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的很羡慕那些坐办公室的工薪人，男子仪表堂堂，女子矜持大方，西装白领坐在那里正经八百地拟什么录什么发什么，他们所做的每件工作看上去都是那么重要仿佛刚刚从国务院那头决策而来。这些工薪人的名字通常是张世梁白国俊李家蕙，而我们买卖圈子里的人普遍叫张大财白二旦李三花。
张大财白二旦李三花当年本是和我一般无二的街头小贩，而今也都赫然有款改做大买卖，自己长途拉货回来批零兼营，腰间叮铃作响时手机贴耳哦哦啊啊，完事回头看见了我及我的“包装”，便诚恳地吴侬软语：你还在写文章啊？弄不了钱快别再给他们写了。
我无语做答，只悉心寻找他表情中除了同情还有没有别的。
是啊是啊，十几年来我文章并没有做大——写作水平究竟如不如晚清的一介书生呢我真怀疑；买卖也没有做大——天天在街头打理0·99平米的小烟摊点小钞。
我真没法原谅自己了！
今夏在炎炎七月中的升学考试那几天，我们久别三十多年已是白发为冠的班主任高老师来到我们中间，他看了我的几篇获奖作品之后在一次聚宴中慨叹：只初中文化一经坚持竟也能写出不错的文章来，你们这一代人真是可惜了……
高老师只说出这么句话便突然哽咽，举杯的手剧烈地颤抖起来，酒至唇边怎么也喝不进嘴里，将一大半淋洒在自己的胸襟上！
此情此景猛烈如一阵强飓风将我们在坐的十几名同学席卷，大家同时委靡在一片唏嘘声中。我们都已年过五旬了，又常自命为沧桑中人，此时却无力支持。
我们的泪是软弱的，自十六岁初中毕业回乡种田至今的所有经历的所有感受都汇做一处从心底挣脱出来。生活中越是重要的东西越是失而不可复得，我们失去了当时的升学考试因为永远的失去，留下的遗憾随着岁月的流逝给我们的痛越来越痛。我至今常在大脑里幻化着古学子们白杨绿柳青马小童上京赶考的画面时心中都会悸动，艳羡那是怎样极致的一幅人生美景。而眼下这几日市内各大小考场门外父母将子女送进去后把自己的一张汗涔涔焦灼的脸紧贴在大门的铁栅栏上，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守望者。那学子几小时后走出来第一眼看到这情景心中会怎样呢？那确是人生无味之外的一种味道啊，是无声的轰轰烈烈啊，它能不在此生留下最深最沉的回忆吗？
我们则没有机会担纲这个神圣的角色，——虽然，我们之中也有幸运者在另一个路口通过另一个途径走进过另一个考场。
“考场”这个名词，对我们大脑的刺激太强了。
我们的泪不是软弱的，因为这三十多年的人生旅途我们是一路拼杀过来的，虽然现在看来我们拼出的结果很不成样子，但当初我们的起跑线是设在深可没膝的泥淖里，拔腿起步已经耗掉了我们相当的体力，何况光阴并未给过我们一寸一厘的施舍和等待。
同为知青，我们由于几辈子老少都居住在农家的篱笆墙内而“质本洁来还洁去”荷锄向地不谈返城。待十年之后所有的混吞都一一退去，社会的每一个环节都归复原位之后，人才问题成为所有讲话槁的中心问题时，我们的一腔热血不经过升温的过程就又开了锅，然而
这温度升得也快降得也快，我们或者年龄太高或者文化太低又都成了问题中的问题。于是，我们在社会需要人才而自己不是人才中间手忙脚乱而又一筹莫展。沉静下来之后我们退回到本属于自己的人生定位上叮嘱自己说：我还是从这里开始吧。
当初高老师作为一名不遗余力往我们大脑里灌输知识的栽桃育李者，他不会料到辛勤耕耘之后看到的是满目苍凉的一片空地。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已经填好了志愿表只等决定命运的那一刻了，岂料等来了“文革”只一个流弹便将我们师生共同搭建的希望之塔击得片瓦无存尘埃落定。
