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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自然:人类的身世与未来(第三种黑猩猩)[平装] | |||
科学与自然:人类的身世与未来(第三种黑猩猩)[平装] |
《第三种黑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编辑推荐:英国科普图书奖最佳图书!
《洛杉矶时报》书奖最佳科普图书!
《枪炮、病菌与钢铁》《崩溃》作者、普利策奖得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人类大历史三部曲”序曲!
“妙趣横生,风格生动,我们不由得开始思考人类的演化和身世之谜:我们从哪里来?又将走向何处?
——《纽约时报书评》
“《第三种黑猩猩》这本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爱德华·威尔逊(美国国家科学奖得主、哈佛大学生物学教授)
作者:(美国)贾雷德?戴蒙德 译者:王道还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国家科学院院士,是当代少数几位探究人类社会与文明的思想家之一。
戴蒙德的研究使他获奖无数,包括美国国家科学奖、美国地理学会伯尔奖、泰勒环境贡献奖、日本国际环境和谐奖和麦克阿瑟基金会研究基金。
《第三种黑猩猩》是戴蒙德教授第一本为知识大众写的书,也是他首次获得英国科普图书奖的作品。书中的一些重要论点,在其后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以及《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中做了更完整的铺陈,被合称为“人类大历史三部曲”。
译者序 究天人之际
绪论
第一部 不过是另一种大型哺乳类罢了
第一章 三种黑猩猩
第二章 大跃进
第二部 奇异的生命循环
第三章 人类性行为的演化
第四章 婚外情的逻辑
第五章 择偶的逻辑
第六章 性的选择与人类起源
第七章 死亡与老化的奥秘
第三部 人为万物之灵
第八章 语言的演化
第九章 艺术的自然史
第十章 农业:福兮祸之倚
第十一章 为什么麻醉自己——烟、酒与毒品
第十二章 深邃的寂寞
第四部 世界征服者
第十三章 人类史的新面貌:世界村
第十四章 问苍茫大地,谁主浮沉
第十五章 印欧语系扩张的故事
第十六章 “原住民”问题:族群冲突
第五部 日中则仄
第十七章 天人合一的迷思与理念
第十八章 哺乳类大灭绝:新世界的故事
第十九章 更大的危机:生态
跋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扩充阅读
贾雷德?戴蒙德:从一名野鸟观察者成长为一位出色的生物地理学家
究天人之际
早在1863年,比较解剖学家赫胥黎(1825—1895)就发表了《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指出猿类的解剖构造,与人类比较相似,与猴类的差异较大。现代遗传研究,也发现人类与非洲大猿(大猩猩、黑猩猩与波诺波猿)非常类似。尤其是两种黑猩猩(过去波诺波猿叫做“倭黑猩猩”)基因组与人类的差异不过1.6%。因此,人类便是“第三种黑猩猩”。三种黑猩猩的遗传差异那么小,表示各自独立后的演化史非常“浅薄”,据估计,大约在700万年前,人类才分化出来,走上独立演化的道路。
但是,人类演化史的大关大节,只有“化石证据”能够透露。
根据19世纪前半叶得到的一个“定律”,与现生物种有关的化石种——也就是现生物种的祖先——通常在现生物种出没的地区出现,达尔文推测非洲可能是人类进化的摇篮。果不其然,这个预言被证实了,考古人类化石在南非与东非纷纷出土,令人眼花缭乱。现在学者反而“抱怨”:上课讲义与教科书得经常更新才成。
人类的演化史,分好几个特色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猿类是在中新世(2400万年前到500万年前)演化出来的。大约到了中新世晚期开始的时候(约1000万年前),猿类已经是灵长类中十分兴旺的一个家族,种类繁盛,分布广泛,欧亚非各地都有它们的踪迹。可是好景不长,自800万年前起,猿类大量灭绝,留下的化石也极为稀少。现代猿类像是个破败家族的孑遗子孙。人类祖先就是在这个猿类衰亡史的背景中出现的——人类似乎是猿类演化的新出路。目前我们对于最早的人类祖先,所知有限,一方面由于化石稀少,另一方面由于人和猿的相似程度太高了,即使发现了“最早的”人类祖先化石,学者也不见得能分辨出来。
