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痛并快乐着(赠白岩松采访季羡林、启功、丁聪绝版实录光盘1张)[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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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文:痛并快乐着(赠白岩松采访季羡林、启功、丁聪绝版实录光盘1张)[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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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痛并快乐着》：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资深新闻评论员白岩松最新随笔集《幸福了吗》上市三个月创下50万册销售佳绩。与之一脉相承，白岩松十年前出版、并创下67万册销售奇迹的首部个人随笔集《痛并快乐着》再次唤起众多读者的集体回忆。因此，白岩松亲自创意设计，将《痛并快乐着》重新改版，加入全新后记《十年后的记》并附赠超值DVD一张，其中收入作者自选两万余字对社会及行业产生深远影响的论文精品，以及对季羡林、启功、丁聪等世纪老人的绝版采访实录，作为对这部作品的修订和完善。 书中照片和文字在维持原有风格的前提下，在开本、印制质量、版式方面进行了全面修订。外部装帧以打造正在热销的《幸福了吗》“姊妹篇”为原则，增加了与时俱进的时代元素。

作者简介

白岩松，42岁，中央电视台《新闻1+1》《中国周刊》节目主持人，曾主持《焦点访谈》、《新闻周刊》、《新闻会客厅》《感动中国》等节目，出版作品有《幸福了吗》《痛并快乐着》、《岩松看美国》、《岩松看日本》。

目录

地平线断想（代序） 1
01.告别校园：在希望与迷茫中出走 10
02.乡居一年：无所事事的历练 19
03.病中人生：不请自来的领悟 28
04.报纸生涯：生命中的加油站 36
05.走进电视：略显偶然的相遇 45
06.流浪北京：我身边人们的生活 55
07.舆论监督：星星之火开始燎原 66
08.申办奥运：我们只收获了失败吗？77
09.复关谈判：中国与世界的磨合 86
10.香港回归：起步的兴奋与回首的遗憾 97
11.澳门回归：世纪末的抚慰 109
12.直播刺激：在恐惧中快乐 119
13.遭遇洪水：多买药少买点棺材 134
14.面对贫困：新世纪我们会司空见惯吗？ 146
15.环保中国：拼出来的明天会怎样？ 156
16.理智情感：每日面对的内心冲突 167
17.改革记忆：并非个人的历史 178
18.泪洒天堂：生命的终结是感叹号 187
19.答问之间：把触动珍藏起来 199
20.生命故事：别问人生是什么 211
21.阅读体验：从现实中逃离的方法之一 222
22.足球生活：从现实中逃离的方法之二 233
23.音乐历程：从现实中逃离的方法之三 245
24.初为人父：生命中最好的奖励 257
25.别说我行：说我不行我就不行 268
26.我和电视：在欣慰与担忧中约会 278
27.未来：生命的一千种可能（代后记） 288
十年后的记（修订版后记） 296

序言

地平线断想(代序)

一
有很多事情，在想象中发生的时候，神圣无比，而当真实的发生到来的时候，人们却失望地发现，它并不如想象中的神奇与壮观。
新千年的来临就是如此。世界各地的人们，很早之前就为这一天的到来设计了各种场面。于是，我们这些人也一直用倒计时的心态来等待着这一天的这一刻。幻想中，是有些激动的，毕竟告别的是一个世纪和一个“1”字头的千年。
但很快我们就发现，这所谓的神奇时刻，更像是商家和传媒联手策划的卖点，在普通人心中，这一夜和平时也许并没什么不同。
不过，我是新闻人，因此即使那一夜自己想睡觉，工作也不允许我这样做，我注定要打起精神迎接新千年。当1999年12月31日24时，那意味着新的一个千年开始的钟声敲响，我来不及激动和感慨万千，身边的直播正在进行，下一个环节就要开始。于是，在这被很多人认为神圣一刻的时间里，我心如止水，在工作中敬业地扮演着螺丝钉的角色，然后几个小时飞快地过去。新千年第一天的凌晨，工作结束了，我出奇地困，于是倒头便睡，忘了这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二
但新的千年毕竟来了。
在此之前，我们都像一个爬山的旅人，走过的路程陡峭无比，理想、鲜血、生命、眼泪铺就的登山之路异常艰苦。最初的情形我们已无从知晓，因为我们是后半程上的路。走过一段之后，这一个百年和千年的山顶就在我们的眼前。于是，我们相互鼓励着，加油，还有十年，加油，还有九年，加油……五年、三年、一年，在倒计时的牵引下，我们互相搀扶着走上千年和百年的山顶。
原本以为这山顶是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上来了才发现：这不过是一个新的地平线，前方还有一个又一个山顶，中间雾气迷蒙，路是怎样的，我们无从知晓，而且我们也都悲观地知道，下一个山顶，我们这些地平线上的人大都看不到了，不管那山顶是怎样的美丽或凄凉，都是后人眼中的风景。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停下脚步，地平线从来只用作出发，于是我们只能简单回头看看，然后掸掸灰尘，又该上路了。

