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思想史讲义(第2版)(全新修订)

2013-01-19

利己主义的两种形式不同于功利主义，它们是不重合的，也不是可以互相推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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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思想史讲义(第2版)(全新修订) [平装]

　　《经济学思想史讲义(第2版)》编辑推荐：1.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经典课程讲义，全新修订;2.高屋建瓴，追根溯源;以思想史方法思考和反省经济学，为经济学基本概念寻找知识合法性。

　　作者简介

　　汪丁丁，中国著名经济学家。1953年生于沈阳，成长于北京，祖籍浙江淳安。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理学学士(1981)。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数学与控制理论专业理学硕士(1984)。美国夏威夷大学经济系经济学博士(1990)。

　　曾任教于香港大学和德国杜伊斯堡大学。现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及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东北财经大学行为与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并担任《财经》《新世纪周刊》及“财新传媒”学术顾问。

　　著作包括《经济学思想史讲义》《制度分析基础讲义》《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串联的叙事》《盘旋的思想》等20多种。教学研究广泛涉及经济学思想史、制度分析基础、行为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演化社会科学等重要的前沿学科领域。

　　第一讲(上)：日常生活与经济思想003

　　第一讲(下)：物质活动与精神诉求029

　　第二讲：思想史方法引论051

　　第三讲：善与幸福071

　　第四讲：财富与效用103

　　第五讲：情感与灵魂139

　　第六讲：价值理论179

　　第七讲：成本、收益和利润213

　　第八讲：价格与货币241

　　第九讲：一般均衡293

　　第十讲：社会正义329

　　第十一讲：情境理性359

　　第十二讲：总复习411

　　附录一：经济学思想史期末考试样题一429

　　附录二：经济学思想史期末考试样题二431

　　序言

　　学术与学术思想史

　　面对人类所积累的知识的整体，每一位愿意独立思考的学生都可能问他/她的老师：我凭什么相信你讲授的这一课程所代表的极细小的知识片断是真确的呢?推而广之，在我以有限生命追逐无限知识的过程中，我凭什么相信我所追逐的那一极细小的知识片断不是虚幻的?如果很不幸地，我毕生阅读的核心部分事后表明是虚幻的，我的生命意义是否消失?

　　诸如此类性命攸关的问题，老师们通常不会在所授课程的第一讲里披露给学生，他们担心会压抑了学生的求知欲望。但是，难道老师们可以不允许学生怀疑他们武断地讲授的那些极细小的知识片断吗?难道当代的教育，其宗旨不是要开发学生们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吗?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应回避上列的那些问题。

　　开篇所述的问题，我称之为“知识的合法性问题”，或者，遵循哲学认识论的传统，称之为“知识的定义问题”。柏拉图曾问：什么是“知识”?对柏拉图的这一问，西方学者提供了三种解答：其一，知识是主观观念与客观事实的符合，称为“符合论”;其二，知识是逻辑自洽的观念体系，称为“融洽论”;其三，知识是有根据的确信。这第三种解答其实试图包容前两种解答，故称为“符合—融洽”论。我以为金岳霖先生追求“真且通”的知识论，也属于上列第三种。

　　根据我的观察，学生们及其家长们，由其行为所揭示出来的他们对上述的知识合法性问题的解答，可概括为下列三种：其一，凡时髦的知识，就值得学习和信赖。也就是说，他们为他们喜欢学习的知识片断找到的根据，是社会时尚——因为时髦的知识或许在最近的将来也是可以带来可观收益的知识。其二，凡权威认可的，就值得学习和信赖。也就是说，他们为他们喜欢学习的知识片断找到的根据，是学术权威——因为经过权威认证的知识在未来足够长远的时间里产生的回报或许足以抵消学习知识所支付的成本。其三，我觉得这是笛卡尔在《探究真理的指导原则》里最早阐明了的一种知识态度，即“学究天人之际”的态度。根据这一知识态度，没有什么知识是长期可信赖的，学习知识的目的仅仅在于全面地开发心智，让心智在一切方向上充分涌流。

　　上列三种解答，我向学生们和他们的家长们推荐的，通常是第二种。因为它比较稳妥，不似第一种那样浮躁，也不似第三种那样令人无所适从。换句话说，他们应遵循每一学科的知识共同体长期认可的那些权威认可的标准，凡符合这些标准的知识片断，就具有可以信赖的知识合法性。

　　于是，我们在每一门课程里学习的知识，往往是人类最新获得的知识片断。但为了求证这些知识片断的知识合法性，我们应追溯这些最新知识的学术源流，务求确信它们是出自学术权威或可逻辑地追溯至权威们的思想。

　　学术的主题固然可以而且往往是与最新获得的知识相关的，但学术主题的知识合法性却必须从学术思想史当中求得。我以为，这就是我当初坚持开设一门“经济学思想史”课程的理由。

　　我观察中国和西方各经济学院系所设的课程，有“经济学”，有“经济史”，有“经济思想史”，有“经济学说史”，甚至可有熊彼特所论的“经济分析史”，却似乎没有“经济学思想史”。

　　对经济活动的分析与预测，是经济学的论域。对经济活动的观察和记录，是经济史的论域。对经济活动的思考和反省，是经济思想史的论域。对经济理论的观察和记录，是经济学说史的论域。对经济分析方法的观察和记录，是经济分析史的论域。对经济学的思考和反省，是经济学思想史的论域。

　　阿伦特论证过，思想总是事后发生的，它没有能力预测未来。通常所谓“思想史”的视角，其特征是将研究对象X(一个观念、一项事件、一位作者)置于X由之发生的那一历史情境S内，从而研究者可以理解二元关系{S，X}的意义。

