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我县按照市里的统一部署，全面推行了农村税费改革。我县税费改革前2001年农民税费负担为7260万元，人均为63.60元，税费改革后2003年农业税为2677万元，人均为23.45元，减负率为63.1%。这次税费改革，对于发展农村经济、稳定农村改革、增加农民收入起到了积极作用，绝大多数农户在税费改革中受益。但税费改革后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特别是对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税费改革给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带来的问题及成因
（一）农村基层政权运转困难。
税费改革往往导致乡村可用财力进一步减少，乡村组织的运转困难明显增大。乡村财力存在缺口，村委会基本开支难以维持。目前一个村的基本开支项目有办公经费、村干部报酬、五保户供养等。税费改革前，这些费用主要靠村提留来支付，税费改革后村级收入大幅度减少。我县税改前2001年全县村级“三提”收入共1113万元，税改后2003年新的农业税附加只有441万元，减少幅度为60.4％，平均每个村减少收入8125元。现在大些的村的农业税附加有1万元左右，多数村只有几千元，一些计税面积较少的村，农业附加税很低，如清水乡最小的一个村河马村2003年农业税附加仅1975元。我们调查的水口乡税费改革后新的农业税附加只有4.68万元，而目前村级支出年需10.5万元，收支缺口达5.82万元。虽然个别村村级收支缺口可以从集体收入中解决，但从大面上看，村级集体经济比较薄弱，绝大多数村并无集体收入来源，村级支出资金缺口将会无着落，这不仅导致村里贫困户生活无法保障，村级事务无人管理，还可能导致村民自治组织——村委会的名存实亡。
乡村债务负担沉重，缺乏有效的化解途径。目前乡村欠债问题突出，乡村债务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是长期积累下来的，但是税费改革后这个问题突显出来。一些乡村逐年积累起来的债务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原本指望通过统筹和提留来维持周转并逐步得以消化，但农村税费改革后，统筹提留以及集资摊派全部取消，化解债务便成为了头等难事。据调查，清水乡累计负债额达230万元，比全乡10年的农业税及附加总和还要多；村一级也是如此，该乡7个村，村村都负债，负债额超过60万元。税费改革导致农业附加税也相应减少，使得一些全靠附加税来维持正常运转的村级基层组织感到了困难，更不用说去偿还那些陈年旧帐。
（二）农村基层干部存在难选、难当、难留的“三难”问题。
税费改革后，村级财务的缺口最终将大部分落到现任干部的工资上，村干部一年忙到头，有的只能拿到部分工资，有的甚至拿不到工资，严重挫伤了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村干部待遇偏低。税费改革后，村组干部工资由收取农业税附加进行支付。我们调查了2个具有代表性的乡，较边远的票草乡村支书的年工资为1000人以上的村1600元，1000人以下的村1500元，村主任、村会计分别递减100元；在县城郊区的水口乡村干部工资是按天数计算，每天7元，2000人以上的村支书每月按24天计算，2000人以下的村支书每月按22天计算，村主任、村会计分别递减1天，也就是大村支书年工资为2016元，小村支书为1848元。显然，每年平均不足2000元的基层干部待遇相当低，平均每天报酬在5元左右，这对农村稍有能力和本事的人都缺乏吸引力。
村干部工资难到位。村干部的待遇本就偏低，但就是这微乎其微的工资还无法落实到位，由于基层组织负债，拖欠村干部报酬时有发生。水口乡有14618人，9个行政村，28名村干部，组长140名，全乡农业税附加为4.68万元，而村组干部的工资一年就要7.36万元（组长报酬按该组人头每人每年1.50元计算），全乡的农业税附加仅支付村组干部的的工资就缺口2.68万元。实际上是上半年村干部工资无法解决，因为农税一般是在下半年收取。
同时，在现有条件下，基层干部年老后的后顾之忧没有相应政策解决。村干部认为经济上没有“盼头”，政治上没有“奔头”。许多村没有积累只有债务，使乡村基层组织失去了经济基础，其职能相应萎缩，多数村找不到像样的人当村主任、村支书，乡村干部“含金量”大大降低，村干部一般人都不愿干。面对农村的这种情况，一些有水平、有头脑、有能力的乡村干部纷纷外出打工，谋求出路。
（三）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遇到新挑战。
税费改革政策规定，村内兴办集体生产和公益事业所需资金，按照“一事一议”的原则办理，“一事一议”的实际效果如何，将直接关系到村内集体事业和公益事业的发展，这就对如何进一步提高村民自治、民主管理的水平提出了新要求。
