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这是一个自由职业者的典型故事。十年过后，作者才发现：无论是那种“活在自己人生之外的痛苦”，还是这种“被动生活”本身，都是一种外在的声音。世事变迁，他终于向自己的内心靠得很近：“我成了自己人生的导演，重获自由的生活。”在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我们记录故事，将会看到多少类似的可能性？
从19岁开始的被动生活
1997年，我毕业于山西省水利学校。那一年，我19岁。
我出生于晋中乡下，一个非常普通的农民家庭。但19年来，我从没有因此而感到自卑。哪怕是在生活最为艰难的时候，父母为了给我寄一封信，竟然连邮票钱都需要向人借的年月，我都能感到自己从骨子里渗透出来的那种自信。这种自信缘自母亲对我的宠爱。我知道，是她的鼓励使我一生受益。
可是，这种自信在我刚刚离开学校的那一年开始打折。
我的被动生活，差不多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这一年的6月末，我从学校返回老家。回乡的第三天，在一位朋友的介绍下，我进入到成立不久的市报社工作。找到这份工作之所以这么顺利，是因为在此之前，我已经在大大小小的报刊上发表了不少“豆腐块”，拿着厚厚的剪贴本，我敲开了进入社会后的第一扇门。我设想着在这里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那时候，我误认为自己的人生从此开始将是一番坦途。
这种感觉持续了大约三四个月光景。在这三四个月里，我确实学习了不少东西，对这份职业的领悟力也增强了。唯一不太满意的是，我来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有领到一分钱的工资。
因为离家近，每个周末，我都要回村。看到父母一次比一次变得凝重的脸色，看着他们欲言又止的眼神，我慢慢发觉了对于我的空手而返，甚至屡屡向父母伸手要生活费的行为，父母已经不胜其烦。终于有一天，父亲开始问起我工资的事情。我茫然着无法作答。
第二天上班后我就向报社领导郑重提出了这件事。得到的答复是：“报社暂时只依靠拨款勉强维持，因为没有其他收入，只能让你受委屈了。如果觉得不合适，可以另谋出路。不过，若能耐心些，我们尽量想办法把你转成正式员工，如果吃上财政饭，你这辈子也就没什么后顾之忧了。”我虽然心存疑虑，但还是勉强认同了这种说法。
在此后半年左右的时间里，我断断续续地问过好几次，说法基本没有变。让我耐心等等。再等等。我的信心在这种等待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我慢慢地认为自己只是一只甘愿被命运之手牵着走的羊。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1998年6月份，因为生活无着，我再也抗不下去了。当时宣传部的一位朋友有些同情我，说当地的煤炭运销公司刚刚改组成集团，在四处物色新人，他说：“你应该去试试。”
我向报社总编反映了自己的想法，他放下手中的笔，说：“要不我帮你打个招呼吧。如果需要的话，再给你开份介绍信。”
这个结果，让我有些吃惊。我点点头，连“谢谢”都忘记了说。
我拿着总编开出的介绍信和一摞子刊发我作品的报纸去了郊区那家企业。负责招聘工作的是煤炭运销公司的副经理。他和我说了一会儿话，就拍板了：“没什么问题，你去填一下表格吧。”
这是6月初的事。至于去煤运公司上班，是在6月8日。这一天，我记得很清楚。
命运的不确定性
正是从这里开始，我有了一份领工资的工作。月薪是330多元，根据学历划分。同我前后脚招聘进来的本科生的月薪比我多50元。我没有什么不满足。
我在煤运公司的主要工作是负责一些文书资料的起草。有一段时期，因为要出台一整套管理制度，我和几个新来的大学生被抽出来参与这项工作。
这件事情耗费半年多时间，其间加班加点，心理上不胜其累。
