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来愈多的富人移民国外，中国财富外流增长趋势，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冲击不容忽视。分析人士指出，遏制财富迁移行为，是国家代表人民意志与利益的权力与责任所在；但重点不是采取什么行政手段，而是要规范经济管理制度，提高国际规则的应用能力。
令人鼓舞的是，近年来中国已经陆续开始推行一系列吸引“海归”专才的优惠政策。6月6日，《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全文发布，该纲要是中国第一个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提出2020年中国将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
富人纷纷移民海外
2009年是移民市场非常火爆的一年。除了那些被公布最新国籍的明星大腕们，还有更多生活富足的人也加入了移民大潮。金融危机的阴霾并未散去，西方经济尚未走出低谷，或许正是经济格局的差异造就了中国移民市场的繁荣。在2010年，经济学家预测世界经济环境的大格局不会有重大改变。所以，2010年依然是实现移民的蓬勃时期。
过去十年，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各界精英、富商通过技术移民或投资移民的渠道，获取他国永久居民权(简称PR)或国籍。
各种数据表明，自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两拨移民潮以来，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三拨移民高潮在进入新世纪的十年中已成愈发汹涌之势。
不同于第一拨混杂偷渡客的底层劳工和第二拨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
2008年一宗移民美国拒签案让大众对中国富人的美国梦与财力叹为观止。彼时，147名富豪组团投资，每人欲出50万美元，集资7350万美元，打算投入到美国费城会议中心的扩建中，以此办理投资移民。申请因涉及人数众多，有违移民法之嫌，全部遭拒。
这并没浇冷中国富人们的移民热情。美国国务院最新公布资料显示：2008年10月～2009年9月的上一联邦财政年度获批的EB5类签证移民总数，已从2008财年的1443人升至4218人，其中七成左右主要来自中国。
据称，投资移民成功率高的国家分别为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其投资门槛分别为40万加元(约235万元人民币)，80万澳元(约454万元人民币)，150万新元(约962万元人民币)。
据中介机构介绍，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华人富豪首选的两大移民目的地，原因是这两个国家的移民政策较为宽松，且当地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华人社区，移民后容易融入华人社区的生活。在加拿大，多伦多和魁北克是华人富豪移民的首选地。而在澳大利亚，华人富豪的首选地是悉尼与墨尔本。
除此之外，新加坡在过去几年也成为国内富豪青睐的理想之地。2008年新加坡取消了遗产税，令该国对国内富豪的吸引力加大。与加拿大不同的是，新加坡对移民没有居住时间的限制，因此许多获得新加坡绿卡的中国富豪仍可以持续在国内经营企业，这点也对国内业务存续的企业家具有很大吸引力。许多国内富豪都在新加坡乌节路(属于商务中心)购买公寓房，或者是圣淘沙购买别墅，形成新的生活圈。
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国度外，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国也正积极向国内富豪们兜售他们的移民资格。而一些小国对中国富人的最大吸引力就是低税率和来去自由。
但中介机构一般不推荐移民欧洲国家，原因在于欧洲并不鼓励移民，手续复杂，而且投资移民的投资额也特别高，移民成功率不高。
加拿大移民局数据显示，2009年加国投资移民全球目标人数为2055人，中国大陆的名额占了1000名左右。以投资起步价40万加元(约235万元人民币)计算，仅2009年，即使只按“门槛标准”计算，从中国流向加拿大的财富至少23.5亿元人民币。
事实上的财富转移远远高于以上粗糙的估算。据称，申请投资移民加拿大的门槛很高，不仅需要大量资产，还必须雇用一定数量的当地雇员，每年有一定销售和利润额度。