我们知道得最清楚的早期人类祖先,是著名的阿法南猿“露西”,大约生活在350万年前的东非。他们的脑容量与黑猩猩差不多,体型比黑猩猩稍小,能够直立行动,但是手脚的解剖构造,仍呈现树栖的特色。南猿这群“人科”动物,展现了旺盛的模化活力。他们在东非与南非,演化出许多种类。300万年前到100万年前之间,非洲至少有两种以上的“人”同时生存,包括“南猿属”与“人属”,他们的栖境可能有重叠之处。现在我们是地球上惟一的“人”,在一起生活。现生大猿的栖境,彼此隔绝,从来没有做邻居的经验。
人类为何能从猿类中脱颖而出?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即使人类已经独立演化了几百万年,从“露西”身上我们也很难侦查到什么“人性”;没有证据显示他们会制作工具,从他们的两性解剖学判断,他们的社会组织不会与大猿相差太多。所以有学者提议:他们只不过是“直立猿”,因为他们与大猿最显著的不同,就是直立行动的姿态与生活栖境。在学术史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觉悟”,因为直到20世纪之初,对人类演化有兴趣的学者仍以为,人类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文弱物种,凭着优越的大脑,斗智而不斗力,才能成为万物之灵。
因此他们期盼的人类祖先化石,是一种脑子大得异常的动物。难怪所有今天有名的人类祖先类型,当初多数学者都认为他们充其量只是人类系谱上的“非主流”,只因为南猿的脑量与大猿差不多(400CC),而北京人(一种直立人)的脑量,平均1043CC左右(现代人平均1500CC)。
其实直立猿(人类祖先)所以能够“走出去”,脱离传统的大猿栖境,别开生面,另创新局,全仗直立的姿态。今日世界上只有4种大猿,非洲3种,亚洲1种(红毛猩猩),全都生活在热带森林中。红毛猩猩几乎可以终日待在树上而不下地。大猩猩因为体重的缘故,无法在树上活动,仍然居住在丛林中。中新世晚期以来,地球温度长期趋冷,热带雨林面积缩减,猿类的生活空间缩小了。学者推测这是猿类失落的主因。
更重要的是,直立姿态几乎全面地牵扯了猿类身体的基本结构,骨盘、脊椎不用说了,连胎儿的发育模式都受影响。因为直立的姿态使得女性的骨盆腔缩小,所以胎儿也许不足月就必须提前出世;提前出世的胎儿,由于不再受子宫环境的束缚,也许反而能“自在”地发育。人类大脑发育的特色,就是出生后还能继续以同样的速率增长,而猿类出生时大脑几乎已经发育完成。换言之,人猿脑量的差异,不过是发育历程的差异决定的。
因此我们虽然不清楚当初人类祖先“出走”的肇因,直立的“结果”却是深远的,例如人类自豪的大脑,就是直立姿态的“副产品”。但是,人类演化史上,大脑、文化业绩与物种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有什么“逻辑”可言。首先,大脑的确有逐渐增大的事实,但是却没有在文化史上激起相应的发展。例如旧石器时代“早期”分前后两期,分别持续了100万年。前期从250万年前开始,石器制作的技术、形制一直没有变化。直到150万年前,新的石器类型才出现,即“手斧”,于是“旧石器时代早期”进入了后期。可是这150万年间,人类体质却经历了好几个“物种”层次的演化(南猿——巧手人——直立人)。也就是说,新的体质类型出现的时候,并非总是伴随着新的文化类型。似乎文化发展总是慢半拍,落后于体质类型的演化。
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的关系,由于考古资料丰富,更凸显了这个现象。尼安德特人化石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1859年)之前就已经发现了,他与现代人的关系一直是古人类学争论不休的焦点。典型的尼安德特人,生活于12万年前到3万年前的欧洲与西亚。他们比现代人身材稍矮,体格粗壮魁梧,脑容量已达到现代人的标准,但是头和大脑形态与现代人稍有不同。尼安德特人的前额低矮,脑颅的前后轴线较长。比较起来,现代人天庭饱满,额叶比较发达,颅顶较高,前后轴线较短。从神经心理学的证据来看,额叶涉及高等心智功能,是认知系统中组织、综合、判断的中枢。看起来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应有神经心理学的差异。(这不只是作者强调的:尼安德特人也许没有现代人的说话能力。)但是十几万年前,现代人的祖先刚在非洲出现时,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新奇的文化创作,即使有也是零星地在中东地中海海岸地区,现代人祖先与尼安德特人曾经生活在同一地区,共享同样的文化。直到4万年前尼安德特人灭绝的前夕,现代人似乎才发展出新奇的文化类型(旧石器晚期文化)。也许,因为现代人发展出了新奇的文化,所以有能力驱使尼安德特人走上灭绝之路。
