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日胡锦涛总书记到北京市专程探望广大基层干部的讲话中指出：“广大基层干部是党和国家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好基层工作的骨干力量，……广大基层干部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真正成为人民群众信赖的贴心人、带头人。”
我学习讲话后联想起战争年代共产党领导的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游击支队，在同强己百倍的敌人进行频繁的战斗中，始终坚持贯彻团结群众等的三大作风，教育提高指战员的政治思想，成为人民群众信赖的贴心人，也使我回想起当年的“三交检讨书”。
金萧支队有个传统，每星期都要召开一次生活检讨会，写检讨书，交检讨书是很平常的事情，不过我们部队没有人写过检讨书，只我这个江东县民主政府警卫队队长，却向老百姓写检讨书，还连着送交三次，这事不但不平常，而且是件充分说明金萧支队非常尊重和团结群众重视军民关系密切的事情。
事情要从１９４９年２月初，金萧支队部分配了一大批干训班学员（都是从大、中城市来的大、中学生）到江东县（在浦江与桐庐、建德、兰溪毗邻边区）参加工作说起。当时江东县副县长金良昆，秘书兼民政科长周克等负责人研究，认为自从工委书记李铁峰率八大队去浦江与金华、兰溪、义乌等县边境创建路北县后，江东武装只有我担任队长的警卫队两个排的兵力，难以应对强敌，因此，决定抽调区、乡部分武装，同到金萧根据地的中心地带，桐庐县四管乡（今为新合乡）裘庄村集中，组建新三大队（即江东县大队），同时增设文教科与民主法庭，扩充民运队，成立金山办事处。
队伍到裘庄村后，我因肩负保卫百多人安全的重任，即命值日排长沈邦朝安排住所，自己率数名战士去布置岗哨，又到外松山村找乡、村干部商讨，放出了三批民哨，加强警戒。
在村干部家时，有位农民找来，给了我一颗手榴弹。我按规定，付给了五斤米票（金萧支队发行的）。工作就绪后，我手里拿着手榴弹，高高兴兴地回队部。快到队部时，突然窜出一条大黄狗，狂吠着向我扑来。我在惊慌失措中，随手甩出手中的手榴弹，哪知正巧砸中狗的鼻子，狂叫的狗，立即倒在地上，翻转着低声呻吟。这里，从旁边屋中跑出一位农民老伯伯，责问我道：“你们是共产党的军队，是金萧支队，怎么会打老百姓的狗，你打狗想吃狗肉？”
我申辩道：“狗扑过来咬我，我才打它的。”
农老伯道：“狗咬你，咬在哪里？我看看！”
我失手伤了老百姓的狗，内心很不安，听了农民伯伯的责问，更觉自己不对，影响军民团结，可是我在当时，不懂得向农民老伯作检讨，甚至连好话也不说一句，拔脚就走，以为避开就好了。
农民老伯见我顾自走了，怒火上升，随后追来，追到队部门口，被目睹一切的值日排长沈邦朝挡住。农民老伯问道：“打狗的是什么人？”一旁站岗的战士插嘴道：“他是我们的队长。”他想用队长的官衔让农民老伯息事，然而根据地的群众觉悟很高，战士的话更使农民老伯反感，他冷笑着道：“是队长就好打老百姓的狗？莫非你们同日本佬、蒋介石的军队一样，要打狗吃狗肉的。”说完就转身，怒气冲冲地边走边说：“我找县长去”。
我们驻扎的房子很大，分为三进，警卫队住头进楼上，中进是个大厅，我们部队雨天就在大厅出操，县长住在后进，两厢是老百姓的住房，有走廊可以互相通行。没过多久，江东负责人金良昆，周克陪着农民老伯找到我，问了情况后批评了我，指出：“根据地的群众热爱共产党，热爱金萧支队，老伯是好心，在帮我们改正错误，清除不良作风。”两位领导见狗已逐渐恢复平静，就安慰了农民老伯几句，责令我写两份检讨书，一份交领导，一分交农民老伯。
由于我文化低，不知如何着手，新来的文化教员朱越林对写“检讨书”也不懂，于是我去找哥哥周克，哥哥批评我，“平时不好好学习，紧要关头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日胡锦涛总书记到北京市专程探望广大基层干部的讲话中指出：“广大基层干部是党和国家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好基层工作的骨干力量，……广大基层干部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真正成为人民群众信赖的贴心人、带头人。”