还有一段时期是被抽去整理档案，翻检着那些页面发黄的纸张，经常会觉得自己离生活是如此之远。对于将来的不确定性，又慢慢地笼罩了我的生活。
只是，经常有人说起，老总在会议上又表扬我，说我的材料写得怎么怎么好，可能只是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却被敷衍升值；只是，每个月，都有一份微薄但实在的收入，虽然慢慢地，觉得没有所期望的那么多，可是，一旦回想起那段无薪水生活，就再也懒得计较。许多年后，我看到一句话：“我是一个十分需要安全感的人。而这些都是安全感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叫赵婕的人说出了我的心声。 本文作者：闫文盛
我在煤运公司工作的时间达三年之久，工资一直保持着刚进来时的水平，没有涨落。到了2000年年末，单位新盖的居民楼向所有员工开放，可以根据工作年限集资住房。当时我完全有资格弄到一套自己的房子，只不过是顶楼。只不过是有一个前提，得拿出6万来块钱。
我在煤运公司工作期间，手头最宽余的一段时期，是有一张1000元和一张3000元人民币的存款折子。只不过不久之后，在外面打工的弟弟向我告急，我就把这些钱给他打过去了。之后，我又恢复了身无分文的落魄。那一年，我已经23岁了。
在家乡的生活使我窒息。我一次次地向人咨询外面城市的情况，慢慢地积累着一种向外走的勇气。
非常奇怪，一旦有了外出的想法，我身上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底气似乎又回来了。或许是年龄的增长使我对自己的发展有了充足的把握，又或许是，一无所有的现状使我有了破釜沉舟的决心，总而言之，到了2001年7月底，我终于离开了徘徊逗留了四年的故土，南下安徽。其间转道宜春、广州，最后终于在8月初，抵达了深圳。
然而离乡背井的苦楚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
摆在眼前的难题是显而易见的，工作问题首当其冲。当时，我的学历仍然保持在1997年的水平线上，如果要想获得一份好一些的工作，学历这一关就难以跨越。许多用人单位一看到我的学历，就嗤之以鼻：“是中专生？怎么想到跑这里来混了？”
这真是一段煎熬的时期。拿着借来的2000多块钱，穿着最低廉的服装，吃着最简陋的伙食，每一天顶着炎炎烈日奔波在深圳的街头，我不知道自己能维持多久。
真正找到工作是在一个月之后。其间，尽管有大报社鉴于我发表的作品有心留用，可到底琢磨着困难重重，而且我尚且未名，后来还是放弃了。最终，我落脚在一个小小的广告公司做文案。
这个公司是几个人合伙开的。老板从部队上转业到深圳，因为有几个法院和公安系统的同学在帮扶，每年可以接到几单，只要把这些单子做好，每年的吃用不愁，而且有一笔不小的盈利。
可是，这个公司实在太小了，在深圳，像这样的企业多如牛毛，而且，我进来不久就发现了一个问题：这里员工的流动性特别大，几乎每两三个月就换一茬人。有员工因为忍受不了老板拖欠工资走掉了，有的员工因为思路与老板不合，走掉了。好几次，我目睹了讨要工资的人与老板争吵，甚至有一回，一个刚刚离开不久的江苏小伙子带了几个弟兄过来，在办公室里，与老板大动干戈。
最后，我发现，除了我，周围剩余的人，都是老板的亲近好友。
2001年的春节，我一个人待在月租500元的不足十平米的出租屋里，任泪水静静地流了满脸。
完整圆融的自由
2002年年初，因为连月奔波的疲惫，我本就孱弱的身体病了一场。发病时春节刚过，因为独处异乡，心灰意冷，更加深了我对职业的畏惧。我向老板直陈情由，方才全额拿到了工资。接过那并不很厚的一沓钱时，我几乎下定了决心：再也不在这个地方待下去了。我要立刻回到我的家乡去！
2002年3月4日，我乘坐长途列车抵达家乡车站。我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我的昔日的同事兼好友们，他们都不知道我就这样回来了。直到好久之后，我才向他们说起这一段经历。只是，差不多已是笑谈了。