这个事实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体质演化似乎与文化创作没有关系?作者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因为作者不是“正统的”人类学家。在精神意趣上,作者可说是“今之古人”,以传统“自然史”发展之路透显人性的根源——这才是本书的特色。20世纪初学院派人类学正式在学术社群中生根,可是传统的“人类自然史”(“人类学”的本义)架构却解组了:生物的归生物,文化的归文化,好端端一个人类学搞出了“两个文化”,不仅不通音讯,甚至分庭抗礼、对立攻击。
事实上,我们人类的确是自然孕育的“怪胎”,我们从自然来,可是又与其他动物有别。人类自然史一定是一门“究天人之际”的学问,必须解答“人性”起源的问题。在人类500万年以上的演化史上,我们认得出的“人性”最近几万年才出现,而我们现在对“人性”的理想与期望,是这1万年才发展出来的。因此,不仅深入人类的生物学背景,是理解与凸显“人性”特征的重要钥匙,人性“发展”的秘密也不可轻易放过。否则,有的社群几千年前就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有的社群到了19世纪仍处在石器时代,如何解释? 本书对于当前的重大议题,如两性关系、族群关系、生态问题,都有重要的睿见,关键在此。人类的“性行为”决定了社会组织的方式。人类是惟一遍布全球的物种,一方面获得了充分的“人性”实验空间,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导致“族群问题”。人类近1万年的历史,以族群扩张与冲突为基调,可是充满血泪的历史剧,进一步分析后,反映的竟然只是“生物地理”的宿命。族群扩张其实还有更深刻的面相,塑造了人文世界的荣耀与隐忧:发展普遍人伦理想以及恣意剥削自然。
总之,作者的关怀与结论固然动人有力,他讨论问题的路数(自然史),更值得欣赏。作者的多重身份,更令人玩味。戴蒙德受过生理学博士的训练,专业领域为肠道的吸收机制,在大学医学院教授生理学,并以生理学研究的成绩,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可是他也是一位田野生物学家,精心研究了新几内亚以及热带太平洋各岛屿的鸟类生态与演化。他的丰富调查经验,又让他涉足环保事务。
戴蒙德呈现在本书的观点与希望中,新几内亚都扮演了关键角色。这是他第一本为知识大众写的书,1992年出版了本书中的重要论点,又在1997年出版的两本书中做了更完整的铺陈《枪炮、病菌与钢铁》、《性趣何来》。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现在,我要将本书的几个主题综合一番,凸显它们的有机联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回顾人类在过去300万年的兴盛史,是方便的法门——最近人类历史发生逆转的迹象我们也会注意。
我们的祖先在动物界第一次显得有点卓尔不群,是在250万年前,因为那时他们开始制作石器——尽管极为粗糙——学者在非洲已经发现了许多标本。从发现的石器数量看来,当时石器已经是人类日常生活用品,扮演重要的角色。非洲大猿——我们最亲近的亲戚一中,波诺波猿与大猩猩不使用工具,黑猩猩偶尔制造一些极为原始的工具,但是从来不依赖那些工具生活。
可是,人类制造的那些粗糙工具,并没有使人类一步登天,成为动物界的“万物之灵”。即使人类已经会制作石器,仍然继续在非洲生活了15()万年。150万年前,人类“走出去”,进入欧亚大陆比较温暖的地带,成为三种黑猩猩中,分布范围最广泛的一种——不过比狮子仍差得远。人类的工具,进步的速率只能以蜗牛形容,从“极为粗糙”演变成
“非常粗糙”。到了10万年前,至少欧洲与西亚的人群——尼安德特人——常规性地使用火。可是在其他方面,那时的人类仍然不过是—种大型哺乳类罢了。什么艺术、农业,以及高级技术,影子都没有。那时人会不会说话?不知道。会不会吸毒?不知道。现代人类的奇异性行为(性习惯与生命循环)已经出现了吗?不知道。但是尼安德特人很少活过40岁,因此女性也许还没有演化出“停经”。