我学习讲话后联想起战争年代共产党领导的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游击支队，在同强己百倍的敌人进行频繁的战斗中，始终坚持贯彻团结群众等的三大作风，教育提高指战员的政治思想，成为人民群众信赖的贴心人，也使我回想起当年的“三交检讨书”。
金萧支队有个传统，每星期都要召开一次生活检讨会，写检讨书，交检讨书是很平常的事情，不过我们部队没有人写过检讨书，只我这个江东县民主政府警卫队队长，却向老百姓写检讨书，还连着送交三次，这事不但不平常，而且是件充分说明金萧支队非常尊重和团结群众重视军民关系密切的事情。
事情要从１９４９年２月初，金萧支队部分配了一大批干训班学员（都是从大、中城市来的大、中学生）到江东县（在浦江与桐庐、建德、兰溪毗邻边区）参加工作说起。当时江东县副县长金良昆，秘书兼民政科长周克等负责人研究，认为自从工委书记李铁峰率八大队去浦江与金华、兰溪、义乌等县边境创建路北县后，江东武装只有我担任队长的警卫队两个排的兵力，难以应对强敌，因此，决定抽调区、乡部分武装，同到金萧根据地的中心地带，桐庐县四管乡（今为新合乡）裘庄村集中，组建新三大队（即江东县大队），同时增设文教科与民主法庭，扩充民运队，成立金山办事处。
队伍到裘庄村后，我因肩负保卫百多人安全的重任，即命值日排长沈邦朝安排住所，自己率数名战士去布置岗哨，又到外松山村找乡、村干部商讨，放出了三批民哨，加强警戒。
在村干部家时，有位农民找来，给了我一颗手榴弹。我按规定，付给了五斤米票（金萧支队发行的）。工作就绪后，我手里拿着手榴弹，高高兴兴地回队部。快到队部时，突然窜出一条大黄狗，狂吠着向我扑来。我在惊慌失措中，随手甩出手中的手榴弹，哪知正巧砸中狗的鼻子，狂叫的狗，立即倒在地上，翻转着低声呻吟。这里，从旁边屋中跑出一位农民老伯伯，责问我道：“你们是共产党的军队，是金萧支队，怎么会打老百姓的狗，你打狗想吃狗肉？”
我申辩道：“狗扑过来咬我，我才打它的。”
农老伯道：“狗咬你，咬在哪里？我看看！”
我失手伤了老百姓的狗，内心很不安，听了农民伯伯的责问，更觉自己不对，影响军民团结，可是我在当时，不懂得向农民老伯作检讨，甚至连好话也不说一句，拔脚就走，以为避开就好了。
农民老伯见我顾自走了，怒火上升，随后追来，追到队部门口，被目睹一切的值日排长沈邦朝挡住。农民老伯问道：“打狗的是什么人？”一旁站岗的战士插嘴道：“他是我们的队长。”他想用队长的官衔让农民老伯息事，然而根据地的群众觉悟很高，战士的话更使农民老伯反感，他冷笑着道：“是队长就好打老百姓的狗？莫非你们同日本佬、蒋介石的军队一样，要打狗吃狗肉的。”说完就转身，怒气冲冲地边走边说：“我找县长去”。
我们驻扎的房子很大，分为三进，警卫队住头进楼上，中进是个大厅，我们部队雨天就在大厅出操，县长住在后进，两厢是老百姓的住房，有走廊可以互相通行。没过多久，江东负责人金良昆，周克陪着农民老伯找到我，问了情况后批评了我，指出：“根据地的群众热爱共产党，热爱金萧支队，老伯是好心，在帮我们改正错误，清除不良作风。”两位领导见狗已逐渐恢复平静，就安慰了农民老伯几句，责令我写两份检讨书，一份交领导，一分交农民老伯。
由于我文化低，不知如何着手，新来的文化教员朱越林对写“检讨书”也不懂，于是我去找哥哥周克，哥哥批评我，“平时不好好学习，紧要关头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日胡锦涛总书记到北京市专程探望广大基层干部的讲话中指出：“广大基层干部是党和国家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好基层工作的骨干力量，……广大基层干部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真正成为人民群众信赖的贴心人、带头人。”