三
不停地有人在说：我们真是幸运，因为赶上了千载难逢的千年之交和很多人没经历过的世纪之交。
我似乎一直都不敢同意这样的幸运观。
千年太过漫长，我们这些人怕是没有权利回顾也没有权利去感慨万千的，但面对一个百年，谈论一下的资格似乎勉强还有。于是，我觉得，人走在世纪的中间，浑浑噩噩，迷迷茫茫，也就罢了，可赶上世纪之交，就似乎必然要回头看看，清点清点路程，计算计算得失，这一回头不要紧，竟在百年的路上，查看出我们那么多的创痛、伤口、眼泪，还有贫穷、遭受的屈辱、走错路的遗憾、同胞间因战争或“革命”的互相争斗。
回望中的画面当然是触目惊心的。
然后才开始庆幸：这一个百年毕竟过去，那不堪回首的画面也就在新世纪钟声敲响的时候悄悄合上了。记忆可以掩盖，但回首时心中的那份疼痛却会在新世纪的路上隐隐地持续很久。
这难道就是正逢世纪之交的“幸运”？

四
在一次不经意的聆听中，发现了台湾歌手齐豫的一首歌，名字叫《觉》。
上中学的时候，我们在课本中都学过林觉民的《与妻书》，作为推翻旧制度的英雄，林觉民何等壮烈，在就义之前，仍能给妻子留下一封大义凛然并流传后世的遗书。
然后我们就都记住了死去的林觉民，忘记了那还活着的林觉民的妻。林觉民就义之后，她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齐豫的这首《觉》，就是站在林觉民妻子的角度上，唱给林觉民听的歌。当然，真正聆听这首歌的只能是我们这些只记住林觉民却忘记了他妻子的人们。
“爱，不再开始，却只能停在开始，把缱绻了一时当作被爱了一世……谁给你选择的权利，让你就这样的离去，谁把我无止境的付出都化成纸上的一个名字，如今，当我寂寞那么真，我还是得相信，刹那即永恒。”
歌唱完了，听者半天都回不过神来，在这一个过去的世纪中，以革命的名义，一个又一个儿子、丈夫、父亲战死疆场或其他的什么地方，然后在各种典籍中，我们都一次又一次默念着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的妻子、母亲又是怎样在人们的忽略中度过余生的呢？

五
那么远的事，我还是觉得没资格谈，我只是从一个儿子和丈夫的角度，替过去世纪中很多的母亲和妻子忧伤一下罢了。再大的苦难，都已经过去，那些妻子和母亲也大都追寻丈夫和儿子的踪影，到另一个世界团圆去了。因此今天的我们再给予怎样多的同情，都有点儿马后炮的意思，所以，写到这儿，也只能是愣了愣神，不过更多是为了以后的妻子和母亲。

六
关于母亲的话题本该结束，可是由于“革命”或叫“运动”在中国延续了很久，所以连我这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都开始有权谈一件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和母亲有关的话题。
1978年，我从东北的海拉尔去遥远的内蒙古西部的集宁市为我的父亲开追悼会。
到了集宁市，很多母亲过去的同事见到我，表情都有些怪异，一口一个小萝卜头叫着，让我多少有些惊慌。
后来听母亲讲才知道，由于文化大革命中，父母都被打成“内人党”，因此，我刚生下两个月，便开始随父母住进牛棚。每到晚上，我便啼哭不止，我在这边一哭，父母的牛棚难友们就在另外的一些屋子里哭，小萝卜头的称呼便由大人们脱口而出。
知道我有这样经历的人，都会同情地送给我一句：小时候够苦的。
我似乎不以为然，年幼无知时，经历的苦难再大都不该称其为苦，因为自己浑然不觉，甚至在记忆中连一些痕迹都没有。那时真正苦的应该是大人。
我一直在想，在那样年代的每一个牛棚里的晚上，当我不知趣的哭泣引起大人们落泪的时候，我母亲心中该是怎样的绝望呢？
而在中国，这样的母亲又有很多很多，事隔很久，她们还需要安慰吗？如果需要，我们又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安慰她们呢？

七
新世纪的到来，把这一切记忆都悄悄地合上了，站在地平线上的人们，当然更多的时间，是把视线投向前方。
这绝不是一个可以忘记过去的崭新开始，甚至可以说，不好好回头，是不能走好前路的。对于我这个三十多岁的新闻人来说，没有资格谈论很久以前的事，刚才说的一些更久远的事，就当是童言无忌，因为在我的身上，真正可以动笔的记忆只能从1989年开始。
那一年，我从校园中走出，对于每一届毕业生来讲，这转变都意味着一种挑战和兴奋，但那一年，我们很多人没有。
这个国家正在经历震荡，短时间，没人看得清前方，于是，我们也只好在社会的大船上随之起起伏伏。
不管当时怎样年轻，可我的角色已经是新闻人；不管周围怎样乐观或绝望，这都不是一个可以独善其身的职业。于是，我不得不在这十年中，努力睁大眼睛，在痛苦与快乐交织的心情中，同这个国家一起朝前走。

