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是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名作，收在《呐喊》集内，自1921年1月问世以来，受到不少专业研究者和语文教育者的重视，相关的文章难以数计，从主题思想到人物形象，到结构安排，到语言艺术，到景色描写……方方面面，均有涉猎。实在是鲁迅先生的作品本身包孕太丰厚了，大有咬嚼的空间。
笔者也曾经对杨二嫂这个形象投入过关注，现将一点思考笔陈于此。
杨二嫂是个家道败落的小市民的典型已成定论，她在小说中虽然着墨不算很多，但作为主人公闰土形象的一个陪衬，对主题思想的深化所起的作用可不小。因而，是否能正确地理解这个形象，就不是无关紧要的了。
似乎不少人热衷于用作者在小说结尾部分概括出的三种人的生活方式来比况小说里的人物的生活现状，于是有了“辛苦展转而生活”的“我”，“辛苦麻木而生活”的闰土和“辛苦恣睢而生活”的杨二嫂。这种提法俯拾皆是：于漪、陶本一等人如是说(《中学语文备课手册》·初中第三册);朱铭的《两张肖像，一个形象》一文(见《语文报》1981.10.12⑤，总280号)这样讲：“《故乡》中的杨二嫂是一个在旧制度下辛苦恣睢的小市民形象”;严冰的《论< 故乡>的主人公——鲁迅小说研究商兑》(见《中学语文教学》1981.9)持此见：“杨二嫂的辛苦恣睢强化了对旧社会的批判，更加促使‘我’去探求新的人生道路……”
似乎又是一个定论了?
且慢!
作者笔下的杨二嫂是个“辛苦恣睢”的形象吗?作者心中的杨二嫂是个“辛苦恣睢”的形象吗?回答是否定的。因为非但作品本身没有提供佐证，鲁迅先生九泉之下有知的话恐怕也不会赞同。
按照传统的说法：“恣睢”是“放纵、凶暴”的意思;而三个“辛苦”也只是形音相同而实际上义大相异。“辛苦恣睢”之“辛苦”乃“处心积虑，挖空心思”之谓也。如此说来，用“辛苦恣睢”来概括杨二嫂的生活方式显然失之过重。
之所以这样说，理由有二：
其一，从小说本身看，鲁迅先生这样写道：“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以整齐的排比句式否定了三种生活方式，三种生活方式的代表分别是“我”、闰土、别人。请注意，如果作者的“辛苦恣睢”是为杨二嫂而备，那大可直陈而不必用曲笔，既然没有直截了当地写出是杨二嫂“辛苦恣睢”，正说明了杨二嫂并不是“辛苦恣睢”地生活着。那么谁这样生活?别人又指哪些人?答案网很明确：是反动统治者。他们才是终日“挖空心思，处心积虑”地算计别人的人，他们才是放纵胡为、凶神恶煞、无恶不作的“别人”。正是由于他们的“辛苦恣睢”，才使得闰土由一个“小英雄”转变成“木偶人”，便得杨二嫂由“豆腐西施”堕落成“圆规”，使得闰土、杨二嫂们生活艰难，使得中国农村衰败、萧条，日趋破产。
其二(来源： http://www.reader8.com)，从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看，鲁迅先生一直对劳动人民怀有很深厚的感情，他的相当多的作品可以证明这一点，他对旧中国的劳动人民的不幸寄予深切的同情，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对“国民性”中不良成分的批判。那么，他对杨二嫂抱着怎样的态度呢?文章通过对杨二嫂外貌、语言、动作的描写表明了作者的立场：对她的庸俗的思想，卑劣的言行进行了讽刺和鞭挞;同时，又对她辛酸的遭遇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这是作者对杨二嫂的基本态度。试想一下，鲁迅先生对市井无赖般的阿q也不过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又怎忍将“辛苦恣睢”的帽子扣在杨二嫂的头上?!
所以我说，杨二嫂不是“辛苦恣睢”地生活着的。那随之而来的又一个问题是：杨二嫂是怎样生活的呢?愚以为，她和闰土都是劳动者，同为病网态社会中不幸的人，多重压迫使得他们身体被严重摧残，心灵被大势扭曲，他们那些令人不快的言行也正是廉耻丧失后的麻木所致，故杨二嫂和闰土都属于“辛苦麻木而生活”着的人。
对经典的解读是常态的行为，多元解读是一种必然。无论你所执的是哪一“元”，都必须言之有理，持之有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