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走入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回顾这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几乎就是一条单边且迅猛上扬的曲线。
依靠入世带来的世界大市场和重化工业转移浪潮，中国经济自2003年左右就快步进入一轮高增长的景气周期，投资和出口拉动一直是强劲有力的双引擎。中国经济也由此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但结构调整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却迟迟难见成效。这期间，中国一直严重依赖出口拉动以及为出口服务的固定资产投资，并为此人为的压低货币价格、劳动力价格、生态成本和能源价格等等。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速度远远高于民众收入增速，“富财政而穷百姓”的现象在个别地区十分明显，缺乏购买力的消费者难以支撑起内需拉动的第三架马车。
2009年，金融危机肆虐全球，各国陷入衰弱阴影，中国的出口引擎突然失速，并一度出现增速下滑20%的严峻局面。在出口与内需双双不振的情况下，结构调整和转变增长方式更难以提升日程，仿佛重病的病人，起死回生是第一位的，猛药之后才能慢慢调理将养。当时，中国政府果断出手，四万亿投资与各行业振兴计划、各区域发展计划相继密集出台，政府以高达近50%的第二产业投资增速完成了“保增长”的任务，创造了以地产和股市价格逆市上涨为代表的经济复苏图景。
不出所料，2009年，中国经济交上了令人满意的答卷，gdp高速增长8.7%，而且经济总量34万亿元，紧逼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中国面对“保增长”的压力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保增长”的下一步是什么，转变增长方式与结构调整当然是题中之义。猛药之后，中国经济以不可避免的留下了高增长后遗症，比如说、天量信贷后的银行呆坏账隐忧、楼市股市高涨背后的资产价格泡沫和大干快上带来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中国不但面临着刺激政策推出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在告别高增长之后，如何寻找到新的发展引擎，这个引擎应该是绿色可持续的、应该是普惠大众而非仅仅是利益集团独享的。
现在，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共识。3月2日，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大会发言人赵启正指出，“预计今年的会议，加快经济发展的转变方式，还将是重要议题”。
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如何调整经济机构，以及如何选择到新的增长引擎，目前已经有多种路径可供选择，有些已经成为既定的政策目标，比如大力拉动内需，比如发展城镇化，比如抹平城乡鸿沟，激发潜力巨大的农村消费市场，比如加大社会保障力度，让老百姓没有后顾之忧，敢于花钱，比如调节收入分配，让社会公平发展，让更多人享受经济增长成果，让更多的老百姓“收入倍增”。
无论这些政策和建议怎样表述，但核心就是一个逻辑，中国经济发展不能继续靠出口和投资，内需必须发展起来，而启动内需的前提就是老百姓手里有钱并敢于花钱。怎么实现这个目标，中国过去30年计划都是从增量上做文章，只要经济保持高速增长，老百姓的收入就能水涨船高，现在的很多治标不治本的对策也大多源于此。
而中国今天必须面对的现实是，在即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时，中国的高增长神话还能否继续?中国现在的发展正在面临着人口红利衰竭、低劳动力价格透支和能源瓶颈、环境瓶颈和贸易摩擦等重重壁垒。
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一个相对缓和的稳定期，如果高增长注定成为过去，中国百姓的收入倍增要从哪里来?
与增量对应的是庞大而坚固的存量。现在，庞大的垄断体制正在降低社会效率和削减民众福利，比如地方政府垄断土地资源，由此频频出现地王和天价楼市，消费者是最终埋单的人，而住房负担过重将直接影响消费者的其他消费支出;与土地垄断一个道理，石油垄断导致中国百姓烧高价油、电信垄断导致中国百姓承担高额电信资费。垄断企业实际上是在向中国消费者征收高额的垄断税，而在这些垄断者的庞然大物背后往往都是各级政府部门。
根本的解决之道还是政府放弃与民争利，主动退出一般市场竞争领域，将这部分存量资产激活，不仅可以提高生产效率，而且可以降低价格，更可以通过招拍挂的方式吸引民间资金，将过剩的热钱回笼。只有政府回归守夜人的本职，不再替老百姓投资和消费，种种扭曲的价格信号才能得以还原，资源配置才能按市场而非行政命令来配置，经济结构才能彻底理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