八
记得很清楚，1989年春节刚过，我便急匆匆地从家中逃出来，跑回学校，和约好的大学同学共同花天酒地。那个时候，家是束缚，社会这个外面的世界才是我们演出的舞台，在家里多待一天，连呼吸都会觉得沉闷。
1999年春节，我在妻子的家江苏镇江过节，那一个春节，我过得清净，名山名寺走走，清茶一杯，闲谈少许，日子在舒坦中一转眼就过去了。终于到了要从家中离开，回北京去开始新工作的时候，可就在这时，我却忽然像小学生不愿意上学一样，为这一长段家居生活的结束而闷闷不乐起来。其实，这个时候，我逃避的并不是北京也并不是工作，而是在这座城市和这种工作中必有的挣扎、竞争、苦闷和心灵的劳累。
从二十一岁想尽早离家，到三十一岁多少有些厌倦外面的世界，变化的时间只用了十年，这个时候，才真正听懂了十年前的那首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九
一定有人问我，你的这本书为什么叫《痛并快乐着》？
首先要声明，这五个字的组合并不是我的独创，它来自齐秦一张专辑的名字。
1989年，我们是在崔健和齐秦的歌声中离开校园的，崔健意味着我们面对社会，齐秦告诉我们独对心灵。对于我们这一大批人来说，齐秦这两个字已不是一个歌手的名字，而变成了一种记忆的开关。在齐秦的歌曲中，他有很多精彩的创作，都深深地打动过我们，歌词或旋律总是容易和我们亲近。在他的一系列专辑之中，《痛并快乐着》并不特别出色，我听过这一张专辑之后，留下最深印象的已不是哪首歌哪一段旋律，而恰恰是这张专辑的名字：痛并快乐着。
开始动笔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想过很多名字，但突然从某一天起，“痛并快乐着”这五个字就在我的脑海中固执地停留，挥之不去。同时非常奇怪的是，真是应了“名不正言不顺”这句老话，自从我默认了这五个字为书名以后，手中的笔开始变得顺畅，我明白：这五个字正是我手下文字的首领，它们快乐地相遇了。

十
回首过去十年，仔细查看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路历程，你都会轻易地发现，痛苦与快乐紧密地纠缠在一起。
每一步走得都那么不容易，有时甚至有点儿坚持不下去的感觉，痛苦自然会在这样的过程中出现。然而坚持住了，痛苦过去，无论国家、民族还是个人，事业又向前迈出了一步，快乐就在我们回首的时候，在看到一条前进轨迹的时候出现了。
改革的车轮飞快地旋转着，经济数字转动的同时，还有我们的心情随之转动，“平静”二字已经变得有些奢侈，而在不平静的转动中，一会儿经历痛苦，一会儿感受快乐，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得不让自己的心灵坐上了上下颠簸的过山车。
不过，好在痛苦与快乐是紧密纠缠着，如果只有痛苦而没有快乐与希望，那走不了几步，人们就会在黑暗中陷入绝望，从此拒绝前行；而生活中只有快乐没有痛苦，那除了在傻子的头脑里恐怕就只能是在希望中的未来。
痛苦与快乐在心中此起彼伏，恐怕将是几代中国人的心灵宿命，只要每次回首时，都能快乐地看到中国和我们每个人向前的脚步，那走每一步时的痛苦也就好忍受多了。
其实我们别无选择。

十一
在这痛苦与快乐交织的岁月里，作为一名新闻人，我走过十年路程。同大家一样，在新闻的舞台上走每一步都需要坚持，绝望的感觉不时出现，但也都过去了。赶路之后，猛一回头看，自己和身边很多人笑了，我们清晰地看到那条前进的脚印。于是我们时常乐观一下，虽然今日的局面还远远没有达到圆满，但同过去相比进步这么大，已是让人快乐的结果。
就在这种时常出现的乐观中，在自以为是的成就感里，有一天，我们被人当头棒喝。
1998年冬，我们《东方之子》栏目要拍摄一位学者，这位学者也是我们早在字里行间熟悉了的。由于他身上强烈的自省精神和批判意识，使得他在众多唯唯诺诺的声音中显得卓而不凡，自然成了他身边学子们喜爱的人，当然也被我们尊敬，于是，将他请进我们的栏目成了一个美好的愿望。
一切顺利，我们开始跟踪拍摄。有一天，拍他为大学生们进行的演讲。教室里人很多，空气中弥漫着自由的气息，讲着讲着，这位学者对学子说了这样一段话：“我过去是学新闻出身的，但我耻于与新闻为伍……”
话音落了，人群中有些兴奋，然而这句话却像子弹一样击中了我们。
我理解学者话中的含意，也许是过去特殊年代给他的黑暗意识太重，因此他没有看到今日的新闻界正在艰难但却执著地向前变革。因此，被学者犀利的言语子弹击中，我首先感受的是一种疼，不过疼痛过后，我也特别想告诉这位学者，假如讽刺、愤怒、偏激可以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我一定选择以骂人为职业。但是，激愤在中国于事无补，只有坚韧的改变才是理想中国诞生的良方，哪怕在这种坚韧之中，你会有委屈甚至会有屈辱。
我依然敬重这位学者，因为敢于说真话是思想者的必备美德，但请他也能在同行者的队伍中，慢慢把新闻人列入其中，只有队伍壮大了，改变才会快一些，中国也才会尽早全新。

