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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凭什么要限制富人移民
近日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中国有50万人投资资产超过千万，投资移民意愿强烈。近60%接受调研的千万富翁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约27%已经完成了投资移民。富人们的移民潮，引发了广泛热议，有专家甚至提出限制富人移民。
其实早在100多年前，中国人已经向欧洲移民。改革开放后，中国已经经历过了两次移民潮。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那时，移民的主要是混杂偷渡客的底层劳工;第二次是九十年代，那时，移民主要是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这些人大多朝东南亚地区发展，后来都淘到金，成为华侨。而在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广东还爆发十万人逃港潮，相对于今天所谓的“移民潮”，当年的逃港潮是非常艰苦和辛酸的，几乎是九死一生。
在全球化的时代，移民潮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它首先是凸显国民对国家的一种基本态度，也是国家发展到一定时期矛盾的产物。在中国大陆之前，中国台湾和新加坡、韩国甚至是一些发达国家，也曾出现过精英外流的移民潮，但是，后来通过“人才流转”反而又大为获益。比如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留学的高潮时期，只有20%的留学生学成返台。也有数据显示，过去十年，台湾为澳大利亚贡献移民达9万人，其中知识型人才呈上升趋势。但相对的，台商通过各种形式游走他乡谋生创业，可以说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外经商的台胞对此是功不可没的。台商的经商信用、品质更赢得了世界的认可，截止目前，台湾已经有约124个国家和地区对其免签或落地免签，台湾人行走世界是畅通无阻的。
并且，当“移民潮”兴起的时候，海外地区入境就业或经商人数也在不断增加。根据人保部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09年年末，持外国人就业证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共22.3万人，持台港澳人员就业证在内地工作的台港澳人员共8.6万人。据调查目前在京就业的外国人，主要来自美国、韩国、日本、英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在上海工作的外国人来自130多个国家，其中日本占28.6%、美国占 12.3%、韩国占8.9%;在广州工作的外国人来自108个国家，日本、印度、韩国、美国居前四，其中来自日本的占29%。肤色各异的“洋打工”，已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因此，移民潮兴起不需要过于小题大做，更不应该以爱国与否作为衡量移民者的道德标准。
有专家甚至声称，富人们的钱是国家的，人可以走钱要留下来。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第一，从来只有勤劳致富，何来靠执政方赏赐或者政策致富?与其说政策使人致富，不如说开放的市场使人致富。因为对市场越少干预的政策，才会使财富自由流转，不断涌现。第二，中国人什么时候有属于自己的财富?中国人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有属于自己的房子、钱财吗?法律有起到保障公民私有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作用吗?再说，两万亿不是都在美国吗?中国的财富早就放到国外了!
而更应引起社会关注的是，富人们为什么纷纷出走的背后因素。如叶檀所分析的，移民潮汹涌的三大主要理由分别是，方便子女教育占58%的比例，保障财富安全占比43%，为未来养老做准备为32%，其他分别为方便海外投资业务发展(占比16%)、便于国外旅游(7%)、可以多生子女与税率较低(各占6%)。这说明中国的高净值人士不满意国内教育环境、担心财产不安全、担心未来无法养老三大制度性折价。
当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5，这意味着中国的贫富悬殊已达危险阶段。那部分先富起来的人，若移民海外，不带动后富，贫富差距还会进一步拉大。中国社会已经进入矛盾多发期和凸显期，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社会公平遭遇挑战，社会陷入了“越维越不稳”的境地，社会风险也随之进一步加大。不断发生的矿难，恶性拆迁事件，校园血案，毒奶粉，毒疫苗，泡沫化的楼市，难以根治的腐败……都在吞噬着社会的凝聚力和政府的公信力，社会各阶层难以达成一致共识，已经出现分裂态势。
而中国社会流行的“公考热”与“投机热”，流露出的是中国人对权力和金钱的膜拜。当局一再宣传的主流价值，并未获得普遍认同，且面临边缘化的危险。整个社会正处在价值真空状态，新的价值体系并未建立起来，同时，传统的优秀价值正被遗弃。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始终以GDP为主轴，以至于当前众多地方政府仍然将其奉为圭臬，科学发展遭遇掣肘，面临考验。
社会的不安全感、群体对钱权的狂热追逐以及教育体制的严重失败，导致了许多有思想有能力的精英对国内的动荡状态充满担忧。不断高企的房价、不减反增的税收加重、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和官商勾结敛财的现实，也让精英们不得不认真思考如何让自身的财产、家人的生活更为安稳和富足。他们是既得利益者，自然会想方设法维护自己的利益，移民无疑是最佳选择。
其实对于富人来说，担心信息不够开放和真实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富人们和老百姓一样总是“不明真相群体”，中国仅仅是在国土面积上大，但是实际上比清朝的闭关锁国开放不了多少。法律不是富人们的挡箭牌，律师又不能够为自己争取权益，资本在制度不健全或者说权力干预太甚的情况下，是不安全的，拥有了资本没有了安全感，富人们都成了弱势群体，与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一样焦虑不安。21世纪是拼信息的时代，我们却还在“拼爹”，这是相当滑稽的。
针对这四大制度性折价，政府应该采取一些改进措施，比如健全法律，确保司法公正，不仅是经济还要在制度上、观念上与国际接轨，建立法治国家。政府不能长官意志，不能太强势，要遵循商业规律，不要介入太多，要让财富资本自由地充分地流动。要让国民有真正意义上的安全感，像中国现在拆迁不讲法，楼龄还只能是70年，国外早就土地私有化了。而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尽早实现双重国籍、尽量简化签证手续，不要逼迫自己的国民在祖国和外国之间艰难选择而给自己留下尴尬，给国民自由是国家自信的体现。
另一方面，中国也不应总把眼光停留在本国的“人才”上，还应该想方设法吸引国外的真正人才，特别是资本家、教育家、传媒大头和专业管理人才，只有让世界各国的资本、教育和信息的人才为我所用，中国才可能实现真正的崛起。
如果中国仍旧不做任何改变的话，这种趋势还会愈演愈烈。但我并不认为这值得悲观，反而政府应该鼓励所有国民有条件的、没条件要创造条件出国，中国如此众多的人口，本身的资源已远远无法满足，让国民走出去，腾出空间给无法出国的国民，双管齐下，占领全世界。比如菲佣，菲律宾政府是鼓励他们学有所成，再输出到其他国家打工，带回资本回国发展，推动本国经济，这有什么不好呢?那些仇富的人更应该支持富人出国，因为富人走了，就没有人跟穷人争资源、争北大清华、争就业机会，那么富人移民潮对他们又有什么损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