人类行为的“大跃进”,最明确的证据大约在40000年前突然出现在欧洲,正巧那时与我们形态完全一样的现代人也出现了——他们在非洲演化出来,经过中东,进入西欧。从那时起,我们开始展现艺术创作、以专门化工具为基础的技术、地域性的文化差异,以及与时俱进的文化创新。这个“大跃进”无疑是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发展出来的,但是那必然是个快速的过程,因为10万年前现代人已在南非出现,从他们遗留的洞穴遗址看来,他们仍然是“很有潜力的黑猩猩”罢了。无论肇因是什么,“大跃进”必然只涉及我们基因组中的一小撮基因,因为我们与黑猩猩的遗传差异,只有1.6%,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早就演化出来了。如果硬要我猜测人类行为“大跃进”的肇因,我会认为“语言”扮演了重要的催化剂——我指的是现代人的语言能力。
虽然我们通常认为克罗马侬人是第一种配得上“万物之灵”头衔的人,他们也展现了两种特征——自相残杀与破坏环境——种下人类当前处境的祸根。即使在克罗马侬人演化出来之前,人类头骨化石已经可以鉴定出尖器刺穿的痕迹,或打破颅底摘取脑子的迹象——谋杀、食人的证据。克罗马侬人出现不久,尼安德特人便突然消失(约3万年前),意味着“灭族屠杀”当时已经极有效率。我们摧毁自己的生存资源,也有极高的几率,例如5万年前人类进入澳大利亚,结果几乎所有大型动物都灭绝,而旧世界(非洲与欧亚大陆)一些大型哺乳类也因为人类日益精良的狩猎技术,分别遭到赶尽杀绝的命运。如果在其他的太阳系,自毁的种子与先进文明的兴起也有那么密切的关联,那么我们与飞碟的“第三类接触”至今仍是好莱坞梦工厂的题材,就容易理解了。
大约10万年前,最后一次冰期结束了,人类超越其他动物的速率增加了。我们占领了美洲,正巧发生了一场大型哺乳类大灭绝——我们也许是元凶。不久,农业兴起了。再过几千年,第一份书写文件出现了,人类进入“历史时期”,于是我们技术发明的步伐,开始有记录了。同时,历史文件也显示:我们早已习惯于吸毒,攻城灭国,杀人盈野成为常态,甚至受到钦羡、歌颂。栖境破坏开始导致许多社会倾颓,最早的波利尼西亚人与马尔加什人在大洋海岛上造成物种大灭绝。自公元1492年起,会认字写作的欧洲人纵横四海,寻幽探胜,足迹遍布全球,留下了详尽记录,我们得以追溯人类的兴亡。
最近几百年间,我们发明各种技术,将无线电讯号送人太空,也能让全人类一夜间粉身碎骨。即使我们能够自制,不按下那“要命的电钮”,我们攫取地球生产力、消灭物种、破坏环境的速度已经加快,而那种速率不可能维持到另一世纪。说到这里,也许你会抗议,因为环顾四周,的确看不见什么迹象,显示人类历史已经濒临“亢龙有悔”。事实上,见微知著,只要你仔细看,迹象就会跃然眼前。饥馑、污染,与破坏性的技术都增加了;可耕农地、海洋食物资源、其他自然产物、环境消纳人类废弃物的能力,都在下降。更多的人掌握着更强大的技术,竞争越来越少的资源,得有一方让步。
那么,会发生什么?
悲观的理由不少。即使地球上所有人类现在就消失了,我们对环境已经造成的破坏,会让环境品质继续恶化下去,至少几十年。无数物种濒临绝种,因为他们的族群数量已下降到难以恢复的地步。尽管历史上有许多人类族群自毁的案例,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宝贵的教训,许多人仍然独持偏见,反对控制人口数量,反对保护环境。其他人加入破坏环境的行列,不是为了私利,就是无知。甚至有更多的人,每天糊1:1都有困难,保护环境云云,无异天方夜谭。这些事实加起来,等于告诉我们:毁灭列车的动量,已达威猛难挡的地步。换言之,我们人类也已濒临绝种。虽然一息尚存,但与“活死人”无异,我们的前途,与另外两种黑猩猩一样黯淡。
这个悲观的前景,维希曼(Arthur Wichmann)以一个讥讽的句子,捕捉到了其中的精义——那是1912年,不过是在另一个脉络中。维希曼是荷兰探险家、大学教授,他花了10年写了一部——三巨册(1198页)——《新几内亚探险史》。他搜罗了所有关于新几内亚的文献,从早期通过印尼传出的消息,到19世纪与20世纪初期的西方探险记录与报告,凡是他找得到的,都仔细整理过。他逐渐明白:尽管探险家前仆后继,可是他们却一再重复前人的愚蠢错误:以夸张不实的成就傲人,拒绝承认酿成灾难的疏忽,无视前辈的经验(以致重蹈覆辙),结果是一连串不必要的折磨与死亡。维希曼非常失望,于是预测:未来的探险家会继续重复前人的错误。他用以总结全书的最后一句,充满激愤:“什么都没学到,什么都忘掉。”(Nothing learned,and everything forgotten!)
