路面，汽车更难把握方向，事故往往多发。 本文作者：安徽江耶
大路
大路还是土路，是宽出田埂的土路。
在我理解中，土路更加宽阔，它有更多拓展、延伸的可能，与身旁的土地是同类，最多不过是比田里的土壤硬了许多，它是土里的骨头，把田地串接了起来。
水泥路就不行了。它们过份地硬，像刺，金属一样尖锐的刺，与土地格格不入。
严格讲起来，严庄是没有大路的。以前在生产队的时候，也有过要修建大路的动议，但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动议最终被搁置了下来。没有大路，稍大一点的车辆进不了村庄。车辆进不了村庄，就限制了人来到村庄。再加上南边是河，村庄几乎与外界隔绝，独自逍遥、落后着。
村民们似乎对这样的状态也不太满意。赶一趟集，要走上个把小时的路，也的确够累的。要是出远门，更是得半夜起床，紧走慢赶的，到了可以乘车的地方就已经不早了。我就很羡慕那些有路的人，汽车能开到家门口，旅行路途中想买多少东西也不怕。但村民没有明确表示，他们聊以自慰似地说了，这样也好，打起仗来，易守难攻，谁进来了也跑不了。
说着说着，高速公路就修建了起来。一开始大家很是欢天喜地的，说这下方便了。但很快就明白了不那么回事。高速公路的路基高出平地好几米了，在路基的下方，还拦上一人多高的栅栏。它与这个村庄似乎没有一点关系。村民们却不认帐，他们反复地把栅栏扒开口子，然后到路上拦车进城。不少长途客车还真的不嫌弃这些土老冒，见到有人招手就“嘎”一下停了。这样一来，上城里倒比到乡里还要快捷。不过大家心里还是十分明了的，这不是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上面走的车辆与自己也很远，自己家用的车子是万万不能走上那条路的。
原来宽于田埂的路还存在，但人走的少了，家家都用上了农耕机械，晴天也走，雨天也过，像犬牙嶙峋一样的车轮，一经过的路面立刻变得坑坑洼洼的了，人走在上面都硌脚，其它的车子在上面更是颠上了青天。
只有到了冬天，农活平息下来，路也恢复了宁静，成了自然状态的平整，略有弧度的柔软使路开阔而平和。回乡探亲的贵人们，可以开着各式各样的小轿车走在这样的路上。如逢干旱天气，速度稍快，便扬起高高的灰雾，在村子里一路狼烟一样奔驰。
水井
水井在村庄中的作用至关重要。我觉得它是一个村庄的血脉，让所有的村民有了共同的血缘。大家都非常重视对水井的尊重和保护，它的水只能用来吃。有一年夏天，大旱，很多水稻都干死了。稻田在水井旁边的两家动了歪心思，在夜深人静时，带上水桶井绳，一桶一桶地从水井里提水往稻田里倒。事情还是被大家发现了，全村的人都蜂拥而去，长辈的在骂，平辈的在指责，晚辈的摆出一脸不屑。那两家人把头低了又低，只恨地上没有开出一道裂缝，好让他们一头扎进去。
我们村子里的井有一个名字，叫侯井。我去过很多村庄，见过许多的井，除了风景区之外，有名字的井还真没有。村子里的老人说，这口井己经有了三百多年的历史了，是一个姓侯的人打的，人们为了纪念他就把井叫成了“侯井”。我倒以为，这是以讹传讹，最初应该是以其位置称呼的，后来人们把“后”字读成了“侯”，最后成了井的名称。
侯井也是我们村子里一项重要的骄傲资本。它从来没有完全枯竭过。很多次大旱，方圆几十里的地方人都没有水吃了，人们迢迢而来，而我们的井仍然细水长流。村子里的人在这时候显示出了很高的姿态，谁来都能挑走两桶满满的井水。即使井台上站着很多本村的人在等待打水，也会主动让出位置，给远方来的人先打。我们的村民在这个时候就表现出特别的醇朴和厚道来，像土地一样，厚德载物，容下一切。正是因为这一点，使这个特别偏僻的小村庄远近闻名，在相近的地方一旦被提起来就会有人啧啧称道。
