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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总书记的“七一”讲话在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同时，重申了其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的提法;在第一次提出“稳定是硬任务”的同时，强调了“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新要求。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发展”和“稳定”的认识已经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
首先，中国共产党已经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经济建设“大考”答卷，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经济的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的公平和公正。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出了一个“世界第二”的庞大经济体，中国不仅综合国力显着增强，而且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报告，到2007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已位居世界第一。这个令国人骄傲、让世界瞩目的经济成绩单，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的重要成果。但是，应该承认，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方的政府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展是硬道理”的实践中，也存在将它变异为唯经济增长、GDP马首是瞻的倾向，从而影响了发展的可持续性，积蓄了不满情绪，产生了社会裂痕。近年来群体性事件频发，且暴力公共事件不断升级，根源在于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单纯追求GDP、财政收入增长，而不惜损害社会公平正义，以至积累起来的民怨太深所致。比如，2008年6月发生的贵州省瓮安县群体性事件，就是在取得了令当地干部自豪的“发展”，如GDP翻番、财政总收入数倍增长的情况下出现的。瓮安事件表明，一些地方以牺牲群众利益为代价、缺乏公平正义指向的发展，使得GDP增长越快，财政收入增加越多，群众利益受损越大，老百姓的积怨越深，社会危机的爆发就来得越猛烈。又比如，2010年10月，江西省宜黄县“强拆”自焚事件引发公众热议后，宜黄官员写信声称，没有“强拆”就没有“宜黄速度”，并列出一大串统计数据来说明，几年内全县GDP以及财政收入等都在成倍增长，结论是“没有强拆就没有我国的城市化，没有城市化就没有一个‘崭新的中国’”。但是，这种以牺牲民众的权利，甚至剥夺他们的财产为代价的发展，对当地广大民众又有何实际意义?这些数字堆积起来的“发展”和损害社会公平正义的“高效”，只会让我们这个社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有人说，发展是硬道理，但硬发展没有道理，这是有道理的。也有人说，发展要有动力，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大动力，公平和公正也是强大动力，只有公平、公正才能赢得人心。对此，胡锦涛总书记的“七一”讲话，在提出科学发展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改革开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同时，也强调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这反映了执政党发展观念的理性和进步。
其次，经济增长也不必然带来社会和政治的稳定。经济增长虽然能够满足人们的经济利益需求，但同时也会随之出现人们需求的多样化。比如，过去我们注重人均概念，如人均工资、人均 GDP、人均居民收入的增长等等，公众不仅接受而且能够增强对党执政的心理认同。但是，现在如果仍然采用人均概念宣扬政绩和制定政策，公众就会有一种“强加于人”的不认可，因为人均工资、人均 GDP、人均居民收入等，无法体现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对群众生活水平的影响，也隐藏了社会收入差距的巨大鸿沟。近年来，公众以“被增长”、“被富裕”来宣泄不满甚至反感情绪，提醒我们的主政者宜淡化人均概念，树立人人概念，在公共服务、公共产品供给上实现均等化，尤其是在公共政策的设计制定上要加大民生投入，强化人人概念，确保人人有平等享受改革开放成果、实现自我发展的机会。这就要求各级干部改变保增长就是保稳定的观念，要在满足人们经济利益需求之后，有面对和满足人们更多、更为复杂要求的思想准备，以及时、准确的预见和及早、超前的规划，使我们的应对方式赶上社会发展问题出现的速度和数量，并相应实现干部工作理念的转变，不断提高干部的素质和能力。否则，经济增长不仅不能带来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可能效果恰恰相反。
最后，“稳定是硬任务”，硬任务怎样完成?必须依靠社会管理创新。2011年2月19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已经提出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要求。5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社会管理又被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其目的也在于促进社会管理的理念和制度变革。近年来，“稳定压倒一切、稳定高于一切”成为各级政府的“口头禅”，不少地方“一切都要给维稳让路”也是常见的行政实况，而崇尚“摆平就是水平”在干部观念中也比较普遍。这种状况导致社会管理成本不断加大，据财政部预算，我国安全公共支出2009年为5140亿元，2010年为5486.06亿元，2011年为6244.21亿元，增幅分别达到16%、12%、13.8%，近两年我国安全公共支出无论总额还是增幅均已超过军费开支。但就全国而言，地方政府作为维稳的主体，其公共安全支出更是超过中央政府，2011年二者的比例超过3：1，公共安全支出已经成为各级政府财政支出增长最快的部分之一。社会管理成本加大与现有的维稳思路有关，即不是从根本上解决利益失衡与社会公正机制问题，而是要么拘泥于传统的“严防死守”思路，以暴抗暴，高压维稳;要么在博弈中“悄悄地花钱买太平”，即所谓“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以致给民众造成“把事情搞大了”才能解决问题的误导。其结果不仅没有给中国社会带来想象中的稳定，反而积聚和扩大了社会矛盾和冲突，导致社会陷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这种维稳方式，正如2010年《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研究报告所指出的：“不仅严重增加成本，而且会破坏全社会的是非观、公正观等价值理念，在道德正义上削弱了政府形象，非但不能促进社会公平，反而加速了社会基础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失范。”现代社会管理的核心，应该是在保障社会每一个成员权利得以实现的前提下，实施对社会的有效控制。如果忽视对社会成员权利的保障，而一味高压维稳或背离民主的“给利益”，这样的“维稳”不仅难以长久维持，而且破坏民主法治建设的社会基础。因此，要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化解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就必须为个人的平等发展提供制度化保障，让人民在民主制度的落实中得到更为公平的利益，让群众监督和批评政府，通过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实现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也只有以这样的方式完成的“硬任务”，才会有稳固的社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