在相对少数的投资移民之外，技术移民是一个更为庞大的群体。据称，近十年申请各国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大约为20：1。 这意味着，每天都有近60名教育背景良好、工作体面、收入颇丰的中国中产精英同时向加拿大移民局递交移民申请。过去十年，随着各移民接收国政策的放开，中国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与财富精英大量入籍澳大利亚、新加坡、美国。
富人何以移民海外
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中国是目前发财致富机会最多的地方，全球的冒险家争先恐后到中国淘金，全球热钱的首选目标亦是中国。当其他国家人士以进入中国为荣，中国富人却举家外迁，这多少令人费解。
中国富人们为何热衷于移民海外呢？为孩子谋求优质教育、寻求安全感是所有中国富人移民海外的两条重要理由。
在技术移民的世界里，新移民首先得适应谋生的艰辛与社会地位的落差。各国在制定技术移民政策时，都将本国急缺的人才类型作为优先考虑对象，如澳大利亚、加拿大青睐IT工程师和会计师。
受过高等教育，在国内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地位体面，收入可观，这是中国技术移民的共性。相比二十出头即赴海外留学，毕业后留在海外工作的留学型中国移民，中国技术移民的年龄已在30～40岁，在海外职场选择余地与竞争力都较小。
正是基于上述情形，一些中国富人为了子女的未来，往往会办理全家人投资移民，将子女送往海外读书，也为子女将来在海外就业铺平道路。
例如，申请美国EB-5签证的投资金额只要50万美元，相对来说不算太高。曾有人算过账，与其送子女去美国留学，还不如选择移民，移民得到的好处更多，中小学免费，比留学生更易上美国名牌大学，毕业后留在美国工作，并能很容易找到一份体面的职业。
除了子女教育，让中国富人坚定移民决心的原因更主要还是国内投资环境的变化。而中国社会对富人“原罪”的追问以及不时引发的“仇富”心态也让中国富人找不到安全感。
在2003年前后，国内曾经出现了针对富人的恶性案件，富豪们对社会治安与大众“仇富”心理心存忌惮，无不纷纷为自己安排好出路，于是出现了一轮国内富人移民海外的热潮。
而近年来中国民营企业经营环境恶化，加之包括黄光裕在内许多民营富豪被查出存在犯罪行为获刑，再次使国内富人们的神经紧张了起来。
2004年国内开始“国进民退”政策，对民营企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再加上金融危机，使得中国制造业遭受重创，而民营企业又首当其冲。一些民营企业从制造业中撤出，又无法进入国家垄断领域。于是，一些从事制造业的民营企业家开始在国内大量购买高端物业。
分析人士认为，企业界人士购买别墅物业很少是单纯的自住，但也很少是投机性的炒房行为。对于这些富裕阶层来说，面对通货膨胀预期，买一套稀缺型物业保值增值，这几乎已经是所有豪宅购买者的共同心态。
多数富人都知道，经过这轮基础设施投资和经济结构调整之后，中国经济将再上一个台阶，城市水平也将再上一个台阶，那就会将资源类产品的价格拉到一个新台阶，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所以不少富人提前将资金投入占有城市稀缺资源的豪宅。
值得一提的是，在前期调控政策出台后，房地产调控措施正逐步向税收改革方向迈进。业内人士认为，未来政策风险依然存在，地产调控的效果还要经历长期的释放过程，因此目前政策底部尚未到来。
种种迹象表明，新一轮房地产调控随时到来，包括豪宅在内的高端物业将首当其冲。因此，民营企业家购买别墅物业也不保险，所以民营企业家们开始出走海外。
此外，中国的政策环境对民营资本也不利，社会对民营资本家原罪的质疑，使得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状态没有想像中的好。黄光裕案事件就再一次将原罪提升到了一个高度，大家都相信有钱人是有原罪的，都是偷税漏税的。如何保护自己的财富，这也是民营企业家移民海外的一个理由。
事实上，在中国富人圈里，移民甚至成为身份量级的标识。中国富人称为“抄捷径”，即用过去20年里迅速积累的财富，支付转型期的中国所付的或忽略的代价：规范的法律、孩子的教育、高福利、低征税点、低遗产征税、健康的空气、安全的食品、免签多国护照的便利等。 还有很核心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经济领先全球复苏，财富效应导致海外投资移民升温。一方面，金融危机使得海外移民政策更加宽松；另一方面，汇率下调投资移民费用降低。随着美元的贬值，现在中国人只要花300多万元人民币即可全家拥有美国移民身份，足足省却了近100万元人民币的移民成本。
何以应对精英移民
据4月初发布的《2010胡润财富报告》估算，中国亿万富豪人数为5.5万名，其中有1900位十亿富豪和 140位百亿富豪；照此保守估计，这些人财富换算成美元，极可能接近于国家外汇储备总额。这里还不包括87.5万千万富豪的财富占有量。