我提到过许多理由,足以让人对人类前途持同样嘲讽、激愤的态度。但是我却认为:我们的处境,并不是毫无希望。我们的问题,全是自己造成的,解铃还需系铃人,因此解决那些问题,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尽管我们的语言、艺术、农业并不独特,我们能从前人(时间)与别人(空间)的经验中学习教训,这个本领使我们成为动物界独一无二的物种。让人心怀希望的迹象中,有许多实际广受讨论的政策,只要实行就能避免灾难,例如:限制人口增长,保护自然资源,以及许多其他的环保措施。许多政府为了解决某些问题,已经依据这些明白可行的政策草拟对策。
举例来说,对环境问题的意识已经提高与扩散,环保成为政治议题。开发商不再总是赢家,短视的经济论证,不再总是赢得支持。许多国家最近几十年降低了人口增长率。灭族屠杀虽然没有绝迹,但是通讯技术普及后,至少有消泯传统仇外心态的潜力,因为此后不易再将异域不同种族视为“次人类”。1945年,原子弹在广岛、长崎上空爆炸,那时我7岁,因此对于核毁灭的迫切危机感,记忆犹新。(那种感觉在知识界持续了几十年。)但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核武器没再动用过。核毁灭的风险现在似乎空前的遥远——自1945年8月9日以来。 1979年,我开始担任印尼政府的顾问,负责在印尼属新几内亚(Irian Jaya,伊里安查亚省)规划自然保留地系统。表面看来,印尼似乎不是个有指望的地方,你也许因此会认为:想在那儿保留我们日渐缩减的自然栖境,只好死马当活马医,不过尽人事罢了。热带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问题,印尼是个范例,不过情况更严重。印尼人口超过1亿8000万,世界排名第五,可是贫穷得很。那里人口不断增长;几乎一半人的年龄在15岁以下。有些省人口密度特别高,于是向人口少的省——如伊里安查亚省——“输出”Xn。那里没有成群的观鸟人,没有广泛串联的地方环保团体。印尼以自然资源赚取外汇,除了石油与天然气,最大宗的出口物品是原木——从原始热带雨林砍伐来的。
为了这些理由,也许你不会期望印尼政府会认真把“保护自然与生物资源”当作国家优先施政的目标。我第一次到伊里安查亚省,十分怀疑能搞出什么有效的保护计划。幸运的是,“维希曼式”的嘲讽证明错了。多亏了一小群印尼环保信徒的领导能力,伊里安查亚省20%的面积现在已划入自然保留地系统。那些自然保留地并不只是纸面上的。我的工作展开后,我很惊讶也很兴奋地发现:有些锯木厂关门了,因为自然保留地禁止伐木——并有公园管理人员巡视,还草拟了管理办法。所有这些措施,并不源自理想主义,而是冷血计算——正确地认识印尼的自然基础。如果印尼做得到。其他处境相同的国家也能做得到,环保运动发达的富裕国家更能做得到。
解决我们的环保问题,不需要新奇的、还未发明的技术。我已经说过,解决方案都是明白不过的,有些政府已经采用了一些解决某些问题,我们需要的是:更多政府更全面地施行配套方案。许多人认为普通公民无能为力,但是那不是实情。许多造成物种灭绝的因素,近年来公民团体可以缩小它们的危害幅度,例如商业捕鲸,猎杀大型猫科动物(做毛皮大衣),进口野外抓来的黑猩猩,这只是几个例子。事实上,在这个领域一般公民只要捐献少量金钱就能产生重大影响,因为所有环保团体目前的预算都不充裕。举例来说,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支持的所有灵长类保护计划,一年的预算合计不过几十万美金。多1000美元,也许就能多支持一个计划,拯救一种濒临绝种的猴、猿或狐猴,不然它们的命运就给忽略了。
虽然我的确认为我们面临了严重的问题,而且解决方案的效果并不明确,我仍然审慎的乐观。甚至维希曼激愤的“最后一句话”也证明错了。维希曼的书出版了之后,到新几内亚探险的人,都从前人的经验中摄取了教训,不再重蹈覆辙,重复前人的愚行。对于未来,更适当的一句格言,不是维希曼的,而出自政治家俾斯麦的回忆录。他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之前,沉思身边的世界,的确有理由嘲讽、讥刺。俾斯麦智力超卓,身居欧洲政局核心达几十年,亲眼目睹了许多重蹈覆辙的例子,其不可原谅的程度,以及无谓的生命财产损失,比起新几内亚的早期探险史,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俾斯麦仍然认为写作自传、向历史学习是值得的,他的献辞是:“留给我的子女、儿孙,愿他们了解过去,有备于未来!”