我学习讲话后联想起战争年代共产党领导的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游击支队，在同强己百倍的敌人进行频繁的战斗中，始终坚持贯彻团结群众等的三大作风，教育提高指战员的政治思想，成为人民群众信赖的贴心人，也使我回想起当年的“三交检讨书”。
金萧支队有个传统，每星期都要召开一次生活检讨会，写检讨书，交检讨书是很平常的事情，不过我们部队没有人写过检讨书，只我这个江东县民主政府警卫队队长，却向老百姓写检讨书，还连着送交三次，这事不但不平常，而且是件充分说明金萧支队非常尊重和团结群众重视军民关系密切的事情。
事情要从１９４９年２月初，金萧支队部分配了一大批干训班学员（都是从大、中城市来的大、中学生）到江东县（在浦江与桐庐、建德、兰溪毗邻边区）参加工作说起。当时江东县副县长金良昆，秘书兼民政科长周克等负责人研究，认为自从工委书记李铁峰率八大队去浦江与金华、兰溪、义乌等县边境创建路北县后，江东武装只有我担任队长的警卫队两个排的兵力，难以应对强敌，因此，决定抽调区、乡部分武装，同到金萧根据地的中心地带，桐庐县四管乡（今为新合乡）裘庄村集中，组建新三大队（即江东县大队），同时增设文教科与民主法庭，扩充民运队，成立金山办事处。
队伍到裘庄村后，我因肩负保卫百多人安全的重任，即命值日排长沈邦朝安排住所，自己率数名战士去布置岗哨，又到外松山村找乡、村干部商讨，放出了三批民哨，加强警戒。
在村干部家时，有位农民找来，给了我一颗手榴弹。我按规定，付给了五斤米票（金萧支队发行的）。工作就绪后，我手里拿着手榴弹，高高兴兴地回队部。快到队部时，突然窜出一条大黄狗，狂吠着向我扑来。我在惊慌失措中，随手甩出手中的手榴弹，哪知正巧砸中狗的鼻子，狂叫的狗，立即倒在地上，翻转着低声呻吟。这里，从旁边屋中跑出一位农民老伯伯，责问我道：“你们是共产党的军队，是金萧支队，怎么会打老百姓的狗，你打狗想吃狗肉？”
我申辩道：“狗扑过来咬我，我才打它的。”
农老伯道：“狗咬你，咬在哪里？我看看！”
我失手伤了老百姓的狗，内心很不安，听了农民伯伯的责问，更觉自己不对，影响军民团结，可是我在当时，不懂得向农民老伯作检讨，甚至连好话也不说一句，拔脚就走，以为避开就好了。
农民老伯见我顾自走了，怒火上升，随后追来，追到队部门口，被目睹一切的值日排长沈邦朝挡住。农民老伯问道：“打狗的是什么人？”一旁站岗的战士插嘴道：“他是我们的队长。”他想用队长的官衔让农民老伯息事，然而根据地的群众觉悟很高，战士的话更使农民老伯反感，他冷笑着道：“是队长就好打老百姓的狗？莫非你们同日本佬、蒋介石的军队一样，要打狗吃狗肉的。”说完就转身，怒气冲冲地边走边说：“我找县长去”。
我们驻扎的房子很大，分为三进，警卫队住头进楼上，中进是个大厅，我们部队雨天就在大厅出操，县长住在后进，两厢是老百姓的住房，有走廊可以互相通行。没过多久，江东负责人金良昆，周克陪着农民老伯找到我，问了情况后批评了我，指出：“根据地的群众热爱共产党，热爱金萧支队，老伯是好心，在帮我们改正错误，清除不良作风。”两位领导见狗已逐渐恢复平静，就安慰了农民老伯几句，责令我写两份检讨书，一份交领导，一分交农民老伯。
由于我文化低，不知如何着手，新来的文化教员朱越林对写“检讨书”也不懂，于是我去找哥哥周克，哥哥批评我，“平时不好好学习，紧要关头就要求别人”，一同在办公的财政科科长宋宗平劝道：“锡林（我的原名）书读得少又是头次写，难怪他不会写，现在他担负着重大的保卫责任，不能让他过分为难，我帮他写。”我按宋科长写的，照抄了两份，送给金县长后，金县长命我立即送一份去给农民老伯。
到了农民老伯家，我递上检讨书，可是农民老伯不但不接，反而瞪了我一眼，转身去堂屋，顾自坐下抽烟。
领导要我写检讨书，心里本感委屈，农民老伯的态度，更使我恼火，心想你家的狗，不窜出来咬我，我也不会打它，领导已当你的面批评了我，又命我写检讨书，现在我写好送来，你还摆架子不要，你怎么不想想，如果我动作不快，被狗咬伤，你会怎样，也写检讨书吗？这时，我越想越气，心想，好吧，你不要，我就不交，你又能把我怎样，于是我返身回转，行不几步，耳边响起了刚才领导的话：“一个革命战士要时时想到革命事业，要想到团结群众，为争取群众，争取革命胜利而努力。”想到这里，我又回到农民老伯家门口，可是见了农民老伯，我竟然不敢跨进门槛，只好再去找领导。