在每年国家外管局公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误差与遗漏”列项，通常被视为中国资本经非正式途径流进或流出的数据。以往专家测算中国资本外逃的数据，多以此为参考。但近年来热钱涌入中国境内增多，这一数据已无法反映中国资本外逃的实际情形。因此，对于中国富豪移民所引致的资本外逃数目，无从测算。
因此，当愈来愈多的富人移民国外，中国财富外流增长趋势，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冲击不容忽视。
事实上，财富迁移是财富拥有者的自由，但由于转移财富者留下的是人民币，带走的是美元、欧元等国际流通货币，这种财富转移达到一定程度，中国用资源、廉价劳力和环境消耗代价积累的国际购买力储备，将被一步步化为乌有。
也就是说，对于人口高峰将达到15~16亿的中国来说，或许在资源枯竭之后，因原料缺乏、人民赤贫而步入经济空心化的结局。
分析人士指出，遏制财富迁移行为，是国家代表人民意志与利益的权力与责任所在；但重点不是采取什么行政手段，而是要规范经济管理制度，提高国际规则的应用能力。在呼吁企业主继承和发扬义利相融、实业兴国精神的同时，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控制：
内外兼治，打消“原罪”者回避法律制裁的投机心理。《宪法》已规定了保护公民合法财产权益的国家责任，对内坚守这一点。重点是在国际上加强打击经济犯罪的双边合作，禁止公民向非协议签署国家和地区转移财富，并对移民出境的公民财产来源进行审计验资后放行。特别是对官员及其亲属的国内与海外资产情况，强制性进行年度申报，并通过国际合作进行核查，对蓄意规避法律责任者加重处罚。
内外均衡，打消曲线套利的商业投机心理。要修正内外商投资的税费差别，取消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防止变相偷漏税的投机移民行为；抓紧制定和实施遗产税征收办法，并对一定数量的个人财富转移课征财富转移税、赠予税，堵死逃税通道。此外，坚决打击假借贸易之名的套汇、避税及财富转移行为。
标本兼治，增强对国际势力掏空中国的抵御能力。坚决按照对等、互惠原则，参照国际通行做法，同等制定产业贸易与投资限制与壁垒；为对外资源、能源、金融等战略投资清除障碍。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优势与调控手段，争取国际资源产品的定价权份。以现有外储及产能为依托，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同时，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标准与企业用工制度，促进财富向低收入群体转移；加大反腐力度，建设法制经济，加大产业升级力度，做强对资源、资本产业的控制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全球化时代，人才流失不可避免。因此，中国在面对人才外流的挑战显得更加紧迫。例如，一位硕士毕业的工程师在美国的收入，一般情况下高于他在中国内地就业的收入，更不用说，今天中国人还面对高房价、医保体系不完善、独生子女赡养父母等诸多经济压力。
令人鼓舞的是，近年来中国已经陆续开始推行一系列吸引“海归”专才的优惠政策。在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及教育部“长江学者计划”的基础上，中央组织部推出了吸引青年科技创新创业人才的“千人计划”，预计在未来五到十年内吸引千名左右海外高层次人才到中国工作，并建立40到50个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基地。
6月6日，《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全文发布，该纲要是中国第一个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提出2020年中国人才发展的总体目标，即培养和造就规模宏大、结构优化、布局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确立国家人才竞争比较优势，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为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人才基础。
分析人士指出，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一个成熟的社会应当思考的是，如何增强自身的吸引力，让现有居民不愿离开，令海外精英趋之若鹜；如果因为担心人才外流而限制人口流动，那就是背离世界大趋势的因噎废食之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