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4月初发布的《2010胡润财富报告》估算，中国目前有5.5万名亿万富豪。没有可信的数据显示这些富豪已经有多少移民海外，但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协会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再次掀起投资移民海外的热潮，2009年到美国投资移民的EB-5类签证的中国申报人数已经翻了一番，从2008年的500人上升到超过1000人。（《内地富人掀海外移民潮 担忧国内被均贫富》，新华网，5月22日）
全球化时代，移民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这种事在“移民万花筒”的美国、在一体化的欧洲都随处可见，就是在中国的香港、广州、上海、浙江、北京等地也到处可见不同肤色的面孔。遥想当年，备受生活压力的华人负笈南洋，迄今已然在东南亚和其他地区成为各自领域的“中流砥柱”。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就曾经对邓小平讲到：今日的新加坡人大多是闽粤等地贫穷及目不识丁的底层移民的后代。所言虽有过谦之意，但是大体符合历史境遇。但凡在故土能填饱肚子、“老婆孩子热炕头”地生活，谁愿意背井离乡呢？
可惜的是时代不同了，被迫背井离乡的故事如今俨然变成“达官贵人”的“体面之事”。相比明星移民、官员移民大多藏着掖着的行事风格，“富人移民”反倒显得“光明磊落”而且似乎理由十足。新闻报道里就列出了三条理由：一是子女教育，二是寻找安全感，以免被“均富”，三是寻找新的生活方式。任何人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人们对于技术精英、知识精英手持绿卡、来去自由虽然忧心却能容忍，对于生于斯、长于斯、富于斯的“富人移民”却颇有微词。
任何一个社会，富人强人的出现并不是个人努力奋斗那么简单。中国的例子最简单，没有改革开放政策，就没有新富阶层。美国的例子虽然不明显，但是美国两党税收政策的每次调整，都关切着富翁财富的“增减”。不论增减，在美国成长起来的富翁们，其总体的“社会责任”水平不说是全世界最高的，也能算的上前列。这种传统自工业化时代就有，例子很多，工业化进程中，富翁们为了缓解种族矛盾，通过资金支持、股票赠予，努力创造了一个“黑人资产阶级”；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为了解决工人们的住房问题，不少富翁出资为员工建房维持劳资关系。现代美国富翁们的慈善事业就更无需再提，想必国人大多能耳熟能详了。
与此相比，“富人移民”们却给出了“怕均富”这个“伪理由”。崇信“个人致富”、认为“因为个人能力才获得当今地位”的富人们，也许该想想，如果没有中国被人为控制的“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如果没有“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否还能有“趾高气扬”腰缠万贯的富足生活？
面对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现实，中国历史上确实出现过“劫富济贫”的民间“义事”和“起义”，也出现过由政府出面实现“绝对公平”的“左倾”路线。可是，在当代，是个人都会想到，改革开放的政策、市场经济的潮流不可能被阻断，历史也不会退回到那个时代。问题是，面对贫富差距，连坐拥财产万贯的富人们都怕了，因而只有“一走了之”。在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之余，还给曾经“富我”的社会扣以“怕被均富”的帽子。
我们不禁纳闷，为什么一部分富人“富了、跑了、还不忘泼脏水”？答案很多，但是，最深刻的莫过于：祖国给了你富裕的权利，社会却忘记给你上一堂“责任”的课；富人们对于“致富”的神话过于“自恋”，以至于忘却那些没有社会保障、数年不涨工资还要加班加点的廉价劳动力。如若没有他们，这样的故事需得重写。
须知，正是一个对“财富”过于迷信，对“富人”过于宠爱，无须过多关注劳动力付出的社会，才会衍生出“为富不仁”的心态，才会生养出一些“恋财少责”的“富人移民”。
民间有句话叫做“溺子等于杀子”，这句话用在这里，情理相当。
在移民时代，我们期待，除了那些来往于故土和移民国之间活络国际友谊的“移民”以外，也多一些感恩于祖国、感恩于政策的“富人”，再期待多一点，就是希望我们的国家不但能留下他们，还能同样欢迎那些带着财富、知识、技术精英，带着憧憬和梦想涌入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