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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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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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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出版社：巴蜀书社
·ISBN：7806595686
·条形码：9787806595688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0开 Pages Per Sheet
·丛书名：研究丛刊
媒体推荐 前言
中国与日本是东亚的两个一衣带水的邻邦。长期以来，文化之彼此交流，思想之互相渗透，对各自历史发展进程，曾经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隋唐之际，先进的中国文化传到日本，促进了日本列岛文明蓬勃地发展。到了近代，由于欧风美雨袭来，日本率先采用西法，百度维新，骤致富强，反过来又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日本的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1877年11月27日)，随何如璋出使日本的参赞黄遵宪，在东瀛耳闻目睹了明治维新后十年的巨大变化，大发感慨。他后来写诗称：“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黄遵宪还特别对此句加以注解云：“在日本时，与子峨星使言：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吾不敢知，要之必变。”子峨者，何如璋也。本书即由何如璋使日开篇。
历史很快验证了黄遵宪的高瞻远瞩。甲午战争之后，在饱受日本侵略者蹂躏的神州大地上，迅速刮起了变法的春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大声疾呼，唤醒国人。他们所高举的旗帜匕，书写的是“以开创之势治天下”，更张旧法，救亡图存成了当时的主旋律。百日维新运动亦应运而生。
仔细披阅中日两国历史文献，可以清楚地看出，康有为所发起的百日维新，实际上是一场仿照日本明治维新的改革运动。日本外务省档案史料清楚表明，在变法运动高潮期间，光绪皇帝亲自书写谕条，命令军机大臣王文韶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到日本公使馆与代理公使林权助商议中日两国亲交事宜。这位紫禁城里的年轻帝王甚至还书写过“朱笔谕条”，要派康有为赴日本“坐探变法事宜”。不言而喻，一心一意欲有所作为的光绪皇帝已经把明治天皇当作自己推行新法的楷模。
至于明治维新的精髓，可用十二字来概括：采世界之良法，决万机于公论。康有为在戊戌春季上书统筹全局时，曾把明治维新的经验归结为“一日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日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日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并认为此乃“变法之纲领，下手之条理”。
在变法高潮期间，康有为还曾两度将《日本变政考》进呈给光绪皇帝，并且上书陈述进呈此书之深刻用意。康氏称：
“惟泰西国数极多，情势各异，文字政俗，与我迥殊，虽欲采法之，译书既难，事势不合，且其富强精巧，皆逾我百倍，骤欲致之，下手实难。惟日本文字政俗皆与我同，取泰西五百年之新法，以三十年追摹之，始则亦步亦趋，继则出新振奇，一切新法，维妙维肖，……吾地大人众，皆十倍日本，若能采鉴变法，三年之内，治具毕张，十年之内，治化大成矣。”
一言以蔽之，康有为认为采用日本经验，乃是向西方学习的捷径。因此，他恳求光绪皇帝假日本为向导，以日本为图样，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凡日本行之而错谬者，中国不复践之；凡日本的成功经验，中国但取而誊写之。这样“取而鉴之，举而行之，按迹临摹，使成图样”，一转移间，便可以“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矣”。
……
目录 《研究丛刊》总序 李文海
前 言
绪论：外务省档案与晚清史研究
一、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
二、叹曾纪泽之死
三、慈禧首次盛宴洋人纪实
……
文摘 书摘
尽管何如璋在朝鲜问题上与黄遵宪一起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但是，由于受琉球交涉一事的影响，李鸿章已对何氏产生了不良的印象，、认为他“历练未深，锋芒稍重”，继续留在日本会影响对琉球之交涉，故而建议总理衙门将何如璋调离日本。于是，何如蹄离开东京，重返故都，又回到翰林院任职。
光绪几年(1883年)九月，何如璋以翰林院侍读学士督办福建船政。次年当法国侵略军进攻马尾时，他以临阵仓皇出逃，被清廷革职，发往军台效力。期满之后，又为两广总督李翰章邀约，归广东主讲韩山书院。何氏一生真与李鸿章兄弟结下了不解之缘。
近期，我们又在外务省档案中发现了何如璋的两封亲笔密信。此信是何氏由日本归国后所写，其内容亦与李鸿章有关。
其一曰：“李爵相鸿章，由上海三次五百里陈奏越南事件，原折系皇太后存留宫中，除军机大臣以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得以筹划商办外，其余臣工概不得与闻。漫云百余金，即数百金，亦无从得八底稿，厅难设法，有负委任，尚望原情格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土战备多，主和者少，至六部九卿科道等官，亦各有议论。如指定何人及如何立论，无从得知，不敢妄言。”
文后，驻北京的情报接受者又用红笔注明“右者系支那之某官，致渡部书记生的内报”。它由驻北京的日本公使馆直接寄送刘日本外务省。按照惯例，驻北京公使馆对此类来自中国方面的情报，在呈交给它的上司日本外务省时，只称“支那某官”、“某人”，而通常不明言情报提供者的姓名，即使对其亲朋好友，亦不能有任何泄露，
其二曰：“前日周炳麟来访何侍读，炳麟盖在越南数日前归京者也。侍读问彼访西贡、河内、东京等之事，其所答不甚分明，亦无奇闻可称。炳麟又问侍读曰：琉球之事如何?侍读曰：议论纷扰，总要打仗而决已。昨日又有人来问越南事。侍读曰：吾闻似归和议，左中堂不要起行，李中堂上书，书中所言，吾亦不得听之云云”。
此情报末尾，有红笔注明“右者，何如璋氏，经井上生致渡部书记生之内报也。侍读者，乃何如璋自称”。正是由于第二份情报的特殊文体，日本在北京的公使馆情报人员才特别注明系何如璋提供。
这两封密信紧密排列在一起。书写于“大清国日本公使馆”的信纸上，书写十分工整，字体完全相同，由于日本驻京公使馆已破例注明出自何如璋之手，且均注称之为“内报”，内报者，盖情报之谓也，所以，日本外务省官员对此非常重视，几乎每个字都用假名注明读音，
……