高老师手执教鞭四十余年，他说他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我们这一届，所以在古稀之年专程从异地赶来想看看我们是怎样活着的。
我曾经猜想我们这一代人是由于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冲天炮火中和开国大典的隆隆礼火中的缘故，我们有着空前绝后的生命激情。大家鼓荡着一腔如荼的热血为了一个自己还没有弄清的目标声嘶力竭歇斯底里。于是后来我庆幸当时没有人号召我们去死，否则我们真会高唱着至高荣誉的赞歌亲手折断自己尚处于湿漉漉花季中的生命。所以我敢问：彼时国门若有战事，我们怎么就不会是第一批跑去以阵亡换取祖国尊严的臣民？《血色黄昏》中那为了阻挡洪水和保护森林而横陈的二十多具年轻的尸骨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作者：陈慧明明)
我们是新中国的开国婴儿，幸运的我们本不该不幸运地成为文化的断层中人，但是，正如《飘》的作者，才貌双绝的米切尔被一名醉酒的司机开车稀里糊涂撞死那样，既无法令人相信又是事实。
我们没有被白热的激情焚毁也没有因自己知识的浅薄而自弃，却是一路拼争过来了，有各种各样的性格就有各种各样的拼法。我是我们中间最没出息的一个，也总是被“难道我就这样算了吗？”的想法迫使着，在命运之网外东打西捞企图得到些意想不到的东西。
八四年，我在农村种地。
“二柱媳妇，后天就要下来水了，你不赶紧锄麦子背着包干什么去呀？”三婶扛着锄紧往地里跑。
“到县里投稿去呀。”“投稿？什么是投稿？”“就是……我写了稿，去投。”
三婶觑着眼睛始终没有弄明白我是去干什么，但是她明白，在淌水之前一定要锄好地是天底下第一大事，她本人就是个头疼感冒从不误农活的人。在三婶眼里，我不是个好庄禾人
八八年，我在城里卖菜。
“二柱嫂你一上午干什么去哩？最少也误八块钱。”邻摊的娥娥从背上卸下一袋茄子擦着额上的汗问我。“我到报社投稿去了。”“什么？投……投什么也不能扔下菜摊子不管，看把黄瓜都晒蔫了，啧啧！”
娥娥去厕所从来都是一路小跑，她丈夫外出一个多月回到家里她都不肯回去看看怕误了买卖。在娥娥眼里，我不是个好生意人。
而当真正的大作家来到我的摊位前边的时候，我却很是狼狈，来不及换一件整洁的衣服不说，礼节性的握手也让我感到为难。因为我的手它太不给我做主了，它竟连一点点女性的特征都没有，很粗糙很不干净既有芹菜的雅味又有萝卜的土味，在老作家的询问：“你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写作的呀？”和顾客的质问：“哎我说你这黄瓜到底是卖还是不卖？”中，我说：“是——收了摊回去抽时间写。”我又说：“卖——这黄瓜是顶花带刺最新鲜的哩！”
在这个时候，我便不知道在老作家的眼里，我这个人是芹菜味多些还是萝卜味更多些。
我无法做到象毛姆在《月亮和六便士》里描写的思特里克兰德那样舍弃富足的生活跑到太平洋一个荒岛上去将他的艺术如老君炼丹般炼到纯青，我觉得我如果丢掉了象眼前的小烟摊这样的每日收入我就会丢掉写作热情。小烟摊的平淡经营是我具体的生活，是它在支撑着我的写作——虽然我把我的感情全部给了写作从未计算过我给了它多少。但我还是要承认写作并不是我生活的具体。
我在具体的生活和不具体的生活中间流浪，同为流浪者，我没有象鲁滨逊那样“带着高兴的心情想象我多么象一个国王”，而是和他在另一个时期另一个处境的感觉相同：开始相信一切安排已是最佳。
是的，一切安排已是最佳。
(作者：陈慧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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