十二
采访中，总能听到一些至理名言，比如在采访一位部长的时候，他就讲起过一位老人给他的上岗赠言，三个字：“不要急！”
据这位部长说，以前，年轻气盛，很多事情落实不到位，理想不能很快变成现实，心里就急，就气愤，但慢慢终于明白，很多事情都有个曲折反复的过程，非得锲而不舍非得有耐心才成。于是，“不要急”就成为他心中的警句。
我想，这三个字也该送给所有关心中国前途的人们。不要急不是不思进取，而是思进取的时候耐得住一时的反复或原地踱步；不要急不是内心真的不着急，看看中国的曲折之路，看看我们落后于别人的那些数字，不急是假的。而不要急正是在这种现实前面，不再梦想着一夜之间什么都马上改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来说，这份着急的结果只能是让这个易变的国家走向众人理想的反面，这是最可怕的结局。因此，不要急，就是能耐下性子来，通过渐进式的变革推动着中国一步一步结实地向前走，只要一直向前，哪怕路上仍有很多艰难险阻，中国的明天依然是我们梦想中的中国。
方向是比速度更重要的追求。

十三
新千年到来的钟声敲过也还只是短短的时间，相信我们绝大多数人站在地平线上，多少还有些手足无措，内心会忐忑不安，没人会知道前路会是怎样。
上一个世纪，中国人是用泪水稀释着欢笑走过来的，因此，站在新世纪的地平线上，我们有理由在新的百年中获取更多，梦想更多。
一代又一代人，不管经历过怎样的打击和波折，面对未来的时候，都会投入更多的希望和歌唱。虽然新的世纪中，依然还会有战争有欺骗有眼泪有失望，但对于刚刚把富强之梦开始转化为现实的中国人来说，最好在这个新世纪里，我们能欢笑多于眼泪快乐多于痛苦和平远远多于战争善良永远多于欺骗和伪善。我想，这不该是一种过分的要求。
一切都要从我们今日脚下的地平线开始，在此之前的二十多年里，我们已用痛苦与快乐铸就的坚强为今天搭起了最好的起跑线，新世纪的黎明，雾气依然很重，前方还是一如既往的模糊，但是，让我们出发吧！
走，就有希望。

后记

未来:生命的一千种可能(代后记)