我曾经下到过井底。当然也是一个干旱的夏天，井水不再充沛。我大概七八岁的样子，个头很小吧。我被大人放置在一只小吊桶上放下。一进入井筒，就是扑面的凉气和潮气。水从井壁上渗出，“噼噼啪啪”地落下，伴随着我一路下落。井里阴沉沉的，像一张卧床多年不见阳光的人的脸。我有点害怕。落到井底，井底不大平整，凹下去的地方积满了水。我取出水舀，一点一点刮地上的积水，倒入水桶，桶满了就拽一拽井绳，上面的人就把水桶提上去。吊桶里的水倒入大桶再放下来，我再刮。如此反复，很快能装满两个大桶。 本文作者：安徽江耶
由于井深，井下的东西就显得神秘了。传说中的井里都住有一个龙王，管着一个巨大的世界。我下到过井底，当然不再相信这样的神话了。还有一些事物就不好说了，比如有人说井里泥巴就是一种非常好的药。一次，我的淋巴发炎，腮帮子肿得老高。村里一个传世很多代的土郎中说，用井泥敷可以治好。那时正好是夏天，井里的水不多。集中了几家子很快把水打干，再下去一个人捞出许多泥来。冰凉的泥巴往脸上贴，还真的舒服了许多。
水井最终还是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我还在村庄里生活时，我家就在院子里打了一口小压井，是那种没有井口有一个龙头一样的物件，连上下面的管道，一压一压水就能上来。用起来很方便，所以很快就在村庄里被推广了。现在没有人再老远地跑到村庄后面的侯井里挑水吃了。过年的时候，我回家，突然就想到了侯井。我问家人现在是什么样子。他们说，水很多，漫上了井口，水很脏，肯定不能吃了。我当时生出想到跟前去看看的念头，但由于天冷，也由于七事八事的，最终还是没有去看上一眼这一口已经失去意义的井。
坟地
父亲在的时候，我对坟地的印象不深，很少主动去注意它们。奶奶在我出生前已经去世，爷爷去世的时候，我还很小，对生命基本上没有什么认识。在家过年时，有时候也会跟大家一起去上坟，很形式主义的。一段时间以后，具体的位置还是淡忘了，更不要说在心里会有什么影响了。出了村庄之后，平日里上坟敬祖都是父亲的事情，我很少参与。每到清明，整个家族集体上坟，所有男丁都要凑上份子钱。我回不了家，钱也由父母代出，所以我仍然离那些坟地远远的。在很长的时间里，我能认出来的坟只有爷爷和奶奶。后来记事了，长大了，像伯父、伯母的葬礼我都参加了，经历之中触动很大，但时间一长还是上不了心，那些地方在我的意识里仍然模糊着。
现在，父亲埋下的那一小块土地，是我一想起农村、想起村庄就首先想到的地方，位置、环境、形状、有关的事情马上涌入大脑，成为思维的主流。毫无疑问，对于漂泊在外的我来说，父亲的坟地是我的最重要的地理。
今年的清明节，我早早地回到村庄，在我的长兄带领下，我从村庄的最北边开始，对长眠在地下五幅以内的先人和长者一一祭拜。艳阳高照，田野里弥漫着浓烈的土腥味，仿佛是地刚刚被翻过一样。空气也很湿润，灰只是伏在地上，最多也只是从鞋底上到鞋面。我感到微微的热。这是一个比较适宜的气氛。我每到一个坟头，首先放上一挂鞭炮，再烧上几刀纸钱，然后认真地跪下，磕上几个响头。我突然觉得，我和他们非常地接近，他们一直没有走远，许多往事就在鞭炮的炸响和纸钱的袅袅中向我走来，拉着我的手，说着从前的话，指示着今天的事情。我更强烈地明确，他们是我的根系，是我的源头，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他们在我的过去时光里柔和而温暖着。