从3月4日直到5月初长达两个月的光阴里，我一直闲居在家。在我以养病为由，沐浴着亲情时，父母亲一方面因为我的久别重归而兴奋，另一方面又暗暗地为我的将来发愁。他们暗自打听，发现职业已经如此难寻，几乎就要对我的人生不抱希望了。
而我自己，却确定无疑地感受到一种全新的状态的回归。从原来被职场生涯切割得支离破碎的生活，我回复到了自我的完整圆融。我在不间断地写作的间隙，听到内心流淌的另外的声音。
2002年5月12日，我到了省城太原，落脚于一家媒体，从事副刊编辑工作。此时的我，因为多年的职业经历开始变得平静，甚至有些狡猾了。我再也没有像从前那般意气激昂、胸怀不平了。虽然自信仍在心底，可是经过岁月的打磨，我知道那些沉潜在心里的部分才是真正值得自己珍视的。 本文作者：闫文盛
带着对新生活的虔诚，更重要的是，带着对自己多年追寻才获得的这种贴近内心真实的新职业的珍重，我万分投入地展开了工作。有一天夜里，十点半，为了取一份约好的副刊稿件，我从《太原日报》社旧址出来，那个供稿的女作者在暗寂的夜里目送我。她说：“你怎么跑那么远的路？”
我骑着自行车，从桃园路返回到师范街——我临时的租住地，我有一种在深夜里飞翔的感觉。
然而，我的工作实在算不得是忙碌的。有相当长一段时期，我能够在完成版面编辑和采访之余，仍然空出大块的时间，回到家里，与写作、阅读这样的生活方式厮守。我可以自由自在地支配自己的时间，这是多年来，我一直渴望获得的那种状态。它唤醒了我深层次的期待，使我更接近我的本质。
我知道自己失去的时间已经太多——尽管这几年来，无论处境如何，我都没有忘却写作，但是零零散散的习作仍然是无足重轻的。如果说，那些发表在大报小刊上的作品可以构成我自信的泉源的话，那么，在我24岁、25岁的时候，我希望这个泉源能够变成我生命的最深的支撑。
在别人看来，我的生活有些边缘化。除了赚钱时出现在社会，其余的时间，我多半都在写作中，再加上不定期的朋友聚会、不定期的旅游，几乎构成了我生活的全部。
27岁那年，我的生活中有两件大事发生：认识了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女朋友，双方进一步确定了关系；出版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本书。
此后一年、两年，我一直这样过来。步伐虽有深浅，可那份执著却是丝毫未变。
到省城五年来，我换了两次工作，从副刊编辑做到了一家周刊的执行主编。我积累了将近50万字的采访文稿，写作了三部长篇小说、两部散文集子、百余首诗，发表的作品已达百万字。
2007年，我结婚了。
十年过去，我终于可以带着安定的自信的目光，一一看着我所走过的这些城市。
十年了，我终于有理由，真正地沉醉一次。
作者手记：
现在，我觉得我已经得到了这样的平衡：我仍然在媒体圈里待着，并且可能会一直待下去。我负责打理的这份周刊，正在慢慢地往上走，这让我感到欣喜；我突破了自己制定的时间期限，因为在管理这份周刊的过程中，有许多新鲜的东西开始渗透，需要我学习和掌握的东西非常之多。这个结果，比我当初想象的要好。婚后一段时期，我停顿了一些时日的写作也开始恢复，我会在接下来的这大半年里，集中写作一些中短篇小说和散文。从2005年起，我就把自己定位成一个自由人，当我觉得有新鲜的东西在呼唤时，我可以立即出发。我现在依然有时间倾听自己心里的声音，并听从这个声音的指引，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十年来，我懂得了这样一句话：以职业深入社会，以文字深入内心——我知道，我是在为自己的人生掌舵。
2007年4月29日下午16：00-20：00
本文作者：闫文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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