写完这本书正文部分的最后一个字，似乎为自己过去的十年结了一次账。岁月流转，从一个刚刚走出校园的青涩少年到一个竟有了出书可能的主持人，一种荒诞感油然而生。
今日的这种局面并不在我十年前的设计之中，而出现了这种局面，让我不得不感叹，生命这个巨大的万花筒，竟有着各种组合的能力，谁都想设计、梦想自己的未来，但万花筒不规则的转着，谁又能知道未来究竟是什么？
十年前，我走出校园不久，在京郊周口店乡的简单住所里，我和我的同事认真地算过一笔账：我们用多长时间才能买得起一台二十一英寸彩电。
当时流行的牡丹牌二十一英寸平面直角彩电，已被我们认为是彩电极品，市场价为两千六百多块钱，而我们的工资每月还不到一百块，省吃俭用，一个月能存上二十块钱，一年二百四十块，这样大约需要十一年，才能把那台梦想的彩电搬回家。
账算完了，我们多少有些泄气，但看不到这种计算有什么错误，因此很快就开始顾左右而言它，反正靠自食其力是买不起的，又何必自寻烦恼呢？
在计算之中，刚好就是今年，我该从银行取出那笔存款，快乐地直奔商场，去买那一台二十一英寸彩电。
显然这一幕不会发生了，二十九英寸彩电早已驻足家中，彩电再也不会是我们很多人生活中最大的目标。
然而这样的一件事，却明白无误地告诉我：没人能够设计一生，即使设计十年，结果也会离奇地让人啼笑皆非。
按常规，在十年之后，我应当再写一本这样的书，名字也许叫《在痛并快乐中继续》。那一本书，我相信，一定会更犀利，更言无禁忌，更能在行笔中自由地呼吸，当然，快乐也许会比痛苦更多一些。我真盼望十年后，在我人过四十之后，有很多问题，已经真的不惑了。但我知道，岁月是不会按常理出牌的，今日去想十年之后的事情，多少有些不知天高地厚。
几年前听过一首歌，叫《一千个伤心的理由》，连伤心都可以找到一千个理由，生命的可能又何止一千个呢？
不妨让思绪放飞，在今日去想那今后十年的诸种可能，哪怕仅仅当做面对岁月无常时的一种游戏。
好，这就开始吧！
当老师一直是我的梦想，这可能和我的家人大多是老师有关，我喜欢那两个假期，以及学校中的一个体育场，还有面前永远年轻的学生。这几年在当主持人的同时，我也经常回学校去为人师表几回，有没有误人子弟不敢打保票，但讲台上的感觉很好，我时常梦想着走回校园。谁知道哪一天，这个念头强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会收拾好电视台里的物品，走进校园，去当一个很可能被学生喜欢的老师。我想会走得很坚决，不会有什么告别。从此在校园中让自己的脚步慢下来，让心情宁静下来，也算是一种享受。
但至少在今日，我还没有购买这张单程票的打算，不过，校园总在我梦里出现，只是有可能不是未来十年里的故事。
如果在未来十年中，上一个故事成为事实，那还有继续发展的可能，一来安于校园，终生为师，此处按下不表，但也有可能是在校园中安静了一两年，过去做主持人时不喜欢的浮华与虚荣突然在校园里在自己心中升腾，自己又怀念起当初在屏幕上的那种所谓风光，还有别人对自己的关注，以及为“名人”的种种好处，然后在校园里越来越耐不住寂寞，又开始给过去的电视伙伴热线联络，这个栏目露露脸，那个栏目风光一下，一来二去，又吃了回头草，或许也会仗着过去这张老脸，在哪个卫视扎下根，重操旧业，继续被人关注的生活，顶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笑话一下自己：你这个耐不住寂寞的俗人。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几年之前，在武汉的长江边上，一位看着很像高人的算命先生当街给我算过一卦：你在三十多岁的时候，会出国！
他说得很坚决，当时我这个外语文盲并不把这句预言当真，心里想：我出去？连要饭都只知道伸手而不会张嘴说话，饿死的可能是有的。
可就在近几年，自己想学英语的念头一天强似一天，没准哪一天，有了一定的外语基础，我会飘洋过海，后果也有两个：一是一年之后充电完毕，回国继续主持或从事其他什么行当；二是出去时信誓旦旦，可出去一段时间之后，却慢慢断了回来的念头，从刷一切圆的东西开始，成了新移民。
继续干主持，也有多种可能，一是在新闻领域轻车熟路，继续一步一个台阶向上走，这是最现实的，变数却也有。
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在一个被人广泛关注的栏目里长期干下去，心灵与思想伸展的空间太小，我多次梦想，能去做一档或者午夜或是哪一个不被人关注时段的节目，内容也不一定是新闻，音乐、人生、读书都可以，观众不一定很广泛，但有缘就注定相逢，在一定的空间里和一定的人群中，自己过着很自由也很有创意的生活，不见得不好。
可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梦想只是惯性生活中的点缀，能否实现，那不是自己能够定的。我们会在哪一个午夜的电视屏幕上相遇呢？
我对未来是乐观的，但这种乐观并不是意味着不会有悲观的事发生。我当然相信，未来的中国，言论会更多自由，社会氛围会日益宽松，言者大多无罪。
但也可以悲观地想一下，算作一种提醒。
人们常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当主持人，是一个靠嘴吃饭的职业，言多必失是有可能的。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在屏幕上看不到我，除去作风、金钱、团结等方面犯错误的可能以外，说了不该说的话也是理由之一。只不过我相信，未来我们注定要面对更加宽松的社会氛围，即使我真的不慎犯了这种错误，领导也一定会本着批评教育为主的方针，不至于让我的饭碗破碎。更何况，因为思想的独立却要丧失生命的时代早已过去，因此碎个饭碗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
想一想挺好玩的，可想一想又挺可怕的，不过我依然乐观面对前方。中国会一天好似一天的，否则，我们今天的努力就毫无意义。
和音乐的缘分一直没断，当初想办《流行音乐世界》这张报纸未果，终于自己走进电视的行当，可时至今日，内心里依然有种摇滚的情结。当初风光一时的主持人蔚华，洗去铅华，从呼吸乐队到自己单干，音乐的梦想占居了生命的上风，她的音乐我不一定都喜欢，但那种毅然决然的转身却是让我钦佩的。因此，谁又能够保证我不会是第二个蔚华呢？
写歌词的爱好一直没断，偶尔吼两嗓子也还算有特色，不知道会是哪一件事或是哪一种情绪，让我投靠音乐的怀抱，如果真的是那样，走穴到了您的家门口，请一定捧场。
不思进取，越来越被观众反感，然后被劝退下岗，其实也是一种可能。