　　经济学思想史是将思想史方法运用于经济学，于是这里出现了许多二元关系{{S，X}}，所谓二元关系的集合。

　　这里收录的讲义，根据我在北京大学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双学位”本科生讲授经济学思想史的录音，由助教丁建峰和部分听课同学整理。在这里，被研究的对象X，可以代表某一经济学家，或经济学的某一基本概念，或某一经济学理论。与X对应的历史情境S，需要根据我自己的理解加以选择。其实，历史从来就是被选择和被建构的。我选择的{{S，X}}，当然也就反映了我的个人偏好。这一讲义，也就成为“我的”讲义了。

　　不论如何，其他人的或我的经济学思想史讲义，这些讲义的汇总，就是我们这一代学者为经济学基本概念提供的知识合法性论证。我曾反复修正过经济学基本概念的清单，现在列出的，或许是最近一次更新的：财富、效用、增长、价值、价格、幸福、正义、自由。

　　应当感谢参与整理了这套讲义的同学们，他们的名字是：

　　丁建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生)、王维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双学位)、韦环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双学位)、刘云波(北京大学元培实验班)、刘泽宇(东北师范大学)、张慧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双学位)、李鑫(中国政法大学)、肖珊珊(北京大学心理系硕士生)、周子尧(北京大学元培实验班)、易如(北京大学环境学院)、赵赛一(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双学位)、袁慧诗(北京大学环境学院)、麻剑锋(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蒋帅(中央财经大学)。

　　读者应当明白，这本讲义是写给本科生的。事实上，我在北京大学讲授的“经济学思想史”早已从本科生课程改为研究生课程。所以，我希望尽快为研究生们撰写一部经济学思想史讲义。

　　文摘

　　版权页：

　　插图：

　　小穆勒的《功利主义》的谬误

　　自然主义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小穆勒，在《功利主义》一书中，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宣称，他从老师边沁那里接受了功利主义的看法。小穆勒宣称，快乐和免除痛苦作为目的是惟一值得欲求的事情。这是功利主义的典型看法，有点像快乐主义(享乐主义)。摩尔指出，把幸福定义为或等同于“陕乐与免除痛苦”，这是亚里士多德早就批评过的看法。

　　利已主义和功利主义

　　幸福是什么呢?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或效用主义者说，幸福是睢一值得追求的目的。但是他们从没有解释过什么是幸福，没有回答亚里士多德关于幸福的问题。摩尔说，我们还需要考察享乐主义的论证通常采取的两种方式，第一种形式是纯粹利己主义的，第二种形式是功利主义的。当然，细致地说，利己主义不应该等同于自私自利主义，亚当·斯密强调使用self interested来表示利己，self interested是自利的、合理的、适度的，是一种自然情感。而利己主义是selfish的，是自私自利的。这两个概念完全不同，自私是过分的利己，违反了中庸之道。不自私或者完全利他又违反了自然情感，所以适度利己是对的。对应于利己主义的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最著名的口号是：所有人的效用之和的最大化是制定社会政策的基础，任何社会政策的制定应当最大化所有人的最大幸福。这就是边沁(Jeremy Bentham)当年的口号。他是当时英国最重要的立法者，强调根据效用主义原则来立法。利己主义，作为快乐主义的一种方式，主张每一个人都应当把追求自己的最大幸福当做终极目标。当然，利己主义学说承认，有时候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手段是靠给别人带来快乐，为了最大化我们自己的效用，我们施合和帮助别人，让别人快乐，这是今天很流行的经济学家基本的对于利他主义的行为，包括雷锋的行为的经济学解释。摩尔把它叫做“另外一种利己主义”，它不同于刚才说的直接的利己主义，只最大化自己的幸福快乐的利己主义。因此有两个利己主义的版本，单纯的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和表现为利他主义的利己主义。当然我们今天还知道第三种利己主义，是正常的或者是“好的利己主义”，就是所谓英文的这个enlightened egoism，不同于selfishness，它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但不是单纯的自我中心主义，而是启蒙了的自我中心主义。为什么叫启蒙了的自我中心主义或者是启蒙了的利己主义呢?因为它考虑到其他人的利益，尊重别人的利益和产权，然后让我们一起来玩这个游戏，一起谋求福利的最大化，这是今天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或者市场社会里边的大部分人所采取的立场，这就是第三种利己主义。它是自然的，是正常的。当然，摩尔没有用这个词。

　　利己主义的两种形式不同于功利主义，它们是不重合的，也不是可以互相推演的。因为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所有人的效用加在一起被最大化，这是功利主义的目的，但是这显然不是利己主义者的目的和行为方式。边沁是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摩尔认为，“边沁关于快乐主义的主张是仅仅以快乐的量为根据的”，这批评很重要。经济学家试图把所有的幸福折合成单纯的量，但事实上，人类行为和人类的物质活动的发展，并不单纯表现为量的增长，而是质的发展。功利主义或者快乐主义仅仅以快乐的量为依据不是正确的论证。边沁说过：“如果快乐的量相等，那么小孩子的图钉游戏和诗是等价的。”而摩尔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存在着不同质的幸福，这就回到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摩尔继续反驳道，“它(功利主义)的当然含义是：判断行为的是非标准，是行为增进每个人的利益的倾向如何。此处，利益通常意味着列入一类的各不同的善之一种，而这些善之所以列入一类，仅仅由于它们是一个人通常欲求的，由于我们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善，所以这些自己的善是我们生活的目的”，这种论证方式是一种同义反复，它不是一种哲学论证，这是不可接受的。摩尔的基本看法就是：善或者是幸福是不可定义的，是千差万别的，而且是最原初的、最简单的、不能再分解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