坟地在我的意识里亲切了。它们圆弧一样的形状在我眼里成了一种象征，坚持，柔韧，长久，力度，抗击更多的压力，与天地同形，在天地之间苦苦支撑。我对坟地的认识也加入了思考的成分，它们一律高于平地。平地上是庄稼，供养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坟地里长眠着我们的先人，他们让我们的精神有了寄托。
祖坟高于一切。在经验被普遍推崇的农业生活中，祖先当然受到最大的尊重，在心里供奉在最高处。在农村，挖人祖坟当是最激烈的打击行为了，可以说是不共戴天之仇。农村推行殡葬改革，要求大家都把坟地平掉，说是不能让死人挤占活人的空间。但我回老家一看，没有一座坟被真正平掉。我一问，原来乡亲们都是在应付，上面来人管得紧了，就扛上铁锹，象征性挖上几下，一边挖还一边念叨，某某上人啊，不怪我，政府逼着我挖你的，你就忍忍吧，通融通融啊。
方言
我是一个对语言非常不敏感的人。在县城读高中的时候，我常常因为说话遭到前后座位上的人笑话。有个别人还跟着我后面学，比如我分不清汉语拼音里的“l”和“n”，有时还能和“y”混淆，还有韵母里“n”与“ng”，很多，我一时也想不出来。那时候我就意识到我的语言有问题，特别是发音方面，属于偏僻的乡村，蹩脚着，上不了桌面的。出于自卑的自尊，我再也不敢像村子里的那些人一样，一凑到一起就大声说着什么，仿佛就害怕旁边的人听不到。我尽量少说话，说话慎言慎语，选择有把握能咬得准的字词说，以少出笑话，少引起别人的注意。 本文作者：安徽江耶
我的村庄处在合肥和淮南交界处，语言也界于之间，北方的要多一点，说话比较硬。由于偏僻，一些古老词汇还在用。比如棉被叫“被窝”，把上午、下午叫作“上末、晚末”，把中午叫作“庄上”，把明天叫作“麻个”，把空地方叫作“死块（读阴平）”，把太阳叫作“热头”，把叔叔叫作“爷”，把伯母叫作“大大”，把家庭里排行老小的叫作“老寒”（像老寒儿子、老寒丫头），把讲究叫作“外悟”，把外向的人叫作“少道”，把畜牲中性别是的公的叫作“牙”什么的（像牙猪、牙狗等）。这些词汇在字典里查不到，我都是就近标上读音，不算数的。
“十里一乡风，百里不同音”。越是偏僻的地方，风俗、语言、习惯的个性化、差异性更严重。在我们的村庄里，老人们坚持着这样的观点。遇到与别的村庄打交道的事情，总是询问人家的风俗，很尊重的样子。相比于那些笑话我说话的人，我们村子里的人就厚道多了。我也觉得这是做人的一个重要准则，在与人交往中，尊重是获得对方好感的首要一条，谈判、协作、交往都是不断向对方妥协而获得对方认可、接受的过程。在外事活动中，哪怕对方会说我们的语言，我们仍然要配上翻译，把自己说的话用对方的语言翻译过去。这不是交流的需要，而是尊重的需要。
然而，由于从中学时代开始，我就几乎都在外地读书、工作，接触到的大都是外地人，如果要正常、准确地沟通，必须使用大家都能接受的语言。我的方言就在这样的过程中慢慢得到了改造，我说的话基本上接近普通话和淮南话了。一次，我的一个同学给我打电话，让我猜她是谁，我猜了一大圈竟然猜不出来。那些语言对于我来说已经陌生，陌生得说出她的人我都不能再细致划分。