我一直相信，如果真的有这种结局，我一定会等不到别人的劝退自己就先撤退。但站着说话的时候，腰一般不疼，没准真的有那么一天，我会面对人家的反感，装聋作哑，赖着位置不走，直到领导和观众都下了逐客令，才依依不舍一步三回头并且哭哭啼啼地离去。
一想到有可能未来出现这种场面，今天我自己就感到挺没面子的，于是更加坚定地认为，一定要在别人赶自己走之前快速跑掉，免得留下一个笑话，或者一直快马加鞭，不让那尴尬的场面出现。
但花无百日红，竞争如此激烈的世界，出现什么场面都是可能的，我随时准备收拾行装。
当然，即然是幻想未来，我也不会忘了，我们有可能再次遭遇运动，《芙蓉镇》里那“七八年再来一次，运动啦！运动啦！”的叫喊声，经常出现在中国人的身边，我也时常听到。未来十年中，如果又“运动啦”，那是中国的灾难，但你敢挺着胸脯说不可能吗？如果运动了，我既不会是造反派也不会是保皇派，我相信，自己一定在逍遥派的团队之中，因为那样荒唐的运动，只有想办法置身事外才是正确的。当然心中不会忘记，如何让这荒唐的运动不再发生是我们现在的使命。
身上的小资情调是有的，和夫人、朋友一起开个小小的酒吧或者小小书店的念头一直都有，可从来都觉得自己花钱是个好手，而挣钱却是绝对外行，因此念头产生，说说也就过去了。但不定哪天，这个念头又强烈起来。然而我相信，那必定是从屏幕上走下来，成为自由人之后的事。
那个酒吧或书店，最重要的特色会是音乐，别的地方不会有的一种音乐品格或编排方式。哪怕你仅仅因为音乐来到这里，最后也会喝上一杯或买上两本书吧！我不指望以此能挣多少钱，但也别赔本，玩上几年，再转手给别人，也算潇洒走过一回。
当然，能体会到半夜关门后夫妻俩点很多钱的滋味最好。
还有冒险或者说是旅行。
我采访过好几位探险家，吸引我的不是他们本人，而是他们走过的那些路程。
我毕竟来自草原，虽然在城市中生活得久了，偶尔被人当做南方人也不足为怪。大多的日子里，内心的野性被关在牢笼之中，但酒醉之后或受到一些我本人无力改变的挫折时，我总想从这个城市中逃离出去。
在我的床头柜上，放着一本又一本《旅行家》杂志，时常翻一翻，今天晚上去了土耳其明天晚上又到了阿根廷，可这只是过了一次眼瘾，而且旅游二字多少有些商业的气息，我更喜欢孤独的旅行。
也许有一天，我会收拾起行装和家人告别，然后上路，一番风雨兼程之后，又当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回到这个城市回到家人中间,但走过一次就上瘾，怕是再也挡不住出行的双腿，于是，成了路上的人。
可在城市中已经待得久了，我会不会弱不禁风呢？我能不能挡住身后家人盼归的目光呢？
我是比较受不了朝九晚五的工作模式的，干电视免了这种刻板，但时间依然不能由自己支配。我很少敢和别人约几天后做一件什么事情，因为计划没有变化快，早早安排就有失约的可能，这种无法计划的生活属于电视，属于我们做电视的人，这一点，是不让我喜欢的。
因此，很有可能彻底让自己成为自由人，不再受机关或部门的限制，成为社会上的一个闲人。刚开始时，也许真的什么都不干，只是四处闲逛或在家看书听音乐，但后来毕竟要考虑养家糊口的问题，这个时候，我自然会选择以写作为生。多年以来，一直不敢让自己的笔停下，就是为自己安排的一个后路，当然也不会什么挣钱写什么。在我的脑海中，有无数我认为有价值但还没成形的文章，也有很多精彩但入不了“东方之子”的人生等着自己去发问，夜深人静或风和日丽的午后，在稿纸上用笔狂奔是种享受，又养了家又滋润了自己的心灵，一举两得的好事。
在一本畅销书的后记里，作者一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理想主义者是最容易成为颓废主义者的。”
我自认为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能继续乐观前行的动力也正在于理想，但在未来的岁月里，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理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终于破碎，道路的前方已不是我们想看到的风光，那个时候，哀莫大于心死，我开始颓废，开始醉生梦死，人们只是在我酒醉后的眼泪中，才能依稀看到我过去拥有的理想之花的影子。这个局面，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未来。
……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甚至是和某一可恶的邻国或某一地区打一场战争，自己奔赴前线，也不是没有血洒疆场的可能；甚至去经商；去办一本一直想办的杂志；成为一个体育记者；迎合世界潮流，自己不再隶属于哪一个电视台，却依然做着主持人的行当，这种可能也是极大的。还有包括连我自己都不情愿的从政之路都在可能发生的行列中。
生命就是如此离奇，当我面对未来十年，面对自己的人生之路，各种可能奔涌而来，面对这诸种可能，只能如歌者唱的一样“让生命去等候，等候下一个漂流”。
仿佛有些消极，但的确有些事情不是能轻易控制的，属于你的自然会来，不属于你的强求也无用。也许每一个人，不光面对世事，即使面对未来的生命，也必须保有一颗夹杂着感激的平常之心。
这一切，都只是从一个微小得不能再微小的个体生命出发，去做着种种设计，但谁又能够如此自主？五十年前，四亿多中国人随着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挥手走进了新中国，也许他们对自己的未来也都有着设计吧？可新中国接踵而来的一系列事件像一列大型的过山车，将无数中国人的人生曲曲折折地抛上抛下，直至近二十多年才慢慢进入一个相对平缓的轨道之中。试想，在这剧烈摇动的过山车中，我们谁能够记住当初的梦想当初的设计，谁又能平静地保持着自己的节奏，步步按牌理出牌呢？
我真的希望能有一种魔法，让我们接受了以后就沉沉睡去，很久很久之后，我们在一片清晨的和风中醒来，鸟儿在林中欢快地叫着，绿色的丛林中有一种湿润的雾在缓缓地飘移，人群中涌动着一种和善温暖的气息，人们的脸上没有刻下沧桑的皱纹，没有算计别人的心计，没有经历过苦难的愁容。醒来的我们在经历了最初的茫然、不确认和手足无措之后，终于开始相互击掌庆贺：一切苦难都已过去，原来在我们梦想中的世界就在我们眼前。
我不知道，这样一个梦想时分会需要我们付出多少沉睡的时光？
我们现今正行走的人们怕是没有这样沉睡的权利，但很多年后诞生的孩子们也许就是幻想中的沉睡者吧！想一想多年以后他们在人间醒来的样子，我就说不出的羡慕和快乐。
我知道，我们这几代人是注定要继续在痛苦与快乐的情感中前行并奋斗。不管生命有多少种可能，我们终将是做铺垫的一代，但是，为了孩子，为了今日痛并快乐的共识，为了一种手拿接力棒的神圣感，我们只能选择对着未来说：是的，我愿意！