在具体实践中，“一事一议”制度在一定时间内难实施，目前很多村是“事难议、议难决、决难行”。一是缺乏群众基础。在一些经济不发达、偏远的山区乡镇，群众认为“一事一议”制度名义上是给自己民主权利，实际上不是要群众出劳，就是让群众出资。因此，对“一事一议”制度不热心不认可，导致有的村召开村民大会，商议集体生产公益事业，村民代表不参加会议，或者到会人数太少，会议开不成。农民群众不愿参加“一事一议”的村民大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开会没有误工补贴。税费改革前召开村民大会给予误工补贴，改革后村级收入减少，取消了误工补贴。二是缺乏经济基础。近年来，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增收减缓，生活较为困难，对集体生产公益事业实行“一事一议”制度，出劳出资超出了农民群众的经济承受能力。比如，修村组道路等等，贫困乡镇农民群众确无钱出资，导致公益事业办不成。三是任何事务村民受益的程度很难一致，不受益或受益少的农户不会交钱。特别我县农民外出打工的较多，举家外出现象十分突出，对这些外出没在家的根本就收不到钱。如水口乡常年外出打工的农民有5000人，占了全乡总人口的34%，有的组走了只剩十来个人。
（四）农村公益事业兴办难。
农村税费改革后，一方面村级财力下降，“无钱办事”的问题日显突出。另一方面村级负债面大，还债与办实事之间产生矛盾，在村级现有的财力下，既要保“吃饭”，又要还债务，还要办实事，村组干部感到很为难。尤其今年夏天，遭受了历史罕见的洪灾，一些道路、桥涵、堰渠等基础设施被破坏，这些仅靠有关部门的投入是有限的，多数要靠农民自行解决。
按政策规定，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必须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但是我县要实现小康目标，有很多乡镇还需在道路建设、农村改水、办学条件等方面投入大量资金，乡镇靠现有的财力不可能完成这些任务。我们在票草乡了解到，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时最大的困难就是用水不均，村与村、家与家之间经常发生抢水现象，遇上发洪水就更遭殃，但是乡里至今还没有钱拿出来修水渠。票草乡歧阳片区在1992年以前有长岭、南云、乐中、兴田、双塘几个水库，还有上百口山湾塘，每年大春作物都能旱涝保收，但近十年来，由于资金的极度稀缺，仅仅依靠上级的有限投入对南云、乐中水库进行了治理，其他水利设施一直处在自生自灭状态，年复一年，损毁日益加剧，有些设施已经不能发挥作用，乡镇村组因资金原因又无力组织大规模维护维修，农业抗击旱涝灾害能力日趋衰退。与此同时，农村村组公路维护、基层阵地建设甚至村民学校建设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二、几点建议
（一）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积极化解农村债务。
现阶段可用一些开拓性的办法化解乡村债务。让基层尽快渡过税费改革的“磨合期”，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一是应在全国农村开展债务清理整顿工作，用条例形式规范农村债务管理，严厉打击农村债务中的违规高息、应付款生息和利滚利等经济违法犯罪活动。二是降息止息。严格执行各项金融政策，把各种不合理的利息降下来，同时把乡村欠款所列利息停下来，按先本后息的顺序进行偿还。三是拍卖资产。对乡村集体所属资产和资源进行拍卖，所得收入用于还债。四是债务重组。清理三角债，实行债权与债务挂钩，消除乡村作为中间方的债权债务责任；实行以物抵债，用乡村所属集体资产和实用意义不大的物资产权抵偿、减轻债务，减少资产管理费用。五是应准许省、市、县人民政府发行定期债券，偿还农村债务。六是中央财政应向农村倾斜，控制国家重点重复建设项目，节约资金，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偿还农村债务。
（二）合乡并村，减少财政和农民供养的干部人数。
在交通、通讯、网络和计算机管理日益完善的今天，合乡并村的条件已基本成熟，更有效率和更为经济。压缩村干部数量，可以通过村“两委”成员交叉任职等办法，进一步精减村干部数量，特别要压缩拿误工补贴的人员数量。提倡村组干部交叉兼职。另外，许多同志认为实行村干部退休制加重了农民负担，建议取消这一制度，改用更加科学、更符合农村实际的办法调动农村干部的积极性。
（三）提高干部待遇，规范干部工作职责。
将村干部待遇定为每月为300－350元，由财政统一支付。为了减轻财政压力，可将乡镇事业单位富余人员下放到村任职，仍享受原工资待遇，并加强村干部的教育管理，让他们有钱办事，有能力干事。
（四）完善“一事一议”及“两工”的筹资、筹劳政策。
进一步完善“一事一议”的有关政策，制定切实可行的操作办法，以利于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对于一些外出打工户的筹资筹劳，在自愿的原则下可以实行以资代劳。在一定时期内可以继续保留“两工”，加强对“两工”使用的规范和管理，保证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有一个稳定的投入渠道。在取消“两工”后，为了保证农村的水利建设，国家要加大资金投入，国家对农业的补贴，要逐步转到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上来，大型水利工程要继续坚持以政府组织引导为主。跨地区工程要由受益范围内的单位与个人共同出资、统一兴办。鉴于目前农村存在的“一事一议”难议、难决、难实施的实际，建议国家将“一事一议”筹资纳入国家财政，主要由国家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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