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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理解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

2011-11-01 
要在满足人们经济利益需求之后,有面对和满足人们更多、更为复杂要求的思想准备,以及时、准确的预见和及早、超前的规划,使我们的应对方式赶上社会发展问题出现的速度和数量,并相应实现干部工作理念的转变,不断提高干部的素质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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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锦涛总书记的“七一”讲话在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同时,重申了其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的提法;在第一次提出“稳定是硬任务”的同时,强调了“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新要求。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发展”和“稳定”的认识已经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

  首先,中国共产党已经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经济建设“大考”答卷,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经济的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的公平和公正。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出了一个“世界第二”的庞大经济体,中国不仅综合国力显着增强,而且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报告,到2007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已位居世界第一。这个令国人骄傲、让世界瞩目的经济成绩单,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的重要成果。但是,应该承认,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方的政府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展是硬道理”的实践中,也存在将它变异为唯经济增长、GDP马首是瞻的倾向,从而影响了发展的可持续性,积蓄了不满情绪,产生了社会裂痕。近年来群体性事件频发,且暴力公共事件不断升级,根源在于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单纯追求GDP、财政收入增长,而不惜损害社会公平正义,以至积累起来的民怨太深所致。比如,2008年6月发生的贵州省瓮安县群体性事件,就是在取得了令当地干部自豪的“发展”,如GDP翻番、财政总收入数倍增长的情况下出现的。瓮安事件表明,一些地方以牺牲群众利益为代价、缺乏公平正义指向的发展,使得GDP增长越快,财政收入增加越多,群众利益受损越大,老百姓的积怨越深,社会危机的爆发就来得越猛烈。又比如,2010年10月,江西省宜黄县“强拆”自焚事件引发公众热议后,宜黄官员写信声称,没有“强拆”就没有“宜黄速度”,并列出一大串统计数据来说明,几年内全县GDP以及财政收入等都在成倍增长,结论是“没有强拆就没有我国的城市化,没有城市化就没有一个‘崭新的中国’”。但是,这种以牺牲民众的权利,甚至剥夺他们的财产为代价的发展,对当地广大民众又有何实际意义?这些数字堆积起来的“发展”和损害社会公平正义的“高效”,只会让我们这个社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有人说,发展是硬道理,但硬发展没有道理,这是有道理的。也有人说,发展要有动力,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大动力,公平和公正也是强大动力,只有公平、公正才能赢得人心。对此,胡锦涛总书记的“七一”讲话,在提出科学发展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改革开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同时,也强调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这反映了执政党发展观念的理性和进步。

  其次,经济增长也不必然带来社会和政治的稳定。经济增长虽然能够满足人们的经济利益需求,但同时也会随之出现人们需求的多样化。比如,过去我们注重人均概念,如人均工资、人均 GDP、人均居民收入的增长等等,公众不仅接受而且能够增强对党执政的心理认同。但是,现在如果仍然采用人均概念宣扬政绩和制定政策,公众就会有一种“强加于人”的不认可,因为人均工资、人均 GDP、人均居民收入等,无法体现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对群众生活水平的影响,也隐藏了社会收入差距的巨大鸿沟。近年来,公众以“被增长”、“被富裕”来宣泄不满甚至反感情绪,提醒我们的主政者宜淡化人均概念,树立人人概念,在公共服务、公共产品供给上实现均等化,尤其是在公共政策的设计制定上要加大民生投入,强化人人概念,确保人人有平等享受改革开放成果、实现自我发展的机会。这就要求各级干部改变保增长就是保稳定的观念,要在满足人们经济利益需求之后,有面对和满足人们更多、更为复杂要求的思想准备,以及时、准确的预见和及早、超前的规划,使我们的应对方式赶上社会发展问题出现的速度和数量,并相应实现干部工作理念的转变,不断提高干部的素质和能力。否则,经济增长不仅不能带来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可能效果恰恰相反。

  最后,“稳定是硬任务”,硬任务怎样完成?必须依靠社会管理创新。2011年2月19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已经提出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要求。5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社会管理又被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其目的也在于促进社会管理的理念和制度变革。近年来,“稳定压倒一切、稳定高于一切”成为各级政府的“口头禅”,不少地方“一切都要给维稳让路”也是常见的行政实况,而崇尚“摆平就是水平”在干部观念中也比较普遍。这种状况导致社会管理成本不断加大,据财政部预算,我国安全公共支出2009年为5140亿元,2010年为5486.06亿元,2011年为6244.21亿元,增幅分别达到16%、12%、13.8%,近两年我国安全公共支出无论总额还是增幅均已超过军费开支。但就全国而言,地方政府作为维稳的主体,其公共安全支出更是超过中央政府,2011年二者的比例超过3:1,公共安全支出已经成为各级政府财政支出增长最快的部分之一。社会管理成本加大与现有的维稳思路有关,即不是从根本上解决利益失衡与社会公正机制问题,而是要么拘泥于传统的“严防死守”思路,以暴抗暴,高压维稳;要么在博弈中“悄悄地花钱买太平”,即所谓“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以致给民众造成“把事情搞大了”才能解决问题的误导。其结果不仅没有给中国社会带来想象中的稳定,反而积聚和扩大了社会矛盾和冲突,导致社会陷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这种维稳方式,正如2010年《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研究报告所指出的:“不仅严重增加成本,而且会破坏全社会的是非观、公正观等价值理念,在道德正义上削弱了政府形象,非但不能促进社会公平,反而加速了社会基础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失范。”现代社会管理的核心,应该是在保障社会每一个成员权利得以实现的前提下,实施对社会的有效控制。如果忽视对社会成员权利的保障,而一味高压维稳或背离民主的“给利益”,这样的“维稳”不仅难以长久维持,而且破坏民主法治建设的社会基础。因此,要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化解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就必须为个人的平等发展提供制度化保障,让人民在民主制度的落实中得到更为公平的利益,让群众监督和批评政府,通过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实现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也只有以这样的方式完成的“硬任务”,才会有稳固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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