文摘

生命故事：别问人生是什么

我相信，在我的这本书中，生命这两个字出现的频率一定很高，这并不是因为我的刻意，而是这两个字每天都会莫名其妙地走进我的脑海里几次。
我的工作是和人打交道，尤其采访“东方之子”，一句“浓缩人生精华”，更是要求自己必须像个看客，看一个又一个采访者如何在生命的舞台上触目惊心地演出着。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富于变化的。自己年轻时很单纯，曾经以为对生命知之甚多，随着自己的成长，随着眼前别人生命故事的接连上演，生命到底是什么，已经越来越是个疑问。
虽是一个看客，看着别人在舞台上演各种各样的生命故事，却不会总是一味地鼓掌或叹息，毕竟自己也是个演员，也在自己的生命舞台上翻滚与挣扎。有些生命的故事是相通的，而有些又太过不同，但正是在这很多的不同之中，我们明白了生命的万千可能。

季羡林
住在北大朗润园的季羡林老先生，作为学者写成的那些专著，我们绝大多数连听说都没有听说过，即使听说过，打算拿来一读怕也是读不懂的。但这并不妨碍文化人会把季老当做一面旗帜。因为读不懂的是他的专著，而更深刻却容易读懂的是他生命中的无数故事和人生态度。
有一年北大开学，一个外地的新生入校，拿着大包小包，走进校园后，实在坚持不住了，便将行李放在路边，正在为难之际，见前面来一布衣老者，于是请求老者帮自己看一会儿行李，老人爽快地答应了。这位新生如释重负地去办各种手续，很长一段时间过后，新生回来，老人仍在尽职尽责地看守着行李，谢过，两人分别。
又隔几日，北大召开开学典礼，这位新生惊讶地发现，在主席台上就座的北京大学副校长季羡林，正是那一天为自己看行李的老人。
我一直不知道，那一瞬间，这名新生的感触是什么，但我想，对于季老来说，那件事已是很自然地忘记了吧？
多年以后，又有一个美丽的故事在季老和学生中间上演。
新学期，一群年轻的学子相约着在一个中午去朗润园看望季老，到了门口，却开始犹豫：正是中午时分，会打扰了老人的休息吧？于是左思右想，终于有了主意，众多学子用一根树枝，在季老家门外的土地上，留下各自的问候话语，然后欢快地离去。
这是我在北大听过的最美丽故事之一，而把这个故事上演给季老是一种后辈给前辈的尊敬。已经不太知道，年轻时的季羡林是一种怎样的性格，但到了晚年，季老总是平静的，即使在夫人和女儿相继去世之后，我见到的季老，依然没有把那份忧伤写在脸上，平静中有了一种对生命中酸甜苦辣滋味的超越。
但季老的内心真的是平静的吗？尤其在中国，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经历了这个百年。
听一位北大的朋友讲，在北大百年那一个喧闹的庆典之中，常常见到已是八十七岁的季老一个人在树林中或是未名湖畔，一坐就是几个钟头。
这个时候的季老是平静的吗？

启功
我们都习惯于把启功的全名理解成“爱新觉罗?启功”，但他自己却坚决不这样认为：“有人给我写信来，信封上写着：爱新觉罗?启功，那我瞧都不瞧。有的时候我告诉人说：查无此人。你要到公安部查全国的户口，没有一个叫爱新觉罗?启功的。”
我们习惯把启功先生理解为大书法家，但他自己似乎并不这样认为。
“一位老长亲要我的画，他第二句话就说：你别落款，让你的老师给落上款。这下子给我的刺激很大，我这字不行啊！他不要！这样子我就发愤练字，干吗呢？就为在画上能题上字好过得了关，及格。多年以后，……书法家协会主席退了，我有事正在上海，协会缺席判决：让启功当主席，这下子又给我增加了一点儿虚名。事实上，我那字没当上主席时还好点儿，现在当上这主席，大伙都要求给写字，这一下子就成了大路货了，都是伪劣产品。”你看，启功老先生就是这样，你说一他偏说二,以让人接受的小恶作剧为乐，你指东他偏指西的一个被采访者。按理说，这样的被采访者是最糟糕的，但启功先生却是我最喜欢的被采访者，因为他正是通过幽默以及把人们看重的东西看淡来体现着一种深刻。
启功老先生的幽默出了名，路遇学子，人家问他最近怎样，他答：“不好，鸟呼了。”众人不解，启功老先生解释：“一场大病，差一点乌呼了，鸟字不是乌字差一点吗？”
众人皆乐。
我采访完先生之后，启功老问：“什么族？”我答：“蒙古族。父亲蒙古族，母亲汉族。”启功老一乐，接着双手举上头顶，手指却耷拉着，我不解，启功老又一乐：“咱俩一样，纯种狼狗耳朵都立着，不纯的耳朵才耷拉着。”
于是我们开始一起乐。
但是也有启功先生乐着说，我却怎么也乐不起来的事儿。
有一天半夜，启功先生突然胸口发闷，憋醒了，以为是心脏病，这下子坏了：“还有什么重要的事呢？我想要有就写下来点儿，假定叫遗嘱吧！总得有点儿内容有点儿题目，想一想，也没什么事，这样就睡着了！”
启功老是睡着了，但他讲过的这件事却让我睡不着，加在启功先生身上的盛名实在是太多了，但夫人多年前就已去世，加上没有子女，于是让一个国宝夜半时分醒来一个人孤独地想后事，这种感觉实在不好，幽默有的时候是喜剧，有的时候未必。在每天快快乐乐的启功先生面前，我总是觉得：笑容有时和严肃离得很近。正如他的好朋友张中行先生所说：“如果仅仅看到（他的）幽默就会上当，他风趣的后面更多的是严肃。”