金县长听了我汇报后道：“根据地群众受党的教育，觉悟高，老伯不收，可能又是你的态度不诚恳。”说着马上与我去农民老伯家。
农民老伯见县长又亲自来，就笑着迎出门来。我马上趁机递给检讨书，哪知农民老伯双手向后一背道：“我担当不起”。
这时跟县长同来的，我哥哥（江东县民主政府秘书兼民政科科长）周克批评我道：“你怎么随随便便，对年老的伯伯要敬重，你要立正敬礼，双手奉上。”
我一一照着做了，还红着脸说了一句：“老伯伯是我错了，我向你赔罪认错。”
这样一来，农老伯完全改变了态度，双手接过检讨书，连连说道：“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也性太急，看见狗在地上翻滚就指责你，还向县长去告你，想不到县长会那么看重，同周秘书来了两回，还要你写什么检讨书，我一字不识，什么书给我都没有什么用，你又向我赔罪，你要赔罪，要向她（指聚在走廊上看热闹人群中的一位年青大嫂）赔，狗是她家的”。
那位农嫂连忙对我笑道：“不要听我家二伯的，我家二伯心是好心，心直口快，就是事情要做过头，狗拷伤在地上滚，我也看见，也心痛，不过我不怪队伍上的人，你是心慌失手，要赔什么罪，二伯发火要找县长，我们几个女都劝他，他听也不听，大家在二伯走开后，就谈开了，都说：“金萧支队好，如果是国民党的队伍，早已把狗剥皮吃了，”说着转身笑问老伯：“假如打狗的是王志辉队伍（国民党驻桐庐的浙保部队），二伯敢不敢……”。农老伯未等农嫂说完就笑道：“我二伯公连屁也不敢放，”说完大笑了起来，大家也跟着大笑。
二位领导见事态平息就告别离去。
农民老伯送走领导后。又对大家说道：“我说句实在话，是共产党的队伍，我才敢指责，才会去向县长告状，县长来的情形大家都看到的，还称赞我爱共产党，爱金萧支队。凭良心说，金萧支队是爱老百姓的队伍，金县长是爱老百姓的县长。”
“是的，金萧支队是共产党的部队，是老百姓的队伍”。插话的名潘海清，是金萧支队后勤部驻地胡田人，由于老潘经常受到后勤部部长郭慎敏等同志的教育，思想进步（当时在四管乡帮助工作）。
潘海清又道：“金萧支队的同志，把老百姓看作是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大家有没有看见过金萧支队的同志打骂老百姓的？这位周队长的职务比连长还要高，今天只为打一下狗，竟吃批评，还向老百姓敬礼认错，假如是反动派的军队不打人算是客气的了。”
经老潘一说象炸开了锅，纷纷赞扬共产党和金萧支队，也诉说反动军队的暴行。说有一次王志辉部队到芦茨常州村，名为打你们金萧支队，实在是来抢东西的，大家还轮起来强奸了一个有身孕的女人，弄得落生（流产）。又说诸暨许长水部队帮鬼子打新四军，败逃到浦江，强迫寺前村老百姓宰猪杀鸡，置办了三、四十桌酒席，酒足饭饱后，又勒索钱财，推翻酒桌，打碎碗盏，打伤了人等等。
群众把共产党、国民党两党部队对老百姓态度所说的话，我已记不全了，但自己的“三交检讨书”却永记心头，对我以后在工作中尊重群众，团结群众，成为人民群众的贴心人起到很大作用。
例如解放初（１９４９年６月）我调到金华，转入地方工作，当时金华县盗匪猖獗，特务横行，群众分不清解放军与土匪，我们也是民匪难分，大部分区、乡干部被迫退据县城。我奉命率领工作组，随同地方化的三十五军剿匪部队到澧浦区，深入基层，依靠党的政策，教育、启发、领导群众执行浙江省委下达的六大任务！组建农会与成立民兵，进行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征收农业税，建立了乡、村政权，发展了生产，受到领导表扬。离休后在富阳县委副书记徐松林和副县长老龄委主任余大白的支持下协助徐家村党支部、村委会开办老龄事业，建立起全省第一个农村村级老年协会，受到了领导赞扬和群众的好评，我能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主要是那时打下的思想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