也有回到方言的时候，一是回到老家呆上一段时间，我很快会被村子里的人同化；二是说话紧张的时候，比如吵架，比如开会发言。一次，单位的共青团搞一个什么表彰，叫我去主持。我心理素质很差，属于上不了大场面的人，人一多就要紧张，说不好话，慌不择言。我坐在台上，一看台下黑压压的一大片，身上就不由得出了许多汗。到最后会议总结的时候，本来准备已经很充分的话说出来却结结巴巴的。我的一个老乡在散会后风趣地对我说，你说出那么多的我们老家话，让我感觉到像是回到了家乡一样。
庙台
每一个村庄都有自己的神，在一个神圣的地方供奉着，使村民在精神上有所归依。严庄也不例外。在离村庄约一里路的地方，有一处明显高于其它田地，人们都叫它庙台。由于热火朝天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修建了大坝，庙台被隔在了大坝的另一边，它显得离村庄更远了。我曾经问过长辈，为什么庙修建在离住家的庄子那么远的地方呢？他们说，那边曾经也是住家的，只是后来又都集中到这边了。
庙台对于我来说始终是一个虚拟的事物。我出生之前，庙已经不存在了。后来零零星星地听过一些关于它的传说，但时间久远，大都模糊了。但有一点毫无疑问，庙台上的庙曾经存在过，据长辈们说，那座庙也有数百年的历史，而且里面住过和尚，供有观音老母，庙的某个地方刻有捐赠者的姓氏和名字。庙被拆除以后，庙台就被改造成了普通的农田。不过，它还是高于平常，像一个凸起的锅盖，留不住水，只能种植旱庄稼。庙台上就有一块地是我家的，在田间劳作的时候，经常能遇到砖瓦碎碴。运气好的时候，还能碰上带有人脸一样的瓷片。我知道，它们就是我的上辈供奉的神灵或者祖先了。
我放牛的时候，经常在那一带活动。庙台的南面和西面都被河围着。河水由于转弯，在那里变得湍急而凶险。庙台的前方河沿处有两个泉眼，我们到那里取过水喝，特别是夏天，水很凉，也很清澈，不同于紧紧相邻的河水。我们看着泉眼里汨汨流出水时，想象着它们与一个远方相通着，就觉得其很神秘，仿佛它们与曾经的庙有着必然的联系，因而也感觉很神圣。为了防止弄脏它，我们一般不会去让牛饮水或者赤脚下去的，有时还在其外围栏上坝子，把它与河强行隔开。一到傍晚时分，我们都要急匆匆地离开，有关庙里和庙台上的那些神秘传说和事物，因为时光的黯淡变得带有几分鬼魅，我们作为孩子当然要害怕要逃避。 本文作者：安徽江耶
一个人在庙台上，或者在庙台附近时，我常常会陷入冥思苦想之中。很多盛大的事情会在我的大脑反复上演。这里曾经是村庄的政治文化中心，是村庄里需要表演的重要舞台，众多的权威人物来来往往，你方演罢我登场。在这样乱哄哄的演绎之中，那些表演活动进一步进入村庄的核心生活，对村庄的命运走向进行决定。后来，它陷落于另一场更大的政治，政治表演，它的命运在一只无形的手轻轻一挥中，就像大浪淘沙一样奔向了滚滚洪流，被大水和汪洋淹没，进入了覆灭的深渊。我没有能力将它们还原，我只能想象。我认为在这个村庄的地理中，这个地方最具有历史感，与我们的来龙去脉有关系，厚重着。只可惜，它被彻底地破坏了，我们的线索从此也就断了，我们成了无根之人。
现在庙台也处于一片泽国之中。去年夏天回家，我带着女儿专门翻过大坝，大坝之上已经是汪洋。庙台还是高高的，它与大坝几乎平行，从巨大的水面上凸起，成了一个江心洲。远远看去，像一枚漂在水上动荡不定的落叶，己经错过了自己的季节，却没有被时间带走，只好独自孤单地在那里寂寞着。我看着它的时候，觉得它更像一只眼睛，眼神里是空洞、无助、悲观、绝望。
本文作者：安徽江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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