本着此精神,我也将本书献给我的孩子,以及他们的世代。我们要是能从我所追述的人类史中学习教训,我们的未来可能会比另外两种黑猩猩光明些,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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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动物界的地位,大体而言,学者早已确定,不知有多少世纪了。我们无疑是哺乳类,哺乳类的特征包括身体有毛发覆盖、哺乳等。在哺乳类中,我们属于灵长类,灵长类包括猴与猿等大类。我们与灵长类其他成员有许多共同的特征,例如指(趾)甲扁平而没有形成爪、有抓握能力的前爪、大拇指可以与其他手指对立、下垂的阴茎(而不是贴近腹部),这些特征大部分其他哺乳类都没有。早在公元2世纪,集西方古代医学大成的盖伦从动物解剖经验中,已经正确地推定了人在动物界的地位,他发现猴子“无论在内脏、肌肉、动脉、静脉、神经,还是在骨骼形态上,都与人非常相似”。
在灵长类中,我们也很容易找到人类的地位,我们很明显地与猿比较相似,与猴的差异比较大。我只要指出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够了:猴子有尾巴而猿没有,我们也没有。猿这群灵长类中,长臂猿是最特殊的,它们体型小、手臂长,又叫小猿;其他的猿,如红毛猩猩、大猩猩、黑猩猩及波诺波猿都是大猿,它们彼此有很近的亲缘关系,与长臂猿比较疏远。但是想要进一步厘清我们与猿的关系,却非常困难,这也是始料未及的。这个问题还在科学界引发了热烈的辩论,论战围绕着三个议题:
一、族谱:人类、现生猿类与化石“猿人” (类似猿的人:指人类的祖先)之间的亲缘关系是怎么样的?举例来说,要是我问你:“现生猿中,哪一种与人的关系最密切?”你怎么回答?
二、不论哪一种现生猿与人类的关系最密切,人与那一种猿的最后一个共祖,在多久以前仍然活在地球上?
三、我们与关系最近的猿有多大的遗传差异?
起先,我们很自然地假定:比较解剖学早已解答了上面第一个问题。我们与大猩猩、黑猩猩特别相像,可是又与它们有明显的差别,例如我们的脑容量比较大、我们以直立的姿态行走、我们的体毛极少,其他还有许多差异,不过不是那么一目了然。然而,要是我们观察得仔细一点,这些解剖学事实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答我们的问题。同样的解剖特征,学者赋予不同的意义;而不同的学者,强调的解剖特征也可能不同。于是有的学者认为我们与亚洲猿(红毛猩猩)的关系最近,而大猩猩、黑猩猩是猿类中早就分化出的苗裔(少数派);有的学者认为我们与非洲猿(大猩猩、黑猩猩及波诺波猿)比较亲近,红毛猩猩是猿类族谱上最早分化出的猿(主流派)。
在主流派中,大部分生物学家过去认为大猩猩与黑猩猩相似程度较高,也就是说,它们与人类都不大相似。换言之,大猩猩与黑猩猩还没来得及分化开来,我们就已经与它们分道扬镳了。这个结论反映了常识观点:大猩猩与黑猩猩可以归为一类,它们叫做猿,而我们则是人。不过,另外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我们看来与其他的猿不一样,是因为我们走上了一条独特的演化道路,我们的祖先自从与其他的猿分化之后,就在几个重要的方面发生了变化,例如行进的体态与大脑的容量。而大猩猩与黑猩猩却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变化,与当年的人一猿共祖,模样没什么大差别。如果那是实情,人类可能与大猩猩最亲近,或与黑猩猩最接近,或者三者亲近的程度一样,彼此的遗传距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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