张岱年
采访张岱年老先生之前，他年轻时的为人与处世方式给我留下了狂傲的印象。
初中毕业时就写下了终生志愿：“强中国，改造社会，成或败，退隐山林。”
十九岁考上清华大学，因不愿意军事训练而退学，后又上北师大，喜自学，不爱听课。
二十多岁时，胡适在中国文化界可谓一棵参天大树，但张岱年先生敢于对胡适先生的某些观点提出全面批判，让人看出后生的勇气来。
带着这些年轻张岱年留给我的印象，我走近了老先生。他的家中面积很小，书占去了大部分空间，物品摆放杂乱无章，家具陈旧而不讲究，中秋时的月饼时至寒冬还在家中放着。由于家中无洗澡设备，因此必须去公共浴室，但年已过八旬，腿脚不便，洗澡成了他们老俩口最担心的大事。
而坐在我面前的老先生早已不是当年后生可畏的张岱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历尽坎坷，性格早已外圆内方。
有时老先生一句话要重复个两三遍，对人的态度多少有些谦恭，早年的那个张岱年是不见了。面对这种变化，我的心不停地下沉，因为我知道，变化的原因不是年龄，而是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对他的冲击和洗礼。
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一些熟人见面如同不相识。
文革中住房被换成小的，不敢违抗，于是卖掉四平板车的书，又卖掉一个书桌。
1958年被下放劳动，农民对他表示同情，让他感慨万千，同时反思：自己遭受厄运是自己狂傲不慎所致。
文革中参加劳动，由于喝水不易，养成早饭后喝一杯水，午饭前一大杯，午休后一大杯，晚饭前一大杯，其余时间不喝水的习惯。
年轻时希望自己成为学术大家的希望也终于破灭，开始得过且过。
……
改革了，开放了，张岱年如同经历了漫长的冬眠，终于开始慢慢地复苏，重新走上学术之路。但年轻时的那份傲气却在岁月的冲刷之下荡然无存，谁还能够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采访结束，老先生和夫人（冯友兰先生的堂妹）下楼来送我们，张老脚踏布鞋，身上穿件蓝呢大衣，这是他1955年置下的家私，但我仔细观察后发现，上面只剩下一粒扣子。
我说了一声“保重”，然后与老人分别，至今未再见面，不知洗澡问题有没有好好地解决。

杨振宁
一个科学家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这不太好下结论。但与杨振宁交谈，却很容易找到一种面对大师的感觉。这恐怕是杨先生所关注的问题和好多有关他的故事，都已超越了科学的范畴。
不太肯下定论，但相信以下这句话是出自杨先生之口：“物理研究到了尽头就是哲学，而哲学研究到了尽头就是宗教。”我想能拥有这份感悟的科学家，关注点当然不会只在科学本身。
1977年1月30日晚，在以杨振宁先生为会长的全美华人协会和美中协会举办的欢迎邓小平副总理的晚宴上，杨振宁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说道：“邓副总理的访问是近代史上一个具有分水岭性质的发展，国际关系从此开始新纪元。”
相信熟悉他的人不会为他讲出这番有穿透力的言语感到惊奇，因为早在1971年，中美关系刚刚解冻，杨振宁先生就成了来华探亲的第一位美籍华人。争得这个第一，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一种夹杂着历史分析后的勇气。
在这个世界上，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科学家非常多，但如杨振宁般远远超越科学达到另一个高度的大师并不多。也许话还可以反过来说，也许正是视线超越了科学的范畴，杨先生才在自己的本专业上获得了那么大的成功。
和杨振宁有关的故事中，最让我难以忘怀的还是他和邓稼先的故事。邓稼先是我国的两弹先驱，他和杨振宁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但各自的道路却迥然不同。
七十年代初，当邓稼先告诉杨振宁，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的研究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时，杨振宁激动得热泪盈眶，不得不去洗手间整理面容。
当我采访杨振宁先生时，邓稼先已经去世很久，我陪着杨先生和夫人去八宝山为邓稼先扫墓，当然所谓的扫墓只是把骨灰盒从架子上拿下来，然后拂去上面的浮土，但杨振宁先生却做得极其认真，当骨灰盒上的浮士被他细心拂去后，我觉得，拂去的还有历史在他们两人友谊之间制造的距离。
如此密切的一对朋友，却有着两条迥异的人生道路，而赢得的尊敬却是一样的。只不过，杨先生一生都在面对鲜花和掌声，而邓稼先却更多的时候是默默地做事，在人生终了之后才面对永远的尊敬。
不过对于他们两人来说，真正永恒的是友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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